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原载《唐宋历史评论》第四辑（包伟民、刘后滨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5月版。
十余年来随着新出墓志的大量刊布，围绕着墓志展开的研究已成为中古史领域中的热门议题，每年发表的相关论著尤其是对新出墓志的单篇考释可称得上汗牛充栋，大有成为专门之学的气象。本文并不打算评骘目前研究的现状、方法及其得失，也不专门论及每一种新出墓志图录的史料价值，而试图较为系统地梳理十余年来墓志整理、刊布的情况，为学者了解这一数目巨大而且目前每年仍以数百方速度增加的史料门类的形成、快速扩充及其边际提供一个简要的索引。
本文将回溯的起点定于2005年前后。之所以选择这一时间点，与两本书的出版有关，其一是2004年出版的赵君平主编《邙洛碑志三百种》，其二是2005年出版的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在此之前中古墓志尽管已累积相当巨大的数量，学者也做了系统的整理校录工作。在魏晋南北朝，以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为开端，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接踵其后；唐代则从199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了两套并行的大型录文总集，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及续集，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系列。这一系列整理工作针对的对象主要有二，其一是二十世纪初因军阀混战而导致洛阳—西安一线大量被盗掘流散的北朝隋唐墓志，其二是1949年后经过科学的考古所获及征集入藏各文管单位、博物馆的墓志。因此，当2005年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出版之后，尽管该书是以传世文献为主要的爬梳对象，但亦兼及收录《唐代墓志汇编》失收或出版之后发表的墓志。从当时的估计来看，若将该书与清编《全唐文》、墓志总集及对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工作合观，似乎标志着学界已较为充分地掌握了存世唐代文献的全貌。
但恰恰是在此前后，自1990年代以后，洛阳—西安一线大量因盗掘而流散民间的北朝隋唐墓志开始浮出水面，渐为学者所知，赵君平整理《邙洛碑志三百种》便是这方面的第一种大型图录。在之后的十余年间，新出墓志数量之多，史料价值之巨大，盗掘过程中对考古信息的破坏、文物流散之严重，恐怕都大大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如果用最简洁的数字加以说明的话，《唐代墓志汇编》及其续集共收录墓志约5164方，资料截止于1996年以前。氣賀澤保規2017年出版的《新編唐代墓誌所在総合目録》是该书的第四版，《目录》1997年初版收录唐代墓志5482方，随着唐代墓志的大量刊布，先后在2004、2009、2017年出版了增订本，其中2017年版收录资料截止于2015年末，计有唐代墓志12043余方。即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们所见唐代墓志的总量增加了一倍有余，超过了之前一千余年的总和，而其中绝大部分系盗掘所获，不但未经科学的考古发掘，至少半数我们无法确切获知原石的去向，仅能依靠辗转流出的拓本甚至录文展开研究，同时也很难估测未有拓本行世便流入私人之手，之后一直未见天日者的数量。近年来北朝、五代墓志发现、流散的情况与唐代大体相仿，以下首先概述十余年来墓志发现与流散的概况。
一、十余年来墓志发现与整理情况概述
唐代尽管定鼎于长安，但东都洛阳人文荟萃，山东旧族在“两京化”的过程中往往首选迁居洛阳，因此崔、卢、李、郑、王等山东郡姓及北魏孝文帝迁洛后的虏姓高门大多仍以洛阳为家族墓地所在，而卒葬于长安周边则以唐王朝宗室、功臣及韦、杜等关中郡姓为主，辐射的范围反而较小。因此，洛阳邙山一带自北朝隋唐以来便成为达官贵人首选的卜葬之所，唐人王建《北邙行》中便描绘过邙山一带“今人还葬古人坟，今坟古坟无定主”坟茔层累之景象，因此在墓志发现的数量上洛阳要多于西安。1991年出版的大型图录《隋唐五代墓志汇编》煌煌30册，收录隋唐五代墓志拓本5000余种，其中洛阳卷达15册，占据其中的半壁江山。1990年代以来，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先后整理出版了《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洛阳新获墓志》、《洛阳新获墓志续编》等图录，较为系统地整理刊布了当地文管单位发掘及征集到墓志。而在洛阳首阳山电厂选址过程中发现的偃师杏园唐墓，共计发掘唐墓69座，其中绝大部分未被盗扰，2001年整理出版了正式的考古报告。除了墓志之外，包含了丰富的考古信息，对于我们认识唐墓的分期、中下层官吏的墓葬及家族墓地的规划等具有重要的价值。令人遗憾的是进入新世纪后，虽然在各种文物考古期刊上仍有零散简报及墓志刊发，但洛阳及周边发现墓志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盗掘出土，随后通过文物黑市流散各处。其中被公立收藏机构购入规模较大者有两批，一是千唐志斋博物馆所征集，主要通过《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叁千唐志斋壹》两书刊布了拓本及录文。二是洛阳师范学院陆续购藏了300余方，大凡较为重要者皆已有单篇论文考释，并见载于《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其全部馆藏将以《新中国出土墓志》专册的形式整理公布。其他如洛阳理工学院、偃师商城博物馆等也有少量收藏，其余大部则散落民间，为私人购藏，具体流向难以确估。
