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成石经》始刻于文宗大和七年十二月(834年)，开成二年(837)完成。依次计有《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12种儒家经书，另有《五经文字》《九经字样》附于《春秋左传》之末。共刻114块碑石，每石两面刻，每碑上下分为8段，每段中每行刻10字，共刻经文650252字。碑石高约2.16米，面宽71-97厘米不等。下设方座，中插经碑。原碑立于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内，宋时移至府学北墉，即今西安碑林。《开成石经》是中国古代保存最早、最完好的儒家刻经，堪称中华文化的原典。
西安碑林
《开成石经》前的两次刻经活动
作为中国古代第三次刊刻之儒家石经，《开成石经》乃唐代后期费时4年刊成之皇皇巨制，但它的孕育却有着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国古代刻经肇始于《熹平石经》。东汉时，学界领袖、书法大家蔡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175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凡刻《诗》《书》《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7经46石，每碑约高196厘米，宽97厘米。工程历时8年，于光和六年（183年）大功告成，“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可叹《熹平石经》生不逢时，迭经天灾人祸，400年后已分崩离析，至唐人注意搜集《熹平石经》时，石经已是十不存一矣。
1937年于右任捐赠西安碑林之《熹平石经》残石
为了增刊古文经以补《熹平石经》独用今文经之不足，三国曹魏正始二年(241年)，于魏都洛阳南郊太学讲堂西侧刻立《正始石经》。遗址在今河南省偃师县佃庄乡。这次仅刻写了《尚书》《春秋》《左传》（隐公至庄公）3经。它与《汉石经》不同，是用篆文、古文、隶书3种字体书写的，故又名《三体石经》。《正始石经》凡35碑。每石高2米，宽近1米。
《正始石经》与《熹平石经》一起历经磨难。才刻立60余年，即遇刘聪攻陷洛阳，石经初遭兵燹。北魏初，佞佛无知的冯熙、常相夫相继主政洛阳，竟然毁石经以建佛塔。至东魏武定四年（546年），石经被迁往首都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行至河阳（今河南孟县），值岸崩，石经没于水，其得至邺者，不盈泰半”。北周大象元年（579年），石经回移洛阳，又被废为柱础。7年后（隋代开皇六年），石经西迁首都长安。唐贞观初，魏征悉心收集三体石经，仅得十数段。武则天时，残存石经又回到它的故乡洛阳。及安史之乱，石经几已荡然无存。清末以来陆续出土了一些石经残石。1922年在洛阳汉魏太学遗址出土一块至今最大的残石，正面存《尚书》的《无逸》《君奭》2篇34行，背面存《春秋》僖公、文公等部分32行，共得1800余字。因盗卖者嫌运转不便，将其凿为2石，损坏数十字，现一半存中国国家博物馆，一半存河南洛阳博物馆。
《正始石经》残石图片
从《五经壁本》到《开成石经》
时间到了唐大历年间，名儒张参主持勘定五经，大历十年（775年），开始将勘定之五经墨书于国子监中孔庙之西廊屋墙壁上，这里是唐朝硕儒讲经论道之“论堂”所在。书写工作一年乃竟。30多年后，太学荒坠，太子少师郑余庆重修《五经壁本》。太和（827-835年）初，国子祭酒齐皞（读“如浩”）主持，利用修缮国学的结余经费，选用上好木板，任用国学生徒之通法书者，重书儒经于木板上。《五经壁本》完成了由土壁向木板的华丽转身。
太和四年（830年），工部侍郎兼充翰林侍讲学士郑覃上奏唐文宗：“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获准。项目真正启动在太和七年十二月(834年1月14日-2月8日)，皇帝正式下令“于国子监讲论堂两廊创立石壁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共一百五十九卷”。
太和九年（835年）十月，郑覃升任尚书右仆射兼国子祭酒，旋又以本官同平章事。如此郑覃正式以唐朝行政与文化最高官员的身份主持“石壁九经”的刊刻建立工作。刊刻过程包括采石、书丹、校勘、覆丁、可碑等工序，《开成石经》末尾刻有参与其事者题名10行，结衔者12人。开成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开成二年丁巳岁月次于玄日维丁亥”15字被最后镌刻在石经之末，《开成石经》这一中国文化史上最为宏大的工程正式竣工。翌月“癸卯，宰臣判国子祭酒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
