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从东京本乡的一家旧书店淘到一册旧籍《前会长故汤尔和先生追悼录》。确切地说，是一本册页，扉页是“前会长故汤尔和先生肖像”，油彩，是战前名画家、东京美术学校教授中泽弘光的作品。册页正文共六十页，中日文混排，纸墨精良，印工不苟，和本线装，装帧古雅。因无版权页，印制时间只能凭推测，估计是在1941（昭和十六）年上半年。
战前名画家中泽弘光绘汤尔和像
册页的内容，顾名思义，是“东亚文化协议会”（以下简称“协议会”）对已故前会长汤尔和的悼念活动——实际上是一场追悼会的记录。构成分两部分，开头为《前会长故汤尔和先生悼会记事》（下简称“记事”），是一篇活动报道，后面是与会故人生前友好对故人的追思及故人遗属的致谢辞。
《前会长故汤尔和先生追悼录》，1941年
据“记事”记载，悼会的主办者为“东亚文化协议会日方评议员全体”，这当然是一个名义。主要背景是，1941年4月11日至16日，“协议会”各专门部分别在东京京都两市开会，并于东京召开理事会，趁“华方评议员多数来日出席”，“爰籍时机，成斯盛举”，以共同追缅于半年前（1940年11月8日）在北京病殁的前会长汤尔和。4月14日午后五时，悼会在东京一桥区（即今千代田区神保町一带）的学士会馆举行。全体敬礼后，分别由“协议会”副会长平贺让、华北教育督办周作人致辞。接着，中泽弘光描绘的汤尔和肖像被赠呈给故人遗属，汤之子汤器代表遗族表示：“敬当视作家宝，传之子孙，永志荣誉。”待上述议程结束后，“全体共进晚餐，及膳进茶果”。平贺副会长起立，“指明邀请与故人生前关系最深之东亚文化协议会医学部评议员森岛库太氏，及长与又郎氏分别对故人之伟德致追忆谈”。随后，著名作家、文学部评议员盐谷温即席吟诵了一首其所作的挽诗：
挽汤尔和先生
——盐谷温未定草
轩歧方术固难穷，博学能文誉望隆。
大道道人参化育，上医医国建勋功。
含杯共赏西湖月，挥扇同吟北海风。
一夜长星痛零落，幽明何隔两心通。
“在座同人，弥深感慨。咸于庄严肃穆之中追怀逝者久之，至午后八时始散会。”
盐谷温自作挽诗
出席悼会者来自方方面面。除了“协议会”华日双方全体评议员之外，还有来自兴亚院、“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伪“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等机构代表，包括故人公子和儿媳在内，共计八十三人（其中，中方代表二十五人），规格之高，可谓备极哀荣。中日两国生前同僚友好对故人的盖棺，赞誉之隆，有如对古今之完人。如“协议会”平贺副会长在致辞中评价道：“其识见则高迈卓拔，其人格复当代稀见。廉洁清直，足以师表一世，实为万人所敬仰。”
与汤同属“协议会”医学部评议员的医学同行森岛库太，回忆了自己在“去今三十四五年”中与汤的交往，有畅谈，有招饮，有探病，话题从家常，到东亚医学和学问的进步及人才养成，于公于私，善莫大焉，触景生情，无不动容。最后一次见汤，是在1940年，汤已病重住院，却安排公子在家中招待森岛和另外两位日本人。森岛表示主人病中，不便叨扰，极诚辞谢，汤却说：“已经预备了，不要推辞。”森岛遂“恭敬不如从命”，但还是被惊到了，不仅感慨系之：
席间上来的绍兴酒极为馥郁，钱稻孙先生告诉我们“这酒在北京只剩得十斤”。原来特地访来飨我们的，乃是六十八年前所酿，葵酉年的酒。算来我生才六岁，汤先生还没有出世呢……总之为这么一个外国布衣，用情之厚如此，在我允极光荣，感激无既。
森岛后来把第一次评议员会时，“先生赠我的，刻在万寿山东边耶律楚材墓前的先生亲笔写的诗的拓本，装成横幅，挂在书斋，朝夕相对”。毋庸讳言，“汤尔和之吊耶律楚材，亦其自吊也”（胡文辉语）。因汤诗刻石已于1951年被拆除，胡文辉说：“或许天地间仅存图书馆里的拓片了。” （胡文辉《沦陷语境中的耶律楚材——汤尔和的心事》，收入《掌故》第三集，中华书局，2018年1月第1版，82页）但与大陆图书馆藏的拓片相比，森岛库太家藏拓片，系汤本人所赠，或更具版本价值？也未可知——此乃题外话。
另一位评议员长与又郎与汤同岁，又是医学同道（长与是病理学者，汤的所长是解剖学、组织学），对汤氏的追忆最详，足可堪与汤的生平比照，或可互为印证、补充。但长与的追忆侧重医学专业领域，有些记忆也与事实有出入。如他说：
汤先生所投进的是现在金泽的医科大学的前身，金泽医学专门学校，明治四十年毕的业。以后还在校中研究了两三年的解剖学组织学。直到第一革命起来的时候，还在金泽。
这显然是欠准确的。据《浙江民国人物大辞典》 记载，汤结束二次留日，回国是在1910年6月，“筹办浙江病院，任副院长兼内科医生，并当选为浙江省咨议局咨议”。（《浙江民国人物大辞典》，林吕建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141页）辛亥革命后，待局势稍稳，于1912年10月，受命在京创设了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今北京医科大学前身），并任首代校长。他对教育总长范源廉提出的办学条件，是“要办就得专门西医，不可中西合璧”。作为解剖学专家，汤深知解剖学对于现代医学的重要性，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大力倡导解剖，并亲自起草了《解剖条例》，民国二年由教育部正式颁发，是中国最早的解剖法令。