对于这样一批数目巨大的流散墓志，十余年来，洛阳当地学者赵君平、齐运通等主要通过对洛阳文物市场中售卖拓片的购求，陆续整理出版了一系列大型墓志图录，成为学者获取资料的主要媒介。其中尤以赵君平用力较勤，先后于2004年出版《邙洛碑志三百种》、2007年出版《河洛墓刻拾零》、2011年出版《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2015年出版《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合计12巨册。初步估算十余年来仅赵君平一人刊布者便达3000方之多，已近民初张钫千唐志斋规模的三倍，不免让人惊叹隐匿其后的盗墓活动之猖獗，文物流失规模之巨。其实从赵君平所编四种图录书名的演变上，我们已不难窥见盗掘范围的扩张，洛阳事实上也成为周边地区乃至陕西、山西等地被盗出土墓志流散中转的中心。与赵君平同时稍晚，齐运通亦先后整理出版了《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洛阳新获墓志二〇一五》两书，由于两人收集资料的渠道大体相同，因此刊布墓志的重复率相当高。客观而言，这批数目巨大新出墓志的整理公布，对学术研究有不小的推动，赵君平、齐运通等当地学者长年孜孜不倦地访求流散墓志拓本，使得文物在遭受劫难之后，尚不至于完全散佚，其付出的努力值得尊重与肯定。但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目前两人刊布的几种图录，皆仅影印拓本，未附录文，间或掺入个别伪品，在编次等方面亦有可议之处，对学者充分利用这批资料不免有所妨碍，对此下文还将详论。若从大端而言，赵君平所收数量更多，相对齐备，齐运通两书则在拓本影印质量上有稍胜之处。近年来董理洛阳地区出土墓志较为理想的范本是由毛阳光、余扶危编纂《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收录唐代墓志322方，尽管与赵、齐几种图录所收颇有重合，但主要优长之处有三：收录范围明确，仅收录洛阳出土的唐代墓志，不阑入陕西、山西等外埠流入洛阳者；鉴别审慎，编次系年准确，志盖、志石信息相对完整；录文准确。
西安的情况较之于洛阳稍显有序，无论是对关中帝陵的系统调查，还是在咸阳机场修建及改扩建、西安城区南北拓展与市政建设的过程中，考古部门皆与之配合，展开了大量抢救性的勘探发掘，有不少重要的发现。但毋庸讳言，同时也存在着广泛的盗掘现象，其触角甚至已伸入唐陵周边。1990年代以来，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组织编纂了“陕西金石文献汇集”丛书，系统调查了陕西省内各地区所藏金石文献，按地区、单位分册整理出版，至2014年《长安碑刻》出版，与中古史较相关者约10种，刊布了大量新资料。西安碑林博物馆作为在海内外享有盛名的石刻收藏与研究机构，在早年出版《西安碑林全集》之后，先后在2007年、2014年整理出版了《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两书皆附有清晰的图版与录文，颇便利用。值得注意的是《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虽汇聚其1980-2006年间陆续征集入馆的墓志381方，但其中半数多是碑林博物馆2005年购藏的一批出自山西上党地区的墓志，约200余方，而非出自陕西本省。《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收录墓志2007-2013年入藏231方，构成其来源主体的是2012年西安市公安机关破获一起重大倒卖文物案件后移交给碑林博物馆的墓志，书中著录入藏时间为2012年10月12日者，皆出于此。可以说，这两部图录的编纂多少都属于盗掘文物大量流出后的劫余录，虽有裨于学界，但也反映出公立收藏机构在墓志流散浪潮冲击下的无能为力。西安公安机关将近年稽查追缴墓志中的另一部分移交给西安市博物院，其中包括了著名的隐太子建成、其妻郑观音的墓志，这批材料经整理校录后，近日已经以《西安新获墓志集萃》为题出版。
由于公立收藏机构受《文物保护法》规定及资金使用的限制，使得民营博物馆成为近年来在文物市场大肆收购新出墓志的主力军。这一方面虽不无保存文物之功，同时在客观上也刺激了文物非法买卖的风气。其中以民营大唐西市博物馆收藏数量最多，其购藏的范围亦不局限于西安及周边出土的墓志，还包括洛阳乃至山西等地流出的墓志，颇多精品。其馆藏的主要部分经过与北京大学荣新江领导的团队合作整理，已以《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为题出版，共计收录墓志500方。其中重要的墓志整理团队成员大多已撰文考释，该书图版影印清晰，录文精审，是近年推动新出墓志整理与研究的成功尝试。其后，大唐西市博物馆陆续仍有新的购藏，包括引起轰动的汉文、鲁尼文双语回鹘王子葛啜墓志，目前其确切的馆藏数量仍不清楚。此外，最近出版胡戟《珍稀墓志百品》延续了《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的编纂体例，辑录刊布新见北朝隋唐墓志100方，但这批资料仅是据拓本整理校录而成，原石去向不明。另2013年出版《西安交通大学博物馆藏品集锦·碑石书法卷》刊布馆藏石刻30种，绝大部分系首次公布，包括由李商隐撰书的王翊元及妻李氏墓志。
