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50年前的今天，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被刺杀。他死后迅速被神化，被官方塑造成为所有人、所有意识形态都可以亲近的安全形象。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致力于追求一个更平等的社会，心怀远大理想，也因此被美国主流社会所不容。某种程度上，他的遇刺“挽救”了他的形象，当然这种“挽救”是他不希望看到的，因为他的许多更有锋芒的言论和思想被遮蔽，他的理想也远远没有实现。
他在中国的形象更是单薄，除了“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讲之外，人们对他所知无多，也对他身处的时代、面临的困境非常陌生。我们希望用系列文章去走近金，探讨他的非暴力思想来源，还原他生命最后时光广受排斥的激进运动，让他成为我们的向导，去认识那个交织着痛苦与荣耀的时代。
1
学术之旅起航
1944年的9月，15岁的马丁·路德·金开始了他的大学本科生涯。金的好友、大学同学沃尔特·麦考尔（Walter R. McCall）这样评价他：“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我不认为他学习得很刻苦，但他确实足够重视他的学业”。事实证明，金的课外活动十分丰富：他分别在1946年和1948年拿到了约翰·韦勃演讲比赛的二等奖；他是学校社会学俱乐部的负责人；他还是辩论队、学生会、合唱团、牧师联盟和巴特勒大街基督教青年会篮球队的成员。在校外，金还参加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莫尔豪斯分会。
图片中间是马丁·路德·金，他此时在莫尔豪斯学院的毕业典礼上。
毫无疑问的是，金的大学生活如此丰富多彩，他一定会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种族问题并作出自己的判断和思考。而事实是，大学生活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金原有的种族观念，他曾说道：“我看到的白人越多，我对他们的愤恨之情就越发削减，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合作的精神。”与此同时，金也在思考社会改良的问题，就在此时，他阅读了美国著名作家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名作《论公民的不服从》（On Civil Disobedience）。金曾言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非暴力的概念，“我被这种不与罪恶体制合作的观点深深吸引了”。这种吸引力之大使金“深深感动乃至将书又读了好几遍”，从那时，金开始相信“与罪恶不合作和与良善合作同样是我们的道德责任。”
马丁·路德·金入学克罗泽神学院时的登记照片。
1948年6月，金从莫尔豪斯学院毕业，取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同年9月份，他进入了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克洛泽神学院开始了另一段大学生活。在克罗泽，金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神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学习，他阅读了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霍布斯、边沁、密尔、洛克乃至劳兴布施和尼布尔的大量书籍，了解了诸种思想流派的主要理论。可以说，在克罗泽的四年时间，金度过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学术之旅。
