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不少人认为孙中山是“番书仔”，对华夏文明尤其是对一般人来说高深的“礼学”，一窍不通。持这种看法的人，忽视了孙中山在其著作中引经据典的事实。究竟孙中山对礼学认识有多深？实践有多勤？现实意义何在？应北京清华大学彭林教授盛情邀请，2012年4月7日，孙中山研究专家黄宇和先生本就这些问题，做了专门的演讲和阐述。讲座稿收录在《历史侦探：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一书中，黄宇和 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4月。
由于孙中山自少在檀香山读英语学校，其后在香港和广州所读的中学及大专，教程皆英语，以至于不少人认为他是“番书仔”，对中国礼学一窍不通。其实孙中山的礼学渊源，从其童年就读的故乡翠亨村村塾就开始了。
少年孙中山 本文图均为 视觉中国 资料图
私塾启蒙
孙中山实龄九岁入读的村塾，课程一开始是念《三字经》，继而读《千字文》《幼学故事琼林》等启蒙读物。后来，孙中山在《覆翟理斯函》中有云：“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这句话应该如何理解？有学者做过调查，认为明清时代甚至民初，私塾启蒙之书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四言杂志》等小册子。惟各私塾均必须另加额外读物, 有关文学者，则有《千家诗》《古唐诗合解》《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古文释义》等书。有关历史者，则有《鉴略妥注》《五言韵文》《纲鉴》（一般为王凤洲《纲鉴》）。有关为人处世做文章者，则《幼学故事琼林》《龙文鞭影》《蒙求》《秋水轩尺牍》《雪鸿轩尺牍》等。进一步就读“四书”，接下来就是“五经”。循次一一诵读。
可有证据证明孙中山自言其实龄“十二岁毕经业”，即读到诸如《书经》等古籍的阶段？他实龄十二岁半时，随口就念出《书经》中《五子之歌》来讽刺澳门的赌档、花船、妓女户等不良现象。歌曰：
内作色荒，外作禽荒；
甘酒嗜音，峻宇雕墙；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小小年纪已经能够随意默念《书经》，让人有点难以置信。据后来罗香林先生采访孙中山的姐姐孙妙茜老姑太的纪录，说孙中山初入村塾时固然始读《三字经》《千字文》，惟“瞬即背诵无讹”，以至村塾老师不久就授以“四书五经”。窃以为孙中山能背诵出《五子之歌》，一定程度上是因其四字一句，全部押韵，朗朗上口，《尚书》其他部分，他不一定都能背诵。
沿此思路探索，则孙中山自言其“十二岁毕经业”，及佐证其言之孙妙茜回忆，可以理解。第一，据后来在檀香山的同学唐雄说，孙中山“在檀读书时，中文基础已深，英文课余之暇，不喜与同学游戏，常独坐一隅，朗读古文；有时笔之于纸，文成毁之”。第二，孙中山在香港领洗进入基督教时取名日新，盖取《大学·释新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义——此句也是容易朗朗上口者。
但是，孙中山对其背诵的东西理解了多少？从他吟咏《五子之歌》来讽刺澳门，证明他理解此歌用意。其余呢？那就有进一步探索之必要。因为，一般来说，传统村塾的教法是只教背诵而不作解释。孙中山对自己初入学时的遭遇，就有过很生动的描述。他对林百克回忆说，每个学童，在村塾老师那教鞭的阴影下，面壁高声背诵《三字经》。他们对自己所背诵的东西丝毫不懂其意思，老师也不作任何解释。如是者一月，孙中山再也忍受不了，他造反了：“我对这些东西一点不懂，尽是这样瞎唱，真没意思！我读它干什么？”老师惊骇地站起来，拿出一根短竹，在手中掂量。但手臂很快就无力地垂下来了。因为，孙中山是全塾最善于背诵者，打他恐不能服众，于是厉声喊曰：“什么！你敢违背经训？”