除了盗掘流散的墓志外，西安地区博物馆、考古部门近年来亦陆续系统公布馆藏。从史料的价值而言，以《长安新出墓志》、《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两书最为重要。《长安新出墓志》中的“长安”系指西安市长安区博物馆，尽管仅是一区级博物馆，但唐代著名的韦曲、杜曲皆属今长安区辖境，拥有得天独厚的文物资源。书中多数墓志系首次刊布，包括著名的安乐公主墓志及多方重要京兆韦氏、杜氏家族成员墓志，史料价值颇丰。《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收录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01-2006年在西安南郊高阳原隋唐墓地发掘所获墓志113方，是近年来仅见的完全依靠科学考古工作形成的大型墓志图录。值得一提的是编者在整理过程中，除了拓本、录文等常规工作外，还专门刊布了每方墓志出土时在墓葬中位置的图片，在每方墓志解题中也简要记录了发掘情况，在正式考古报告尚待整理出版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的向研究者提供了墓葬的考古信息，在体例规划上用心颇多。
除了引起学者广泛关注的洛阳—长安一线外，近年来另两个有大量墓志被盗掘出土的区域是临漳、安阳周边及山西长治等地。临漳、安阳周边是中古时期邺城所在，邺城作为魏晋南北朝中国北方东部的中心城市，东魏北齐建都于此，保留大量的历史遗迹。直至隋文帝平定尉迟迥起兵后，对相州城进行了彻底破坏，相州因此迅速走向衰落。二十世纪初的盗墓浪潮也曾波及邺城，罗振玉曾裒集《邺下冢墓遗文》二卷，并述及当地墓志出土与流散的情况：“墓志出于安阳彰德者次于洛下，顾估人售石而不售墨本。此所录虽已二卷六十余石，而不得拓本不克入录者，数且至倍”。孰料近百年之后，学者依然将主要目光投向洛阳、西安两地，邺城周边墓志发现、流散的经过再次成为不为人所知的黑洞。事实上，近年来在邺城附近发现的东魏北齐墓志数量巨大，涉及人物在《北齐书》中有传者在十人以上，而传世《北齐书》仅十七卷系原文，其余皆是后人用《北史》及唐人史钞所补，新出墓志的价值不言而喻。但这批数量巨大的东魏北齐墓志，除《安阳北朝墓葬》一书收录7方墓志系因南水北调工程展开的抢救性发掘所获外，其余基本是盗掘出土。最早大规模刊布邺城周边出土墓志是《文化安丰》一书，这本编纂潦草的图录起初不过是地方上为宣传曹操高陵的发现而整理出版的，附有墓志195方，尽管录文错讹极多，但大部分系首次刊布，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文化安丰》一书起初因流布不广，并未引起学者的注意，较早注意到此书价值的是日本学者梶山智史。近年来随着《墨香阁藏北朝墓志》、《北朝艺术研究院藏品图录·墓志》的整理出版，我们稍可窥见邺城出土墓志的流向。正定墨香阁藏品较早为学界所知，或可追溯毛远明主编《汉魏六朝碑刻校注》，《校注》所收基本是已刊布的资料，但仍有个别未刊墓志，其中有几方便得自墨香阁。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合作整理出版的《墨香阁藏北朝墓志》一书以墨香阁经手、收藏的墓志原石为基础，收录墓志151方，拓本影印清晰，录文精审，成为方便使用的整理定本，而墨香阁所藏墓志的主体便是出自于邺城周边。另一家值得注意的收藏机构是大同北朝艺术院，尽管位于大同，但北朝艺术院整理公布的55方墓志，除个别出于平城外，其余都是近年出自于洛阳、邺城等地，大部分系首次刊布，其中尤以邺城所出者占据大宗，包含不少精品。其中拓跋忠、程暐、宇文绍义妻姚洪姿墓志同时见载于《墨香阁藏北朝墓志》、《北朝艺术研究院藏品图录·墓志》两书，推测其或是从墨香阁辗转流入北朝艺术研究院者。
山西长治一带历来出土墓志数量甚多，《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山西卷》录长治出土墓志115方，占一半多的篇幅。上文已述及《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刊布山西上党地区出土墓志200余方，近年山西新出墓志颇多流入洛阳、西安等地，《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洛阳新获七朝墓志》、《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等书中皆收录不少。由于长治等地出土墓志的志主身份多系中下层士庶，因此数量虽众，学界措意者较少，仅因志盖上有题刻唐诗的传统而稍引起学者的讨论，并关注其背后的地域文化特征。实际上，山西各地出土中古墓志的数量相当惊人，除了陆续出版的《三晋石刻大全》之外，近年来整理刊布者有《晋阳古刻选·北朝墓志卷》、《晋阳古刻选·隋唐五代卷》、《汾阳市博物馆藏墓志选编》等，前两种编纂以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为依托编纂，为了凸现墓志的书法价值，将拓本制成剪裱本影印，稍不便于阅读，但刊布了不少重要的墓志，如刘珣墓志、王惠太妃墓志，是目前所知仅有的两方北汉墓志。后一种虽未收有重要人物墓志，但所录50方唐志皆系首次刊布。
