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在帮助李涵老师完成《石泉文集》的编辑工作后，我写了一篇《〈石泉文集〉编后感》，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石先生的学术论点、研究方法和我的学习体会。其后数年间，也有一些师友希望我写一点回忆两位先生的文字，我却一直没有写。每次想起来，都会很动感情，常常写不成句子，遑论成篇。2018年初，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主办“石泉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暨学术研讨会”，各位师兄弟和一些再传弟子都来参加。大家汇聚一堂，非常高兴。我感受到欢乐融和的氛围，内心深处却非常悲伤。在会上，我做了一段很动感情的发言：
1978年的这个时候，石先生六十岁。那时候我还只有十三岁，我不知道李老师和石莹姐有没有给他过六十大寿。当然，按照老规矩，是应当前一年过的。
先生那时，还默默无闻吧，大部分的文章，还是油印的交流材料或讲义，没有能够正式发表。再过十年，先生出版了《古代荆楚地理新探》；再过十年，1998年，先生八十岁整，正式退休。再过七年，先生就走了。屈指算来，先生学术生命的表现期，无论如何，不过三十年。可以说，他用四十年的时间，给自己的后三十年奠定了基础。四十年的时间，现在想起来，真长啊，中间有多少难走的路！而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石先生做了这么多的工作，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学术道路，还指导出这么多的学生。现在想起来，真不容易，中间有多少难做的事！
我今年五十三了。石先生五十三那年，1971年，应当是在武大沙洋分校吧。那一年的先生是怎样的呢，他的心境如何？我一直无法去想象。如今，略经了些沧桑，看了些人事，我想，自己或者能知道一点了吧。“歌声歇处已斜阳，剩有残花隔院香。无数楼台无数草，清谈霸业两茫茫。”这是《桃花扇》里的戏词，先生即使真的想起，也只会在心里流过，不会吟出声来的。
先生客厅里，一直挂着一幅联，上面写着：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每回看见这幅联，我就想先生也有诸多的无奈吧，却执着地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努力着。在先生离开之后的岁月里，我每遇到挫折坎坷，就会想起这幅联。石先生和李老师多次教导我：为人要有所本，做事要有所持。这两句话，说起来不易，做起来更难。随波逐流，与世沉浮，不会有人苛责。可是，这个世界上，总还是要有人，能够坚守某些做人的底线，并努力做一个像人的人。否则，在这个没有底线的世界上，不活也罢。
我曾经是先生和李老师的学生。我永远记得两位老师的音容笑貌和教导。可是，两位老师毕竟早就走了，我不再有福气听老师的教诲、批评和指点。路还得走下去，有时候茫然，有时候摇摆，走得踉踉跄跄的，这时候，我就会想起这幅联的后一句：“但求无愧我心”。它使我得到安慰，鼓励着我坚持某些东西，并给我接受某些妥协提供藉辞。
每一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的。我有时候会想象自己终有一天去看两位老师的情景：李老师开了门，对着书房说一句：西奇来了。我进了先生的书房，先生坐在那把有些陈旧但还是很舒服的椅子上，慢慢地立起身，微笑着点点头，说一声：“怎么样？”
我知道，两位老师都在天堂里。也许，我没有资格见到两位老师。不管我会到哪里，我最大的梦想都是，两位老师微笑着点点头：嗯，西奇来了。
20世纪80年代初摄于珞珈山
