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之城：天津】
“两个世界在这里相遇”
沿着海河大道去天津的金融区，可以看到一片老洋房，那些建筑当时是欧洲人的银行、俱乐部、金融机构等等，那种恢宏的气势毫不逊于上海。我很爱天津的一家酒店，老去住，它叫利顺德，是十九世纪末的一家老酒店，当年李鸿章、孙中山、梁启超、张学良，还有罗斯福的女儿都在那里住过，那感觉就像上海的和平饭店，或者北京的老北京饭店一样。
这家老酒店对我来说就代表了两个世界的相遇：中国人的世界和西方人的世界。但天津好像就沉睡在那个地方了。我们经常忘记，直到 1949 年之前，天津都是北方最辉煌的城市之一，当时真是南有上海，北有天津的感觉，它华洋交错，非常有生命力。
天津的崛起一方面是因为它被拓为通商口岸，另一方面也跟它是北洋大臣的驻地有关系。1870 年起，曾国藩、李鸿章先后驻在天津。他们在这个城市进行了很多崭新的实验——建学校，修铁路，引进电话、电报……各种新事物都在这里展开。待会儿要讲的袁世凯也是这场现代化浪潮中很重要的一位，他 1901 年开始继任直隶总督，一直到 1908 年被赶出权力中心为止。
我每次在那儿散步，看到那些老建筑，想起它过去的历史，就非常感慨：这个城市怎么到今天就突然沉睡了？它好像没有太多新闻，上次它产生新的故事，还是因为一场大火，出了一场灾难。所以它为什么丧失那种活力了呢？我觉得可能跟它不再是那种不同世界的交汇有很大关系，这也是非常让人遗憾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说，天津应该是更多样的、更包容的，甚至应该是乱糟糟的，这乱糟糟中蕴含很多新的生命力，它是两个世界的相逢之地。
我在天津有一个好朋友，我叫他徐师傅。他是一个特别好的淘书人，会在清晨的时候去海河边淘旧书。他是我见过的真正的爱书人，手里有各种各样版本的作品。我偶尔会坐火车去天津找他去玩，我们俩就在他的书房里面，一边喝啤酒，一边谈论他最新收集的书。他拿一张地图，给我描绘当年北洋的面貌。对他来说，那个时代的天津也是最值得缅怀的，它像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城市。而现在的天津对他来说太乏味了，所以他就沉浸在对昔日天津的向往中，就像很多上海人对于旧上海的渴望一样。
他会拿着地图讲当年的严复，告诉我这样一个从海外归来的留学生，他会坐人力车从哪里到哪里去上班，然后晚上再回来。严复虽然是一个有新思想的人，但在这么一个旧官僚系统中却是一个局外人，因为他没有进士的功名。他屡次去考试，结果都失败了，内心充满苦涩。
或许这也是天津的一面吧，那些真正的革新者在这个城市感到受到沉痛的负担，内心倍感苦闷。最后严复放弃了在官场上挣扎，去翻译《天演论》，塑造了崭新的一代中国人的生活。之后他还在天津和王修植、夏曾佑这些朋友创办了当时非常重要的报纸《国闻报》，可惜也很短命，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很快消失了。
【旅途荐书：《袁世凯传》】
“在他乡完成了对故乡历史的书写”
《袁世凯传》
作者：陈志让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这本书是袁世凯的传记，来自我很喜欢的一个历史学家陈志让（Jerome Chen）。其实从 1949 年之后，很多中国的历史书写就无法发声了，那些重要的学者都沉默，也没有机会研究东西，反而是一群流落到海外的中国学者大放异彩。当然他们在西方国家也很不舒服，因为中国研究在西方是边缘学科，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只能用英文来表达自己对中国的理解。但他们却成为了承接我们学术传统的很重要的人，像我认识的张浩先生，他是研究晚清思想史的，在美国威斯康辛教书。还有我喜欢的林毓生、黄仁宇先生，他们其实是在他乡继续着对故乡历史的书写。
这位陈志让先生也是其中一位。他在加拿大写了几本重要的书，是关于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他的这本《袁世凯传》很好读，我很喜欢这本小书，它描绘了一个人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转折性的一生。
关于袁世凯当然有很多的争议，他从河南到天津，最后到北京，在万人唾骂中死去。天津在他生活中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他是在这里崛起。他 1895 年末去天津的小站练兵，获得了兵权，后来北洋政府的重要人物段祺瑞、冯国璋都是他手下的将领。作为直隶总督，期间他也做了很多事情，这些不能因为他的日后的问题就被抹杀，毕竟他也在天津实施了他的现代化的努力。
他是这代人中很少见的有对外经验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就是驻朝代表，在平壤跟各国公使打交道。他晚年也会用西方的幕僚，像莫理循（Morrison）——那个有名的《泰晤士报》的记者，就是他的顾问。他在复辟的时候，还滥用一位哥大教授古德诺的论文，说帝制是好的。
当然他首先关注的是他的权力，我觉得这种对权力的迷恋会毒害中国这些杰出的人物，让他们变成与自己年轻时相反的模样。