近年来陆续出版的石刻图书中较为重要者的还有《山东石刻分类全集·历代墓志卷》，集合山东省内各博物馆的馆藏，收录中古墓志145方，多数系首次发表。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博物院编《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收入宋以前墓志、买地券35种，包括不少前、后蜀重要人物的墓志，其中前蜀王宗侃夫妇墓志系首次发表。章国庆《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对宁波地区出土的墓志做了详细的调查，多有新的发现，如首次刊布的危仔昌妻璩氏墓志、元图墓志，保存了唐末割据信州的危氏家族兵败奔归吴越后仕宦情况的宝贵记录。另值得注意的是厉祖浩编《越窑瓷墓志》，上林湖一带的瓷墓志虽之前已有零星发现，但此书系统整理了流散民间唐五代瓷墓志80余方，数量之巨颇令人吃惊，显示了独特的地域传统。
二、考古信息缺失对新出墓志研究的影响
近年来大量新出墓志的发现与刊布，使石刻研究颇有成为预流之学的气象，对相关议题的深化自不乏推动之效。由于史学研究传统上仍以文字材料为中心，故学者虽皆知新获墓志来源不明，但看重其所提供的新知，对盗掘过程中考古信息遗失造成的危害认识仍欠不足。以下枚举数例说明考古信息缺失对史学研究所造成的影响。
武承嗣墓志是目前所见唐前期墓志中规格最高的，边长达120厘米，盗掘出土后志石辗转流入中国农业博物馆。由于武承嗣其人在史料中记载较丰，梁王武三思所撰志文虽长达1800字，实几无溢出传世文献者。因此武承嗣墓志虽贵为新史料，但文献上价值有限。随墓志一起被盗出的诏书、册书刻石，涉及唐官文书的运作，实际上更富史料价值，似至今仍散落民间，至于是否有其他重要随葬品出土，去向如何，自然无从查考。更糟糕的是，志文虽明确记载武承嗣死后陪葬顺陵，近年考古学者在对唐顺陵陵区勘探调查的过程中，已有意识地寻找武承嗣墓，但依旧无果可终。武承嗣作为武周时以王礼安葬最重要的宗室成员，武承嗣、武三思皆被安排陪葬武后生母杨氏顺陵，或可推测曾以顺陵为中心，规划武周宗室陵区。因此即使武承嗣墓已在早期被盗，仅墓本身的规制，譬如墓道长度、天井数量多少、是否施以壁画等，便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由于墓志被盗出，使确认其墓本身所在变得异常困难。这种遗憾，随着越来越多达官显宦墓志的流出，只会不断增加，将大大制约学者对于北朝隋唐高等级墓葬认识的深化。
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某一重要官宦家族墓志连续刊布，熟悉情况的学者大约皆心知肚明，这暗示着这一家族的墓地在近年来连续被盗，这样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典型的如潼关弘农杨氏家族墓地，系杨播兄弟发迹后有意在华阴习仙里重塑乡里的产物，迄今发现北朝杨播家族墓志27方，但仅杨舒墓经过科学考古发掘。使得目前多数的研究，仍停留在据墓志勾勒世系、婚宦等层面的问题上，而无法真正深入地展现其家族与地域社会结合的一面。洛阳万安山南原的姚崇家族墓地，近年来陆续刊布墓志十余方，仅早年葬于陕县的姚懿墓曾经考古发掘。姚崇家族墓地无疑事先曾有规划，无论是在陕县出土的姚懿玄堂记、还是洛阳流出的姚勖墓志皆记载了志主与家族其他成员墓地的相对位置。尽管学者通过各种手段尝试复原姚崇家族墓地的规划，但由于考古信息的缺失，讨论不得不带有相当的推测性。中古时期世家大族有聚族而葬的传统，葬地如何规划调整，是否存在昭穆次序，及其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政治社会网络，都是值得关心的问题，或许也是近年稍显停滞的士族研究中较有前景的议题，但这些重要的信息都随着墓葬的盗掘而消失。
盗掘所造成的考古信息缺失同样影响我们对墓志真伪的鉴别。《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收录了吕达、吕方两方墓志，并判定其为伪刻，吕达墓志系据吕通墓志伪造。但多年之后，《考古》杂志2011年公布了这两座墓葬的发掘简报，可知三方墓志皆是经科学考古发掘所获，吕达、吕通两志虽然连志主名字都题写不一，但确同属一人的前后两志。若非有考古证据的支持，恐怕难以纠正这一以真为伪的误会。
事先撰书制作完成的墓志只是葬事诸多环节中的一步，正如上一个案例提醒我们的那样，墓志文本所呈现的未必是历史事实。李碧妍曾指出《李怀让墓志》中记载的葬日恰逢吐蕃兵临长安城下，三日后代宗仓皇出奔，怀疑这一高规格的葬礼是否真正克期举行。可惜的是《李怀让墓志》系传世文献，志石无存，这一推测无法得到证实或证否。但笔者最近在研究安史之乱相关的墓志中，发现了一个类似的案例，乾元二年（759）九月庚寅，再次起兵反唐的史思明攻占洛阳，但吕藏元及妻张氏墓志记载是年十月两人合葬于洛阳，吕藏元之子是当时的宰相吕諲，志文用唐年号，并云“中使吊祭，羽□官给。存殁哀荣备矣”。若此，则史思明占领洛阳后，唐廷仍能为吕藏用夫妇举行隆重的葬礼，不合情理。而墓志出土的地点透露了真相，这方墓志出土于山西芮城县风陵渡镇西王村，可知正是由于洛阳的失陷，这场筹备中的葬礼并未能克期举行，已启殡的志主被草草安葬在了黄河的渡口，预先制作完成的墓志所呈现的是一场未曾发生的“哀荣”。毫无疑问，如果吕藏元及妻张氏墓志是盗掘出土，没有相关的考古信息，笔者以上的发现自然无从谈起。如果说，现在的学者已越来越多地意识到需要超越仅利用出土文献纠订传世文献这一狭义的“两重证据法”，尝试解读非文字的考古信息，注重对墓葬的整体性研究，那么大量的盗掘活动正在源头上扼杀这种学术进步的可能。
