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是继春秋战国之后第二次“轴心期”。动荡复杂的社会大转型一方面引起巨大困扰，另一方面思想学术获得了发展契机，古今之争，中西之争，中国实际上进入一个“走出历史三峡”时期。在这样一个数千年罕见的大时代，一大批思想巨人、学术大师集中呈现。章太炎就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位，思想、学术兼具，古今中西汇集。
1.无法复制的成功 无功利心的阅读成就大才
如果从当今中国学术回溯，二十世纪晚期直至现在文史哲各领域最活跃成绩最大的人，如果往上追踪他们的来源，很可能就是章太炎学术第四代或第五代传人。当然，这些传人本身并不一定有那么强烈的学派意识了，因为在新的学术体制下，当代学术毕竟早已超越章太炎那一代极为看重的门户、师法、家法，新式学校体制毕竟不是私塾，不是手把手的师傅带徒弟，因此纯之又纯的“章学弟子”并不存在，只是从学术史脉络进行考察，当代中国学术大宗，比如文史哲诸科，或多或少受到章太炎或其弟子、再传弟子的影响。这是章太炎的魅力。
章太炎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史上留有这样重要的地位，当然与其学术成就有关。章太炎的学问涉及众多学科，他不仅对传统中国旧学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从少年时代就下过苦功，而且处在特殊转型期，章太炎也对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西方学问下过工夫，西方人的文史哲学问即便不是章太炎的长项，也是他并不陌生的领域。因此，章太炎的学问融合了中西印，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换的一个关键点。
从现代中国学术发生学看，文学史的研究比如对《文心雕龙》等历代文论作品的研究，差不多都能追溯到章太炎或其门弟子如黄侃，再传弟子范文澜；现代中国史学研究，不论是人类起源、中国人种来历，还是从先秦到近代，许多重大问题的探究，都可以追到章太炎所提出的问题，或其及门弟子如吴承仕、朱希祖，再传弟子范文澜等人所做的工作；至于现代哲学，没有人会否认章太炎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他对中西古典哲学的批判、继承，已成为现代中国哲学史上一笔丰厚遗产。
还有一项巨大学术贡献是现一般学者所不具备的，即现代中国语言文字训诂、音韵的研究，其实就是章太炎和他的弟子黄侃、钱玄同，及再传弟子陆宗达，直至三传、四传弟子王宁等人相继接力开创、发展起来的。至于社会学，我们当然不必为章太炎去要发明权，但实事求是说，社会学之所以定名为社会学，也是章太炎的贡献，因为在他之前的严复按照中国传统语言习惯将这一学科名目译为“群学”，是章太炎和他的合作者根据日本学术习惯，将之定名为“社会学”。这当然不是说章太炎是“中国社会学之父”，只是说他的学问对新学术的开启贡献很大，值得尊敬。章太炎不仅是传统旧学问的“殿军”、终结者，而且是现代中国新学问的开创者。这是同时代其他伟大思想家、学者所不具备的。
为什么章太炎能够做到这些？首先在于章太炎自幼年时代就因机缘巧合放弃了科举道路，使他得以自由阅读。而他又是一个愿意阅读的人，恰恰又不断遇到合适的指导者。传统说法总是强调“十年寒窗”，其实从章太炎的经历看，如果从他1873年六岁“始就傅”起算，至1896年走出诂经精舍，“赠币”赞助康有为强学会，他毫无功利心的静心阅读长达二十几年。（《自定年谱》）这和同时代的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相比当然就不一样了。
康有为也曾有过认真读书的时代，但他还是很早就为了科举考试而无法静心读书。特别是他特殊的政治情怀，让他即便在读书时也总想着“有用”；严复更不要说了，特殊的家庭境遇使他少年时代就没有读过多少书；至于梁启超，少年成名，聪颖早慧，这是他的优势，但实在说来也是一种缺憾。章太炎的成功是因为他在出山论学论政前，读完了那时应该读的书。二十余年如一日，毫无功利心，并不想着科举功名，甚至不想著书立说的纯粹读书，这是章太炎成功的关键。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不曾遇到过的机遇，不可复制的经历。
