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歉能够改善个人、群体、国家之间的关系；能以平和的、建设性的方式，为发生冲突的当事人提供解决分歧的途径，同时保持或恢复双方的尊严。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道歉行为迅速增加，说明人们较以往进一步认识到了道歉的好处。同时，这也引申出更多值得探讨的问题：首先，关于过去几个世纪中的道歉（尤其是公开道歉），我们知道些什么？第二，在道歉成为备受欢迎又有效的和解方式之前，人们是如何修补、重建关系的？第三，道歉的风潮会在21世纪持续下去吗？若会持续，我们能期待些什么？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一些著名道歉
大众对于道歉态度的转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出现端倪的。迈克尔·亨德森在《宽恕的因素：为冲突中的世界带来希望》（The Forgiveness Factor: Stories of Hope in a World of Conflict） 一书中，阐述了战争结束和与战争相关的道歉行为在时间上的关联，还有“二战”时的敌对阵营在战后是如何尝试和解的。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法国与德国的和解，它们在之前的三次战争（普法战争、“一战”“二战”）和战争间歇可谓势不两立。伊拉扎尔·巴坎在《国家之罪：对历史不公正的赔偿与协商》一书中，进一步从德国对昔日敌人的战争赔款说起，按年代记录分析了“二战”后的一些赔偿案例。
从“二战”结束到1990年之间，有三次或含蓄或明晰的道歉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它们首开先河，触及的层面也十分广泛。这三次道歉多少都是“二战”带来的结果。
第一个例子是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决定，把所有关于犹太人的负面评论从罗马天主教的祷告文中删除。在这次表示歉意的举动之后，他又发起了《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Relation of the Church to Non-Christian Religions，一般写作Nostra Aetate）。这份宣言是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决议的一部分，于1965年由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继任者保罗六世完成并公开发表。它声明：“不应把犹太人视为受到天主摈弃或诅咒的人，并认为这是由《圣经》得出的结论……”此外，教会“痛斥一切仇恨、迫害、反犹太主义，以及在任何时代和由任何人发起的反犹太人的行为”。 迈克尔·菲尔（Michael Phayer）在《天主教会与大屠杀：1930—1965年》（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Holocaust, 1930-1965）一书中评论道：“在新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领导下，再加上众人对大屠杀心有余悸，天主教会转变了他们长达两千年的反犹太传统。” 宣言接着谈到了天主教会与所有文明的关系：“就人类的尊严和从中获得的权利而言，任何企图在人与人之间或民族与民族之间施加歧视的理论或实践，都是毫无依据的……教会谴责……任何因种族、肤色、生活方式或宗教的不同而发生的歧视与虐待。”人们普遍认为，天主教会通过这份宣言道歉了，并且在其中很含蓄地承认了教会身为加害者的角色。同时，教会很明确地表示，未来将以致力于和其他宗教建立联系作为补偿。
里夏德·冯·魏茨泽克
第二个道歉的案例是以演说形式进行的，可谓全球知名。它发生在1985年，西德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演说，演说主题是德国在战时的罪行。他的演说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通过这次机会，全面承认了德国在“二战”时的过错，同时劝诫人民要“正视真相”，视铭记这些往事为道德义务。他的演讲还有进一步的意义，因为三天后在比特堡（Bitburg）士兵公墓举行了一场颇有争议的纪念仪式，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出席了仪式，缅怀战死的纳粹党卫军。《纽约时报》的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称冯·魏茨泽克的演说是“我们时代伟大的演说之一”。杰弗里·赫夫（Jeffrey Herf）在其《分裂的记忆：两个德国的纳粹往事》（Divided Memory: The Nazi Past in the Two Germanys）一书中认为，这是自1952年以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关于纳粹时代罪行的最重要演说”。
最后一个例子是关于美国政府的。经过多年辩论与协商，美国政府于1988年向“二战”期间遭监禁的日裔美国公民正式道歉（包括金钱赔偿）。 巴坎认为，这个结果“是赔偿案例与纠正不公正历史的典范”。美国政府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部分是因为美国国会“强调了一个国家道德义务的重要性，即便在和政治考虑冲突时也是如此”。这个决定进一步显示了，就算是战争的胜利者，也有责任为自己的错误道歉。对于侵犯特定种族公民自由的行为，美国的回应为今后犯下类似错误的人树立了榜样。
林肯
在我看来，从20 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没有哪次道歉在道德和社会影响上能跟这三次战后的道歉相比。除此之外，唯有美国总统林肯的道歉令人难忘，即他发表的连任就职演说。这篇全长703 个单词的演说，为美国的奴隶制而道歉，现在铭刻在华盛顿州林肯纪念馆北面的墙上。我相信这次演说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在美国及世界历史上，很少有哪篇声明如此深刻与勇敢。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格兰特总统最后一次对国会发表的演说，也算是一篇道歉声明。但我认为格兰特其实是在申辩，是在合理化他的所作所为，为自己找借口。
