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成志会与民国高等教育

清华、南开、交大、中大的学子们，大概想不到本校的老校长曾经秘密加入“兄弟会”。成志会由中国留美学生发起，会员约三百人，曾占据教育界各重要岗位，至少有18人担任过大学校长，4人当过教育部次长，更多会员则是不少学科的祖师爷。从成志会这一新视角出发，可刷新对民国高等教育的认知。

清华两次驱逐校长风波

1908年王正廷成立“大卫与约拿单”，1917年刘廷芳发起“十字架与剑”，1920年两会正式合并为“成志会”，一直以来，保密工作均甚为成功，直到1930年清华易长风波，才开始暴露。

1930年5月，罗家伦被迫辞去清华校长职务，由校务会议维持，校长职务虚悬。北平清华同学会邱大年等发表谈话，指Cross and Sword Society把持校务，受到指责的李继侗、蒲薛凤、蒋廷黻、萧蘧（萧叔玉）等七人发表启事，声称“鄙人等所在之成志会，旧为Cross and Sword Society，此名久已废除。本会为砥砺学行之组织，既无政治党派之色彩，又从未主持或参加任何运动。而会员在清华服务者，仅鄙人等七人，皆属讲学之职，有无把持校务事实，众所共知”。蒋廷黻等人的辩解大体不差，成志会在清华有一定势力，但没有压倒优势。萧蘧是清华教授会要角，又代理教务长，校长虚悬之下，代理教务长实际主持校务，故人数虽少，仍保持一定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声明中列名4人，都是留美毕业后先到南开，出名以后再转清华的。

此时，已任命的教育部长高鲁未到任，由总司令蒋中正以行政院长身份兼理教育部长，蒋对任命谁当清华校长一直举棋不定。经陈立夫推荐，到1931年4月3日，命CC系吴南轩出掌清华。吴南轩一到校即多所兴革，随意任免院长和教务长等关键职位，对清华教授治校传统造成冲击，引起师生共同不满，遂发起驱吴运动。吴南轩于5月30日呈文教育部（实即蒋介石），直陈“……本校校务久为别有作用之小组织所把持，而以所谓成志会者为中心，积习已深，牢不可拔；加以一年以来未有校长，校务会议全在教授掌握之中，任所欲为，肆无忌惮”。蒋中正大怒之下，曾有解散清华的念头。清华两次易长风波，让成志会的活动有所暴露，不过范围有限。总的来看，成志会对民国教育贡献极大，小圈子的弊端容或有之，然而就算没有成志会，仍会有其他小圈子出现。

“新教育运动”

民初“新教育运动”的实质是推广源自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思想。在民国教育界居于显赫地位的人物陈容、张伯苓、郭秉文、陶行知、刘廷芳、陈鹤琴、刘湛恩、廖世承，都曾在哥大教育学院（也译作师范学院）就读，这些人都加入了成志会。哥大可以说是成志会的大本营。哥大与近代中国的关系至深，学界虽已有一些研究，仍未到全面深入的程度。

民国初年，留美学生陆续学成归国，在教育界渐成气候，其中成志会会员占了很大比例。1912年周诒春入主清华学校，1915年郭秉文任南京高师教务主任，1919年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成志会急速扩张其势力。南高后来改组为东南大学，与北大一起并称两大国立综合大学。

清华校长周诒春

虽然成志会会员出身哥大的最多，但胡适、蒋梦麟同是哥大学生，却未入会。他们和郭秉文、陶行知、陈鹤琴等通力合作，在中国推广哥大教育思想。1919年2月，由蒋梦麟任主编的《新教育》杂志创刊，创办单位为：江苏省教育会、北大、南京高师、暨南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代表北大的是蒋梦麟、蔡元培、陶履恭、胡适，代表南京高师的有郭秉文、陶行知，代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余日章、黄炎培，后面这4位都是成志会活跃分子。

哥大哲学家杜威在中国声誉鹊起，是成志会陶行知、郭秉文、黄炎培与胡适、蒋梦麟等人共同推动，不能把功劳都算在胡适名下。1919年杜威访华，首先发出邀请的是陶行知，来华第一场演讲则是在黄炎培负责的江苏省教育会。

