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霍尔除了是世界闻名的艺术家,也是写随笔段子的高手。这里推送三则,选自《美国》。
“有关死”
我被枪击那次,两颗子弹一路从我的胃、肝、脾、食道、左肺,还有右肺穿过。
大夫和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以为这次我是死定了,所以大家把什么准备都做好了,结果我掉了链子。其实,我还真是希望死了算了,直到现在我还是这么想,那样就可以把这件破事了结了。
人这一辈子,遇到的最尴尬的事情就是死,因为身后事全得由别人料理。你死就死了,别人得处置尸体、安排葬礼、挑选棺材、拟定仪式、张罗墓地寿衣,还得找人给你化妆,让你体体面面地走。你倒是想帮忙,最好是什么都由你自己来,可你不是死了么,死了就没办法了。
人啊,一辈子拼命挣钱,为的无非就是自立,不给任何人添麻烦,结果到了最后关头,却不管不顾把最大的麻烦丢给别人。要命。
我一直不明白,人死了,为什么不能就那么没了,那样的话,一切都能照常运转,只不过少了个你而已。
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我想把自己的墓碑空着。没有铭文,也没有名字。
嗯,现在想想,我想在上面刻上“虚构”两个字。
“情绪”
美国永远始于情绪。
譬如你去看电影,如果心情不对,那不管别人怎么推崇,你都会讨厌那部片子。我认识一个女的,把生孩子看成美妙无比的事情,可亢奋过了头,等真生了,反倒嫌弃宝宝不称心,足足郁闷了一年多。希望这不至于对孩子的心理有什么负面影响,可我也知道不可能。
如果很多人都是同样的情绪,那么他们可能会因此把不喜欢的官员选下去。如果参议员或是总统带着某种情绪,那么他们说的话,做的决策,甚至统治美国的方式都可能受此影响。
问题在于,情绪是不停变化的,有时候变化还很快。所以,情绪变了,电影会变,孩子会变,选票会变,决定会变,美国也会变,变到一个全新的状态。
这搞得别的国家都无所适从—今年我们还叫嚣着捍卫人权,明年就跑到外国的港口采矿。我们是个随性的民族,情绪变了,想法也会全盘改变。所以,我们的价值观、规则、法律都是以情绪为基准,轻易就会反复,这很不靠谱。
这正是美国政府和媒体了不起的地方。总统、报纸、杂志、电视—它们只想捕捉美国当下的情绪,投射出来,遇到不合拍的人,会力劝你放弃自己的想法,和所有人一道进入美国情绪。所以,如果你觉得跟着自己的感觉不踏实,那就听媒体和总统的,他们怎么说怎么是。索性把自己调到他们的频道上好了,他们会告诉你别人都是怎么想的。这样,你就和全国人民步调一致了,用不着时时做大的调整,每六个月……或是四年来一回就行了。
我老觉得政客和演员是最能体现美国特色的。他们可以把自我拆成若干碎片,需要的时候从里面挑一块,说:“嗯,这次我做这个就行了。”和整体相比,碎片自然是狭隘的,无趣的,可人人想看的也无非就是碎片。
政客和演员会像变色龙一样改变个性,我们何尝不是。譬如你分头给老板、恋人、还有运通卡的收账员打电话,不也是挑出每个人想要的碎片,每打一个电话,就彻底换一张脸么?这和政客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他们训练有素,游刃有余。大使馆也好,新闻采访也罢,人家演什么像什么。
所以,我老是疑惑:演多了会不会过头?他们会不会自问:真正的我在哪里?
