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主角》,陈彦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1月版
她叫忆秦娥。开始叫易招弟。是出名后,才被剧作家秦八娃改成忆秦娥的。
易招弟为了进县剧团,她舅给改了第一次名字,叫易青娥。
很多年后,忆秦娥还记得,改变她命运的时刻,是在一个太阳特别暴烈的下午。她正在家对面山坡上放羊,头上戴了一个用柳条编的帽圈子,柳叶都被太阳晒蔫干了。她娘突然扯破喉咙地喊叫,让她麻利回来,说她舅回来了。
她舅叫胡三元,在县剧团敲鼓。她娘老骂她舅,说是不成器的东西,到剧团学瞎了,作风有了问题。她也不知道啥叫个作风问题,反正娘老叨叨。
她随娘赶场子,到几十里地外,看过几回县剧团的戏,见她舅可神气了。他把几个大小不一样的鼓,摆在戏台子一侧。他的整个身子,刚好露出来,能跟演员一样,让观众看得清清楚楚。戏要开演前,他先端一大缸子茶出来。那缸子足能装一瓢水。他是不紧不慢地端着摇晃出来的。他朝靠背椅子上一坐,二郎腿一跷,还给腿面子上垫一块白白的布。他噗噗地吹开水上的浮沫,呷几口茶后,才从一个长布套里,掏出一对鼓槌来。说鼓槌,其实就像两根筷子:细细的,长长的。“筷子”头朝鼓皮上一压,眼看“筷子”都要折断了,可手一松,又立即反弹得溜直。几个敲锣、打铙的,看着“筷子”的飞舞,还有她舅嘴角的来回努动,下巴的上下含翘,眼神的左右点拨,就时急时缓、时轻时重地敲打起来。整个山沟,立马就热闹非凡了。四处八下的人,循着热闹,急急呼呼就凑到了台前。招弟是后来才知道,这叫“打闹台”。其实就是给观众打招呼:戏要开始了,都麻利来看!看的人越多,她舅手上的小鼓槌就抡得越欢实,敲得那个快呀,像是突然一阵暴雨,击打到了房瓦上。那鼓槌,看似是在一下下朝鼓皮上落,落着落着,就变成了两个喇叭筒子,好像纹丝不动了。可那鼓,却发出了皮将爆裂的一迭声脆响。以至戏开始了,还有好多人都只看她舅,而不操心场面上出来的演员。好几次,她都听舅吹牛说,附近这七八个县,还找不下他这敲鼓的好手艺。省城大剧院的戏,舅说也看过几出的,就敲鼓那几下,还没有值得他“朝眼窝里眨的”。不管舅吹啥牛,反正娘见了就是骂,说他一辈子就知道在女人窝里鬼混。三十岁的人了,还娶不下个正经媳妇。骚气倒是惹得几个县的人都能闻见。后来招弟去了县剧团,才知道她舅有多糟糕,把人丢得,让她几次都想跑了算了。这是后话。
她从坡上回来,她舅已经在吃她娘擀的鸡蛋臊子面了。她爹在一旁劝酒。舅说不喝了,再喝把大事就误了。
舅对娘说:“麻利把招弟收拾打扮一下,我赶晚上把娃领到公社住下,明天一早好坐班车上县。看你们把女子养成啥了,当牛使唤哩,才十一岁个娃娃么。这哪像个女儿家,简直就是个小花子,头蓬乱得跟鬼一样。”
要是放在过去,娘肯定要唠叨她舅大半天。可今天,任舅怎么说,娘连一句话都没回,就赶紧张罗着要给她洗澡、梳头。她舅还补了一句说:“一定要把头上的虱子、虮子篦尽,要不然进城人笑话呢。”她娘说:“知道知道。”娘就死劲地在她头上梳着篦着,眼看把好些头发都硬是从头皮上薅掉了,痛得她眼泪水都快出来了。娘还在不停地梳,不停地篦,她就把头躲来躲去的。娘照她后脑勺美美磕了几下说:“还磨蹭。你舅给你把天大的好事都寻下了,县剧团招演员,让你去哩。头上这白花花的虮子乱翻着,人家还让你上台唱戏?做梦吧你。”说着,又磕了她一下。
内容简介
《主角》,陈彦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1月版
《主角》是一部动人心魄的命运之书。作者以扎实细腻的笔触,尽态极妍地叙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人生的兴衰际遇、起废沉浮,及其与秦腔及大历史的起起落落之间的复杂关联。其间各色人等于转型时代的命运遭际无不穷形尽相、跃然纸上,既发人深省,亦教人叹惋。丰富复杂的故事情节,鲜活生动的人物群像,方言口语的巧妙运用,体现出作者对生活的熟稔和叙事的精准与老道。在诗与戏、虚与实、事与情、喧扰与寂寞、欢乐与痛苦、尖锐与幽默、世俗与崇高的参差错落中,熔铸照亮吾土吾民文化精神和生命境界的“大说”。作者上承中国古典文学及思想流脉,于人世的大热闹之中,写出了千秋万岁的大静。而经由对一个人的遭遇的悉心书写,让更多人的命运涌现在他的笔下。忆秦娥五十余年的人生经历及其心灵史,也成为古典思想应世之道的现代可能的重要参照:即便内忧外患、身心俱疲,偶或有出尘之思,但对人世的责任担当仍使她不曾选择佛禅的意趣或道门的任性逍遥,而是在儒家式的奋进中觅得精神的终极依托。作者笔下的世界,不乏人世的苍凉及悲苦之音,却在其间升腾出永在的希望和精进的力量。小说遂成浩浩乎生命气象的人间大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