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救国”，谁先谁后？

作为北大校长，蔡元培面对学生参与运动、投身社会的举动，心情相当复杂。一方面，他也希望学生能保持五四运动中表现出的“自治的能力”和“自动的精神”，但另一方面，学生的这种趋向既不符合他“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的期望，也会让平静的校园生活从此变得动荡不宁，“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

五四运动

学生救国会确实已经无法听从蔡校长的苦口劝告了。在由许德珩执笔的欢迎蔡元培返校的致词中，他们为自己的举动作出辩护：

生等亦深信大学生之贡献在增进世界文化，以谋人类之幸福，而（对）国家社会之现象，惟负观察批评之责。奈何生居中国，感于国难，遂迫而牺牲研究神圣学术之光阴以从事爱国运动。……国家进化，本具自然趋势，但以吾国半生半死之奴性的、惰性的现象，窃愿奋斗之促进于世界文化水平纯上。本非狭义的国家主义，亦非暂时的冲动行为。

蔡元培

反复强调学生参加社会运动是“不得已”，而且这种推进国家进化的使命还非由爱国学生来担当不可，所以虽表示“顾可以报先生、报国人者，亦惟学耳”，在沙滩却早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按照多数学生运动领袖的思路，“读书”与“救国”之间，有轻重缓急的分别。正如段锡朋所说：“今日何时，尚有我们伏读寒窗的工夫么。我们若是只管念书，终无争回青岛的一天。若是群起力争，或有达到目的的一日。”

这样的时候，“先生一代”的影响和平日养成的理想，就显现出它的作用了。与国民杂志社的矢志不渝相反，新潮社的领导人对积极参与五四运动开始感到后悔，因为《新潮》对刊物的学生身份有着明确的自认。因为五四运动，新潮社的刊物停顿了六个月之久，更不必提读书翻译一类的计划了。加上胡适返京以后，力劝北大学生尽快复课，说“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只应该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1919年12月17日，是北大二十二周年纪念日，胡适请他的老师杜威来发表演说，选择的也是与学生运动相关的题目《大学与舆论》，杜威在这篇演讲里隐含着对北京大学学生的规劝：“中国现在有许多困难的问题，都不是只凭了狂热的爱国心便能解决的，是要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去解决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底训练，全仗着高等教育底努力。”杜威这篇演说词由国民杂志社成员高尚德翻译，后来却发表在《新潮》上，也透露出编辑者对杜威看法的认同。

五四运动前，傅斯年就表达过对办刊影响学业的警惕：

平情而论，我们正当求学的时代，知识才力都不充足，不去念书，而大叫特叫，实在对不起自己。但是现在的中国是再要寂寞没有的，别人都不肯叫，只好我们叫叫，大家叫得醒了，有人大叫，就是我们的功劳。

傅斯年

1919年9月，傅斯年在去英国留学前，再度撰文表达了他的忧虑：“发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将来无益有损”。他认为北大学生即使是“应现时所要求”，也“还嫌实力薄些”，因为学生阶段“正是厚蓄实力的时候”。傅斯年对北大学生和《新潮》暴得大名也缺乏成就感：“我不愿《新潮》在现在铮铮有声，我只愿《新潮》在十年之后，收个切切实实的效果”。他表示，尽管经历了五四运动，《新潮》对于政治的看法并没有大的改变：“在中国是断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而对于政治关心，有时不免是极无效果、极笨的事。”他不愿意“一种极纯洁的结合”的新潮社，“一转再转便成政党的小体”。于是傅斯年重申了《新潮》创立时的初衷：“我们是‘专心致志’办‘终身以之’的读书会了”。

在这篇相当于临别赠言的文章中，傅斯年对于“同社诸君”提出了三点期望：（一）切实的求学；（二）毕业后再到国外读书去；（3）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很明显，他对于新潮社半年多来参与学生运动相当不满，而恋恋于“北大的文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