就我所知，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文学或历史学在系统研究道歉这门学问。（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等学科开始对研究道歉产生兴趣，19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了寥寥几本关于当代道歉和“如何道歉”的作品。）学习欧洲中世纪历史的学生，可能很熟悉下面这两次有名的道歉。1077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来到意大利的卡诺萨城堡（Canossa），赤脚在雪地里等了三天，向教皇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 VII）赔罪，希望教皇不要开除他的教籍。第二个道歉来自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起因是他在1170年指使他人谋杀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à Becket）。四年后，亨利二世用苦行来赎罪，他身穿麻衣、头蒙灰尘，赤脚走到教堂前，让八十个僧侣用桦树枝鞭打他。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两次道歉是出于当事人的政治策略，因为两人都是和教会起了冲突的国王。
历史上另一种用来处理羞辱和道歉的手段，就是“决斗”，它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中世纪。要是有人感觉受到了侮辱或是名誉扫地，决斗就能在解决纷争方面派上用场。如果冒犯的一方道歉，被冒犯一方的名誉得到恢复，决斗就可以终止。
我收集了不少著名的道歉语录，大都来自19 世纪或20 世纪，它们对道歉的评价都不高：
“永不道歉是人生的金科玉律。君子不会想要他人的道歉，小人则只会利用他人的道歉来谋取好处。”
——沃德豪斯（P.G. Wodehouse，1881—1975），作家
“道歉只能说明那些他们无法改变的东西。”
——本杰明 ·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英国前首相
“明理之人从不道歉。”
——拉尔夫 ·爱默生（Ralph W.Emerson，1803—1882），诗人
“我从不费神为自己辩解……人生的基本法则即是绝不道歉。”
——沃尔特 ·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诗人
“永不遗憾、永不辩解、永不道歉。”
——本杰明 ·乔伊特（Benjamin Jowett，1817—1893），牛津大学
“永不反驳、永不辩解、永不道歉。”
——费希尔爵士（Lord Fisher，1841—1920），英国海军上将
“一个人的短处第一次被朋友察觉，十有八九是在他道歉的时候。”
——奥利弗 ·温德尔 ·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41—1935），美国最高法院前大法官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英美显贵榜上，缺少了一些声音：这里面没有女人，没有少数族群，也没有所谓“下层阶级”的人。或许这些人的缺席，足以佐证那句老生常谈：“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这也反映出他们在历史上处于弱势地位（只有趣闻轶事或被认为“有价值”的文件才会得到保存）。或许这些没发言的人，既没有渠道，也没有机会来诉说他们对道歉的价值（或道歉所没有的价值）所持的看法。无论是出于什么缘故，很显然，过去有权有势的人对道歉评价不高，因此也不难想象，他们自己有多不情愿向人道歉了。
道歉与宗教和法律的关系
我们假设，相比“二战”前，如今不论在私人还是公共领域里，道歉所扮演的角色都更为重要，那么问题就来了：在从前那些日子里，要是有人被冒犯了，该怎么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呢？我认为，这可以通过两种永不过时的机制来找到可靠的解答，也就是宗教与法律。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把宗教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从宗教我们可以看出，忏悔是其信仰的基石。虽然宗教提到忏悔时，说法都大体一致，即忏悔是远离罪恶、回归上帝，但它们也将忏悔描述成在冒犯别人的时候，用来恢复被破坏的关系的一种手段。事实上，宗教学者对忏悔时该做什么的分析与描述，与社会学家所描述的道歉过程是一样的。
当我们因做错事而触怒上帝或冒犯别人的时候，忏悔可以作为一种矫正或消除的方式。犹太教经典《塔木德》（成书于公元3世纪到6世纪之间）对忏悔的重要性做了很明确的说明。《塔木德》称，上帝在创造人类之前，就已经创造了忏悔。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写下这个观点的贤人，深刻体察到了人类多么容易犯错，还有人类有多需要宗教的引导来修复这些过错。要维系一个公正、让人得以安居的社会，忏悔（或是俗世里与它近似的“道歉”）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全能的上帝要在创造人类之前，先把忏悔备下。
另一个用来处理人类冲突，并且随着时间不断演进的机制，就是法律。如果我们把美国的司法体系看成一个由法律实践和判例组成的整体，就很容易看到，法律从某些方面来说，其结构、功能都与道歉无异。例如，在法律和道歉中，受害者（在刑事审判时，就是州政府或联邦政府）都要求弥补伤害。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法律会强制那些加害者（如果有罪的话）去补偿受害者，道歉则是自愿的，除非这个道歉也是法院要求的。我们从这个差别可以看出，通过司法途径只会让当事人的其中一方感到满意，但道歉却可能让双方都心满意足。
本文摘选自《道歉的力量》，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3月（文/艾伦·拉扎尔）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