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世界现存最大的维多利亚时代玻璃建筑、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Kew Gardens）的温室正式完成整修，重新对外开放。作为曾经世博会主场馆“水晶宫”的姊妹版，“温室”定将成为游客们到访伦敦的又一出行选择。
雄伟的“温室”
本文的主角却是“温室”西南角的另一座建筑——建造于欧洲“中国热”（Chinoiserie）鼎盛年代的“中国宝塔”（The Great Pagoda）。这座见证了中西文化交往史的建筑杰作，也即将于今夏完成整修，再次面世。
“中国宝塔”
“中国热”：从迷幻的“Sharawadgi”到真实的“中国宝塔”
自15世纪新航路开辟以来，“贸易”与“传教”就一直是西方各国对外发展的主线——前者多是一种经济上的往来；而后者在宗教之外，还常常伴随着文化上的交通。最早有关“中国文化”的介绍与引介，便是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通信，源源不断地涌向欧洲大陆的。
当17、18世纪之交，法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以绘画的形式，带回有关中国的直观风俗材料后，新奇的“异域色彩”与此时方兴未艾、追求繁复华丽的法国洛可可艺术一拍即合，旋即在绘画领域迸发出了“中国热”的苗头，继而又迅速扩展到了包括室内装潢、陶瓷以及着装等等艺术门类，“中国热”成为了18世纪前期主导法国、进而是西欧大部分地区的艺术风潮。
法国画家布歇（Francois Boucher）的画作是“中国热”的典型代表
尽管这股风潮起源于法国，但是由于巴洛克式的、宏伟而又规整的花园此时正在法国大行其道，因此欧陆的园林设计，起初并没有太多受到“中国热”的影响。真正将这股“中国风”吹进园林设计的，是他们位于海峡对岸的老对手英格兰。英国诗人蒲伯（Alexander Pope）很早便呼吁人们跳出精心修剪的法式庭院，去往大自然中感受真正的美；作家沃顿爵士（Henry Wotton）更是早在17世纪初时，就对严格按照“几何对称”原则设计的法式园林表示不满。从这些迹象可以看出，之所以后来英国会拥抱“中式园林”，不仅是一种单纯的艺术趣味，更表现出对法式艺术主导权的反抗。
法式园林的典型代表——凡尔赛宫园林
然而光有“反抗”还远远不够，英国人还得为他们的“园林美学”交上一份属于自己的答卷。此时，通过道听途说进入欧洲的“中国式”园林审美，很快便成为了英国人有力的思想资源。
1692年，英国著名外交家与作家坦普尔（William Temple）的文章《论伊壁鸠鲁的花园》正式在伦敦印行。在文中，这位与荷兰知识界过从甚密的英国外交家，用美好的笔调，毫不吝惜地赞美了中国园林的高超艺术境界，尤其对中国园林奉行的“Sharawadgi式”审美赞不绝口。在他看来，中国人这种充满着“不规则”、“不对称”的自然美学，正是英国人所苦苦追寻的完美园林风格。在他的鼓舞之下，一种融合了中西审美情趣的新式园林正式在英格兰诞生，被后世艺术史家称为“英中园林”（Anglo-Chinese Garden）。
然而，稍加考察便可发现，坦普尔笔下的“Sharawadgi”一词根本就不是什么“中国制造”，而是一个经由日本与荷兰两度“转手”的古怪名词；它的词源也并非来自汉语，而是来自于日本人对中式园林美学的体悟——“しゃれ味”（shyareaji，洒落味）或“揃わじ”（shorowaji，不规则）。在经历了旅日荷兰商人的几度转写与“再诠释”后，才最终呈现出了坦普尔笔下的面貌。可见，坦普尔的“Sharawadgi”实际上和中国园林并没什么直接的关系，因此根据这一理念为指导建造的早期“英中园林”是十分名不符实的。从18世纪英国建筑师的设计实践中，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早期的“英中园林”，与其说是基于对“中国园林”理念的吸收，不如说是基于一种对异域的迷幻想象。换句话说，它们往往既不“中国”、也不“园林”。
18世纪中叶英国建筑师哈夫潘尼（William Halfpenny）勾画的“中国风”凉亭
这一局面，终于因一位杰出建筑师的出现而宣告终结。作为一名拥有着瑞典血统的大英帝国公民，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青年时代曾随“瑞典东印度公司”两次前往中国，并在旅行途中详细考察并记录了中国建筑、尤其是园林建筑的实际情况。回到欧洲之后，钱伯斯先是在法国与意大利学习建筑多年，后又于1755年搬至伦敦，开设建筑事务所。