是的，我五十三岁了。繁重的工作、无休止的奔波，已慢慢地侵蚀了身体健康，我曾引以为傲的记忆力已大为衰退。学术的快速发展，一代代学人的更新，两位老师及其同代人的功业事迹，慢慢地变成了“开天遗事”。“向来相送人，各已归其家”，时代不管不顾、无情地前行了。
那么，写点什么呢？从1984年春季学期选修“宋辽金元史专题”认识李涵老师，到2005年5月石先生辞世，2007年6月我离开武汉大学，我和两位老师相处了二十多年，包括了我的本科、硕士（师从李涵老师）、博士（师从石泉先生）三个学习阶段，以及从讲师到教授的十余年教师生涯；从专业方面，两位老师指导我学习了宋辽金元史、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知识与研究方法，引导我初步走上了学术道路。大约有两年的时间，我断断续续地住在老师家里。想一想，可说的事情还真不少；可正因为可说的太多了，竟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的儿子今年十六岁，正在长大成人的时候。他很爱和我交谈，课程、学校、政治、社会、人生，无所不及。我数次告诉儿子：爸爸是个农村孩子，爷爷奶奶没有机会受教育，又总是为养活爸爸和叔叔、姑姑而劳作；爸爸十四岁就离开了家，更少有机会受到爷爷奶奶的管教，基本上是个乡下野孩子。爸爸真正懂得怎样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是石爷爷、李奶奶教的。现在我把他们教给我的东西，再教给你。
我念大学的时候，长得又黑又瘦，家里穷，靠国家助学金读书，穿得也很破旧。十四岁就离开了家，一切靠自己打理，总是弄得邋里邋遢的，个人卫生很糟糕。待人接物，说话做事，往往一点章法没有，也不懂什么规矩。两位老师都是大家庭出身，石先生年轻时，虽然家里已破落了，可还是富贵人家的气派，说话做事都有规矩的。两位老师从没有嫌弃过我，也从没有流露出哪怕是一丁点的轻视之意。他们知道我内心深处其实很自卑，所以，对我说话，总是细心地照顾着我可怜易碎的“玻璃心”；就算是严厉的批评，也总是语气温和，耐心地给我讲道理，让我明白事理。同时，他们也严格地给我提出要求，从说话的方式、语气、用词，甚至理什么样子的头发，在经济条件有限的前提下怎样穿衣服。他们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培育，希望我能做一个有知识、有修养、有志气的人，直白地说，做一个像他们一样的人。因为这些原因，这次石先生纪念会上，王克陵老师对我说：“你就是他们两个的儿子啊！”王老师说了两遍。可是，我对石莹姐说：“我是石家的包衣。”我做人、教书、做事，好的部分，守的是石先生、李老师教的规矩；做坏了的，是我自身乡野孩子的本性在起作用。
1961年摄于汉口
石先生长得非常帅。石先生的帅，既不是高仓健式的，也不是所谓“佛系青年”式的，而是“儒系”与“基督系”的混合的帅，温文尔雅却又意志坚定，含蓄蕴藉却又爱人如己。坐在先生的书房里，看着先生，如同置身山壑溪涧，看着那一潭的清水，却绝非“凄神寒骨，悄怆幽邃”，而是“芳华矜貌，恻隐怜人”，让你不由得走到潭边，蹲下身来，伸出手，掬一捧清水，喝上一口，立起身，说一句：“真好！”“清水激浊，澄石必明。”石先生的这潭水，激走了腐草，澄净了浊泥。石先生的清澈，荡尽了名利，洗净了繁华，只剩下岻屿嵁岩，石骨磷峋，就如同先生的白发，以及清瘦而矍铄的躯体；石先生的清澈，又如日光透底，湿气蒸腾，暖意扑面，就如同先生温暖的微笑，以及低缓沉着而清晰坚定的声音。
坐在石先生的书房里，我常常感到自卑。很多学生“怕”老师，我“怕”过李老师，却没有“怕”过石先生。在先生面前，我感到的，不是怕，而是自卑。这不全是因为我长得矮、黑而丑，更像是农民工，而不像是先生的学生；也不是因为我的贫寒出身，甚至不因为我的无知、没有学问。与先生的那潭山溪湾流相比，我更像是村庄里的一口质朴的池塘：雨水和村里人家的生活污水都积在这里，即便是夏季多雨的时候，也饱含着绿藻之类的水生物。三十年来，我努力治理自己的水环境，也试图激浊扬清，结果却是泛起了塘底的淤泥，更招致了诸多无谓的“污染”，最后只如庄子所描述的车辙里的那点水，等待着干涸的命运。
