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精神与定位（上）

从历史眼光看，今日所谓“大学”，对我们而言，本是一个从外面引进的新生事物。中国人开始思考办大学并落实在行动上，也不过就是一百年前的事。正因此，从体制到实践，我们的大学或皆仍处于“发展中”的状态，不免有“摸着石头过河”的一面。就连大学在社会中的定位，甚或在教育系统中的定位，都还有模糊不清楚的地方。故所谓大学精神，恐怕也是个很难众皆认可、甚或根本未曾想清楚的问题。不过，也有一些基本的原则，至少从民国初年开始，就成为不少办学者的准则。

独立自由的大学精神

北大校长委任状

蔡元培长北京大学时，一般都说他以“兼容并包”治校。这本是他自己的说法，大体不错。不过蔡先生还有所界定，即此乃“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换言之，兼容并包是表现出来的“主义”，思想自由才是其背后支撑的“原则”。仅记住其面上的操作，或可能淡忘其背后的原则。

当年真正参与治校者所体会的蔡元培办学方针，就更重“原则”。1920年11月，北大旅沪同学会在上海设宴欢送校长蔡元培赴法国，曾任文科学长的陈独秀致词说：

蔡先生自任校长后，有二事为同人等所亲见者。一则学说独立，盖无论何种政治问题，北大皆不盲从，而独树大学改革之精神；二则思想自由，北大内有各种学说，随己所愿研究，是以毁誉不足计。而趋向之所宝贵者，则精神也。今后同人之所希望，即在一面弥补缺点，一面保存精神，即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二者是矣。

陈独秀并不像很多人那样看重“兼容并包”，他眼中的北大“精神”很明确，即“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前者当时多对外，针对着“政治问题”；后者偏于校内，侧重于“各种学说”。这虽是陈先生赞扬校长的话，应也能代表文科学长自己的努力目标。多年后，经历了国民党“党化教育”的学人，才进一步认识到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可贵。陈寅恪特为表出，坚信其必“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今日学者大多记得陈先生的表述，其实他说出的是当年许多人的共识，且已贯彻于大学之中了。

什么是大学的精神？用陈寅恪的话说，大学中人“一定要养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最后一点受到的关注不多，却也决不能忽视。盖有批评态度然后能独立思考，精神独立才谈得上思想自由，故“思想自由”必与“批评态度”相结合。后来担任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就特别要求大学生要“运用自己的思想”，养成“不肯盲从的习惯”，不能轻易被人灌输固定知识，则又是“独立精神”与“批评态度”的结合。

不过这更多指大学内讲学风气的培育，若转而向外输出，长于批评或许就成弊端了。五四学生运动后游学于欧洲的傅斯年，于1920年8月1日给胡适一信，申述对留学界的不满意：不仅一般人急功近利，不重学业；“即所谓人才者，也每每成politician与journalist之‘一而二，二而一’的人格”。故他“很希望北京大学里造成一种真研究学问的风气”。就是“为社会上计，此时北大正应有讲学之风气，而不宜止于批评之风气”。他更希望胡适自己不必太看重提倡白话文等“社会上的名望”，而要努力“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

在大约同时给蔡元培的信中，傅斯年更明言：“北大此刻之讲学风气，从严格上说去，仍是议论的风气，而非讲学的风气。就是说，大学供给舆论者颇多，而供给学术者颇少。”简言之，“大学之精神虽振作，而科学之成就颇不厚”。所以他希望蔡元培“此后于北大中科学之教授法与学者对于科学之兴趣上，加以注意”（傅函中的“科学”似专指自然科学，但综合两函看，则他所谓“讲学”是泛指的）。

两函虽皆以建议口吻出，作为前北大学生，傅斯年的直言不讳其实已是今天所谓“提意见”了。胡适那年9月在北大的演讲，就对北大的学问成绩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了北大“在知识学问这方面贫穷”的现状，其中之一即有“四百多个教职员，三千来个学生，共同办一个月刊；两年之久，只出了五本”，被他视之为“学术界大破产的现象”。强调“我们若想替中国造新文化，非从求高等学问入手不可”。胡适主张把传播“新名词”的“普及”活动留给外面的人去干，希望北大师生“一齐用全力向‘提高’一方面去做工夫”，即“切切实实的求点真学问，把我们自己的学术程度提高一点”。

胡适

胡适之所以产生如此强烈的“危机感”，非常可能受到傅斯年的影响（以当年的邮递速度，胡适收到傅斯年函时应已在9月），至少也是与傅斯年有同感。大约同时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同样不看好北大学生的程度，以为北大过去的毕业生，大都不能自由译读西文参考书，基础的普通科学也不曾习得完备。而蔡先生“到北大以后，理科方面并不比从前发展；文科方面号称发展一点，其实也是假的，因为没有基础学的缘故”。既没有基础学，又不能读西文书，不免“仍旧拿中国旧哲学、旧文学中昏乱的思想，来高谈哲学、文学”。可知陈对北大办学的成效，持相当保留的态度。

陈独秀所说，包括今人所谓“自我批评”，因为他自己就曾是文科学长。同时他也在因应胡适对北大学术成绩的批评，两人虽在普及和提高上侧重不同，对北大的评估都与傅斯年相近。他们的共同感受，大致与不少“五四”当事人对学生运动的反思相关，即希望学生回归到求学上来。