三、新出墓志整理工作得失刍议
十余年来数目巨大新出墓志的发现，给整理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在此之前，学界对于墓志资料的利用以《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及续集、《全唐文补遗》系列等大型录文集为主，尽管这些录文集在编纂体例仍有稍欠完备之处。如《全唐文补遗》系列为了在体例上与清编《全唐文》相配合，以作者时代排序，但由于半数以上墓志未记作者，每辑不得不以数目巨大的阙名墓志结尾，而且不注明录文所据出处，颇难翻检。《唐代墓志汇编》以志主葬年排序，方便检索，但所注明的出处，不少直接标示周绍良藏拓，亦不便覆按，续集录文质量亦稍有参差，两书皆需配合《唐代墓誌所在総合目録》才便使用。但这一类录文总集的编纂，仍为学者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特别是《唐代墓志汇编》及续集附有完备的人名索引，堪称为人之学的典范。但最近十余年来，随着《全唐文补遗》项目的结束，大型录文集的编纂工作中辍。加之新出墓志多系盗掘所获，流散民间，全面收集颇为不易。目前所见发表渠道主要有四，一、各公私收藏机构公布的馆藏；二、洛阳、西安当地学者通过访求拓本，编纂出版的图录；三、各种文物考古及书法类期刊的刊载，其中既有科学发掘所获，亦包括流散民间者；三、洛阳、西安等地学者零散的发表，这一部分基本上得自民间收藏。
随着新出墓志发表渠道的多元化与分散化，而墓志在文物市场上往往又以原石与拓本两种形式流通，直接导致了三个后果，其一是重复发表，同一方墓志的拓本见载于多种图录的现象相当普遍，不仅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费，同样也容易误导学者进行重复研究。其二割裂了相关墓志间的相关性，同一家族的墓志被盗掘后，流散各处，在几年之内分别在不同渠道发表，给学者的综合研究造成困难。如笔者新近撰文讨论安史之乱中依违唐、燕双方王伷的生平，最初留意到王伷及妻裴氏墓志刊《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后发现其子王素墓志数年前在《洛阳新获七朝墓志》中便已发表，而其女王氏墓志则见载于北京市通州区博物馆编《记忆——石刻篇之一》，盖王氏墓志从洛阳盗出后，后由收藏家李颖霖捐赠给通州区博物馆。甚至已有流失海外者，會田大輔、齋藤茂雄最近公布了久保惣記念美術館所藏的遂安王李安妃陆小娘墓志、丘媛墓志，遂安王李安字世寿，即《旧唐书》中提及的李寿，墓志1995年便在长安县郭杜镇东祝村附近出土，石存西北大学博物馆。丘媛墓志则无疑是近年来在洛阳被陆续被盗出唐初功臣丘和家族墓志中的一方，目前已刊布家族其他成员的墓志有丘师及妻阎氏墓志、丘英起墓志、丘知几墓志等。这两方墓志无疑皆是近年在长安、洛阳出土后流落境外的。同一墓葬所出的文物亦遭分割，如甘元柬墓志早在1991年编纂《隋唐五代墓志汇编》中便已刊布，石存偃师商城博物馆，但同穴所出诏书刻石则至2012年出版《洛阳新获七朝墓志》中才获披露。其三是录文与拓本发表时间先后间隔较久，由于各种原因不少墓志录文虽早已发表，但拓本一直未见刊布，使学者难以覆按。例如2000年出版的《全唐文补遗》第7辑中部分墓志系据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志录文，拓本直至2017年出版《风引薤歌——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墓志萃编》中才得以公布。在此背景下，尽管新出墓志在数量上已超过之前《唐代墓志汇编》及续集收录的总合，但学者的整理研究工作事实上仍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新的录文总集的编纂不但工程浩大，非个人所能承担，而且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亦困难重重，难以措手，都极大限制了对墓志资料的利用及研究的深化。毫无疑问，以上弊病产生的根源在于墓志的盗掘与买卖，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就学界本身而言，对此问题并无任何有效的解决办法。以下仅就在具体整理工作中可以改良之处略陈管见。
提升图录印刷的质量与文物信息的完整度。在早年出版的金石图书中，囿于当时条件，不少书中所附图版过小，影印质量较低，难以识读，如“陕西金石文献汇集”丛书中普遍存在这类问题。近年新出图录中，多数已采用8开或16开印制，仅就墓志而言，这样开本已敷用，但在印刷质量上各书之间仍有参差，如《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两书中收录的不少拓本，影印模糊，清晰度较低，这或与前期照片拍摄、后期制作等环节有关。近年所见印制质量最精善的碑志图录当属《北京大学图书馆新藏金石拓本菁华（1996-2012）》。有些则在编纂过程中未充分考虑到文物的特殊性，如《越窑瓷墓志》所收罐形瓷墓志，皆仅提供墓志一面的照片，使学者难以校正录文。或囿于条件，个别图书仍选用石刻的照片代替拓本，甚至仅公布录文，不附图版，皆不便于研究者。此外，在重新整理过程中，对旧志则尽量选取早期善拓加以影印，是推动释文质量提高的重要手段。例如1998年发表谢珫墓志，系由六块砖拼合而成，保存了陈郡谢氏世系、婚姻、仕宦等方面的丰富信息，最初由于拓本印刷失误，脱落两行，导致之前学者释读与研究皆存在问题，直至2014年出版《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贰》才公布了完整的图版。