如今，坐在石先生的书房里（先生的书房还一如当年的样子，一点都没有更动），对着先生的照片，我更感觉到深深的自卑。我做了很大的努力，却依然没有能如石先生、李老师当年的期望，成为一个他们那样的人。虽然还有继续努力的机会，但事实上希望越来越渺茫。我可以将之归因于环境，也可以说村庄里的池塘本来就不能与溪涧相提并论，前者注定要消亡，后者则终将归于大海；可是，如果我还要努力，就一定要放弃这些托辞。静夜沉思，我终于想明白，我身上缺少的，是石先生、李老师身上的那股“气”。
先生坐在那里，白发如雪，安闲恬然，看上去就像冬日负暄的老者；开口说话，也轻声细语，慢条斯理，听起来就像是寒夜火塘边与家人一起聊家常。可是，坐在先生边上，听先生说话，我总是能清晰地感受到先生的那股“气”。那不是平常人称道的书卷之气，不是头巾气，更不是在时下学人身上常常显露出来的“霸道之气”。那是一种涵养之气：不愠其色，不譆其情，是阅尽沧桑、历遍炎凉、饱经悲喜之后的不悲不喜和无悲无喜；平等待人，宽恕其事，是看惯人生跌宕、世事沉浮、善恶异势之后的众生平等与爱人如己；严于律己，善自修行，是不断反省、痛自省察、深刻思考生命与世界之后的大彻大悟与天人合一。那更是一种浩然之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做事，自当为国为民，绝不能只为自身谋名取利；世事艰难，人事难料，惟有尽心尽力，恪尽职守，鞠躬尽瘁，方得内心安宁，终于大喜乐；生命短促，理想难期，却绝不轻言放弃，而是殚精竭虑，苦心经营，做得一事且成一事，惟愿无愧于心。
我终究做不了先生、李老师那样的人。可至少，我知道这样的人是好的人，是社会、国家乃至人类的精英，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努力地去蕴积那种“气”，一点点地，把它积聚在胸臆间，留在心里。就是这么一点“气”，使我有力量，在雾霾满天的世界里，时时地仰望蓝天，至少去想象蓝天的模样；就是这点“气”，给我力量，让我不放弃个人卑微的家国情怀，努力用学习到的知识与方法，报效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报答教我育我的先生与诸多老师。可是，我的“气”何其的短促而虚弱，常常一口气都呼不出来，就咽回去了。我终究成就不了先生希望我做的、像他们那样的人。
坐在先生身边，听先生说话，十多年的时间，我从未感受到一丁点的“霸气”，也从未觉察先生有些什么“欲求”。我也自觉没有一点儿“欲求”和“霸气”，所以成就不了事业。但先生的没有霸气，是消泯了烟火之后的“失霸气”，而我大约是生来就“无霸气”。石先生走时，中央美院的刘涛先生代表武大历史系七七级学长拟了一幅联，上联是“立言立功立大德”，下联是“爱妻爱女爱学生”。“言”是指先生从事近代史研究与荆楚史地研究的诸种观点与论说，“功”是指先生培养人才、教育学生以及参政议政的成绩，“德”是指先生爱人如己、不慕名利、关爱社会、贡献国家的高贵品德；“妻”是指李涵老师，“女”是指先生与李老师唯一的女儿石莹，“学生”是指包括我们在内的诸多弟子。先生门下的大部分学生，都与李老师、石莹很熟悉，都深切地感受过石先生、李老师的爱护、教诲与扶持。所以，刘涛学长的这幅联，反映了大家的共同认识，在先生的追悼会上，由刘涛学长写成大字，立在灵堂的两旁，气势恢宏，端庄凝重。
