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中二年（781）十月，一位被贬往崖州（今海南海口）、时年五十五岁的官员，从长安出发，沿着驿路，一路向南。这天，他到达容州（今广西北流）以南三十余里的地方。只见两山夹峙，状若关门，驿路从仅仅宽约三十步的两山之间穿过，险峻之极。官员一打听，原来此地居然是“通三江、贯五岭、越域外”的咽喉要地，名叫“鬼门关”。还有个民谚说：“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鬼门关？那可是传说中人间和阴间交界的地方啊。官员再联系到自己的人生际遇，很是感慨，作了一首《流崖州至鬼门关作》：
一去一万里，
千知千不还。
崖州何处在，
生度鬼门关。
一去一万里：我这次被贬往崖州，大约要走一万里。诗人在这里并没有吹牛，《旧唐书·地理志》说崖州“至京师七千四百六十里”，真的差不多有一万里。
千知千不还：我知道，这一次可能就回不来了。
崖州何处在：崖州还不知道在哪里。
生度鬼门关：我竟然活着经过了一道鬼门关。
诗中这位官员慨叹，人人死后都要经过的鬼门关，他竟然能够活着度过，的确是难得的奇遇。
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感慨。因为，他经过广西鬼门关的时间，距离他经过阴间鬼门关的时间，已经相当之近了。经过了广西鬼门关之后，他并没能到达流放的目的地崖州，而是在“去崖州百里”的地方，被从后赶上的皇帝诏命赐死，终年五十五岁。
他叫杨炎，那个为中国历史贡献了“两税法”的杨炎。这一首《流崖州至鬼门关作》，是他留在史上的绝笔诗。
一、仕途坎坷的名门之后
杨炎的曾祖父，叫杨大宝。杨大宝在武德初年，就已经是唐朝的龙门令了。“曾祖大宝，武德初为龙门令，刘武周陷晋、绛，攻之不降，城破被害，褒赠全节侯。”死在刘武周手上的杨大宝，就此成了大唐的烈士。
杨炎的爷爷杨哲、爸爸杨播，均未出仕，但都以孝行知名，得到朝廷“旌其门闾”、树立牌坊的奖励。受到爷爷和爸爸的影响，长大后的杨炎也以孝行闻名于世，“庐于墓前，号泣不绝声，有紫芝白雀之祥”。搞得灵芝和白雀都来捧场了，朝廷没有办法，只好又给他们家树了第三个牌坊，史称“孝著三代，门树六阙，古未有也”。
杨炎不仅孝顺，而且长得极帅，“美须眉”。明明可以靠脸吃饭的他，偏偏还很有才。一是擅长诗文，“文藻雄丽”，“文敌扬马”，那可是与扬雄、司马迁相匹敌的文笔；二是擅长画画，“画松石山水，出于人之表”，画艺那也是相当不赖。这样德才兼备的帅哥，岂能长居人下？自然是到处有人抢了。和当年大多数人不一样，杨炎没有经过科举考试，就直接被河西节度使吕崇贲辟为掌书记。
杨炎出仕的起点，相当不错。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起步就是司局级干部，直接跨越科级和县处级。因为掌书记是节度使的主要幕僚，“掌朝觐、聘问、慰荐、祭祀、祈祝之文与号令升绌之事”。一般情况下，掌书记的迁转，要么在地方幕府系统内迁转为节度判官、节度副使，甚至节度使；要么进入中央，担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拾遗、补阙或各部郎中这样的清望之官。
果然在不久以后，又帅又有才的杨炎上调中央，去了吏部任司勋员外郎，转任礼部郎中、知制诰，又迁中书舍人，进入了仕途升迁的快车道。大历九年（774），杨炎当上了副部级高官--吏部侍郎。
杨炎此时之所以官儿升得很快，是因为他得到了权相元载的赏识。杨炎与元载的关系之好，可以这样来描述：