华盛顿的社交活动基本没有不正式的。就算刚刚下班,去参加六点的聚会,也是人人礼服长裙。在美国,只有华盛顿人会把正装挂在办公室的柜子里,以应对必须出席的各种社交场合。
这些繁文缛节可能会让人觉得华盛顿是个非常严肃的地方。没错,这里的确到处都是燕尾服、大理石、大草坪什么的,不过,还没等你被震晕,就会有一辆观光电车从你眼前开过去,车上的乘客人人都是T恤短裤,很卡通那种。回神了吧?华盛顿游客多,旅游气也重—小吃摊、穿制服的导游、导游手册,还有五花八门的纪念品—简直就是个主题公园。
不难发现,那些观光客会渐渐地被这种气氛感染。
可是还有下文。随便找一家来旅游的,那种刚刚在热浪里奔波了一整天的,正为天气湿,孩子吵,闹得不可开交,眼前冷不丁冒出来一个大家伙—《独立宣言》、林肯雕像,或者刻着所有死难者名单的越战纪念碑之类,你再看这家人,真的是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他们本来觉得这也不过是个迪斯尼乐园,吃吃小吃,买买纪念品,东奔西跑把时间填上,也就这样了,结果,迎面碰上了一个壮观、伟大、不可思议,而在华盛顿却随处可见的美国风景,之前的感觉被全盘推翻了,不仅发现了这个国家的伟大,也为自己身居此处感到无比自豪。
神奇。
“你是谁?”
有一次我在帕萨迪纳博物馆参加杜尚回顾展,招待会上的玫瑰香槟太好喝,一不小心喝多了,回去的路上人家只好把车停在路边,让我下车吐,就吐在大片大片的花丛上。加利福尼亚的夜晚空气凉爽,即便呕吐的时候也觉得人很清爽—和纽约是太不一样了。
我的传记电影应该由泰布·亨特主演。
我要是像他那么帅,观众会比较开心。我是说,真正的邦妮和克莱德显然不是长成《雌雄大盗》里男女主角的样子。谁会在乎真相呢?
所谓演艺圈,就是这么回事:重要的不是你是谁,而是他们认为你是谁。
我一直梦想着能住在洛杉矶。有一阵,制片公司倒是约我们出来,说起让我们到加利福尼亚拍些电影,不过后来就没有下文了。我想可能是我们太奇怪,让他们摸不着头脑。
我上次去洛杉矶,走在街上就像隐形人一样,没人认出我是谁,可是一坐进车里,按喇叭的,招手的,飞吻的,停车要签名的就都来了。大家印象中的名人是只坐车,不走路的。
好莱坞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在电影首映式之类的场合,总能看到很多娇滴滴的迟暮美人,都是七八十岁上下。看得出来,她们年轻的时候都是大美人,即便现在,明星的派头也还在,风度也好。可你认不出她们是谁,演过什么,也看不出她们现在在做什么。
我是说假如她们从前是合同演员,那就攒不下多少钱,所以应该嫁得很好。可这也说不通,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社区定居点,只能是去雷诺离个婚,拿到很少的赡养费,大概也就每个月135美元。
不过,她们既然到处走动,保养得也不错,我想日子应该还过得去。总之什么活动都会请她们,她们也真会撑场子,华贵的旧式珠宝、“香肩”古龙水、头巾帽,颇有法贝热风格,身边还跟着个忠实粉丝打点一切。
我很怀念从前美国大胆梦想未来的年代。迪斯尼乐园里有用支架架在半空的塑料房子,家具固定,可墙壁是活动的,愿意的话可以每天给房子变个样,房间里还有机器人吸尘器,可以彻底自动清扫。去世界博览会看电影,每处关键情节,观众都可以投票;还有单轨电车,开起来一点声音都没有,可速度非常块。电视上都在说我们就要探索外层空间了,给人的感觉是随时都会征集去火星的志愿者。
每年都有新的科学发现、或是新发明问世,所有人都觉得未来无比美好。
大家都对美国充满信心,觉得我们是以奇妙的创造和发现引领世界的国家,我们将首先抵达未来。
现在,仿佛已经没人对未来有多大指望了。似乎大家都感觉未来和现在是一样的,也许更糟。可是,这种想法和发明机器人的梦想比起来,就一定更实在么?(文/安迪·沃霍尔 译/范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