说起章太炎心无旁骛，专心读书，毫无功利心的读书，这大约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特别的意外。章太炎后来也以此自豪：“余家无多书，年十四五，循俗为场屋之文，非所好也。喜为高论，谓史汉易及，揣摩入八比，终不似。年十六，当应县试，病未往，任意浏览史汉。”（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一次偶然的生病，当然不可能让章家完全放弃那时青年读书人唯一上升通道科举考试，事实上，章太炎“患眩厥不竟，先君亦命辍制义。”（《自定年谱》）
眩厥就是癫痫，农村人叫做“羊角风”。这是当时一个非常棘手的疾病，发病前兆并不明显。然而发病时，病人往往突然倒地，昏厥过去，不省人事，浑身僵直，或者抽搐，有的持续好长时间，有的则是短暂瞬间。这种病的另一个特点是主要发生在儿童身上，这些患病儿童只要能侥幸熬到十二岁，这个病一般就能不治而愈。
现在章太炎已经十六岁了，其眩厥的毛病竟然还不好，而且不时犯病，哪还能指望他什么呢。家长在这种情况下的唯一选择，就是活着就好。所以，乃父不得已同意停止科举考试的机械复习和令人厌烦的枯燥准备，允许他自由阅读，随意浏览。这是自有科举制度以来，极为罕见的例子。这个特殊机遇少了一个举人、进士，甚或状元，但却成就了章太炎。
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无功利心的读书才是真读书。不几年，章太炎对周秦两汉至魏晋经史典籍，诸如前四史、《文选》、《说文》等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逐渐养成自己的学术倾向，大致认同荀子、司马迁、刘向等人的学术理念，并参照他们的看法回观古今学术，建构汇通古今略通中西的学术路径。
在乃兄指导下，心无挂碍的章太炎开始阅读唐人《九经义疏》、顾炎武《音学五书》、王引之《经义述闻》、郝懿行《尔雅义疏》，以及阮元主持编辑的《学海堂经解》、王先谦主持编辑的《南菁书院经解》等，由此建构中国学术史的整体性概念，对于乾嘉诸老的学术贡献、不足，了然在胸。
学问，学问，就应该有学有问。自学可以成才，多亲近良师不仅可以事半功倍，而且可以少走弯路，站在巨人肩膀上前行。这些条件章太炎不仅具备，而且牢牢抓住了。
光绪十六年（1890），二十三岁的章太炎遵从父命走进诂经精舍，闭关求索，追随一代学术大师俞樾（俞曲园）。章太炎在俞樾身边八年之久，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批判性继承了俞樾学术极有价值的方面，但对俞樾吸收戴望今文经学的一些看法，试图超越今古，重建中国学术解释体系，相当不认同，以为自乱家法师法，混淆古今，混淆学统，不足取。
俞樾是当时东南中国学术界祭酒，与学术界大佬往来密切频繁。老师在学术界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学生未来在学术界可能达到的高度。俞樾丰沛的人脉资源，为章太炎后来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源。因为俞樾，章太炎拜访请教过的老辈学者，并建立不同寻常学术关系的有谭献、黄以周、高学治、孙诒让、宋恕等；结识的学界新秀有崔适、杨誉龙、夏曾佑等。这些人在后来或多或少向章太炎提供过帮助，有的还是章太炎生命中不可错过的贵人。
2.从维新到革命 挥之不去的家国情怀
章太炎早期独特的人生经历，使他有可能穷尽对古代文献的阅读，他所遇到的那些名师也使他有机会接触西方学问，这是同时代人物很难同时具备的。但是要想成为横空出世的一代大师，要想给悠久的中国学术带来一场“范式革命”，如果仅仅局限于书斋，比如像俞樾、孙诒让等人那样，章太炎恐怕也难成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章太炎。
章太炎的成功还有一个因素不可低估，就是他的弟子鲁迅所归纳的，因为章太炎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他对公共事务的关怀，对国家前途的忧虑，而且身体力行，走出书斋，投身革命，“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是章太炎之所以成为章太炎的关键点。