如果说拓本影印的提高，仅是一较易解决的技术性问题。更有难度的是如何尽可能多的保存流散墓志相关的文物信息。需要指出的是赵君平、齐运通两位编纂的几种图录中存在的一个常见问题是志石、志盖信息不全，即仅有志石，而无志盖，造成文物信息的缺失。这或与两人主要是通过购求拓本的方式整理资料有关。一般皆较重视志石，而志盖又较难摹拓，容易被忽视。对几种图录稍作比勘，便不难发现可相互补充之处甚多。如万民及妻陈氏墓志，《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失收志盖，《洛阳新获七朝墓志》存志盖，志盖浮雕有灵龟，装饰带有山西长治一带的地域特色。引起过不少学者关注的麴建泰墓志情况则相反，《洛阳新获七朝墓志》失收志盖，《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存志盖，现知志石及志盖皆归大唐西市博物馆。这种失误，即使在编纂精良、对保存志盖志石完整性相当注意的几种图录中也在所难免，如《墨香阁藏北朝墓志》中辛韶墓志未收志盖，王连龙《新见北朝墓志集释》中已录。《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所收宫惠及妻陈氏墓志缺收志盖，《洛阳新获墓志二〇一五》则存。目前图录中志石和志盖俱全者，同样也存在误配的可能。在原石流散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志石和志盖分离的现象，如王褒所书李稚华墓志，志石为大唐西市博物馆购藏，志盖被西安公安机关追缴后，转归西安市博物院。其次则是对墓志出土地点及流散情况的记录，赵君平所编的四种图录中，皆有意识地记录了墓志出土的地点与流向，尽管不无舛误之处，但仍保留了一些有用的信息，尤其是墓志的出土地点，对于了解士大夫家族墓地的形成与分化很有帮助。洛阳、西安当地的学者若能借助地利之便，做更系统周密的踏查，仿照昔年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的体例，将相关信息裒集成编，亦是有裨于学界的重要工作。
其次，在图录编纂过程中，通过更为细致的工作，减少编次、定名、重收、旧志阑入等方面的失误。目前墓志整理时的编次通常采取按时间先后排序的方式，较便检索，但排序的标准各书仍不统一，较常见的是按志主葬年排序，亦有按志主卒年排列者。虽然按葬年排序，会使部分前朝人物墓志，因重葬、改葬等原因而被阑入后世，略不便于学者。例如按此标准，宋初重葬的五代名将牛存节家族四方墓志皆被计作宋志，但这一排序方法凸现了墓志的文物属性，仍是较为合理的整理标准。若以卒年排序，强调则是墓志的文本属性，即以传主为中心，是传统意义上碑传集的编法。而具体到各书的编次，出入者仍较多，不乏有明显失误者，如《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所收的李纲墓志，是一方制作简陋的砖志，编者因志文云“上元三年四月十一日葬”，系于肃宗上元年间，但忽略了肃宗上元年号仅行用一年有奇，不当有三年。有唐一代曾两次使用上元年号，此志当系于高宗时，编者误植。《西安交通大学博物馆藏品集锦·碑石书法卷》刊布的王义立墓志，志文虽未出现年号，仅题“周”之国号，但从志文内容来看，不难判断其为武周墓志，整理者误系于后周。其他各种图录中因释读有误，造成编次失序者亦不罕见。此外较为常见的是墓志定名，在墓志被盗掘出土后的流散过程中，不仅是同一家族的墓志，甚至死后同穴的鸳鸯志亦难逃劳燕分飞的命运，直接导致了整理时定名的困难及失误，特别是当两志分别被刊载在不同图录中时，这种失误几乎难以避免。但如果同一本图录同时收录了夫妻双方的墓志，只要整理者细心，则不难识别。但目前来看，这种失误仍较常见，如《珍稀墓志百品》四八号定名为杜府君夫人裴氏墓志，裴氏即杜表政之妻，同书四二号即收杜表政墓志，六九号定名为杨府君夫人裴氏祔葬墓志，其夫杨鉷见六七号，难免让人有目不见睫之感。另一方面，进一步核查传世文献有助于对墓志进行更精确的定名，方便学者检索，如《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所收贝国太夫人任氏墓志，志文云其子为于頔，则不难考知其夫名于庭谓。重收、旧志阑入也是新出图录中常见的弊病。根据体例，赵君平编纂的四种图录中并不重复收录，但仍有个别重收，如马君妻张氏墓志，同时见载于《邙洛碑志三百种》、《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裴重妻新野县主墓志、刘端及妻公孙氏墓志、王希晋墓志、杨寿及妻刘氏墓志，同时见载于《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与续编。另外赵君平、齐渊编纂的图录中尽管都以新出为题，但仍阑入了个别旧志，有自乱编例之嫌，如《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所收李密墓志、薛巽及妻崔蹈规墓志、张思宾墓志、史君妻契苾氏墓志、李其及妻皇甫氏墓志，《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所收姚元庆墓志、薛儆墓志，《洛阳新获墓志二〇一五》中收录的徐起墓志、李贵及妻王氏墓志等皆是多年前发表过的旧志。另续编收录的安乐王第三子给事君妻韩氏墓志，不但是一方旧志，而且是一方伪志。一些低级的编校失误尤其应当避免，如《北朝艺术研究院藏品图录·墓志》所收尼法容墓志，仅刊登了志盖拓本，而失收志石。