类似的现象和观感后来仍在延续，两年后北大纪念二十五周年时，在“游艺、展览和讲演”这些“很有趣味的”表象背后，李大钊看到的是北大“值得作一个大学第二十五年纪念的学术上的贡献，实在太贫乏了”。他认为，“本校的光荣”，在于“能有些学术上的纪念作品，使全国学术界都能得到一点点有价值的纪念赠品”；遂“以极诚挚的意思，祝本校学术上的发展”。

可以看出，独立自由的大学精神是要培养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的学生。这些或都属于昔人所谓“修文德”的范畴，并奠基于爱智之心。而爱学问、求真理，致力于“纯粹研究学问”（详后），也是大学精神的一个核心成分。在此基础上既传授知识技能，更以学术回馈社会，则是大学的社会定位。

傅斯年观念中有一个重要的主张，即大学毋须脱离于社会（实际也不可能脱离社会，详后），但即使“为社会上计”，也应树立“讲学之风气”，以为社会“供给学术”，而不是“供给舆论”。

蔡元培

为社会供给学术的大学定位

所谓注重讲学的风气，与大学的定位和宗旨密切关联。曾任北大教务长的顾孟余便明言：“大学教育之目的，不在授青年以许多杂俎之知识及片面之技术，乃在一面研究各种理论科学之真理，一面以此研究之所得，造成合己身与宇宙之现象及意义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进而将人类“各时各地所发明之真理，贡献于中国之社会”。这才是“大学教育之真目的”，也是“大学对于国民之本来的天职”。

这一表述，与蔡元培、陈独秀等人的办学方针大体一致，也与傅斯年关于大学应为社会“供给学术”观念相通。傅斯年到晚年仍指责中国的“教育学术界未免太懒”，社会责任感不足——“青年心中的问题，不给他一个解答；时代造成的困惑，不指示一条坦途。”但他仍坚持，填补这样的“真空状态”，要靠翻译和创作足以“影响于思想文化”的优秀学术作品。

傅先生还是大学生时，便曾有“造社会”的宏愿，也一直在思考学术与社会的关系。在五四运动的当年他就提出，“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销沉而已，堕落民德为尤巨”。宋明之季的独行之士和西洋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代的学者，皆“能于真理真知灼见，故不为社会所征服；又以有学业鼓舞其气，故能称心而行，一往不返”。在他看来，那时中国的急务，“莫先于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

后来傅斯年先后担任过北大代理校长和台大校长，他晚年时坦承，若从理想言，“大学要尽量成一‘乌托邦’”，尽可能“与社会脱离，庶可以不受旧社会的影响，而去创造新社会”。但他知道那只是“写意的笔法”，现实是大学“不能独自生存”，其“不能脱离学校系统，脱离社会，犹之乎一人不能脱离了人群”。或可以说，要唤起民众对学术的自觉心，先要大学中人对学术有爱好心。但也只有大学中人“有学业鼓舞其气”，才能坚持真理，“不为社会所征服”，然后以学术回馈社会。

学术与社会密切相关，而其关系又是至为曲折复杂的。张之洞早就说过：“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而社会上民德的盛衰，更与学界文德的修为相辅相成。如梁启超所说，“欲一国文化进展，必也社会对于学者有相当之敬礼”。要“学者恃其学足以自养，无忧饥寒，然后能有余裕以从事于更深的研究，而学乃日新焉”。所谓“学乃日新”，既是大学对于社会的义务，也是大学赢得社会尊敬的关键。李大钊看得明白：“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

李大钊

当然，以学术影响和改造社会，并非一条坦途。颜元曾希望读圣人书者“要为转世之人，不要为世转之人”，但前提是学者自有其学，足以“转世”。傅斯年的同学顾颉刚在1919年说出了许多人的共同忧虑：“为什么真实学问的势力不能去改革社会，而做学问的人反被社会融化了？”他认为这还是因为学问方面的努力不足，所以提出，“诸君，倘使看得这社会是应当改革的，还是快些去努力求学才是”。到北伐后，受到喊口号时风的影响，他更喊出了“我们要造成一个‘研究的运动’”这一口号。

“研究”是近代兴起的新词，今日在大学中已广为流行（特别普及于一些研究生的论文题目中）；其所指的，就是大学那非教育的一面，也是大学服务于社会的一项主要功能。先后与王国维和傅斯年同事的李济在1954年对其学生张光直说：“每一个中国人，若是批评他所寄托的这一社会，必须连带地想到他自己的责任。”而“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作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不仅工程师或医师”。

聚集和培养知识人的大学，不能不是社会的批评者，同时更必须为社会供给学术。今日我们的大学仍以国立为主，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说，大学颇类过去的士人，其实是受社会“供养”的。故大学中人若不能“纯粹研究学问”，便无以回馈社会。若他们不存“爱智”的心态和风气，研究便很难“纯粹”，学问也不可能“日新”，又如何能唤起国人爱好学术之心呢。

李济把“求真理的人”对应于工程师和医师，揭示出大学在教育系统中的定位，包括大学应当是怎样的教育机关，甚至是否仅为教育机关，也是需要澄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