《火线》（The Wire）最后一集播完后，十年过去了（2002-2008，60集）。时间证明，它的确是美剧史上的最伟大作品（之一）。至少在高度的纪实性和文学性层面，还没有另一部剧能超越它。
喜欢《火线》的有两种人居多：与剧中角色处境相似的底层黑人、贩毒匪帮和街头混混（至多扩大到巴尔的摩市居民）；评论家和精英阶层。
剧中也只描摹两种人：掌握街头/地下权力的人；掌握司法和政治权力的公检法和政客。
中产阶层完全缺席。在他们安全的堡垒里，《火线》里的世界太危险太遥不可及，它是新闻里一闪而过的事件，没有哪个中产会对此当真。
现代美国的希腊悲剧
《火线》当年卖给HBO是以“警匪剧”的名义。剧名有双重含义，字面意思是警方对巴尔的摩市贩毒集团实施的监听行动。但实际的“监听”意义要广得多，包括对衰退的后工业城市巴尔的摩的穷人社区、黑帮毒贩、码头工会、警界、司法界、政界、教育、新闻媒体的刻画。
主要编剧大卫·西蒙（David Simon）想用这部“警匪剧”掀开巴尔的摩市的盖子，理清各股势力如何道路交错共建了这座城，又怎么纷纷陨落在自己的命运里，到头来巴尔的摩还是巴尔的摩。
大卫·西蒙把《火线》比作发生在现代美国都市的古希腊悲剧，“是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里斯（Sophocles）及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不是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古希腊喜剧作家）”。
他和编剧团队从记忆里打捞出那些具有命中注定悲惨结局的巴尔的摩人，把他们写成一个个角色。这些人是无缘由地被喜怒无常的神用闪电球扔中屁股的倒霉蛋，在人生路上因遭遇冷酷的奥林匹斯众神而折戟。又或者，他们自己就是这些满不在乎的神，随手就结果别人的希望或生命。
质疑体制、臣服命运，但尊重个体意愿和行动，对罪犯、瘾君子和警察、政客一视同仁。《火线》喜欢用定焦镜头长时间地注视一个场景，像放大镜扫过巴尔的摩的各个层面。一个在这一季匆匆掠过的角色，等放大镜再移来就可能成为主角。与此同时，放大镜未覆盖之处，人们仍在活动。
这样的叙事方式对影视剧来说或许缓慢，但具备文学的精准和深度。
语言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火线》里的神说黑人的语言。大卫·西蒙对语言精准的执着来自多年罪案记者生涯。他在《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记者生涯中养成在街头观察，与人交谈，记录线索、观点的同时也记录街头语言的习惯。别人都以为《火线》中大量的黑人街头语言背后有黑人顾问，其实“顾问”就是白人大卫·西蒙和另一位编剧、前巴尔的摩警探艾德·伯恩斯（Ed Burns）。
语言是一个社群最显著的表征。黑人占多数的巴尔的摩，要了解黑人，就要先认同他们的语言，种族平权、政治正确、底层关怀才有可能不是喊喊而已的口号。《火线》附赠给观众一个身临其境进入hip-hop的机会。Hip-hop是解释黑人街头世界的方式，你会迷上他们的语言，比白人英语更紧凑、夸张、有力，长句起伏光润的韵律感离rap只隔一台合成器。
蛛网囚徒和“美国梦”的破灭
《火线》的编剧团队除了西蒙和伯恩斯，还包括他的《巴尔的摩太阳报》前同事和罪案作家们。前同事、编剧之一Rafael Alvarez把它比作“需要看一百页才能进入”的俄国小说，“进入《火线》需要六集”。
《火线》最受赞誉处是它现实主义文学巨著的重量。大卫·西蒙和编剧团队不会骄傲到自比托尔斯泰或契诃夫，但他们的创作野心和成就看向文学前辈们。
纷纭角色中，这部剧的绝对主角只有一个——巴尔的摩。巴尔的摩像一个巨大的母体，各人在里面走向命运交叉的地狱。