较之莫尔豪斯时期，金一开始并不是很适应在克罗泽的生活，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学校环境的变化。莫尔豪斯是一个黑人学院，金在学校的生活总体来说是很自由自在的，没有受到太多种族隔离的干扰。而克罗泽则不同，金1948年入学的时候克罗泽神学院仅有11名黑人学生，而这给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紧张感。“如果我上课迟到了一分钟，我就会病态般地迅速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且感到自己在他人的目光注视之下”……“这种情形在那个时候非常严重。我开始过分地装饰自己，比如保持我的寝室一尘不染，把我的鞋子擦得锃亮并将我的衣服熨烫地笔挺。”这种情况在一年之后才慢慢好转，金也逐渐建立了与同学和教授间的良好关系。最好的例证便是第三年的时候，金被选举为班长。
2
尼采与甘地
金在克罗泽期间的确接触到了形塑他非暴力思想面孔的重要人物与重要理论，这些最终影响他将非暴力思想视为社会改良的一种重要方法。
1949年9月，金参加了著名的基督教反战人士A.J.缪斯特（A.J. Muste）的讲座，缪斯特在讲座中宣扬了他的绝对化的反战主义主张，金虽然被缪斯特的精神所打动，但对他的观点抱持怀疑态度。此时的金认为，“战争虽然不是什么正面的或者绝对的善，但它可以作为一种负面的善来阻止邪恶力量的成长和传播。战争，虽然是可怕的，但总好于向极权制度投降。”此外，金还曾坦言：“在这一时期，我对用爱的力量来解决社会问题这一方法感到绝望。”那么，是什么导致金的非暴力思想陷入低潮呢？
答案是尼采。这位著名德国哲学家的观点打击了金对爱和非暴力思想的信心：“也许是尼采的哲学让我对爱的信心有了暂时的动摇。……在他的理论中几乎所有生命都在表达着对权力的欲望与意志——而这种理论，是源于他对普通道德行为的蔑视。他攻击了整个希伯来-基督教的道德体系，包括敬虔、谦卑的美德，对世俗的关注以及对待苦难的态度。”金在几年之后如此回忆道。
尼采运用其出众的批判力对基督教中“爱”的概念进行了猛烈抨击，并以此为前提构筑自己的“权力意志”学说。这种批判在西方思想史上造成过重大影响，并导致了尼采信徒与基督教信徒两大派别的分离与对立，这种情形在美国亦有表现。金在脱离了学生身份而以专职民权活动家的身份进行民权活动时，也经常遇到此问题。而这些无疑再一次激发了金对于“权力”与“爱”这两个宏大概念的重新思考和定位。1967年8月16日，也就是金被暗杀的前一年，金在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组织第十一次会议上发表了《我们将从这里去向何方？》（Where do we go from here？）的演讲，这亦可视为金对尼采思想的最后批判以及金对此问题的最终认知。
“历史上最大的难题之一就是爱和权力这组概念经常被人们当作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概念，因此爱就被定义成是对权力的无奈顺从，而权力则被看作是对爱的否定。这种误解是哲学家尼采导致的，作为一个强调权力意志的哲学家，他拒绝了基督教中爱的概念。……然而，我们需要领悟到没有爱的权力是鲁莽的、恶毒残暴的，而没有权力的爱则是多愁善感的、脆弱的。最好的权力其实是通过爱来达成社会公正。”
这番讲话清晰地表明了金不仅没有抛弃学生时代就确立下来的对爱之力量的信心，还显现出他对这一重大思想分歧问题的独到理解与思考。他巧妙地把尼采所强调的“权力”概念之内核替换成了“爱的力量”，将两个原本对立、颉颃的哲学概念统一、融合起来。不得不说，这是金独有的重要思想贡献。
此外，金能在民权组织的内部会议上说出如此言论，也从侧面证明了尼采及尼采言论在金民权思想中的地位——尼采和他的理论对于金来说，是一种带有破坏力的“反面教材”。虽然金年轻时曾深陷于此种理论不可自拔，但一旦他走出这个阴影，他便学会了对其进行有效的批判，并将这种批判传播至那些对爱丧失了信心的人。虽然是“反面教材”，但依然可以说尼采在金的民权思想与斗争策略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只不过，是处在一个阴暗的、受到排斥的角落。
那么，光明之地摆放的又是谁的思想呢？这便是印度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先驱，被世人尊称为“圣雄”的甘地（Mahatma Gandhi）。