1757年，钱伯斯将早年的中国考察经历集结成书，并结合自身长期的建筑实践，出版了著名的《中国建筑、家具、服装、机械、器皿设计》一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该书中，钱伯斯激烈地批判了此时华而不实、不知所云的所谓“中国风”设计，呼吁人们真正地关注中国建筑的本来面貌；同时，书中还对中国园林“移步换景”的设计理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可以说，与之前的“离奇怪诞”相比，钱伯斯以降的“英中园林”才算真正步入了正轨。
钱伯斯爵士
钱伯斯笔下的中国建筑
1760年，一生戎马的英王乔治二世在如厕过程中意外地结束了他峥嵘的一生，王位旋即传承给了他的孙子，也就是日后成功狙击拿破仑外扩野心的国王乔治三世。出于对母亲的孝顺，乔治三世于登基后翌年，责成此时已小有名气的建筑师钱伯斯，在王室位于伦敦西南郊邱园的地产，为此时已是王太后的母亲奥古斯塔打造一座不寻常的建筑。由于拥有王室的资助，钱伯斯终于得以将内心对于中国建筑的遐想付诸实践，而此次建设的成果，便是“英中园林”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中国宝塔”。
建成之初的“中国宝塔”
整体建筑时间耗时一年，完成高度达10层（50米），雄伟的“中国宝塔”自建成之日起便成为伦敦的一大地标。当时的作家不无幽默地写道：“我本来只是打算在蒙彼利埃街（位于伦敦西南郊，距邱园约4公里）眺望这座宝塔的，但是估计在两个星期后，你都能在约克郡（位于英格兰北部，距伦敦约300公里）看到她了。”不过最令“中国宝塔”出名的还不是它的高耸入云，而是它对于中国建筑的真实描摹。钱伯斯不仅通过自身对中国寺院建筑以及相关画作的细致观察，完成了对中国式宝塔大体形制（例如回廊、出檐）的完美还原，还注意到了例如“龙形脊饰”在内的诸多建筑细节。凡此种种，均使得邱园“中国宝塔”成为当时整个西方世界之中对于中国建筑诠释得最为精准的一件作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对手能够将之超越。
“中国宝塔”的立面设计图
从骤兴到瞬衰
自从“中国宝塔”横空出世以后，欧陆各国王室与贵族纷纷投来了艳羡的目光，而依照钱伯斯“求真”原则设计的“英中园林”，也因之得到了各国王室与贵族的青睐。作为“英中园林”中的典范，“宝塔”成为了各国仿建大潮中的“保留曲目”。在接下来的近半个世纪中，一片又一片的“英中园林”在欧洲大陆上陆续兴起，一座又一座的中式宝塔也在这些园林间拔地而起——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法国的安布瓦斯、德国的波茨坦与慕尼黑……在当时的欧洲各国，到处都能看到以邱园“中国宝塔”为模板的仿制品；甚至远在欧洲最东端的沙俄，也在叶卡捷琳娜女皇对“英中园林”的无限仰慕之下，展开了皇村（Tsarskoe Selo）“中国城”与龙塔的建设计划。所谓上行下效，对于那些无力建筑巨大龙塔，但又想赶“中国热”时髦的上流人士而言，在自己的居所之中增添“英中园林”的元素，无疑成为了他们退而求其次的理想选择：“在屋顶花园内架设两座迷你的中国拱桥、并建设一条直通餐厅的迷你小溪。”——18世纪80年代的一位巴黎上流人士的所作所为，足以体现那一时代的欧洲社会，对于源自于英国、尤其是邱园的 “英中园林”的集体疯狂。
德国慕尼黑“英国花园”中的“中国宝塔”
俄国皇村的“中国城”
然而物极必反，正当“英中园林”在欧陆大放光彩的同时，这场“中国热”的艺术运动却在新的艺术潮流与批评家指责的双重威胁下，逐渐走向危机。
这里所说的“新的艺术潮流”，指的便是18世纪中叶兴起于意大利的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它以重新唤醒人们对希腊罗马时代崇高、肃穆之美的欣赏为主要表现形式。由于18世纪以来洛可可与“中国热”的华丽之美实在过于普遍，人们产生了审美疲劳，因此，对于“古典”的回归逐渐成为了贵族时尚的新宠，而一度红火的“中国热”则慢慢地变得不再时髦。这是“中国热”退烧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上海外滩的汇丰银行大楼便是一座典型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