需要说明的是，唐人《五经壁本》之“五经”即是后来《石壁九经》之“九经”。“五经”系指《诗》《书》《礼》《易》《春秋》，而《礼》析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春秋》析为《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则有“九经”之谓。而开成二年告竣之“石壁九经”又增刻《孝经》《论语》《尔雅》，此即《开成石经》之“十二经”。
《开成石经》
《开成石经》浓缩儒家思想文化精华
《开成石经》总成儒家12部核心经典，浓缩儒家思想文化精华，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百科全书，是中华文明的原典。
《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之间的诗歌305首。《诗经》先秦时称为《诗》，至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
《尚书》记录了虞、夏、商、西周、春秋时期大约两千年间的一些重要历史。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史书，是我国古代文献之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
《周礼》讲述先秦官制和政治制度，是中国礼法之源，是研究先秦历史的基本文献，其中的《考工记》保留了大量前秦时期物理、数学、化学、天文、生物、建筑、冶金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知识，影响深远。
《仪礼》是以记载周代士大夫礼仪的书。是儒家传习最早的一部书，其成书于东周时代。作为古代贵族子弟和一般士人的必修课程在过去的三千年里，在大多数士大夫的知识结构中，礼成为儒家学说中的核心部分。
《礼记》是一部儒家礼学文献选编，内容主要记述先秦礼制、礼事、礼义，记录孔子及弟子言行等，涉及社会、政治、哲学、宗教等各个方面。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典章制度和儒家思想的重要史料。学者认为，就儒家经典对中华民族意识形态影响所起作用大小来论，《礼记》仅次于《论语》，比肩于《孟子》；研究早期儒家思想，要读《论语》，研究战国秦汉时期儒家思想，读《礼记》；读《论语》能够看到儒家学派的确立，读《礼记》能够看到儒家学派的发展。
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本是卜筮之书，在出现了阐释经文的《易传》后，以天道论人事，从而成为一部哲学巨著，堪称我国文化的源头，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即使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事实也是如此。所以孔子就说过人们对于《周易》是“日用而不知”。《周易?上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对中国人文精神的高度概括，其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被清华大学作为校训来激励后来学子。
《春秋公羊传》是理解《春秋》的极为重要的一家之言，也是研究中国上古时期思想文化的重要文献。开成石经中的《春秋公羊传》采用的是东汉著名经学家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它是现存最古最精的注本。
《榖梁传》与《左传》《公羊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成书于西汉。《榖梁传》作为正统儒家学说的组成部分，它确立了古人的思想观念和论事标准，书中对于《春秋》字词语言的分析解释，是研究训诂学、词义学、语法学、汉语史的宝贵资料。