1950年的春天，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金出发去费城专程去听时任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校长的莫德凯·约翰逊博士的布道。而约翰逊那时刚刚从印度旅行归来，他在布道的时候讲到了甘地的生平和思想，而这引发了金“极大的兴趣”。金事后回忆说：“他（指莫德凯·约翰逊）所传递的信息深刻而令人振奋，我在布道结束后迅速买了六本讲述甘地生平和成就的书来阅读。”……“而在我读过这些讲述甘地成就的书后，我对他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深深着迷了。……甘地讲述的整个‘真理的力量’（Statyagraha）的概念对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通过讲座与阅读的方式，金和甘地第一次“相遇”了。在这样的“相遇”中，甘地用他自己的思想和实践成就驱散了尼采权力意志学说观点在金脑海中的残影，重建了金对爱和非暴力思想的信心。金在之后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思想剧变：
“当我深入地研究了甘地哲学之后，我对于爱的力量的怀疑便逐渐消失了。……在了解甘地之前，我认为耶稣的道德仅在个体关系中有效。……边沁和密尔的功利主义，马克思和列宁的革命方法，霍布斯的社会契约理论，卢梭‘返回自然’的乐观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这些思想家的经典理论没能给我的智力上和道德上的满足感，我从甘地的非暴力抵抗哲学中找到了。我开始认为，甘地的理论是受压迫的人们争取自由的唯一在道德上和实践上有效的方法。”
就这样，在克罗泽时期，马丁·路德·金因为一次偶然的讲座与甘地的思想结缘，深入阅读之后，金的思想发生剧烈转向，将之视为社会变革的唯一有效方法。至此，金非暴力思想的肖像逐渐刻画清晰。
在金的眼中，甘地非暴力思想的核心理念是“真理的力量”，而甘地组织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证明了这种“真理的力量”是可以促进社会进步的。这种成就极大地刺激了金的思想与灵感，让他认识到“甘地理念中的爱的伦理——亦是基督之爱，是可以成为一种促进社会变革的社会策略的。”
图为金收藏的甘地的书籍合影。
而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本身是甘地智识与实践活动的提炼和升华，其来源和构成相当复杂，但其核心是爱和感化。甘地自己曾说过：“非暴力就是以积极的形式来对待一切生命的善良意志。非暴力就是纯粹的爱。我在印度教的经典中, 在《圣经》和《古兰经》中都读到过它。”“在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名称发明之前，它的原则就已经存在了。……我曾用英文的‘消极抵抗’这几个字来阐释它，……但我发觉‘消极抵抗’这个词含义过于狭隘，它被当成是弱者的武器，强调的是仇恨，最后甚至会演变成暴力。我必须反对这些解释……。”
通过对这段充满“斗争”的思想史的梳理，可以探明的是尼采与甘地在金的思想体系中的地位问题。这二者所引发的金对于“权力、爱、真理的力量”这三个概念的思考，成为他民权思想的起点。之后，虽然尼采在与甘地的“较量”中彻底被审判者金打入冷宫，但这不妨碍二者都成为了金的民权思想与斗争策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只不过一个是反面形象，一个是正面形象。甘地的理论被金吸收后成为金的主导思想，主宰了他的民权思想以及种族斗争的理论和策略，说甘地是金的民权思想的“伟大导师”可谓是恰如其分。
3
蒙哥马利的民权试验
作为民权运动领袖，金短暂的一生中参加、组织了多次大型民权活动。论影响力，首推1963年的“向华盛顿进军”运动，当时有近三十万人聚集在林肯纪念堂前聆听金“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这亦被视为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人权政治集会。正是在这种空前的民众诉求和政治压力下，美国国会于1964年通过了民权法案并于1965年通过了投票权法案。
蒙哥马利运动则是金组织民权活动的“处女作”和“成名作”，是他首次把与国际思想元素融合后的“金式非暴力思想”运用于现实变革。蒙哥马利运动也是他参与度和组织度最高的一次民权活动，是他民权梦想照进现实的萌芽和滥觞。若没有在蒙哥马利的成功尝试，金就不会对非暴力思想抱有这么大的信心乃至奉其为一生的信条；此外，他也不会积累下宝贵的民权斗争和操作经验。
