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曾写过一篇谈诗人纪弦的文章《张爱玲激赏的诗作》（《东方早报》2015年8月2日），其中有一节是《〈散步的鱼〉的出处及诗人自评》，引用了诗人在《纪弦回忆录》（第一部?二分明月下，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年12月）中对《散步的鱼》的自评，其中关于此诗的最后一节“馥郁的是远方和明日；/散步的鱼，歌唱”，诗人自己这么说：
作为此诗之“诗眼”的“远方”和“明日”，究竟意何所指？那不就是“重庆”和“最后的胜利”吗？而“馥郁”本为“芬芳”之同义语，在此处，却含有“心神向往的美好的事物”之意。我虽然无法前往大后方，但我在沦陷区耐着性子等天亮，和每个老百姓一样的爱国，这不是假的：有诗为证。张爱玲说她不喜欢我这首名作，嫌它太过“做作”了一点。可是我想，那也许是由于她来自《红楼梦》的文学世界，却从未受过象征主义洗礼之所致。而就在此诗发表之后不久，人们就称我为“鱼诗人”了。我很喜欢这个雅号，比起以前的“臭袜子诗人”来，好听多了。
路易士：散步的鱼（1944年3月28日《中华日报》）
当时，我对诗人在诗作发表几十年后的如此自评是持保留态度的，加了这么一句评论：
《散步的鱼》有诗人自称的“微言大义”吗？我看不出来。诗论家自不妨去挖掘一番。
拙文发表几年来，似未见到有诗论家去挖掘此事。最近机缘巧合，读到诗人路易士在《散步的鱼》发表2个月后所写的文章《释“散步的鱼”》（载上海《中华日报》1944年5月30日），这是诗人很重要的一篇诗论，很值得诗人和诗歌的欣赏者参考。但此文中同样涉及到“远方和明日”的地方，诗人的说辞和后来并不一样：
我在诗的第四节的两行“馥郁的是远方和明日/散步的鱼，歌唱”里所预感了的新时代，是不固形的，不确定的。因为它还没有到来，无法摄影。但我坚决相信它的必然到来，而且是美好的。我已经闻嗅到它的“馥郁”了。眼前虽则是雾的茫茫海，但是“远方”和“明日”则给我们以希望，给我们以勇气。于是我继续生活下去，奋斗下去，感受一切苦难，张开两臂，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而在它的到来以前，我“歌唱”它。至于末节的“散步的鱼”，虽则也是写我自己的，但其主要任务，在于呼应首节两行，也同样是技巧上不可缺少的必然运用。
释“散步的鱼”（1944年5月30日《中华日报》）
很明显，诗中“远方和明日”，在当时诗人的笔下“是不固形的，不确定的”，很难和后来诗人所说的“重庆”和“最后的胜利”对上号。
其实，诗人路易士诗中“远方和明日”的概念，早在《散步的鱼》发表前10天，即1944年3月18日，路易士在《中华日报》刊登的88行的新诗《我活着》就出现了，且看这首诗开头第一段：
我活着。/我歌。/我出发——/到远方，到明日。/远方也许没有花吧?/明日也许没有光吧？/但我的活着/乃是一个实感：/我歌，/故我活着。
诗的末尾仍有呼应：“而且出发——/到远方,/到明日。/我信那是有花的，/我信那是有光的。//故我微笑着。”
路易士：我活着（1944年3月18日《中华日报》）
如此看来，诗人路易士那个阶段，确实对“远方和明日”颇多思考，并有多期待。
我曾在《“巨人之死”与“巨星陨了”——路易士2首诗作的辨析及史料新发现》（《名作欣赏》 2011年13期）一文中写过：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在《申报月刊》1944年第11期上，看到一则论者从来没有提及过的史料《记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一文，涉及路易士的诗歌创作。该文在叙述了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与会代表11月12日下午以大会全体代表名义用中文和日文为刚刚死去（11月10日）的伪政府头领汪精卫致吊词后，接着写到：
继之，上海诗人路易士亦自告奋勇，谓即席成诗一首，题为《巨星陨了》，请求登台朗诵。经议长转达后，闻者鼓掌。于是路诗人昂然登台，高声朗诵，其词如后：
扬子江在呜咽。
紫金山在叹息。
十一月的噩耗传来，
亚细亚的巨星陨了。
…………
听那太平洋的海水
鼎沸，狂啸；
…………
滴滴是
先生的辛酸泪。
…………
啊啊，谁来收拾
这山河的破碎！
（《申报月刊》1944年第11月号，36到37页）
路易士：巨星陨了（1944年11月18日《中华日报》）
从文中的省略号看，诗应该没有全引，也不知道此诗后来是否正式发表过。不过，据周越然追记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文字《自大会归来》[ 1944年12月15日出版《文友》第4卷第3期，第20页。]记载，汪精卫死亡的消息“正式在会场上公告，是十三日的下午。我们听到之后，即全体起立，并且静默三分钟。半小时后，人人都臂缠黑纱，带了孝了。”因此，路易士登台朗诵《巨星陨了》一诗的确切时间，还有待进一步核实。