《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古人云“文之有左、马犹书之有羲、献”。《左传》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书中许多成语典故至今流传。《左传》記載了不少春秋時期發生的自然現象，內容涉及日蝕、月蝕、隕石、地震、水災、旱災等，是研究古代天文地理的上佳材料。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涉及道德、修养、教育、政治方方面面。北宋政治家赵普曾慨叹：“半部《论语》可治天下”。被誉为“日本现代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说：“要把现代企业建立在算盘和《论语》的基础上，我的成功经验就是《论语》＋算盘=成功。”
《孝经》是儒家阐述孝道和孝治观的一部著作。它是儒家十三经中篇幅最短的一部，但却是十三经中唯一一部有多位皇帝御注的经典，它不仅是统治者治理天下的至德要道，同时也是普通百姓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既使今日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
《尔雅》是我国最早的、按义类编排的综合性辞书，是“十三经”里一部特殊的典籍。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古汉语词典。真正将尔雅升格为儒家正式经典的却是在唐开成二年《开成石经》刻立以后。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开成石经》成就了《尔雅》的儒家经典地位。
《孟子》记述了孟轲在政治上主张法先王、行仁政的思想，及推崇孔子思想的立场，其文章说理畅达，气势充沛并长于论辩，逻辑严密，尖锐机智，代表着传统散文写作最高峰。《孟子》五代后蜀才首次将其列入“经书”范畴中。南宋理学大家朱熹时将《孟子》列入《四书》之中，最终奠定了《孟子》儒家经典的崇高地位。所以，唐刻立《开成石经》时，《孟子》尚声名未彰，故未收录。清康熙三年（1664年）陕西巡抚贾汉复等人集唐《开成石经》中的字样补刻《孟子》圆首方碑17通，这就是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儒家经典之大成——《十三经》。
《开成石经》成就了《尔雅》的儒家经典地位
《开成石经》的迁徙与西安碑林的初创
公元904年，朱温挟唐昭宗迁都洛阳，并野蛮地将千古帝都长安夷为平地。将拆得木料“自渭浮河而下”，长安哭号一片，“月余不息”。傲立东方、为都千载的长安帝都自此日薄西山。不得已，留守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京兆尹韩建（854-912年）放弃外郭城与宫城，以原来唐代三省六部所在的皇城城垣为基础，缩建长安城。原来唐代的国子监(唐长安务本坊。相当于今天西安其南北在体育馆路以北，环城南路以南，南门外大街以东，文艺路陕歌院以西)正好在新城之外。韩建开始将太学并《开成石经》向城内迁徙，可惜两年后（906年），韩建改任青州刺史。
时至五代后梁开平三年（909年），刘鄩（856-920年）出任永兴军节度使，治京兆府（今西安）。这时，搬迁《开成石经》已成烂尾工程，未搬迁者被“委弃于野”。刘鄩的幕僚尹玉羽陈请将其余《开成石经》碑石搬到城内。刘鄩以为西部敌人可能入侵，搬迁《开成石经》并非“急务”。机智的尹玉羽又给刘鄩分析：“一日虏兵临城，碎为矢石，亦足助贼为虐。”鄩然之，乃将其余《开成石经》碑石并迁至唐代尚书省之西隅（大致在今西安北大街以西，北广济街以东，钟楼以北，西华门以南一带）。
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开成石经》再经搬迁，移至西安碑林现址（一说在16年后的1103年）。随迁的还有唐玄宗书《石台孝经》、颜真卿《颜氏家庙碑》、褚遂良《孟法师碑》、徐浩《不空和尚碑》、柳公权《玄秘塔碑》等书法名碑。
应该讲，900多年前，西安碑林的建立从工程体量、陈列主次、规模大小、影响强弱都是以《开成石经》的搬迁与陈列为标志的。《开成石经》一举奠定了西安碑林的横空出世，引导了西安碑林在中国古代文化史、艺术史上无与伦比的王者地位。
《开成石经》的历史价值
自从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成为中国主流思想。以后，历代对儒家经典的传播、研究、阐发都极为重视。为了避免儒家经书在流传讲授中产生讹误，遂有国家刊刻儒经之举。《开成石经》是中国历史上7次刻经存今最早最完整的一部。
《开成石经》完整保存了迄今所见儒经的最早版本。