“不是，我并不反对经训。但是，为什么要我天天背诵这些我丝毫不懂的东西？”
“你离经叛道！”
“但是，你光教我认字却不教我明理”，孙中山不服气地回答。
老师大惑不解。此孩在背诵方面，进步神速，为何偏偏如此不快？
“求求您，为我解释一下我背诵的是什么？”孙中山央求老师。
老师的心软下来了，深感此孩子极不寻常。孙中山继续央求说，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道理，为何这些方块字就不包含道理？老师无言以对, 但对孙中山的反叛，已由愤怒改为友善的同情。孙中山亦不为已甚，基于对老师的尊敬，以后更是加倍努力地背诵那些他毫不理解的古文。但心里还是反复地萦绕着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些古文必定含有意义，终有一天我会找出它的含义。”
这段记载说明，那位老师自己对古文，可能也是不求甚解，否则他大可从此就向学生解释书中的微言大义。学而不思者，大有人在。否则孔子就不会道出“学而不思则罔”这句名言。据翠亨村耆老陆天祥回忆说，这位老师已老掉了牙齿，以致说话声似蟾蜍；同时鸦片烟瘾很重，常一两天不上课。窃以为这样的料子，若果真是学而不思的人，也毫不奇怪。
那么，孙中山终于是如何明白到书中的微言大义？林百克在英文原著中解释说，孙中山是个天才，凭着他超人的领悟力，终于冲破重重无知的黑暗，而光芒四射！这个解释是过分地赞美其书的主人翁了。但在某种意义上，亦有其较为可信的一面：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口语所用的词汇，都有其一定的意思。孙中山一旦能辨认出书本中方块字的发音，与日常某口语的发音是一样时，书本中方块字的意思，就越来越明显了。结果，孙中山所谓 “十二岁毕经业”后，即能随口念出《五子之歌》，来讽刺澳门的赌档和妓女户。难怪私塾老师告诉孙父曰: “若帝象[孙中山乳名]随我读书三年，胜过他处十载。”似乎这位蟾蜍老师，把孙中山自己领悟出的成绩，据为己有了。
孙中山像
礼学渊源
本侦探继续追查孙中山后来的礼学渊源，发觉他在香港所读的拔萃书室和中央书院，都有稍微涉及汉语的课程。
譬如，他在中央书院的汉译英教科书中，就取材自各种典籍。该等教科书已遭战火毁灭，但内容则可以从取材自该等教科书的试题，见到一斑：
一、书曰以亲九族九族既睦是帝尧首以睦族示教也礼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明人道必以睦族为重也夫家之有宗族犹水之有分派木之有分枝虽远近异势疏密异形要其本源则一故人之待其宗族也
二、父老子弟联为一体安乐忧患视同一家农商相资工贾相让则民与民和训练相习泛守相助则兵与兵和兵出力以卫民民务养其力民出财以赡兵兵务恤其财则兵与民交相和由是而箪食豆羹争端不起鼠牙雀角速讼无因岂至结怨耗财废时失业甚至破产流离以身殉法而不悟也哉
承广州学者陈晓平先生赐告，该两道引文出自《圣谕广训》。按《圣谕广训》是由清朝官方颁布，并运用政治力量使之广为刊行的官方书籍，内文分为康熙《圣谕十六条》与雍正《广训》两个架构。《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之中的《圣谕广训》条（乾隆四十七年，即阳历1782年），阐明说：“方今布在学宫，著于令甲：凡童子应试、初入学者，并令默写无遗，乃为合格；而于朔望日，令有司乡约耆长宣读，以警觉颛蒙。盖所以陶成民俗，祇服训言者，法良意美，洵无以复加云。”
其实，《圣谕广训》本身也频频引用“四书五经”，若把上述第一道试题加上标点符号，真相就更为明显：
《书》曰：以亲九族，九族既睦，是帝尧首以睦族示教也。《礼》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明人道必以睦族为重也。夫家之有宗族，犹水之有分派，木之有分枝。虽远近异势，疏密异形，要其本源则一。故人之待其宗族也 ……