到1930年代初，经过成志会与胡适、蒋梦麟等人的携手努力，哥大教育思想已深深渗透到中国整个教育体系，哥大师范学院毕业生也遍布各大、中学，难免有排斥异己的情形发生。1932年，留欧派傅斯年炮轰哥大毕业生遍布教育系统，认为是“教育危机之原因”之一。“傅大炮”所言不免门户之见。在教育界、学术界，英美留学生逐渐增加，挤占了留学日本、欧陆者的空间倒是不假。

成志会会员至少有18人当过大学校长，曾任大学董事长、董事、代校长、教务长等职务的人数更多，其中不乏名校。除此之外，担任过教育部次长的有4人。晏阳初、陶行知、黄炎培等人在平民教育、职业教育方面长期居于领导地位。

成志会在教育界，不仅占据重要大学、学院、系科核心职务，而且在国民教育、平民教育、职业教育界也有广泛分布，人员众多，头绪纷繁。现以担任过大学校长的成志会会员为例，略窥其阵容之强大：

“新教育之父”郭秉文

提起民国高等教育，蔡元培、胡适、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大概是受关注最多的人物，而南京高师校长、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与上海商科大学创始人郭秉文，对高等教育的贡献不在诸贤之下，在今日来说知名度不高。实际上，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已有“新教育运动”的实践，郭秉文则是新教育运动的领军人物。

郭秉文

郭秉文（1880-1969），江苏江浦人，出生于青浦，1908年赴美留学。1914年，当他还在哥伦比亚大学撰写博士论文时，已收到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师前身）的聘书，请他当教务主任。1917年，郭秉文延聘陶行知到南高任教。1918年郭秉文代理校长，让陶行知接任教务主任兼教育科主任。陈鹤琴也被郭秉文延揽到南高，当过教务主任，兴办鼓楼幼稚园，成为中国幼儿教育的旗帜。南高的教育学、心理学教授还有孟宪承、陆志韦等，都是成志会兄弟。1918年，经郭秉文盛情邀请，中国科学社整体进驻南高校园，提升了南高的教研水平。郭秉文与成志会兄弟秉承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教育思想，几乎从头开始重建了一整套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新教育体系，惠泽莘莘学子以至于今。

1920年，在郭秉文大力推动下，南京高师筹备改组为东南大学，17个校董中，至少有王正廷、黄炎培、郭秉文、聂云台、陈光甫、余日章6个成志会会员。在郭秉文等人苦心经营之下，东南大学的“师资力量和院系建设甚至超过了由国民党元老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张耀杰：《20年代的东大学潮与郭秉文》）。北伐以后，东南大学曾短暂改名第四中山大学，接着改组为中央大学。

早在1917年南高就已设立商科。郭秉文与黄炎培这对成志会兄弟雄心勃勃，把目光放到经济中心上海，在南高商科基础上筹建上海商科大学，1921年9月开学。1925年，郭秉文成为政治派系斗争的牺牲品，被免去东大校长职务。上海商科大学于1928年变更为中央大学商学院。2017年，上海财经大学庆祝“百年校庆”，将前身追溯至郭秉文创立的南京高师商科。因办学需要，郭秉文免不了与当时的北洋军阀高层打交道，被国民党要人吴稚晖、杨杏佛等人作为“直系人物”排挤出局，从此远离教育界，对民国教育是一大损失。

上海商科大学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基会”）是负责将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教育文化事业的拨款机构。由于民国政府始终财政紧张，而中基会财雄势大，一直由哥大教授孟禄担任第一副董事长（中国人担任董事长只是挂名），孟禄弟子张伯苓、郭秉文、周诒春就有了广阔的操作空间。1924年，中基会9个中方董事中，有黄炎培、张伯苓、郭秉文、周诒春4个成志会会员。

中基会副董事长孟禄博士

1926年，杜威、孟禄在纽约创办华美协进社，目的是促进中美教育文化交流、给留美中国学生提供协助，其经费多来自“中基会”。协进会由郭秉文担任首任社长，到1930年交给孟治接班，孟治一直干到1967年才退休。1980年代，翁同龢玄孙翁万戈曾担任社长。孟治、翁万戈都是成志会会员。可以说，华美协进社长期以来都受到成志会的控制。