例如，《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史书。《尚书》的版本现存最早的就是唐《开成石经》本。石经所用的《尚书》是东晋时梅赜（读如责）所献《孔传古文尚书》，包括孔传、孔序和58篇经文。这一《尚书》假托为汉代孔安国在汉武帝时所献《尚书》，从梁朝开始流行，经北朝大学者刘炫等为其作《疏》、陆德明《经典释文》为其作《音义》，在学术界逐渐占了优势，压倒了东汉以来流行的郑玄注《古文
尚书》。唐初颜师古考订五经，用刘炫编订的《孔传古文尚书》为底本，孔颖达等人奉诏修撰《尚书正义》，也是以此为标准本，于是被正式定为官学经典。唐玄宗朝，卫包将这一版本中的古字体用楷书改写定型，石经所刻《尚书》即卫包本。石经之后，各种不同的《尚书》版本实际上都是以石经为底本，因此可以说《开成石经》所刻的《尚书》版本是后来一切《尚书》版刻本之祖。
《开成石经》完善了儒家经典核心的内容框架。
例如，《尔雅》初成于战国末年，到西汉已经全面修订成稿。由于它汇总、解释了先秦古籍中的许多古词古义，因而成为古代文人儒生们读经、通经的重要工具书。汉文帝曾置《尔雅》传记博士，实际上是将《尔雅》同《论语》《孝经》《孟子》一样看做“准经”。西汉末年，刘歆创立古文经学，古文经学的着力点在名物训诂，因而十分赞赏古代名物训诂的开山之作《尔雅》。在其撰述的《七略》中就将《尔雅》附于《孝经》之后。
唐初以科举取士，定《五经正义》为科举标准，不久以《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毂梁传》《易》《书》《诗经》《论语》《孝经》为十一经，到唐文宗开成二年，又加《尔雅》为十二经。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开成石经》成就了《尔雅》的儒家经典地位。
《开成石经》是经过几代人研究校勘核定的经典。
唐大历十年（775年），名儒张参主持勘定五经壁本，“辩齐鲁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于是诸生之师心曲学，偏听臆说，咸束之而归于大同。”（唐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本记》，载《全唐文》卷606）太和（827-835年）之初再修《五经壁本》，易土壁为木板。刘禹锡再次提到此番雠校之精审。待木板《五经壁本》化身“石壁九经”即《开成石经》前，“（郑）覃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员外郎崔球、监察御史张次宗、礼部员外郎孔温业等校定九经文字”。石经既成，人们称赞：“群经是正，视汉《熹平》，盖无愧焉。”
经日本学者研究，《开成石经》中《论语》有5个异体字，异体字率为0.03﹪。《周易》有异体字43个，异体字率为0.18﹪。《孝经》竟然为0。而初唐写本《今西妙法莲华经卷五》(671年)有28个异体字，异体字率为0.64﹪。初唐写本《汉书·杨雄传》有异体字206个，异体字率为4.57﹪。北宋版《宝箧印陀罗尼经》（970年）有异体字107个，异体字率是4.41﹪。就石刻墓志而言，隋唐五代石刻楷书总体异体字比例约在20﹪左右，竟是《开成石经》异体字率百倍以上。
由此可见，《开成石经》是对儒家文献以及中国汉字的极为严格而成功的一次标准化。对宋版有直接的重要影响。五代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冯道提议以唐代《开成石经》为底本，雕版印刷儒经，历时22年，至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完工，此即宋人所称“旧监本”或“古京本”，影响巨大。旧时学人校勘古籍，每以宋版书为标准，何若径取《开成石经》耶？
出现于唐初的雕版印刷术是人类文化传播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但迄今零星所见唐初雕版印刷品多是佛家经卷小品。而837年刊刻之《开成石经》乃国家之盛大文化工程。为了弘扬儒学，历数载刊刻成功后，其大规模的槌拓、本乎书籍开本的行款设计，在技术推广与图书设计理念上，都是雕版印刷流行前的最后一次、规模盛大、影响深远的总预演。其后几十年，雕版印刷随在中华大地广泛流行起来。
总之，西安碑林藏《开成石经》是中国古代保存最好、时代最早的一套儒家石经，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文化的原典。它在宋代移藏西安碑林，奠定了西安碑林博物馆中国现存最早的博物馆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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