另有汉译英取材自教科书的汉译英试题，容本侦探加上标点以彰出处：
《礼》言儒士浴身与浴德同称；《诗》咏后妃薄衣与薄私并重。此非徒欲壮观瞻，实欲以杜疾病耳。夫优游泮涣，尚防秽气之熏蒸；娄曳从容，犹恐汗污之蕴结。况属小民，肩挑贸易，操作任劳，以致身积垢秽，衣染尘泥者乎？若不勤加洗濯，将日积月累，疾病多由此而生。
承陈晓平先生赐告，原文出自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所著《自西徂东》。该书的英文名字为Civilization, China and Christian（若粗略直译，可作《华夏文化与耶教文明比较》）。花之安以文字传教为工作重点，曾有人誉之为19世纪最高深的汉学家。此语明显地过分，但花之安特殊之强项——对西方文明的理解——也是当时中国汉学家望尘莫及者。且不说19世纪的中国汉学家，哪怕是当今的中国汉学家，每年看了多少本外语的有关专著？尽管看了一些，又准确地理解了多少？洋人在汉学的造诣，当然无法与本土的汉学家相提并论，但洋人审视问题的角度，往往与华人不一样，从下面一道同样是出自《自西徂东》的香港中央书院汉译英试题，可见一斑（其中标点是补加的，在方括号内之文字，也是本侦探按照原文补上者，藉此以观全豹）：
[虽施医之院，本以博济为念，]凡有疾病皆蒙医治，而于癫狂则以为莫可救药。故规条所载，凡有癫狂之人，医院例多不收，要亦袖手旁观，任其癫连已，岂不惜哉？甚至有等无赖之徒，或以言语激其怒，或以戏弄诱其狂，徒逞一己之笑谑，不计病者之呼号，故尝见其殒身不顾者有之，噫！何相待之刻薄耶？然此不但中国为然，凡各处地方亦间有此等顽梗无知之辈，可胜慨哉。
由是观之，花之安所认识的华夏文化，施展“仁爱”之对象有亲疏之别，当然就不包括陌生的癫狂人。另一方面，耶教信条之一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因而产生“博爱”的信念。后来孙中山受洗进入耶教，读书期间更长期接受耶教文明之熏陶，西医书院毕业后以西医医术济世，其济世方式也是以当时西医的“博爱”为指导思想，大别于花之安所说的当时中医歧视某些病人的态度，故得到广大病者的爱戴。孙中山能深深地感受到这种爱戴，结果更坚定了他对“博爱”的信念。孙中山既读圣贤书，又信耶教，很自然地把儒家的“仁爱”发展成为更显得海阔天空的“博爱”，并把它推崇备至，常书此以赠人。
此外，香港中央书院的英文常识试题，有命学童以“遇贼争死”为题作文者。按该句所说的，是西汉末年，天下大乱，人相食，赵孝的弟弟赵礼被一群饿贼抓去，群城要杀了吃肉。赵孝听说了，便用绳子将自己绑了去见群贼，说：“我弟弟赵礼挨饿很长时间了，他身上已经没什么肉了，不如我肥。你们把我杀了吃了吧，把我弟弟放了。”赵礼一听，急了：“不不不！你们是先捉住我的，吃我吧！怎么能杀我哥哥呢？”兄弟争死，这一下子居然感动了流着口水、饥饿红眼的贼人，把他们兄弟俩放了。这件事后来被文人编进了儿童启蒙读物《幼学故事琼林》。
又有英文常识试题，命学童把中国古籍之中，有警句谈到某些比性命更重要者，翻译成英语，并注明其出处。正确的出处应该是《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也。”当然，孟子只不过是发挥孔子说过的话，见《论语·卫灵公》：“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众所周知，所及《论语》和《孟子》是“四书”中的两书，而上述之《书》和《礼》，是“五经”之中的两经。准此，可以说孙中山从中央书院的课本中，继续抽样地学习了“四书五经”。至于孙中山如何有系统地学习“四书五经”，就靠他自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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