系统调查原石的去向及收藏情况。近年来不少重要的收藏机构陆续整理刊布其馆藏碑志，除了上文已述及者外，较为重要的有《故宫博物院藏历代墓志汇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墓志卷》、《风引薤歌：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墓志萃编》等，《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贰》则公布了南京市博物馆的收藏。这些博物馆的馆藏大部分虽已通过各种渠道刊布，这种以收藏机构为单位的整理方式，不但在真伪鉴别、拓本影印、整理质量上较有保证，也能让我们对墓志原石的收藏情况有切实的了解。《风引薤歌：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墓志萃编》收录的不少墓志，虽然拓本或录文早已在赵君平、齐运通编纂的几种图录、《全唐文补遗》系列中刊布，但之前一直不知原石所在。自二十世纪初以来，文物大量被盗掘流散的历史造成的一个遗憾便是在百年前发现的墓志，迄今仍有不少不但不知原石所在，甚至没有拓本流传，学者仅能依靠罗振玉所编冢墓遗文系列提供的录文开展研究。而最近十余年来规模更大的墓志出土流散的过程，毫无疑问将重蹈百年前的覆辙。学者目前所能做的工作其实非常有限，其中之一便是尽可能地确认原石所在，进而再调查哪些墓志是仅有录文而无拓本的，继续加以查访，力求在原石、拓本、录文三个层次上建立起对资料较为完整的掌握。尽量督促各公私收藏机构提高透明度，公布所藏原石、拓本的完整目录，如《全唐文补遗》第9辑曾据淄博拿云美术博物馆藏墓志录文，但其收藏墓志的拓本除在《书法丛刊》2006年第2期“拿云美术馆藏墓志选”专号中印行过一部分外，未见有完整刊布。这一类民营小型博物馆乃至私人手中藏品的系统调查与刊布，恐怕是将来工作中的重点与难点。
编纂包含信息更为丰富的墓志目录。氣賀澤保規《新編唐代墓誌所在総合目録》、梶山智史《北朝隋代墓誌所在総合目録》是目前学者检索中古墓志最常用的两种基本工具书，其有功于学界之处，自不待言。但两书限于体例，除了著录出处外，给研究者提供的信息相对有限。近年出版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墓志拓本目录》是一部编纂谨严、体例精善的拓本目录，提供的信息还包含了志题、志盖、撰书者、出土地点、收藏机构、墓志行款等。若能进一步完善体例，以简注的形式补充每方墓志的考古发掘、志主是否见诸传世文献记载、前人研究等信息，形成一部更为完备的《唐五代墓志总目叙录》，或能成为便于学者检索的研究指南，这也是笔者在今后几年将要完成的工作。
四、伪志的造作与鉴别
面对大量从非正规渠道流出的墓志，特别是由于原石多流入私人之手，秘不示人，仅有拓本行世，对新出墓志真伪抱有疑虑的学人为数不少。事实上，墓志作伪风气由来已久，至少可以上溯至明清。早年伪志造作集中于北朝，盖魏碑为书家所宝重，市场价格较昂，历来不乏有挖改唐志中的国号、年号以冒充北魏墓志者，《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所收沈庠墓志是新近的一例。《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附有伪志目录，《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除目录外，另附存伪刻图版34种，曾为著名学者于右任鸳鸯七志斋旧藏的元理墓志、侯君妻张列华墓志等也先后被学者鉴定系伪志，可见昔年作伪风气之盛，最近学者仍续有发现。近年来新出墓志数目巨大，而且随着唐代墓志价值日高，贾人射利，鱼目混珠，伪造之风亦蔓延至此，新出各种墓志图录中也掺入了个别伪品。以下结合近年学者识别出的伪志，略述当下墓志作伪的三种方式。
首先是翻刻。目前最受藏家青睐的是重要历史人物、尤其是由著名书法家书丹的墓志，据闻近年出土的颜真卿书王琳墓志、杨元卿墓志、赵宗儒墓志等皆有翻刻行世。个别墓志虽不著名，但据载被两家博物馆收藏，如刘莒墓志同时被《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风引薤歌：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墓志萃编》两书著录，若非先后递藏，亦有此嫌疑。对于历史学者而言，由于较少有机会接触原石，对翻刻亦缺少鉴别能力，但翻刻的墓志虽无文物价值，但对于墓志的史料价值则影响不大。
其次是伪撰。这也是渊源已久的墓志作伪方式，由于今人并不具备凭空造作一篇文从字顺志文的能力，伪撰新志一般皆以之前刊布过的旧志为蓝本，并略作改写。此类伪撰墓志，只要仔细排比，并不难揭破，近年发现伪志仍以此类型为多。《北朝艺术研究院藏品图录·墓志》所收王飏墓志系据《河洛墓刻拾零》中首次刊布的王晧墓志伪造，将王皓墓志中“延昌元年岁次壬辰”改写为“延昌二年岁次壬辰”，但未更动干支，留下了马脚。《珍稀墓志百品》中比丘尼统清莲墓志盖据民初发现的比丘尼统慈庆墓志作伪，《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所收燕郡夫人独孤氏墓志据张说《右豹韬卫大将军赠益州大都督汝阳公独孤公燕郡夫人李氏墓志铭》改撰刻石，《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所收许利德墓志则据《文苑英华》卷九五三穆员撰《汝州刺史陈公墓志铭》改写上石。除此之外，《河洛墓刻拾零》中所收卫和石棺铭系据早年出土的卫和墓志伪造，《洛阳新获墓志二〇一五》所收王维书佛顶尊胜陀罗尼石幢赞并序系据《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所收牛陵及妻贾氏刘氏墓志变造，这两例伪刻，造假者为谋取更高的利润，分别利用墓志文字改刻为石棺、经幢，但作伪的方式仍一脉相承。