杨炎在史上，只留下了两首诗，除了前面那首《流崖州至鬼门关作》外，还有一首就是《赠元载歌妓》。从这后一首的诗题就可以看出，元载与杨炎，那可是“一起嫖过娼”的铁哥们儿。
然而好景不长，到大历十二年三月，元载触怒了皇帝，出事了，唐代宗李豫“遣左金吾大将军吴凑收载及王缙，系政事堂，分捕亲吏、诸子下狱”。这时受到牵连倒霉的“亲吏”，就有杨炎。那位史无前例地在家中收藏近八万斤胡椒的宰相元载，真的把唐代宗惹毛了。唐代宗不仅派了“吏部尚书刘晏、御史大夫李涵、散骑常侍萧昕、兵部侍郎袁騕、礼部侍郎常衮、谏议大夫杜亚”的强大阵容来审他，而且“遣中使临诘阴事”，“责辨端目皆出禁中”。对元载的处理也极重，不仅杀他本人，杀他的妻与子，还罪及死人--“遣中官于万年县界黄台乡毁载祖及父母坟墓，斫棺弃柩，及私庙木主”。
很明显，是唐代宗一手整死了元载。而且这种整法，是恨之入骨的整法。对于杨炎这样的元载党羽，唐代宗本来也是打算下狠手一杀了之的。如果真是这样，杨炎在大历十二年就挂了，那么他在史上就只能留下一首《赠元载歌妓》诗了，至于建中二年（781）那首《流崖州至鬼门关作》，就彻底没戏了。
当时，幸亏主审的吏部尚书刘晏仗义执言，“法有首从”，“不容俱死”，杨炎这才被贬为道州司马。道州（今湖南道州）在唐朝是中州，道州司马为正六品以上的级别。
按照唐律，一般的流贬官员，本来还有三五天的时间收拾行装、告别家人的，“贬降官并令于朝堂谢，仍容三五日装束”。可是在皇帝穷治元党的大环境下，杨炎“自朝受责，驰驿出城，不得归第”。一路上“日驰十驿”，即日行三百里，还得在沿途驿站画押签到，不得在途中应酬流连。到达道州以后，由于他是中央贬谪下来的官员，所以人身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如擅离州县，具名闻奏”。这样的日子，实在是生不如死。
这是杨炎人生中第一次被贬谪，他第一次遭受如此严苛的待遇。此前，他顺风顺水，走的一直是上坡路，这反差也太大了。
杨炎当然不可能知道，刘晏在皇帝那里，保住了他的脑袋。恰恰相反，他由于不敢恨皇帝，所以在心里把这笔账记在了本案的主审官刘晏身上，惦记上了刘晏的脑袋。这样的误会，在两个人之间存在了一辈子。更是在以后的日子里，同时铸就了刘晏与杨炎两个人的人生悲剧。
此时的杨炎，虽然身份已是偏远州县的贬官，但他仍然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咸鱼翻身，拿刘晏的脑袋，为自己、为元载报仇雪恨。杨炎接下来的际遇，真是验证了一句话，不想翻身的咸鱼，都不是好咸鱼。
两年之后的大历十四年五月，唐代宗走了，唐德宗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对于杨炎来讲。唐德宗李适对杨炎的印象，早就相当好了，“德宗在东宫，雅知其名，又尝得炎所为李楷洛碑，寘于壁，日讽玩之”。有才的“杨咸鱼”得到了唐德宗的破格提拔，直接从正六品提拔为正三品的门下侍郎，关键是任命诏书中还给他加了一个耀眼的后缀--“同平章事”。这意味着，“杨咸鱼”的翻身实在漂亮，他坐着直升机，直接由道州司马变成了当朝宰相。
所以，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刚刚当上宰相的杨炎，被唐德宗和朝野上下寄予厚望，“炎有风仪，博以文学，早负时称，天下翕然，望为贤相”。然而，两年零十一个月之后，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都失望了。