先来读袁世凯在天津做直隶总督时的这段描述：
直隶总督的权力从来没有清晰的界定，但从来都比其他总督更有权势。在曾国藩始于 1865 的任期内，这些权力得到进一步增强。五年后，随着李鸿章上任此职，它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李鸿章除了全面负责该省的行政和防卫以外，还要处理地方性的外交事务，并就国策提出建议。他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将北洋通商大臣的职责改为直隶总督兼述。北方的防御、天津的海关、铁路建设、矿产开采和当前经济的发展，都是他的关心所在。这种做法形成了惯例，1894 年的中日战争的失败，虽然导致了李鸿章的衰落，却为直隶总督参与满洲的防卫开了一个先例。到那时为止，这一直都是皇帝专有的职责，李鸿章的继任者既无他的威望，也无他的军事实力，发现他遗留下的那双鞋，对他们而言太大了。于是，他们的权力衰弱了。袁世凯对这个任命的期许是恢复乃至超过李鸿章时代的辉煌。
【邂逅之音：when two worlds collid 】
“学校说这是魔鬼的音乐”
When Two Worlds CollideJerry Lee Lewis - When Two Worlds Collide
今天听一首美国的老歌，《when two worlds collid（当两个世界相遇时）》，是美国一个老牌歌手 Jerry Lee Lewis 唱的，那种腔调和歌词，是很老派的迷人。我喜欢那种两个世界相碰的感觉，像很多港口城市给人的印象，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很多。
1935 年 Jerry Lee Lewis 出生在美国的路易斯安那，是一个南方小城镇的穷苦人家，在那种贫困的环境里里受到布鲁斯、福音歌曲的影响，有点像我们在东北受到二人传的影响，或者像在利物浦那样被遗忘的港口城市，受到 Beatles 的影响。
▲杰瑞·李·刘易斯（Jerry Lee Lewis）
他也是个反叛的人物。他在 Texas（德克萨斯）的教会学校上学，一次教堂集会他唱了一首布吉·伍吉的《My God Is Real》，因为这首歌有点戏谑和反叛，他就被学校开除了，学校说这是一个魔鬼的音乐。
他的生活后来因为碰到猫王这些人开始改变，他出自己的歌曲，成为美国摇滚乐史上很重要的一个人物。2004 年《Rolling Stone》杂志评选出最伟大的一百名在世艺术家，他名列第 24 。
【艳遇佳人:杨翠喜】
“挣扎的灵魂与缺乏原则的美”
今天要说的这个女人，也是争议重重。我觉得在一个社会剧烈转变的时候——尤其在一个男权社会里面——一些女人会充当特别的角色。比如慈禧，一个咸丰的妃子，在中国面临庚申之变那种巨大创痛的时候，她脱颖而出，成为一代统治者，她的政治生命甚至比维多利亚女王还要长。
今天我们讲的关于天津的女人杨翠喜也是如此。她是当时涌现出的几个最有名的女子之一，她们都因为在那样一个变化时期而卷入政治斗争，很奇异。比如小白菜，一个爱上戏剧演员杨乃武的女子，关于她的案件变成晚清官场的一场巨大地震，她被动地卷入了历史中。比如赛金花，关于她有各种传说，她嫁给了一个中国的外交使节，还是个状元，二十世纪初她又成为一个进入很多文人的生活的女人。
▲杨翠喜在天津、北京享盛名之时，约为光绪三十一二年之际
我看晚清这些人物的照片，都看不出为什么她们会成为这样重要的人物。这张照片里，杨翠喜她梳着刘海，穿一个旧褂子，手里持着扇，你看不出她的魅力所在。史书上说她非常会唱戏，风情万种，被她迷倒的从文人才子到达官贵人。这些追求者中就有李叔同，我们知道他后来成了弘一法师，但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风流才子，一个有钱人家的公子哥。他就很着迷于杨翠喜，给她写过很多情诗，据说其中一首是“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怕小言愁，言愁不耐羞。”想想这是早年的李叔同，跟后来那个写“长亭外，古道边”的李叔同看起来好像相似，又不太相似。
袁世凯的一个幕僚段芝贵也特别宠爱杨翠喜，但为了拯救他的政治生命，他把杨翠喜献给了当时最重要的满族贵胄，庆亲王的儿子载振。那是在一个宴会上，杨翠喜去唱戏，唱的是《花田八错》，一下就迷倒了王爷，段芝贵就趁机把她献给了载振。
可惜这位杨小姐，在王府内搞出各种问题，牵扯出有关庆亲王家整个的贪腐系统，这成了一起哄动一时的事件，而最终她也离开了王府。袁世凯成为大总统后，她又重新回到段芝贵身边，成为新的权力系统中润滑剂一样的人物。
她没有大家对赛金花或是小凤仙身上某种家国情怀以及正义性的描述，她完全像一个权力的润滑剂一样的存在。我觉得她也代表了北洋时期天津的某一面，是一个圆滑的、妖娆的，因为缺乏原则而获得的某种魅力，这或许也是当时天津的某种象征。
天津有这样的挣扎的灵魂，有像杨翠喜这样缺乏原则的美，还有袁世凯那种对权力的渴望。北洋战争之后天津成为失败的北洋官员们的后花园，落寞和闲散彼此混搭在一起，共同构成那个老天津的魅力。
（以上为第二十三期《艳遇图书馆》文字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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