时光回转至1955年。没有人会想到，或者说，连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夫人自己也不会预料到，她被压抑多时的情绪会在12月1日这一天爆发。让人更加意外的是，帕克斯夫人在那一天的情绪，以及情绪背后的尊严与自尊，竟会点燃一场持续13个月的民权活动，以及一场旷日持久的民权运动。
12月1日这一天，帕克斯夫人如往常一样搭乘公车，工作了一天的她感到非常劳累并且脚部不适。她上车后坐在汽车未预留座位的第一排。慢慢地，伴随着有人不断上车，汽车上的座位被坐满了。这时，有一位白人男性上了车，放眼望去没有座位，而此时响起了公车司机詹姆斯·弗雷德·布莱克（James Fred Blake）的声音，要求帕克斯夫人给这位白人乘客让座。“帕克斯夫人安静地、镇定地、很有尊严地拒绝让座。结果她被捕了。”
罗莎·帕克斯被逮捕时的场景
对帕克斯夫人的审判定于12月5日星期一这天，而12月2日星期五的清晨，帕克斯夫人的保释担保人E.D.尼克松（Edgar Daniel Nixon）给金打了一个电话，讲述了帕克斯夫人被捕的整个事件过程，并提议说“只有通过公车抵制才能让白人们清楚我们再也不愿接受这样的对待了。”金为帕克斯夫人的经历和行为感到震惊，并同意了尼克松关于抵制公车的提议。随后，尼克松、金和拉尔夫·艾伯纳西三个人在电话中共同制订了关于抵制公车的策略和行动计划，又在当晚召集了蒙哥马利市几乎所有的黑人牧师和黑人市民领袖开会商议抵制乘车一事，他们很快就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又一位黑人妇女因为拒绝让座给白人而被抓捕并将被投入监狱。……如果我们不去阻止这次逮捕事件，那么白人们将继续下去，下一次被逮捕的可能就是你、你的女儿或你的母亲。帕克斯夫人的判决将在星期一进行，我们请求所有的黑人在周一都不要乘坐公车，以示对逮捕和审判行为的抗议。……”
以上文字被印制成7000份传单在12月3日由志愿者广为传发。作为这场活动的策划者和发起者之一的金，面对即将到来的事件结果，既饱含希望也略感担忧。周日晚上，经历了工作电话的打扰和仅两周大的女儿约兰达的哭闹后，金于午夜之后才上床休息。但是，面对事件结果的紧张感让金在第二天的五点半就醒来并洗漱穿戴完毕，并慢慢走向了窗户。然后，他从家中的窗外看到了奇迹。
金看到在距离自己家五英尺之外的公共汽车站上缓慢经过了一辆又一辆公共汽车，但没有一位黑人乘客在上面。之后金开车巡视了蒙哥马利市的每一条主要街道，他惊喜的发现，除了早晨交通高峰时段有不超过8个黑人乘坐公交车外，原先应该挤满了黑人的公交车变得空空如也。公交车虽然变得空旷，但却满载了民权进步的希望。
人们纷纷通过步行、搭便车甚至骑骡子来上班和上学。在交通高峰时，人行道会被步行的黑人们挤满，排队的队伍甚至绵延至12英里长。与此同时，帕克斯夫人在法庭中被法官判决有罪，处罚金10美元并需承担诉讼费用。帕克斯夫人不服并提出了上诉。当天晚上又一次举行了群众集会，E.D.尼克松倡议建立一个特别组织以引导抗议的有效执行。这一提议得到与会人员的热烈回应，当晚，便成立了“蒙哥马利权利促进协会（Montgomery Improvement Association）”，金被全体与会人员一致推选为协会主席。这是金民权领袖生涯的起点。
在这之后，金代表协会发表了公开演讲，而这一行为被媒体记者和电视画面所记录从而迅速传遍美国——乃至全世界。蒙哥马利运动成为了国际事件，金也迅速成为了名人。金很快着手建立了协会名义之下的各种委员会：交通委员会、经济委员会、计划委员会和策略委员会来负责各项工作的具体执行。金组织印发了成千上万的传单并招募了几百位志愿者来提供私家车以组织“集体乘车运动”，来继续抵制公共汽车。目前，整个运动都在非暴力的框架下运转，而金本人却遭遇到了暴力的威胁。
1月26日，马丁·路德·金因为“在限速25英里的区域以30英里的速度驾车行驶” 而被捕，金不得已在一个“肮脏不堪、臭气熏天的监室”待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晚上拉尔夫·艾伯纳西用现金将他保释出狱。更为极端的事情还在后面，1月30日晚上9点30分左右，一颗炸弹在金房屋的门廊处爆炸。当时的金在蒙哥马利第一浸礼会教堂参加集会，家中有金的夫人和女儿以及一位女性教友。“炸弹将门廊地板轰击出一个洞，击碎了四扇窗户并损毁了一个廊柱”，所幸没有人员伤亡。这一事件虽然没有导致金情绪和思想的剧烈波动，但却点燃了民意。当晚，数百个愤怒的黑人聚集在金的房屋附近，并与尝试疏通街道的警察相对抗，气氛可谓剑拔弩张。当晚的许多黑人民众都带有武器，甚至有人对白人警察喊出了“我们斗一场”的话语，暴力之火已然在暗暗燃烧。