杨炎的缺点，在他当上宰相之后，都彻底地暴露出来了。用一直对他印象挺好的唐德宗的话来概括：“杨炎以童子视朕，每论事，朕可其奏则悦，与之往复问难，即怒而辞位；观其意以朕为不足与言故也。”杨炎用这样的态度，跟皇帝讲话，在官场上肯定是混不长了。但他能够混到让皇帝将他流配万里，并且起了杀机的地步，也是蛮拼的。
就这样，杨炎来到了鬼门关前，作出了这首满篇都是绝望的《流崖州至鬼门关作》。作诗时，他为什么这么绝望？说起贬谪，他也不是第一次啊。
第一个原因恐怕还在于他知道自己这次真的是直接地、深深地得罪了皇帝。我相信，即使是从陕西的长安远行到了广西的鬼门关前，贬谪诏命中皇帝对他的指责，仍然如雷声一般在他耳边回响：“而乃不思竭诚，敢为奸蠹，进邪丑正，既伪且坚，党援因依，动涉情故。隳法败度，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不顾于国。加以内无训诫，外有交通，纵恣诈欺，以成赃贿。询其事迹，本末乖谬，蔑恩弃德，负我何深！”总共180字的诏书，就有76个字、接近一半的篇幅，是直接罗列他的罪状的。可见，唐德宗仇恨杨炎的程度。
第二个原因恐怕在于这次被贬得太远了。崖州，大约相当于今天海口的位置。崖州在当时是下州，崖州司马是从六品上的级别。杨炎这次被贬的官职--崖州司马同正，前四个字好理解，就是“同正”二字，令人费解。其实，“同正”应该是三个字--“同正员”。简单一点儿说，就是在崖州，崖州司马其实另有一人在履责，杨炎的“崖州司马同正”，是唐朝的“员外官”。
“员外官”，是指在正员编制之外供职的官员，也就是编外官员。杨炎这样的编外官员，即使到任也会被限制人身自由，不用履行岗位职责，只是享受与编制之内同级别官员相同的禄、俸、赐等经济待遇。
至于杨炎的任职地点，有人说了，流放到海口，多好的地儿啊，有海鲜有水果，发配我去吧，我愿意去。我不知道唐朝时海口市的大海里有没有海鲜，也无法确知当时海口市周边的水果数目。但当时海南岛的生存环境如何，还是有记录的。
当时的岭南人包括海南人，吃的可不是海鲜和水果。《朝野佥载》记录说，当时的岭南獠民将刚刚出生的老鼠“饲之以蜜”，然后生吃，吃时那些小老鼠还唧唧作声，称为“蜜唧”。
宋朝的苏轼，也和杨炎一样被流放到海南岛。几百年的时间，经济水平总该有所发展了吧？可苏轼的描述仍然是“五无”：“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唐朝的元稹虽然没有被流放到海南岛，但他先后被贬到湖北、四川这样的内陆地区。他的描述是“三无”：“邑无吏，居无室，百姓茹草木，刺史以下计粒而食。”这些流放地由于人烟稀少，所以蛇虫出没，动物凶猛。韩愈有诗说到“一蛇两头见未曾。怪鸟鸣唤令人憎，蛊虫群飞夜扑灯”，想象一下，双头蛇、怪鸟、蛊虫，还是很吓人的。
最麻烦的还是瘴气。所谓“瘴气”，指南方山林中的湿热空气蒸郁后，产生能致人疾病的毒气，也就是热带或亚热带原始森林里动植物腐烂后生成的毒气。唐朝刘恂《岭表录异》说：“岭表山川，盘郁结聚，不易疏泄，故多岚雾作瘴，人感之，多病腹胀成蛊。”
这样的地方，别说是流放了，就是当一把手，也有人不愿意去。贞观二年（628），唐太宗李世民决定派才三十多岁的年轻干部卢祖尚，去今天越南中北部的交州，当交州都督。卢祖尚先答应了，后来一想不行，决定不惜抗旨也不去，他的理由是“岭南瘴疠，皆日饮酒，臣不便酒，去无还理”。如此出尔反尔，惹怒了李世民，这还是千古明君呢，气得一刀把他砍了。
