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里，跑了一大圈。从年前的京都，正月里的哈尔滨，到正月十五那几天的台北，真算是东北亚考察游了。在京都待得最久，有一周时间，这个大片厂一样的城市，留下我对明治维新150周年的无限好奇和探询之意。到哈尔滨住进20世纪初建造的马迭尔酒店，却依然被这座曾因远东铁路修建而兴盛的城市掰扯出几丝近代史的幽情。最后来到台北，坐在内湖台达机电放映室里观看一部形式奇特的纪录片《日曜日式散步者》。此片获2016年度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导演为黄亚历。这是一部归类于纪录片的电影，话题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台湾一个最早引介超现实主义文学的诗人团体——风车诗社（Le Moulin）引发，展现它们的思潮脉动、创作实践，从而反映现代主义文学的前卫浪潮，由欧洲至日本，再传递至台湾的文化移动路径。 “异文化的接受究竟是一种纯粹的想象，还是从扎根的土壤里所混合出的全新种植？”导演这样发问，他想通过当时风云诡谲的社会情境中这样一个在殖民地滋长的小小诗社，透过他们的创作和观念论述，离析出一点供后人反思的思想晶体。
《日曜日式散步者》
这是一部无处不存在挑战的奇崛影片，首先它拍的是一小部分日据时期坚持用日语做公开的文学创作的台籍青年人，受当时各种管控法令所限，公开发表的文字只能是日文作品；其次这些台籍文人所走的文学路线是发轫于法国的超现实主义而非更切近的现实主义文学潮流，这在当时的欧洲也很得风气之先，况乎是在偏安一隅太平洋上被殖民的小岛台湾。这样婉转腾挪于时代之中，用着别国语言仍然在坚持发出自己明确的主体之声的一小撮人，偏导演不用访谈画面、不跟拍、不用旁白或文字来说明剧情，整个影片风格相当之超现实，紧密贴合着“风车诗社”的气质展开。导演为何在这样一个微小又复杂的题材上发力至此（拍摄了三年时间）？那一群时不予我的时代里用青春热力去拥抱着纯然美学创作的年轻人，那些几乎湮灭于风烟里的微弱的足音，在今天这样一个自由得多的环境里，又能提供怎样的价值呢？
导演难得在于只是平静地打开历史的断面，而不带有更多的情感投射。影片里既无悲苦的控诉，也无基于道德的评判心，而只是运用影像和声音，以有效的蒙太奇组构，做自己直觉的铺陈。一个诗社，一群Nobody，一群在台湾出生成长的日语作家，他们聚在一起，尝试文学的可能，为台湾留下东西，“这是应该被看到的，就像《民俗台湾》的重要性一样。”导演这样说，而正是这样，反而展现出意大利政治哲学家波比欧所说的“弱势美德”的形貌。“弱势美德”总是伴随着被侮辱、被损害、被践踏的弱者经历。它不能使人成为英雄，也无法使人充分高尚，它只是帮助人活在人性道德的灰色地带，而不至于完全绝望或彻底堕落。它没有强势美德那种与历史进步积极抗争相连的“奉天承运”之盛烈，但那不是它之过，因为它本身一定与某种极端环境密切相关，是那种情境下的当然产物。我们去呈现它，只是因为它依然存在着，是现实的一种。
现实的另一种，我则在另一部台湾电影《大佛普拉斯》里看到了。台北回程的飞机上，将去年金马大热的这部新片看完了。这也是个关于弱者、关于各种“弱”的故事。两个孤寒老汉，捡破烂的和看门的，他们寡淡寒碜的日子里，因为偷看阔人的行车记录仪而引发离奇际遇。其次则是各种弱，弱者的弱、富人的弱、女人的弱、公权的弱、佛法之弱……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是也。导演黄信尧的高妙在于不止为底层畸零人说话，也展露这些同一片天空下，同一块热土上讨生活的“别人”，那些高高低低间活着的人们的困境和恶相。他用台湾早年日据时期默片就有的 “辩士”方式（无声片放映时作旁白和解说的人），作为影片旁白，煞有介事地夹叙夹议着，点评着里面的人物，扮演民间话本里古道热肠但是毫无用处的看客。
《大佛普拉斯》
此处不得不再提一次这个话题，关于“情感投射”。这部影片有很鲜明的底层意识和现实批判不假，但并无半点阶级站位带来的投射也是真，没有丝毫对弱者的不节制的悲悯，没有对其他阶层过度的想象，反而有对各种身份处境下人的裸裎，整个空间的呈现——那个“被风俗和忧患所束缚的、与历史和国家相隔绝的、永远忍气吞声的世界”，那个难找舒适和安慰的台南小镇。
历史行走至今，从帝国时期到今天，东亚近现代史的地缘政治大变动总和日本有着难以厘清的纠葛。好像总是因为它，因为“明治维新”这一块拼图的动，我们卷入战争问题、家国问题，到每个地区、每个人的主体认同各种问题。早期来说，台湾的文学与电影中总有一份难以纾解的“家国叙事”“乡愁问题”之余绪。时至今日，我想这个叙事模式不能说“失效”，但也多少有些对应不上当下时代的感知方式和心理情状。电影人将触角探入更深处，历史底层、缝隙、脆弱处，从那里去用一种“考现学”的方式（考察和表达当代变动的科学），应对历史的加速度。正如《大佛普拉斯》里旁白说的，“对他们来讲，不论是出太阳还是下雨，都会有困难。但他们没办法去想生命的困难，因为光是生活里面，就有解决不完的困难。”一个弹丸之地，各种落脚的行人，只有眼前的情状，不知将来的归处。历史就尤显得是个加速运转器，教人要么走到更实处（《大佛普拉斯》），要么走向超现实（《日曜日式散步者》），去获取一点“端起饭碗的力气”。那些似与“家国”无涉，又似乎是另一种与家国的委婉呼应。只是沧海桑田风云变幻下的岛屿上，年轻的创作者已开始勇敢地实践，敏于时势和风气，主动变奏出此时代的家国，此时代的叙事，一种弱者的美德，一种可以去理解各种情势下人的处境的能力。
弱者的美德，首先是活着，然后才有被书写。
本文刊载于20180320《北京青年报》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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