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作家的“阅读史”：从文学入手对历史进行“虚构”

成都本土作家何大草在川师开设文本细读、创意写作课多年。丰富的写作实践、独特敏感的气质，以及多年积累的阅读经验，让何大草对文学作品的解读深入而细腻，口碑甚高。2017年，这份授课讲义的精华还被整理成散文集《记忆的尽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在这本书中，何大草对海明威、福克纳、博尔赫斯、井上靖、奥康纳、沈从文、李劼人其人及作品，都有精彩而独到的解读。

上世纪70年代，在成都少城长大的少年何大草，陷入青春的孤独之湖。他找到了书作为帆和桨，划向更深远的世界。在幽深的巷子深处，在大院的某个角落，何大草观看着周围的一切，也开始了他一个人的阅读，找到了与世界交流的途径。多年后，他把记忆的碎片揉进了2018年出版的小说《贡米巷27号的回忆》。不论是散文集《记忆的尽头》，还是小说《贡米巷27号的回忆》，从何大草的文字中，可以看到一个作家精神成长的脉络地图。顺这份精神地图，我们会遇到萧红的《呼兰河传》、遇到张爱玲《异乡记》，遇到汪曾祺、契科夫，遇到《儒林外史》……一个人的阅读“足迹”，可称是其灵魂飞翔的痕迹。从作家何大草的阅读、写作，让我们看到优秀的读者，可以与作者一起“精神共舞”，参与作品的最终完成。而作家的写作，也渗透着其从阅读获得的精萃。从一个作家的阅读史，我们看到，阅读是可以如此有意味，可以如此别致，给我们暗暗插上“隐形的翅膀”。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说，为什么要写呢？我们用写作来反抗死亡。何大草对此也甚为赞同，“写作就是把时间带走的东西夺回来，用文学的方式使它成为永恒。”而我们的阅读，正是感受这种被“夺回来”的时间的馨香。

“胡兰成的人生太满了，没有留白，这种人恰恰不适合写小说”

“年老的人，一进屋用扫帚扫着胡子上的冰溜，一面说：‘今天好冷啊！地冻裂了。’赶车的车夫，顶着三星，绕着大鞭子走了六七十里，天刚一蒙亮，进了大车店，第一句话就向客栈掌柜的说：‘好厉害的天啊！小刀子一样……’”萧红的《呼兰河传》的开头，用白描的手法再现东北乡村的寒冬。

何大草非常欣赏，“这种场景化的细节描写，连南方人读后都忍不住打一哆嗦。”近些年，萧红越来越成为读者青睐的阅读对象。何大草在大学曾开过一门选修课，用整整一学期，精读萧红的代表作《呼兰河传》。何大草发现，学生桌上摊开的《呼兰河传》，版本五花八门，约有一二十种。这说明，这部作品一直长销，拥有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他的学生都是90后，通过细读，大多喜欢上了这部作品。

对萧红的文学世界，历来诠释很多。萧红是“天才型作家”是众所公认。何大草的解读视角很别致。萧红只活了31年，漂泊流离，没读过多少书。他认为，“可能正因此，她保持了作家最可贵的直觉，笔下有丰沛的原始之力，植物的枯荣、人的生死、童年的忧伤，都是活生生的。”2015年8月，何大草曾去呼兰城寻访萧红故居。如他所料，书中的场景不复存在，满城都拥挤着高楼。“但，强烈阳光里，故居门外老树下，一拨下棋的老人，面孔黧黑、赤膊铮亮，一眼能认出，他们就是萧红书中爬出来的老灵魂。”

有趣的是，何大草还发现，与萧红同为现代文学“双姝”的张爱玲，也有相通之处。张爱玲热爱读书，但在读书上并不遵循系统的文学阅读。比如张爱玲熟读《红楼梦》，但对欧美文学经典，读到毛姆为止，再往上就免了。她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本要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但终于还是没读。何大草说，这是张爱玲的遗憾，也可能是张爱玲的幸运：“她保护了自己的细腻、敏感的味蕾。”