近年来出现一种新的作伪方式是伪造墓志撰者与书丹者的题款，也是最难辨识的一种。近年发现这一类型的伪刻有四例，其手法是在翻刻墓志的过程中增刻著名的撰者与书丹者，以抬高其在文物市场上的售价。如《龙门区系石刻文萃》所收贾励言墓志，署李华撰并书，原石存洛阳师范学院，知撰者系翻刻时添补，《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所收李宝会及妻姚九九墓志，姚九九系姚崇之妹，墓志题徐浩撰，《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所收较早流出的拓本无撰者，知系变造。《河洛墓刻拾零》、《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所收蔡郑客墓志，“前汲郡新乡尉李颀书”系后添补。最复杂的一个例子是《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所收徐守谦墓志（图一），系据孙守谦墓志伪造（图二），孙守谦墓志虽2006年便在《河洛春秋》上刊布，但似流传不广。徐守谦墓志据以变造后，除了在文字上做了节略外，还抹去了原来的撰书者，另提刻了一行撰者，署狄归昌撰。孙守谦卒于开元末，狄归昌系晚唐文士，因此得以被识破。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新见的作伪方式更具隐蔽性，特别是在学者往往只能据拓本、图录展开研究的当下，极难辨识。以上发现的四例，主要还是因有原石存世及未增刻题款的早期拓本流出，或时代错置而被揭破，若将来造假者更为审慎，将会大大增加学者辨伪工作的难度，这也是当前文物流散乱象中一个副产品。
五、余论：方向未定的中古石刻研究
回溯二十世纪的学术史，学者习惯将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文书、内阁档案并称为古代文献的四大发现，这些新发现的文献不但大大推动了中国史研究的深入与拓展，同时催生出了研究方法的改变与新学科的成立，成为新史料引出新问题，进而推动学术进步的典型案例。同样值得思考的是，与此四大发现几乎同时，在数量上亦不逊色的新出北朝隋唐的墓志为何未能被学者视为第五大发现，引起同样的轰动与瞩目。笔者推测其中的关节或在于新出碑志虽亦是宝贵的新史料，但仍被笼罩在传统金石学这门旧学问的樊篱之中，故新史料数量虽众，却构不成对原有学术体系的冲击。不像四大发现，不但提供了国人之前所未尝措意的史料门类，更重要的是得到国际汉学界的普遍关注，迅速成为“显学”，这极大地刺激了生长于衰世，本就意欲仿照西方建立现代学术体系，将“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移至中国那代学人的争竞之心。
事实上，若仔细检讨，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虽被奉为新史学的开山，但仅以“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互证一端而言，并不难在传统的金石学中找到类似的潜流，王氏的杰出恐怕不在于方法上的高妙，而在于创获的重大，即通过科学缜密的考辨，验证了《史记·殷本纪》的可靠性，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对于重新认识中国古史，进而提振民族信心所起到的作用自无可估量。反观民国时代最引起关注的两方石刻，晋辟雍碑是经学研究传统的附丽，而王之涣墓志是对诗人生平的填补，其问题意识的新旧与解决问题的小大，不言而喻。
因而，近一百年来新出碑志的发现虽然上数量上极为惊人，但总体而言，更多地是量的累积，而无质的突破，往往被视为传世文献的附庸与补充，缺少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与反思，并不能在本质上改写时代的图景。十余年来，墓志材料的大量涌现，其实不过百年前一幕的重演而已。在史料数量相对有限的中古史领域，巨量新史料的出现自然足以在短时间造成冲击，引领潮流，但不要忘记历史学是围绕时间展开的学问，热潮经过时间冷却之后，最终会退去。新史料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变成“旧史料”，所谓“新”史料本身不能取代对研究意义的追问，什么能在学术史中沉淀下来，成为将来学者研究的起点，恐怕是任何一个关注新出墓志学者需要思考的问题。如果说，目前的墓志整理与研究至少在系统调查与刊布拓本，精确录文；目录索引等工具书的编纂乃至数据库的开发；积累一些典范性的研究，形成良好的规范与学术传统这三个层面都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填补，或许最后一个方面的累积与突破才决定了研究所能达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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