汤尔和对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也是开拓性的。长与在回忆中还提到：
中国当时，没有医学教科书。能读外国书籍者不多，便是能读日本教科书的也不多，先生于是第一着手将日本医学教科书译为中文。首先编著了自己所专攻的组织学的教科书及解剖学的教科书。那是民国三年的事，书由东京吐凤堂出版。
事实上，汤尔和翻译、编著的医学教科书远不止于组织学和解剖学。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的作家止庵说，他曾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查过，“当年诊断学、解剖学、组织学、外科学、内科学、妇科学、眼科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等医学教科书，都是他（汤）一人编译的”。正是在“译著之间，即深感医学上学术用语的歧异为不便，断非统一医学术语不可。于是在北京组织了科学用语审查会……”而长与又郎“与汤先生之往来渐趋频繁者，即由这时期开始”。
长与还特别提到，“我们对汤先生还有应当感谢的一事”：大正十二年（1923），关东大地震发生后，“汤先生立刻代表中国红十字社，带同侯毓汶君，及其他二三位来到东京，在大学、陆军、赤十字等病院，对伤病者施以诊治”。对此，王芸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也有过记述：
（1923年）9月6日 新任驻日代办施履本赴日慰问震灾，并办被灾华侨善后事宜。汤尔和、江庸等亦代表红十字会及救济会赴日。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八卷），王芸生编著，三联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70页）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联，2005年7月版
两个月后，“日本议员五人来华，答谢中国赈济震灾”。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波谲云诡的中日关系史上，如此正面互动的记录，不能说绝无仅有，却也寥寥。
周作人的《致辞》，是一篇“名文”——曾作为周的“佚文”，一度浮水：1994年，藏书家姜德明先生撰文《周作人谈汤尔和——关于周作人的两篇佚文》 （以下简称《佚文》，见《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6期，41-43页），所谈之一即此文。据笔者有限的扫描，二十四年过去，此文迄未收入任何一种周作人文集或佚文集，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致辞》是周以“评议会”评议员的身份，“代表中国方面的评议员各位”的公式发言，紧随平贺让副会长之后，在其他三位日方评议员和汤公子之前，其格之重，可见一斑。文章虽短，在这本册页中，却是最重要的一篇。因为，在所有参会者当中，无论作为个人还是公人，知汤最深者，非周莫属。从私的立场上，周“自壮年即与相识，但是交游却并不甚频密。然而对于他的出处，却时时敬慕”；在公的立场上，周是汤的同事、部下和继任者——1937以后，周所担任的所有伪职，均源自汤的举荐，或汤身后的“补缺”，从伪北平图书馆长、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到伪东亚文化协议会长、伪华北政委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等等。于情于理，周的确很难逃脱为汤尔和盖棺的“使命”。而客观上，也没有比他更合适的角色。
周对汤的盖棺，重在两点：一是说汤“不仅是一位学者，一位大政治家，而且是一位非常的硕德者”。他作为智识阶级之代表，“深知非以日本为模范去应付新时局不可”，但在“相互间发生了这次莫大的不幸”（指七七事变）的挫折之下，“巍然逆立于滔滔的浊流之中者，在我中国，则非推故会长汤先生为第一人不可”。而汤的主要路径，是“重建文教正统”，“于是才有了这个东亚文化协议会的成立，使三四十年以来不绝如缕的中日文化提携事业重见复兴”；第二点，在《致辞》中点到为止，却在稍晚成文的周的另一篇佚文《<汤尔和先生>序》中，有较比充分的展开：
汤先生一生中治学与为政相伴，其参与政事的期间差不多也仍是医师的态度，所谓视民如伤，力图救护，若是办学则三十余年来与医学不曾脱离，中国现在仅有的一点医药新学问的基础，可以说全是由汤先生建筑下来的。我常想人类最高的文化无疑的是医学，因为人类最高的道德思想是仁，而医学乃是唯一的救人的学术。我们看汤先生一生行事彻头彻尾是一个医家态度，即此可知其伟大之所在了。 （见《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6期，43页）