查上海《中华日报》1944年11月18日，刊载有路易士的诗作《巨星陨了》，两相对比，发现《申报月刊》所刊登的《巨星陨了》就是全诗，并非我当时文中所认定的“从文中的省略号看，诗应该没有全引”，因为文中所谓的省略号，乃是分段符号，被我误认了。
之所以不厌其烦引用《巨星陨了》相关文字，是我认为此诗足以和《散步的鱼》（包括《我活着》）加以对照，厘清当年诗中“远方和明日”的含义。《巨星陨了》最后一节“啊啊，谁来收拾/这山河的破碎”,对照路易士《释“散步的鱼”》中所言“眼前虽则是雾的茫茫海，但是‘远方’和‘明日’则给我们以希望，给我们以勇气。于是我继续生活下去，奋斗下去，感受一切苦难，张开两臂，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可以清晰无误地看出来诗人当时寄希望于收拾破碎山河的主角是谁。如此，“远方和明日”在当时的真实含义，就呼之欲出了。
（2018年4月19日-5月8日于南京）
附：释“散步的鱼”
文：路易士
诗是只可“感受”而不必加以“解释”的。诗人表现，读者感受，这就是一切了。但是诗人的表现力有强些的，有弱些的；风格有明朗些的，有晦涩些的。读者的感受性也有敏锐些的和迟钝些的之差。为此之故，诗的欣赏遂因诗人不同，读者不同而造成了许多的困难。这原来是古今中外都不可免的一个极其普遍的情形。
“中华副刊”的编者把孙杭先生的大作拿来给我看，并嘱我写几句，以作答复。但为了事忙，至今才动笔，对于编者及孙先生非常抱歉。在本文中，我想把《散步的鱼》解释一下。这其实是多余的，但也是不得已的。希望贤明的读者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这决不是替我自己辩护，替我自己宣传，也决不是什么自吹自捧。
第一节两行
拿手杖的鱼。
吃板烟的鱼。
是写我自己的。我是人，不是鱼。但我想象自己是鱼。而鱼乃自由之象征。我追求自由。我是一个自由的追求者。
第二节两行
不可思议的大邮船
驶向何处去？
是写这个时代的。我想象这个时代是一“不可思议的大邮船”，就行在茫茫时间的大海上，而不知它将“驶向何处去”。同时在诗的写作过程中，“大邮船”的浮现于我的诗心，乃是基于鱼的联想，有其内在发展的必然性，是自然的，而非勉强的。
我为什么不用火车，飞行机或其他事物来作为这个时代的象征而独用“不可思议的大邮船”呢？原来这个时代是一个苦闷的，缓慢的时代，而非一个活泼的，飞跃的时代。并且，我自己是，十余年来如一日，坚决地反对着唯物史观之机械的看法。我认为人类历史之明日，不可以预先规定了下来。唯物史观贸贸然预言了明日之社会制度，其实这是最愚蠢的，最不智的邪说，谬论，妖言惑众，不足置信。所以我苦闷，我怀疑。接着第三节的两行
那些雾，雾的海。
没有天空，也没有地平线。
在加了我的苦闷与怀疑的情绪之表现上，遂成为不可缺少的技巧之必然运用了。
我反对唯物史观之机械的预言，但是高度苦闷和怀疑的结果，我终于感了新时代的到来。预感有殊于预言，预言是机械的，宿命论的；但是预感却非这样，它是自然的，活泼泼的。我在诗的第四节的两行
馥郁的是远方和明日
散步的鱼，歌唱。
里所预感了的新时代，是不固形的，不确定的。因为它还没有到来，无法摄影。但我坚决相信它的必然到来，而且是美好的。我已经闻嗅到它的“馥郁”了。眼前虽则是雾的茫茫海，但是“远方”和“明日”则给我们以希望，给我们以勇气。于是我继续生活下去，奋斗下去，感受一切苦难，张开两臂，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而在它的到来以前，我“歌唱”它。至于末节的“散步的鱼”，虽则也是写我自己的，但其主要任务，在于呼应首节两行，也同样是技巧上不可缺少的必然运用。
一首诗是一个宇宙，诸种天体发光并描一定的轨迹于其间，美而和谐，是恒久的秩序，多样而统一，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又太短，要它恰到好处，最是呕出心肝乃已之事。如果一个诗人竞毕生之努力而居然能够写出一首（只要一首就够了）好诗来，则他是可以死而瞑目，含笑于九泉之下的了。
诗乃经验之完成。一个情绪，一个思想，一个印象，一个感觉，一个梦幻，悉皆经验。完成一个经验，乃是诗人的所有事。至于“惶恐”与否，“慷慨”与否，根本毫无关系。两者都是情绪，都是经验。一首诗的优劣，要之，视其经验之完成了没有而定。怎么能够根据这个是慷慨的那个是惶恐的来下断语呢？
载1944年5月30日《中华副刊》第437期
（文/吴心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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