丸山真男解读福泽谕吉：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

本文摘自《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日]丸山真男 著 区建英译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4月版

译者原序：福泽谕吉研究与丸山真男

在思考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问题时，每每想起吉野作造(大正初期著名的民本主义者)[ “民本主义”是日本史上特定的用语，由democracy翻译过来，原意应为“民主主义”。当时为了避免与“天皇主权”问题发生冲突，采用了传统的“民本主义”一词来表达其意，虽不在概念上强调主权问题，但主张在实际运用中实行民主主义。这种“民本主义”是在日俄战争后由吉野作造提出的。 ]在他的《公人之常识》中，叙述的一件从友人中听来的小事： 此事发生在日德战争(1914年)后中国的青岛。战争结束后不久，神尾大将有一次在巡逻途中顺便走进一所乡村小学堂。那里的中国先生表示神尾大将可以尽管向学生提问题。于是大将问：“现在中国谁最伟大?”学生异口同声回答说：“孙逸仙。”无一人有异议。大将再问：“那么在日本呢?”学生又毫不迟疑地齐声说：“福泽谕吉。”

吉野的朋友闻此骇然失色。吉野借这个小插曲指出：“总之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孩子比日本人更知道日本。”(《公人之常识》，文化生活研究会，1925年，第41—42页)

为何吉野的友人“闻此骇然失色”呢?因为当时一般日本人眼中的伟大人物，不外是伊藤博文、乃木希典、东乡平八郎等政治家或军人，中国孩子的回答完全出乎他们预料之外。而像吉野这样的对福泽的价值有深切理解的日本人，则由此看到中国人掌握日本最有价值因素的敏锐性，并通过叙述这个小插曲暗示性地批评日本教育对福泽价值的忽视。这个例子同时向我们说明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文明方向的最人代表，但这并不意味福泽代表着日本历史的现实。

“中国孩子比日本人更知道日本”这句话，也许表达了当时日本部分开明人士对中国的赞叹和对自己国家的忧虑。但当时小学生齐声回答“福泽谕吉伟大”，与中国人实际上真正知道福泽和日本是两回事。我们切莫因日本人的这种敏锐的危机感而陷入“自我欺骗”中。

据文献记载，最早向中国介绍福泽的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1895年出版)。自那以后，清末在最大范围内介绍福泽的，是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此外，“桐城派”名人吴汝纶的日记，洋务派有关教育的文献，以及章太炎在《民报》的著述中，也谈到福泽谕吉。他们是怎样把握福泽思想的?这本身是个颇有意义的问题，译者对此已在别处作详究[ 《中国的福泽谕吉理解——以清末期为中心》，载《日本历史》第525号——1992年2月号，吉川弘文馆。]。在此仅指出下面一个问题。甲午战争后，“向日本学习”渐渐成为潮流，这对帮助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确实有积极意义。但往往又因专注于日本在国际竞争中成功的现实，反而忽略了那些被日本的现实所淹没但正在与现实作顽强斗争的进步精神。而且还出现把那种进步精神等同于其现实的倾向。甲午战后正值明治三十年代，那时明治初期的不少优秀思想(包括福泽的思想)还没来得及被理解，便已开始被现实社会所淹没或忘却。这一现实无疑也影响了中国人对福泽的认识。另外，随着辛亥革命后中日关系的恶化，中国人对日本的反感情绪渐渐增长。当初把进步精神等同于成功现实的倾向，这时则不自觉地转化为把进步精神等同于罪恶现实的倾向。到了民国初期，除了陈独秀等人对福泽有些皮毛的言及之外，福泽几乎再没有被中国知识分子所注意。对福泽的关心如此且起且伏，当然有各种客观原因，但从思想的角度看，这主要来自于把思想层次与现实层次混同一气的思维陋习，或者说是来自于“以偏概全”、“以结果定发端”的思维陋习。

内容简介

《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日]丸山真男 著 区建英译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4月版

丸山真男是日本著名的思想史大师，他认为，思想史家的特征是：埋没于历史中时表现得傲慢，从历史中脱出时表现得谦逊。一方面是严守历史的拘束性，另一方面是自己对历史的能动工作(所谓“对历史”，并不能误解为对现代，这是指自己对历史对象的能动工作)。在受历史制约的同时，积极对历史对象发挥能动作用，在这种辩证的紧张关系中再现过去的思想。这就是思想史本来的课题，也是思想史之妙趣的源泉。本书是其思想史论著的精粹，可以引领我们深入了解丸山思想史学的内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