与之相较，批评家们的指责则是“中国热”走向衰败的直观原因。对于17世纪的批评家们而言，他们之所以要反对庄严肃穆的巴洛克，是希望引导人们放弃对于装饰美的享乐，回归到淳朴的自然中去，当时追求率真自然的中式风格于是吸引到了他们的目光。然而，当时光走到18世纪中晚期时，“中国热”也已成熟化、系统化，这时，错愕的批评家们才忽然发现，与之前的巴洛克庭园艺术相比，“英中园林”非但没有教会人们“道法自然”，反而在原先穷奢极欲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一抹异域神秘主义的色彩。难怪诗人与批评家梅森在游历钱伯斯的“英中花园”时会如此慨叹：“脚踩天鹅绒地毯，在亚洲迷梦中沉溺不醒。然而，欧洲的安宁却在这中国风的浮光艳影里危若累卵。”
就这样，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狂飙后，“中国热”在18、19世纪之交逐渐归于没落。而作为整个成熟的“英中园林”运动的起点，邱园“中国宝塔”自然也难以摆脱被冷落的命运。在建成之后的近250余年间，“中国宝塔”非但没有随着英帝国的起飞而备受尊荣，反而遭遇了未曾经历过一次系统整修的悲惨命运；而“宝塔”引以为傲的金箔“龙形脊饰”，也在后来被拆除，据传是为了偿还声色犬马的太子乔治四世的赌债而变卖的。
鲜为人知的“战斗英雄”
1840年代起，王家地产邱园作为植物园逐步对公众开放。然而从二战之后起，曾经开放给游人攀登的邱园“中国宝塔”却从此闭门谢客。这其中的缘由，根据园方之前的解释，是因为宝塔年久失修，容易产生危险。不过随着后来相关档案材料的解密，一段发生在不列颠空战时期的历史才渐渐浮现在人们的眼前。
1940年7月，希特勒正式批准对不列颠发起大规模的进攻行动，代号“海狮”。在经过了7-9月以攻击军事基地为主的前两阶段进攻之后，9月起，德军将攻击的重点改为城市，并在此后对伦敦展开了连续7日的进攻，史称“伦敦大劫难”。
面对德军的疯狂进攻，英国举国上下进入了备战德国侵略的紧急状态。数量并不占优的战斗机驾驶员轮番升空迎击德军，英国国民们也纷纷响应，书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反法西斯斗争史。
不过，仅靠热情决然无法打赢一场艰苦的战争，面对强大的对手，战备的升级也成为了重中之重。然而，在英国大多数的军工基地为德军所重创、各大城市也备受空袭摧残的情势下，常规的测试地点显然无法逃脱德军的火力。因此，在9月下旬，伦敦的皇家空军研究院的军官们匆匆叩响了邱园的大门，而他们此行的目的，便是为了古老的“中国宝塔”而来。
档案材料为揭示二战时期“中国宝塔”的独特功勋提供了可能
根据研究院专家们的设想，少人问津又高耸入云的“中国宝塔”无疑是测试新型炸弹降落轨迹的理想场所，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对“中国宝塔”进行系统地“破坏”，即先在宝塔顶端凿开一个洞，然后在其下的每层相应位置凿开一个洞穴，最后在底层安装相应的观测设备与沙土着床，这样就能在德军无法察觉的情况下，在塔内秘密测试新发明炸弹的降落轨迹。尽管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文物保护”原则，但是由于身处战争的特殊时期，因此园方还是同意了这一做法。就这样，在不列颠空战的岁月中，外表看似寻常的“中国宝塔”实则充当了皇家空军研究院炸弹测试基地的功能。尽管在战后，有关部门填补了当时凿开的洞穴，但是由于未经系统整修，脆弱的宝塔始终无法正式开门迎客。
对于塔顶洞穴的修补，至今仍然能够从外部看见
正是由于“中国宝塔”在战时发挥的重要作用，为盟军最后的胜利贡献了难以令人忘怀的力量。换言之，与其说“中国宝塔”是一座曾被人一度遗忘的“伦敦弃儿”，不如说它是一位“战斗英雄”；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它延续了自己曾在“中国热”时期所扮演的“灯塔”作用，为二战盟军的最后胜利照亮了前路。
可喜的是，宝塔的“少人问津”也即将成为历史——2016年，在一家中国企业的资助下，“中国宝塔”开启了建塔以来首次大规模修缮。此次修缮不仅将使得宝塔焕然一新，还将使得之前“因故”拆除的龙形脊饰重返故塔。
复原后的龙形脊饰
250余年前，一座宝塔因文化的交通而起，继而成为了中国文化在欧洲传播的一座高峰。250余年后的今天，同一座宝塔又因文化的交通而复兴，而她又将演绎出怎样的美丽故事，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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