然而，金平静而坚定的非暴力立场如清泉般浇灭了这暴力的火焰：“我们要相信法律和秩序。不要恐慌。……不要佩戴武器。‘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我们不提倡暴力，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善待他们，爱他们并且让他们知道你爱他们。……我想让所有人知道即便我被阻止了但这场运动并不会被阻止。……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都是正义的。上帝与我们同在。”
通过这段带有布道性质的即兴演讲，金成功地抚慰了民众，控制住了濒临崩溃的局面，但这并不代表面对炸弹他不曾有过内心的震动和拉扯。他坦言“想起自己的妻儿可能丧命于此，想起市政专员的诽谤，我会迅速处于腐蚀心灵的仇恨边缘。”但在一系列的思想斗争后，金和夫人科瑞塔一致认为：不能用暴力武器来保护自己。他们处理掉家中唯一的枪支，只购买了强力照明灯安装在房屋周围并雇佣了不带武器的看门人来保证安全。就这样，金用非暴力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战胜了对方暴力的挑衅和攻击。
这样一来，无论是政府亦或是少数极端分子，都无法对抗公车抵制运动了，因为它们几乎用遍了所有的招数却都不奏效。此时，有白人律师倡议，根据州法律的规定，抵制乘车是违法的。市政府将此视为此番对垒的最后一着，于是召集了蒙哥马利县的大陪审团（Montgomery County Grand Jury）来裁决参加运动的黑人是否违法。这个由17个白人和1个黑人组成的陪审团“理所当然的”裁定黑人违法，并对100多人都发出了逮捕令。3月22日，金在法庭上被判定有罪，但他被保释出狱并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在这样的胶着状态中，抗议行动依然在进行着，黑人通过参与集体乘车或步行来上班、上学，大量的公共汽车依然空空如也。整个事件从1955年的冬天蔓延至1956年的春天，又从春天延伸至夏天，这样的时间战让政府、协会和黑人民众三方都陷入了焦灼之中而不可自拔。然而，希望就在秋高气爽的11月份中默默降临了。
蒙哥马利市政府一方面难以忍受公共汽车公司的损失，一方面也难以接受越来越大的舆论压力，他们决定再一次在法律范围内出手打击抗议运动。这一次他们选择攻击整个运动的基础环节——集体乘车。市政府再一次将金和其他几个领导人告上蒙哥马利市法庭，请求法庭准许被告人补偿因集体乘车行为所导致的政府损失，不出意料，法庭最终判决政府胜诉，集体乘车被禁止。然而，讽刺性的一幕出现了：就在11月13日当天，美国最高法院宣布蒙哥马利公共汽车种族隔离法违宪，并通过新闻媒体公开了这一消息。局势瞬间就逆转了。
14日晚上金召开会议宣布这个消息，在场的八千多名黑人兴奋不已。然而。面对着即将到来的胜利，暴力的阴影再一次笼罩。同一天晚上，3K党通过电台宣布他们将再次进行暴力和炸弹袭击。奇怪的是，当3K党成群结队地驾车在街道上飞驰的时候，以往会闭门锁窗防止被偷袭的黑人们却不再害怕了，他们“就像在看马戏团表演”，大家若无其事的在街上走来走去。非暴力的思想和行为重新塑造了蒙哥马利地区黑人们的信心。12月20日，最高法院关于禁止公车中种族隔离的强制执行命令终于送到蒙哥马利市政府，噩梦终于结束了。
4
金式非暴力思想的形成
蒙哥马利抵制运动的是“金式非暴力思想”的本土实践。在这场理论与实践相对接的历史过程中，金遇到了来自内部和外部两个方向上的三大挑战：外部的敌对方的挑战，比如蒙哥马利市政府以及3K党；来自外部黑人民众的挑战，金的立场自然是与黑人在一方，但他需要让黑人民众依照他所设想的，运用非暴力的原则与方法来实行抗争，这就涉及到金如何有效表达他的思想以及如何有效组织黑人民众进行抗争的问题，这也是个挑战；在处理了外部的挑战后，金还必须面对来自自己内心的内部挑战。此时的金之心灵，尚是一个刚刚从学校毕业接触社会不久，其非暴力思想才初步定型的青年理想主义者的心灵，而非是一个懂得纵横捭阖的成熟民权活动家的心灵。这样的心灵中贮存了金原始的道德观念以及初成的非暴力思想，而这些，无时不在拷问金那经受着蒙哥马利艰苦运动的理性。这种反复的拷问促使金不断的重新思考自己所理解的非暴力理论并尝试调整战略，最终导致了金对于原有非暴力思想的本土化改造。