史料表明，卢祖尚并不是唯一一个害怕前往岭南、海南的官员。比杨炎稍晚、担任唐顺宗宰相的韦执谊，从进入官场那一天起，就有个怪毛病--“常忌讳不欲人言岭南州县名”，而且不看任何一个岭南州县的地图。这个怪毛病，他保持了大半生。不料人算不如天算，等到他拜相之后，出了意外。
原来，韦执谊当时到自己的宰相办公室一坐，就发现北面墙壁上有幅地图，当时也没怎么在意。等坐了七八天才发现，居然是最不愿意看到的崖州地图！这下可就把韦宰相恶心到了，觉得不妙之至。结果，最后他真的就被贬往崖州，并且死在了那里。
可见，当时岭南、崖州、交州这些地方生存环境多么恶劣，让唐朝官员打心眼儿里怕了。《琼州府志》指出：“当唐宋时，以新、春、儋、崖诸州为仕宦畏途。”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叫杨炎不绝望呢？怎么能不让他把人间鬼门关直接当成了阴间鬼门关呢？
二、两税法的诞生
在不到三年的短短宰相任期内，杨炎却为中国历史贡献了“两税法”，延续近千年、直到明朝中期“一条鞭法”出现才被废止的“两税法”。
所谓“两税法”，是指主要征收地税和户税的新税法。由于分夏、秋两季征收，由此得名。“两税法”是唐朝中后期用以取代唐朝前期“租庸调”的赋税制度。
那么，什么叫“租庸调”？什么叫“两税法”？为什么要用“两税法”取代“租庸调”？
还是举个例子来说，比较简单明了。
在唐朝山南道江陵郡的松滋县，农民老王一家共有三口人，三十五岁的老王、三十岁的老婆、三岁的儿子。在“租庸调”下，年龄在十八至六十岁之间的成年男性老王，是政府的征税对象。他的老婆是女性，三岁儿子未成年，他们不属于政府的征税对象。于是，政府分给老王100亩田。其中20亩为永业田，在老王死后由儿子继承，不必还给政府；80亩为口分田，老王死后要还给政府。与此同时，老王同村的也是三口之家的四十岁的邻居张三，同样作为丁男，因为种种原因，则只被政府授田50亩。老王、张三既然接受政府的授田，就必须承担向政府纳税的义务。但无论是老王的100亩还是张三的50亩，都必须向政府交纳等额的“租庸调”。
租：老王、张三每人每年，要向政府交纳稻米三石。这是因为松滋县为传统产稻地区。若是北方，则应纳粟二石。
庸：老王、张三每人每年，要为政府免费劳动20天；如果当年政府不需要他们的免费劳动，则老王、张三要按每天交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标准，将乘以20天之后的绢布总数交给政府，用来代替应该付出的免费劳动时间；如果当年政府需要他们的免费劳动，并且时间超过了20天，则延长至25天免其“调”，延长至30天“租”“调”全免。
调：老王、张三每人每年，要向政府交纳绢二丈、棉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
政府给你田，你就好好种，然后拿出一部分产出交给政府，作为政府的税收。
但张三会觉得不公平，老王100亩田交那么多“租庸调”，我只有50亩田，也交一样多的“租庸调”，凭什么？时间一长，或者由于张三的不公平感越来越强烈，或者由于张三田地收成不好导致家里越来越穷，张三开始想办法逃税。
用什么办法逃税呢？张三想出的办法是逃跑，全家离开江陵郡松滋县，跑到夷陵郡长阳县去。这样，自己的50亩地固然是没人种了，可在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下，松滋县政府也就找不到张三交“租庸调”了。夷陵郡长阳县又没有张三的授田记录，所以长阳县政府也就不会找张三收“租庸调”了。这样一来，“租庸调”当然是逃掉了，可田地也没有了。一家三口怎么活？