而张爱玲的爱人胡兰成，读书多、有文采、好琢磨，顾盼自雄，谈玄说禅，从三皇五帝到眼前，无所不包，……按说，这样的人，正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小说家。然而胡兰成并没有成为小说家。胡兰成留下的几部书，都还各有价值，但都属于“非虚构”。何大草说，“他的人生太满了，没有留白，这种人恰恰不适合写小说。”

“海明威与福克纳的关系略似中国诗人李白和杜甫”

读书要读出真味，并不容易。比如《儒林外史》知名度不小，但人们熟知的，往往只是小说中第3回内容被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一部分“范进中举”。在何大草看来，《儒林外史》由此被贴上“讽刺文学”的标签，实在把这部伟大之书的丰富性，过于简化了。

何大草第一次细读《儒林外史》，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个秋天，他在安静的房间里，逐字逐句重读《儒林外史》，“虽然是重读，但感觉天地如此之新。”他发现，吴敬梓写沉痛是写得极深的。比如书中的严监生以吝啬出名，临死还要把两茎灯草挑灭一茎。然而，吴敬梓写严监生对亡妻的思念，却至为深情。因思念亡妻成病，渐渐就病倒了：“不想春气渐深，肝木克了脾土，每日只吃两碗米汤，卧床不起。及到天气和暖，又勉强进些饮食，挣起来家前屋后走走。挨过长夏，立秋以后病又重了，睡在床上。想着田上要收早稻，打发了管庄的仆人下乡去；又不放心，心里只是急躁。那一日，早上吃过药，听着萧萧落叶打的窗子响，自觉得心里虚怯，长叹了一口气，把脸朝床里面睡下。”

这一小段文字，何大草反复念了10遍以上。他感慨到，“如此简切的白描，包容了漫长的季节更替，一个人的痛苦、衰朽，是中文写作中最高级的语言。尤其是错落的短句，举重若轻，干净至极，却又富含着弹性。”此时的何大草，还没有开始写小说。但重读《儒林外史》，让他领会（或印证）到，语言的几个关键词，白描、克制；还要有味道。

与《儒林外史》被误解的情况类似，何大草读到契诃夫小说后，也觉得，在中国的读者群中，对契科夫在颇有误解的。契科夫最为人们乐道的，分为两类，一类是讽刺作品，另外一类是浪漫伤感的小说。但在何大草看来，这两类，都不能代表契诃夫。他最优质的那部分小说，“不绚丽，也不非黑即白，是黑白之间忧郁的灰蒙蒙。人生中许多无法言说的情感，压抑、矛盾、自我折磨，都是灰色的。他描写枯燥无味的生活，而笔触却是灵动的、有趣的，细腻到宛如掌纹。他的笔下，没有宏大叙事，目光常停留在外省的小城、村镇。他只写短篇，每个短篇都是一个微观世界，透视出生之迷惘和艰辛。”

契科夫在中国有知音。何大草发现，中国作家中，沈从文的气质跟契诃夫相近，都写短篇，都对小人物抱有善意和怜恤。1932年，沈从文第一次到苏州张兆和家做客，所带礼物中，就有英译《契诃夫小说选集》。他曾希望妻子成为一个翻译家。这个愿望未能实现，这套书却转送给了汝龙，成为汝译契诃夫的底本。

看书除了获取字面内容，对字面外信息也要保持敏感。何大草会注意很有意味的文学现象。比如，福克纳和海明威终生没有见上一面，虽然他们是同胞，并且完全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里：福克纳生于1897年，卒于1962年；海明威生于1899年，卒于1961年。他们的长篇代表作《喧哗与骚动》与《永别了，武器》都发表于1929年，两人后来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间也非常的接近，分别是1950年和1954年。他们应该有许多机会见面但没有见面，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们彼此不想见面。

在何大草看来，海明威与福克纳的关系略似中国诗人李白和杜甫，一个狂放，一个内敛。但不同的是，李白和杜甫能够友好相处，取决于杜甫在李白面前的谦卑。也许在李白看来，杜甫还是一个新手，小兄弟，是他无数崇拜者中的一分子。“但福克纳和海明威的关系却是紧张的，对抗的，从这种对抗中，我们能看到福克纳内在的骄傲，和海明威本质上的脆弱。”