有学问且愿意牺牲学问去革命，使章太炎在世俗世界积聚了一般学者无法企及的名声。据鲁迅回忆，二十世纪初，章太炎的《訄书》已经出版，但鲁迅这样的“文科青年”却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这样的“文青”多得很。鲁迅“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章太炎的世俗情怀、发声，乃至被追捕，被关押，一方面耽搁了他的学术，另一方面让他积聚了纯粹学者无法获得的巨大声誉。
按理说，章太炎的家境，以及他所接受的教育，都不会让他产生反叛的革命思想。在追随俞樾八年中，章太炎没有像俞樾那样追踪学术热点，没有将学术界热炒的今文经学当作一个选项，探讨变法改制的可能性及其路径。章太炎作了一个反向操作，将学术热点今文经学作为批判对象，不认同康有为以重新解读儒家传统，以《公羊》“三世说”，以及“新学伪经”、“孔子改制”作为政治变革的依据。
仅就学术而论，章太炎无法赞同康有为，他甚至从根本上瞧不起康有为的学问。但是，当甲午战败，政治危机凸显，康有为等致力于“强国”、“强学”、救亡时，章太炎毅然赞助，出钱出力，表现出青年读书人应有的敏感、家国情怀。
赞助康有为等人变法维新的呼吁，被清廷视为危险人物，但还算不上革命党。经历过戊戌变法及其失败，章太炎并没有对清廷失望。他认为，在当时背景下，满洲人主导的政治格局还是值得修补的一个架构，不主张废弃清帝另起炉灶。章太炎建议，只要清廷承诺改革，同意选孔子后裔做中国的“虚君”，将政权移交给汉人，那么就可以接受大清皇帝退居为齐桓、晋文式的霸主，掌握中国的实际权力，就像当时清帝国用西方人为税务司，为教官。这就是章太炎别出心裁的“客帝”主张。（《客帝》、《客帝匡谬》）
然而，事实粉碎了章太炎的梦幻。清廷对排外主义的操控、利用，导致1900年波及大半个中国的大动荡。巨大的政治动荡不仅让清廷内部发生剧烈分化，而且在汉人士大夫阶层造成无法弥合的裂缝。七月初一（7月26日），唐才常联络一批志士集会于上海愚园，成立中国议会，推容闳为主席，严复为副主席。唐才常等人借勤王为名，主张革命，诋毁清政，别立政府，而又拥戴光绪帝。在章太炎看来，这只是“清君侧”勤王的老路，“实属大相矛盾，决无成事之理”，于是章太炎“宣言脱社，割辫与绝”（《革命逸史》卷二，77页），踏上一条反满抗争的不归路。
义和团事件平息，章太炎被通缉，居无定所，数度逃亡。但这些追捕、逃亡，不仅没有消磨他的意志，反而让其别无选择地持续抗争，革命意志越来越坚定。1903年，更因在张园的反清演讲、为邹容《革命军》作序等，被清政府与租界当局合谋，判处三年监禁。
三年监禁终于慢慢熬过去了，但对章太炎来说并不是全无收获。一场惊天动地的官司，一场一个人和一个政府的法律决斗，极大提升了章太炎的文名，使他成为世界级人物，其影响不再局限于知识界。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出狱。一大早，监狱门口就挤满了专程赶来迎接的人，蔡元培、于右任、柳亚子、刘师培、蒋维乔等旧雨新知、学界名流赫然在列。孙中山从海外派代表当天陪同章太炎漂洋过海前往日本，加盟同盟会，主编《民报》。
《民报》时期是章太炎最具情怀，最像“有学问的革命家”。他用自己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填补了革命党人思想学术上的空缺，从学术、理论上充分论证了中国革命的正当性、合法性，对于坚定党人必胜信念，贡献卓著。
3.学以致用 用宗教发起信心，以国粹激励种性
“有学问的革命家”，一定是对现实世界有“普世关怀”的学者。我们今天可以对章太炎所从事的排满革命进行各种各样的讨论，但是如果将章太炎的“革命”放到当时历史情境中进行考察，我们就必须承认章太炎是在用书斋中的学问引导社会，引导大众。这不仅为章太炎积聚了人气，而且使其学问从书斋高端向世俗层面转化提供了契机与可能。
章太炎东渡日本后第一次公开演讲开宗明义宣布自己的革命宗旨：“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这个说法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这些大革命家很不一样，章太炎并没有停留在简单地排满，更不是简单地破坏。