放心，由于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拥有大量田地的富户、大户越来越多，而他们的这些田地总还是需要农民耕种的，所以逃离了家乡的张三，多的是活法。如以下五种：
一是唐朝九品以上的官吏，不仅享受免税待遇，而且占有大量的田地。这些官吏的田地，需要农民耕种；二是唐朝的僧侣寺院也享受免税待遇，也占有大量田产。这些寺院的田地，也需要农民耕种；三是找一家田地较多的地主，佃他的田地耕种。这样，只需要地主交一份“租庸调”，而张三则继续免税；四是开垦荒地，自己耕种口粮，至少短期内不用交“租庸调”了；五是铤而走险，干脆走上反抗政府这条路，那就更不用交税了。
还是在国力强盛的武则天时期，陈子昂就曾上奏这些逃亡农民的生活状态：“今诸州逃走户有三万余，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属州县。土豪大族，阿隐相容，征敛驱使……其中游手惰业亡命之徒，结为光火大贼，任依林险，巢穴其中，以甲兵捕之，则鸟散山谷，如州县怠慢，则劫杀公行。”
至此，无论张三在上述五种活法中选择哪一种，政府都损失了张三这一税源。
而张三这一逃跑，可坑苦了隔壁老王。松滋县政府的税收工作，江陵郡是有考核指标的。今年的征税对象跑了一个，怎么办？当然不能如实上报了。地方官员要保住自己的官帽子，唯一的办法是，把张三的“租庸调”平均摊到老王、李四等同村邻居的头上。这样一来，老王、李四受不了了，也只能走上张三的逃跑之路。至此，政府又将损失老王、李四等越来越多的税源，可以征收的“租庸调”也年年减少。事实上，像张三、老王、李四这样的农民逃亡问题，本就是唐朝中后期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简单对比一下数据就知道了。
在农民逃亡现象还不太普遍的唐玄宗天宝年间，天下约有900万户交纳“租庸调”，总税额折钱约2000万贯，平均每户负担的税额约在2贯左右，负担较轻。可是，到了杨炎所在的唐代宗大历年间，由于农民大量逃亡，政府所控制的纳税户已降至120万户，而政府每年的费用高达3000万贯，平均每户负担的税额需25贯以上，是天宝年间的12.5倍！换句话说，逃亡的人占便宜，站在原地不逃的老实人，只能傻傻地吃大亏。可是税源不断减少，唐朝政府也没法儿活啊，“官厨无兼时之积”，“太仓空虚，雀鼠犹饿”，官员们的工资都开不出了。穷得没有办法的唐朝政府，只好采取措施，严厉打击农民逃亡。政府规定，对于不自首的逃亡农民要治罪，“逃亡之民，应自首者，以符到百日为限，限满不出，依法科罪，迁之边州”；对于自首的逃亡农民，“殷富者令还，贫弱者令住”；凡是愿意还乡的，“逃人括还，无问户等高下，给复二年”。可是逃亡出来的农民，哪有殷富者？最后绝大多数只好“听于所在隶名，即编为户”，逃亡农民在新地方定居之后，他们就成为当地的客户。“客户”是客居他乡的意思，可不是我们今天“企业客户”的意思。对于客户，政府就不再征收“租庸调”了。不仅免税五年，而且到了征收的时候，也只是每丁征收1500文的户税。在户税的同时，还按亩征收“粟二升”的地税。
要说政府还真是有办法，总能找着人和理由收钱。“租庸调”收不上来了，户税、地税却收上来了，弥补了政府的巨大赤字，使得政府可以继续运行。
到了建中元年（780）二月十一日，唐德宗终于接受宰相杨炎的方案，废除收不上来的“租庸调”，将收得上来的户税、地税进一步合法化，实行“两税法”。
在“两税法”下，已经逃亡到夷陵郡长阳县的张三，还能逃税吗？不能了。