知堂早年曾求学于南京路矿学堂，有过科学信仰，胞兄又是学医出身，兴许对儒学的“医乃仁术”和《汉书?艺文志》中所谓“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的“医术通于治道”思想有过人的心得，也未可知，但他对汤终身“治学与为政相伴”的评价确非虚言。长与又郎在发言中亦提到：“民国十一年，汤任教育总长，旋又任财政总长，内务部总长。可是听说汤先生的心里，仍未尝离开医学，虽在百忙之中，仍常到研究室去。”
当然，周对汤的评价，仍是从公式立场，对同样作为“公人”的前同僚、上司的盖棺之论，并未涉及个人交情，也基本未吐露故人的性情和生活细节。彼时，周已继任“协议会”会长和教育总署督办等要职，如何为汤盖棺，毕竟也牵涉到对自身选择和事功的合理化、客观化问题，这一层是可以理解的，但仍不无遗憾。汤、周二人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原本两人的日记是值得期待的，但在周日记全本出版遥遥无期，而汤的日记已在文革中烧毁的情况下，这种期待似乎也越来越虚妄。
最后，对悼会的时间关系略作考叙。上文也谈到悼会的背景，是1941年4月，周作人作为新晋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率评议员代表团访日，在京都和东京两地开会、参观，拜访日本军政要人（也是沦陷后，周以职务身份唯一一次出访日本）。在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和王锡荣的《周作人生平疑案》中，对周在日本的活动均有记载，但语焉不详。在张菊香主编的《周作人年谱》（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中，曾有如下记载：
4月14日
上午往东京。
午赴日本国文相桥田的招宴。
对汤尔和悼会一事未做任何记载。后在年谱增订版 （《周作人年谱（1885—1967）》，张菊香、张铁荣编著，2000年4月第1版）中，补充了关于悼会的记述，大约有400字，内容基本是对姜德明《佚文》和册页中周作人《致辞》的摘编。
1941年4月19日，周作人一行回国。22日晚，抵北京。翌日，接受了新闻记者的专访。26日，作诗一首：
春光如梦复如烟，人事匆匆又一年。
走马看花花已老，斜阳满地草芊芊。
《周作人年谱》，张菊香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已故日本汉学家丸山升生前藏书，内有丸山先生的贴纸和所作记号）
《周作人年谱》（1885-1967），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版
（附）
汤尔和追悼会致辞
周作人
今谨僭越地代表中国方面的评议员各位，略致芜辞。
中国方面大多数的评议员，能够参加本夕这样盛大的故汤先生追悼会，觉得非常光荣，尤其是我个人，今继汤先生之后，在教育方面致其微力，此刻得列末席，觉得是个非常的奇缘，真有感慨无量之思。
诚如适才平贺副会长所说，汤先生在今日中国，是个伟大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学者，一位大政治家，而且是一位非常的硕德者。本人虽自壮年即与相识，但是交游却并不甚频密。然而对于他的出处，却时时敬慕。此时匆促，不容我将关于汤先生的所闻所见，一一报告，只得略述一点所感。
五十年来，我国的知识阶级，无不深知非以日本为模范去应付新时局不可。然而最近数年，却为别一种文化思潮所推动，以致相互间发生了这次莫大的不幸。巍然逆立于滔滔的浊流之中者，在我中国，则非推故会长汤先生为第一人不可。因为虽说也并非没有不抛弃了原来错误的信念的人，但大多陷于悲观，敢于向着前面努力奋斗的，则几于绝无。事变以后，立刻坚决地主张非复兴文教不可，不顾危险挺身而出的，只有汤先生一人而已。他而且痛切指摘时弊，重建文教正统，不仅招来国内的知识阶级，而且博取得日本学界各方面的同情。于是才有了这个东亚文化协议会的成立，使三四十年来不绝如缕的中日文化提携事业重建复兴。不待说，这意义深厚的协议会的成立，全仗了日本朝野识者的同情；但若无汤先生，这会也许便不能产生。然而如此具有未来性重要性的汤先生，去岁竟抛弃一切而长逝了，这对于中国真不能不说是一桩重大的损失。而可以来慰安我们这种悲哀的，则只有本会的评议员诸位了。今夕承平贺副会长以次日本方面各位评议员诸位，在这种意义之下，举行这个深有意义的会合，中国方面的评议员全体感激莫名，恐怕九泉之下的汤先生也在感泣。惟有请今后仍多赐援助，一如汤先生在世之时，使中国文教得以发大光扬。感激之余，语辞错乱，谨代表中国方面评议员表示谢意，献此芜词。（文/刘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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