“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这是中国在与西方接触后许多思想家意识到的一个大问题。工业革命引发全球化，也带来了西方文明。中国面对工业化，旧有信仰体系出现了问题，就像一千多年前印度佛教进入中国一样，中国如何汲取外来宗教精义，重构新信仰体系，成为“后农业文明时代”必须正视的问题。章太炎说：“有的人说佛教看一切众生，皆是平等，就不应生民族思想、种族主义，也不应提倡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殊不知佛教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平等思想，一切有碍平等的东西，在佛教看来都必须毫不犹豫地予以清除。满洲人入关统治中国已经两百多年了，两百多年我汉人无时无刻不在满洲人不平等的统治下。面对这种不平等，驱逐这样的极权政府，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还有什么不应该的理由？”章太炎认为，中国人从来没有一种宗教的心情和信仰，现在就应该以宗教发起信心，提倡佛教，发大愿，立大志，重建一个理想社会，重构一个合理的社会道德伦理体系。
至于以国粹激励种性，章太炎强调这绝不意味着守旧、倒退，更不是提倡中国人都去尊信孔教，只是希望中国人要去爱惜自己国家的历史，不要亵渎古人，厚诬前贤。据章太炎看法，中国历史就其广义来说，至少应该包含这样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
章太炎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人中有一种欧化主义倾向，总说中国万事不如人，各方面都没有办法与西洋比。这其实是不对的，既不符合历史，也是一种自暴自弃，是期望中国灭亡，黄种灭绝。
其实，从大历史视野说，章太炎认为抱持这种万事不如人思想观点的人，并不知道中国的真历史，并不知道中国文明的长处，满目所见，都是中国文明的缺点，都是中国历史的黑暗面，因而他们爱国爱种的心情也就一天一天衰落，直至丧失。
章太炎指出，如果中国人普遍知道自己的历史与文明，知道中国文明的成就，那么就是全无心肝的人，其爱国爱种之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所以现在要想方设法增进中国人的爱国心肠，对于中国历史上那些具有良好学问或丰功伟绩的人物，都应该牢记在心，以为榜样。就是中国历史上那些与今天生活实际毫无关联的人物，我们也应该记住他们的事迹，善待先人，激励后人，增强爱国心。章太炎说：当初顾炎武面对满洲人入关政治统治，要发起抵抗，但并没有兵力，只好到处访求那些古碑古碣传示后人，其实就是要汉人的历史激励后人。（《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
根据这些思想原则，章太炎利用《民报》这个平台，连续发表了《无神论》《革命之道德》《建立宗教论》《箴新党论》等一系列文章。这些论述别出心裁，立意高远，不仅使《民报》名声大噪，而且使这一份宣传革命的刊物油然增强了学术厚度。所谓“有学问的革命家”，主要是指这些言论。
章太炎不是一个空谈家，不只是口头上的国粹派、传统主义者，他是一个做而言起而行的人。进入民国，尤其是到了晚年，章太炎退出现实政治，更是一门心思弘扬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在北京，在上海，在苏州，在无锡，章太炎一次次登台演讲，揭示中国古典文明的深意，深刻影响了“后五四时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其生命早期在东京、北京的系列学术演讲，造就了黄侃、朱希祖、吴承仕等一批学术大师，后期的演讲，尤其是“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等处系列演讲，对于重新理解中国学术、中国传统，意义重大，诸如《读史与文化复兴之关系》《儒行要旨》《历史之重要》《适宜今日之理学》《儒家之利病》《论读史之利益》《论以后国学进步》《论读经有利而无弊》《再释读经之异议》《中学读经分年日程》等（《章太炎讲演集》），仅从标题看就不是人云亦云，而是明白表达了自己对新旧文化的根本立场，具有纠偏补正的意义，是今天关切传统文化复兴者最值得重温的哲思。马勇（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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