长阳县政府收税的来了，见到张三就说：“那个谁，现在朝廷实行‘两税法’了，无论你是松滋的还是长阳的，都得交税。来，先交1500文，这是户税！还有，你这地是谁的？如果是你开荒的地，那交地税，每亩二升！不是你的？那把地主叫来。他以前是免税的？现在没有免税的了。无论是谁，都得交地税！都折成钱上交！”
不仅张三，老王也一样，所有外逃他乡的农民都一样。更重要的是，以前在“租庸调”下可以享有免税免役特权的皇亲国戚、九品以上的官僚以及孝子烈妇，在“两税法”下都必须交税。可见，“两税法”至少是实事求是的，它承认了农民负担过重不得不逃亡的现实，还解除了以前免税人群的特权，把以前政府流失的税源又重新找了回来，然后采取新的办法重新收税。
“两税法”实施以后，唐朝政府的税收每年达到了3000万贯，增加了至少一倍。于是，不仅唐朝政府，此后的历朝政府都觉得“两税法”是个好招儿，一直沿用了近千年。
以上老王、张三的例子，虽然还没有囊括两种税制转变的全部细节，但大致也就那个意思了。
“两税法”，是杨炎为唐朝做出的最牛政绩，也是他为中国历史贡献的最牛智慧。
三、杨炎的末路
杨炎在担任宰相期间，还做出了另外一个“最牛政绩”，整死了刘晏。其实，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最黑的污点、最丑的劣迹，更是他一生悲惨结局的主因。
刘晏，那可是唐朝著名的经济改革家和理财家，也是后来受到历史肯定，并得以名列《三字经》的人物。
刘晏与杨炎，矛盾由来已久。早在吏部共事的时候，“杨炎为吏部侍郎，晏为尚书，各恃权使气，两不相得”。这是两个人交恶的开始。
不是我偏袒从小就有“神童”之称的刘晏，两人之间从一开始，就是杨炎不对。人是正部长，你是副部长，做副手就必须遵守副手的规矩。在正部长履职行为并无明显不当的情况下，你一个副手凭什么“恃权使气”？在杨炎的好友兼恩人元载被唐代宗严肃查处时，两个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了。当时被贬为道州司马的杨炎，把这笔账记在了刘晏头上。“杨炎独任大政，专以复恩仇为事”，“及炎入相，追怒前事，且以晏与元载隙陷，时人言载之得罪，晏有力焉。炎将为载复仇”。杨炎复仇的办法，说白了就是诬陷：一是诬陷刘晏参与皇室内部另立太子的家务事，引起唐德宗的反感，罢了刘晏的官；二是诬陷刘晏谋反，从而置他于死地。
当时同样是宰相的崔祐甫，作为冷眼旁观的第三方，还劝唐德宗“此事暧昧，陛下以廓然大赦，不当究寻虚语”。可惜唐德宗不听。
建中元年（780）七月，刘晏被唐德宗以“谋反”的罪名赐死于忠州，家属被流放岭南。刘晏死后，杨炎还派人去抄他的家，只有杂书两车、米麦数斛，可见其清廉。杨炎整死了“天下称冤”的刘晏，让群臣“为之侧目”。他把人整死了，又开始推卸责任，“恐天下以杀刘晏之罪归己，推过于上耳”。唐德宗是老大啊，岂是代人受过的人？从此“有意诛炎矣，待事而发”。
先贬官，再流放，最后杀掉。这是杨炎整死刘晏的三部曲。此时春风得意的杨炎，绝不会想到，整人者的下场，一般都是被人整。仅仅在他整死刘晏一年零三个月之后，就有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同样用这三部曲，整死了他。这个人叫卢杞，唐朝著名的奸相、整人小能手。
这样，杨炎才来到了他笔下的鬼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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