成志会与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是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传奇，也是受惠于成志会最多的大学。当公立大学、教会大学都为筹款发愁之时，一个私立大学能长期位居名校前列，必有其特殊的过人之处。张伯苓如何善用成志会人际网络，为南开筹集经费、招致名师，事属隐秘，本文可以说是第一次将此秘密公之于众。

1904张伯苓与著名学者严修（严范孙）创办南开中学，1917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教育学，1919年创办私立南开大学，其勇气、毅力、识力可以说是鲜有其匹。张伯苓“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除了严修打通的政商人脉外，成志会网络对南开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张伯苓

1926年，中基会首届常会决议对各大学及研究机构补助金额，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合共得到6万美元，名列榜首，而北京大学仅得到3万美元。中基会历年资助南开大学的资金，在私立大学里面肯定是最多的，粗略估计可能也超过国立、教会大学。除张伯苓的不懈努力外，成志会兄弟的竭诚相助至关重要。中基会聘请的调查请款机构中方专家13人，有4个成志会会员。透过何廉的积极活动，南开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亚洲资助的重点，1935年前共接受该基金会捐赠约40万元，仅1923年捐赠科学馆全部建筑费、设备费即达12.5万元。

活跃于太平洋国际协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的王正廷、陈光甫、周作民、刘鸿生、周诒春、余日章、朱经农、晏阳初、洪业、徐淑希等成志会员，在为南开争取捐款方面应该也有贡献。1932年太平洋国际协会中国分会14个执行委员中，有成志会会员8人。该协会在1935年以前已累计捐赠给南开近30万元。

南开校友、“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总结得很精辟：“张伯苓校长在声望、规模、待遇不如其他大学的情形下，藉伯乐识才之能，聘得年轻学者，予以研教环境，使其继续成长，卒有大成。这是较一所学校藉已建立之声望、设备及高薪延聘已有声望之名家，更为难能可贵得多。” 张伯苓主持南开大学，在财力上无法与其他名校竞争，特别注意引进有潜力的青年才俊，注重感情投资，重用“自家子弟”。张氏手下先后有几位成志会得力干将，大学部主任凌冰、秘书长黄钰生（黄子坚）、教务长陈序经、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廉，对南开的发展均有重大贡献。

凌冰，河南固始人，1912-1913年就读南开中学，留美多年，1919年回国，适逢南开大学创办伊始，担任大学部主任，后任秘书长，将杰出的留美学生蒋廷黻、刘崇鈜、何廉、蒲薛凤招揽到南开。这些留美博硕士一毕业就来南开执教，成志会兄弟情的因素至关重要。

黄钰生（黄子坚），湖北沔阳人，1915年入读南开学校，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回南开，1927年任大学部主任，1932年改称秘书长，将一生的黄金年龄都奉献给南开，也是张伯苓最为忠心耿耿的左右手。卢沟桥事变后，南开校园被日军炮火摧毁，黄钰生最后一个撤离，随后参加长沙临时大学筹建工作。学校从长沙迁昆明，他率领200多师生步行3000多公里抵达昆明，随后出任西南联大建设长，筚路蓝缕，辛苦备尝。随后，他又创建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即今云南师范大学前身。1951年4月8日，张伯苓追悼会在南开女中礼堂举行，致悼词的就是黄钰生。

南开秘书长黄钰生

中国原无“经济学”一说。近代西学东渐，不得不引入此学科，早期的经济学教研水平有限，直到成志会会员何廉、方显廷相继执教南开，创立南开社会经济委员会（后改南开经济研究所），才出现经济学的“正规军”。经济学家何廉（1896-1975），湖南邵阳人，1919年赴美，1926年获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回国前，已被张伯苓“预订”。当时有多家大学争抢何廉，他愿意来到薪水不高的南开，完全是出于与张伯苓的兄弟情谊。留美期间，何廉已介绍浙江宁波人方显廷入会，方显廷毕业后也紧随其后来到南开，两人联手做出接近国际水准的研究成果。令今人汗颜的是，中国四十年来经历了史上罕见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但中国经济学科在世界上仍未能跻身前列。

南开经济研究所首届研究生毕业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