前记者大卫·西蒙写这部剧有明确目的，纪实文学能把问题摆上台面：巴尔的摩为什么在走向衰退？码头工人领袖、警察局长、黑帮首领的改革企图为何必然失败?警察的种种努力为何也像注入无底水杯的水，注定白费？
巴尔的摩可以细分为几张蛛网，每张蛛网里的大部分人都没有发现，他们只能在自己的平面上移动。
街头世界和政界/司法界的诸人在自己的网中谋求最大利益。其中，能力最强者一旦试图突破“网”的平面局限，进入别人的网，往往刚一离开自己的网就“游戏结束”。
“美国梦”在巴尔的摩破灭。希腊悲剧可以被归咎于命运，《火线》里众人的悲剧有很大部分是制度的原因。因此《火线》成为可以讨论美国社会顽疾的第一手样本，包括哈佛大学、杜克大学、加州伯克利分校在内的许多美国大学都开设了《火线》的专题课程。
2015年，奥巴马找大卫·西蒙谈话，探讨司法改革和毒品战争的问题。2008年竞选美国总统时，奥巴马就曾表示自己最爱的美剧是《火线》，其中最爱角色是手持霰弹枪的Omar Little。
欢迎来到巴尔的摩
不仅奥巴马喜欢Omar，这个角色也一直是“《火线》众生相”中的观众最爱。Omar有原型，他的原型是巴尔的摩市一个名叫Donnie Andrews的法外之徒。
和Omar不同，Andrews的结局不是横死街头，而是“出于良心”自首，在监狱里待了17年，出狱后回报西巴尔的摩区。
在巴尔的摩民间，Andrews是都市传奇，他的名字被记住和歌颂；法理上，他是双手沾满鲜血的抢劫犯和杀人犯；报纸上，他两者兼具。
以记者的身份，大卫·西蒙很难在报纸上真实还原这个人物，对他的赞美挑战法度。《火线》给他自由，于是有了这个巴尔的摩游侠。
当《火线》中的绝大多数角色都困在自己的蛛网，Omar和另一个角色“Brother Mouzone”是 “跳脱者”（或许还能加上瘾君子、打不死的街头小强“Bubbles”）。他们遵循自己的道义和游戏规则，不站在任何一方。他们才是真的“成败在天”。
他们强悍到给自己不遵循规则的权力，但“天”把他们踢出局只需要漫不经心的一脚。Omar出局后，又一个轮回在巴尔的摩市上演。
编剧们能做的只有记住和再现他们的轨迹，借助真实的力量。
刚开拍的时候，当地各股势力对它有戒备心，到后来却变成有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出现在剧中。出镜的“大人物”包括马里兰州州长小罗伯特·L.埃尔利希、牧师弗兰克·M.里德三世、因腐败和逃税受过牢狱之苦的广播节目主持人兼前任警察局局长艾德·诺瑞斯、霍华德县执行官肯尼斯·乌尔曼等。
很多人在剧中扮演近似自己的角色。比如支持毒品交易部分合法化的前巴尔的摩市长。在剧中扮演一位健康署官员，这个官员做了和他当年实验相似的努力——和西巴尔的摩警察局长共同创建了毒品交易自由区Hamsterdam。
第五季中，大卫·西蒙邀请了不少前同事出镜，新闻人们一起把报纸新闻室原样搬上荧幕。
还有些角色的扮演者穿越了时间，得以隔着岁月旁观从前的“自己”。
扮演教堂执事的是巴尔的摩前黑帮大佬马尔文·威廉姆斯，剧中大佬Avon Barksdale即是以他为原型。1984年，编剧艾德·伯恩斯仍是警探时对他实施了监听行动，成功将其投入牢中。大卫·西蒙当年因为报道此案结识艾德·伯恩斯，此案改变了所有人的人生轨迹。
威廉姆斯在监狱里待了34年，出狱后他成为《火线》中的教堂执事，得到在另一个位置观看自己的机会。
除了巴尔的摩本地人，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他们的身份更增加《火线》真实的分量。
西蒙对“真实”的执迷到了这样的地步，“写剧本的时候我最在意的是这些角色的原型能否在剧中认出他们自己，我不管普通观众的，只要原型们觉得这一切不是胡扯就可以了。”（文/菠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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