世人大多知道托尔斯泰，但却罕有人认识托尔斯泰的大哥。这位大哥各方面特别优秀，但不能成为一个艺术家。托尔斯泰的解释是，“他有艺术家一切的优点，可缺乏一个艺术家必须有的缺点——虚荣心。” 这让何大草感到很有意思，“原来是你要成为一个什么，你光有优点还不行。还必须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缺点’，托尔斯泰的哥哥是一个圣人。艺术家成不了圣人，圣人也很难成为艺术家。圣人有圣人的任务。”

从文学入手对历史进行“虚构”

1983年，何大草从川大历史系毕业，“铁了心这辈子不做历史研究。”他喜欢有趣的东西，有时候贴在墙上的寻物启示、招领启示，读得津津有味的。一度迷过李后主的词。为了寻找他的源头，钻入冷嗖嗖的线装书室，查阅李后主的祖父李昪的资料。读到那些被遗忘的诡谲往事，“真有一种偷窥天书的激动和满足。从那时起我明白，被遗忘的远比被书写的，更神秘和更耐得起咀嚼。这，后来成为我以小说写历史的出发点。”

对历史的阅读与写作，不同于大多数人沿着石梯拾级而上，何大草从险要路径登临。历史小说大都以尊重历史“原貌”为荣。但学历史出身的何大草，恰恰觉得，在历史大框架原貌下，在历史空间比较自由游走，合情合理地用文学适当虚构、演绎历史，可能会让历史散发出更大的意思来。当逻辑、思考，以及它释放出来的这个情感是真实的，那么就是可信的。”事实上，这也符合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艺术的真实”比“历史的真实”更接近真实。

从文学入手对历史进行“改写”与“虚构”，在何大草于1995年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的中篇小说《衣冠似雪》里，体现最为明显。在这个小说里，顺着文字瑰丽诡谲的意境，读者进入刀剑闪烁着寒光的乱世，再随不动声色的荆轲踏入戒备森严的秦王宫殿。屏住呼吸等待图穷匕首现的惊世一刻，当地图徐徐展开，长卷尽头赫然现身的，并非我们熟悉的那把见血封喉的匕首，而是秦王夜夜不离枕下的轻盈竹剑。为什么会做这么一个安排？怎么会想这么“改写”演绎这段历史？何大草的解释是，他把自己想象成荆轲。“如果我是荆轲，我会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不会去杀秦始皇。我不会仅仅为了燕太子丹给了他很多美女、美食，给他非常高的待遇，他就报他这些恩去杀掉另外一个顺应历史的英雄。荆轲不应该是一介武夫，不应该是一个没有自己独立思考的人。他会有那个觉悟，认识到秦始皇是历史的趋势。荆轲不仅仅是一个刺客，他是一个士。他有机会、有能力杀秦始皇，但他选择不杀，但对秦始皇也进行他的警示，展现了个体自由意志的尊严。”

在读大学时，何大草曾在一次展览上看到的一幅名为《易水告别》的画。本来都没想去看，但有位同学告诉他，有一张画荆轲，“太好了”。于是何大草专门赶公交车进城去看了这幅画，站在这幅画面前站了很久。在当时的阅读视野里，何大草只认识到，荆轲是一位“挡历史车轮的小丑”。但这幅画中，荆轲离开燕国出发去刺杀秦始皇，他脸上有一种非常忧伤的表情，坚定和忧伤，高贵而孤独。这让何大草突然捕捉到不一样的东西。这个形象经常在何大草的脑海中浮现。之后，何大草看到日本拍的一个经典电影《敦煌》，原著来自日本作家井上靖。其中扮演书生赵行德的演员，再次点燃何大草，“我觉得我要写的荆轲的那张脸就应该是那样，清秀、忧伤、沉默、有思想。”（文/张杰）

作家小档案：

何大草：小说家，1962年夏生于成都，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出版有长篇小说《刀子和刀子》《盲春秋》《所有的乡愁》等8部。发表中短篇小说40余篇。根据他的《刀子和刀子》改编的电影《十三棵泡桐》，获第19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写作和绘画，是他创作的两极，宛如夜与昼。已在报刊公开发表画作百余幅，并为自己的书籍绘制插图和封面。现执教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