在运动的一开始，金是以“反抗种族隔离”和“基督之爱”作为口号和指导原则（而非甘地的名号）来号召人们参与蒙哥马利运动的。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金自小受家庭环境影响便信仰基督教，而之后无论是求学亦或是学术研究，他大都选择神学理论作为学习和研究的对象。基督教中对爱之力量的强调深深地烙印在金的思想之中，金完全相信这种力量是真实存在的，也是有效的，只不过一度认为它只能解决个体冲突而很难促进社会变革。二是金此时的职业是浸礼会教堂的牧师，他的合作伙伴和最一开始的受众也大多都是牧师和基督教信徒，利用基督之爱作为凝聚大家的理由具有天然的道德和组织优势。
金的第二个本土化改造行动就是妥善处理了基督之爱和甘地理念的关系问题。因为，在金的努力和偶然因素的作用下，基督之爱和甘地的理念都得到了宣扬。然而，这两种在金眼中已融为一体的理念却并没有得到黑人民众的充分理解，在当时，有相当一部分黑人认为基督之爱是无法推行至社会冲突中从而形成非暴力直接行动的。面对这个问题，金就必须妥善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并将它们打造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来让黑人民众理解并运用，那么，他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呢？
金的观点简短但意味深长：“非暴力抵抗就是用爱的力量勇敢面对邪恶”……“非暴力抵抗思想就是我们这次运动的引导之光。基督提供了精神和动机，而甘地提供了方法。”
由此可见，在金的眼中，基督之爱是人应抱持的理念，而非暴力抵抗则是达成目标的手段。二者之关系犹如人的头脑之于手腕，每个都不可或缺。这种认识明显比金在学生时代对“爱的力量”和“非暴力抵抗”这两个概念的理解要深入的多。在学生时代，金只是辩证地将这两个概念统一起来，认为二者具有同一内核：“爱的力量”，并且认识到这种“爱的力量”不仅适用于个体冲突，还可以解决群体冲突从而促进社会变革。而经历了蒙哥马利运动洗礼的金，逐渐认识到这两个概念必须在实践层面区分开，因此他创造性地赋予了这两个概念不同的实践内涵：“基督之爱”是动机，而“非暴力抵抗”是抗争的具体方法和形式。这层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调整，无疑对金的民权思想和实践都有重大的意义。
基于这些反复的思考和调整，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金式非暴力思想”，并为它总结了六个基本原则：
第一，非暴力抵抗者不可以诉诸暴力手段来抵抗邪恶。
第二，非暴力抵抗者追求的是赢得敌人的“理解和友谊”，而不是羞辱他们。
第三，非暴力抵抗者反对的应该是罪恶本身，而不是人们具体的犯罪行为。
第四，非暴力抵抗者一定是愿意忍受痛苦而不报复的人，因为他们把经受苦难本身看作是在赎罪。
第五，非暴力抵抗者既要避免施加给对方“外部的身体暴力”，也要避免施加“内部的精神暴力”。因为，非暴力行为是由爱的力量驱动的。
第六，非暴力抵抗者必须要有“对未来的坚定信仰”，并且要坚信“宇宙是在正义的一边的。”
金所提出的六个原则，其实是对非暴力抵抗者四个方面的身心行为做了规范：手段、目标、禁忌和信仰。由此可见，在经历思想与实践的双重波动之后，金对非暴力的理解更加深刻、清晰并明显的带有自己的色彩。
1956年12月20日，在最高法院公共汽车强制执行种族融合命令送达的当晚，金在蒙哥马利圣约翰A.M.E.教堂做了演讲，他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在申述着他参加斗争一年来的思想和感悟：“在过去的一年，我们从团结的非暴力抗议活动中收获了经验和成长，然而，我们不能满足于法庭上的对白人兄弟的‘胜利’。我们必须理解那些压迫我们的人……我们寻求的是在互相尊重基础上的种族融合。……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们必须表现出冷静的自尊和理智的自制。我们不能放任情绪泛滥，我们不能使用暴力，一旦我们使用了……我们过去十二个月的光荣尊严就会转变成黑暗灾难的前夜。当我们回到公车上时，我们要足够友爱来让昔日敌人变成朋友。我们必须从抗议转为和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非人性的阴冷荒凉的午夜走出，进入人性的明亮光彩的自由公正之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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