立德、立言、立功，古人谓之“三不朽”。作为传统的知识分子，确曾是先生的追求。先生辞世已逾十二年，其德、言、功，学界与社会自有公论，无需我来多言。而先生对于家人与学生们的爱，却非得其亲炙者不能详知。这种爱，不仅仅是老师对学生的爱护、帮助与教育，而是一种超越于事功、立基于人性的仁义之爱。先生常说：学生不是老师个人的学生，而是国家与社会的财富。所以，先生把培养学生看作是自己给国家、社会做贡献的最重要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先生和李老师把学生们看作为“家人”，意思是“和他们自己一样的、志同道合的人”。很多年后，我才慢慢地理解这个“家人”的意思，它把任何可能的善良的人汇聚在一起，相互友爱，并团聚起来，在这个冰冷的世界上求得温暖，并努力去凝聚更多的人，共同努力，驱除冰冷与黑暗，建设一个温暖光明的世界。“四海之内皆兄弟”，就是这样一种最大的“大家庭”的观念，而这种观念的根基，乃是“众生平等”与“爱人如己”。
1987年应邀访美讲学，作有关楚史和荆楚历史地理的学术报告。这是石泉、李涵先生在美国白宫前的留影。
和很多人一样，作为一个农村出来的读书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曾经经受过诸种歧视、侮辱和欺凌。自然而然的，在养成自卑性格的同时，对于不同意义的权势者，我似乎天然地抱持着一种不信任、敌对乃至仇视的心理。是先生和李老师的言行教诲，慢慢地化解了我心中的戾气（虽然还没有化尽，彻底的化解，毕竟还需要我自己内心的力量），培育了我的自信，让我不再以狐疑的眼光看着他人，不再揣测别人的心机与图谋，更不再去仇恨。一步一步地，我尝试着学习爱。我结了婚，生了儿子。我模仿着先生，想象自己像先生那样爱妻子、爱儿子。我成了一名教师。走上讲台的第一节课，石先生拄着拐杖来给我压阵，告诉我做老师的第一要旨在于爱学生。二十多年来，我送走了一拨又一拨的学生。我努力地爱他们，把他们当成过去的自己一样地爱着。我也一直行走在乡间田头，努力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去理解这个世界上的芸芸众生，关爱这个社会的每一分子，特别是那些弱势的人群，虽然这中间也有那么多的丑恶与黑暗，而我又如此地无能为力。我知道，这点仁爱的力量来自于先生和老师那一代人。我本来可以仇恨的。我很有幸，得到过先生和老师们的仁爱，才消融了我的仇恨。我要把这种仁爱之心传承下去，哪怕越来越微弱。仁爱的力量虽然微弱，但我始终相信：一个没有仁爱的社会，将是冰冷的世界；生活在那样的世界上，还是不如死去的好。
石先生是2005年5月4日夜11时10分辞世的。有好几位师友都曾经说过这个日子可能具有的象征意义和宿命感。我知道，先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学者，他的生命不过正好是在这个伟大的日子里结束的，不宜也无需与任何宏大意义相联系。可是，对于我来说，石先生和李老师确实代表着一代人，他们经受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诸种苦难，却一直抱持着赤子之心和恢宏正气，忽略仇恨，不事权势，努力地去爱他人、爱社会、爱国家、爱人类，本本分分，兢兢业业，尽着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应当承认，他们那一代人，已慢慢地成为绝响。
还记得与先生闲话，说及王仲宣的《七哀诗》，其一云：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读之令人凄然。曾问先生：如果我们生当汉末，将何以自存？先生看看我，只说了一句：“你是学历史的，怎么会悲观呢？”
是的，一个学历史的，什么样的荣华富贵没有见识过？什么样的黑暗无望没有感受过？我还在这里学历史，教历史，怎么会悲观呢？又怎么可以悲观呢？
（这篇回忆文字的写成，颇受益于石莹、赵兴中、刘涛、陈勤奋、饶佳荣等师友的意见，谨致谢忱。）
2018年1月27日于厦门海沧（文/鲁西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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