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美] 伊沛霞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即出，616页，108.00元
宋代在历史上积贫积弱的形象，最近十几年得到了很大改观。学术著作、民间网文，每提及此，引用陈寅恪“造极于赵宋之世”的说法，几已成为标准操作。而随着故宫博物院近些年一系列宋画展览、众多普及型宋史著作的出版，以及宋代文人士大夫持久不衰的文学影响与人格魅力，更是在坊间引发了一轮轮宋代文化热。
有趣的是，普罗大众对宋代皇帝的认识，却并未因宋代文化、经济地位在大众评价中的提升而水涨船高。尤其是宋徽宗、宋高宗二帝，拜《水浒传》和《说岳全传》等通俗文学所赐，外加北宋灭亡、南宋偏安等铁一般的史实，其昏聩无能的形象、对奸佞宦官的宠信，早已在大众的历史文化记忆中根深蒂固。而在专业学界，虽然对北宋徽宗朝的史实已有比较深入的探讨与认识，但对宋徽宗（乃至蔡京、王黼、童贯）的评价基调，仍然多倾向于负面（如张邦炜）。
而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于2014年出版的《宋徽宗》（Emperor Huizong）一书（中译本将于近期推出），却体现了这位北美历史学家对宋徽宗这一颇为悲剧性的帝王的“理解之同情”。伊沛霞以其细腻生动的笔触、对历史现场的高度还原、以传记写作（而非学术写作）为导向的叙事笔法，向我们描绘了一幅恢弘壮阔，但却倏忽间走向分崩离析的历史画卷。
伊沛霞1975年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其论文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从汉魏直到隋唐的世家大族及其与王朝政治之间的关系，是传统的政治社会史研究课题。而论文出版之后，伊沛霞的研究兴趣从早期帝制中国开始转向宋代，并且趋向于关注社会史、女性史等学界热点，其最著名的作品无疑是《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The Inner Quarters :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一书，此书也获得了北美最重要的汉学著作奖项——1995年列文森奖（二十世纪前）。2013年，伊沛霞更是被美国历史学会授予终身成就奖，她也成为1997年史华慈、2010年韩书瑞之后第三位获得此项殊荣的北美汉学家。
《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
2000年之后，伊沛霞宋代研究的关注点从社会史、女性史开始聚焦到了北宋最具悲剧性的皇帝——宋徽宗身上。在不到十年时间内，她总共出版了三本有关宋徽宗的重量级著作：2006年与毕嘉珍（Maggie Bickford）合编的论文集《宋徽宗与北宋晚期：文化政治与政治文化》（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2008年的艺术文化史专著《积聚文化：宋徽宗的藏品》（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以及“徽宗三部曲”的最后一部——2014年出版的《宋徽宗》。
理解之同情目光下的宋徽宗
长久以来，历史学家对徽宗朝的历史叙述大体围绕着传统“昏君奸臣”的亡国叙事：无论是徽宗对蔡京、王黼、童贯等人的恩宠，还是他对道教的盲目笃信，抑或对蔡京等人提出的“丰亨豫大”太平盛景的深信不疑，更别提作为一国之君的徽宗将过多的个人精力投入绘画、音乐、园林等与治国无甚相干的艺术创作与欣赏中——这一切都成了他日后为北宋倾覆所担负的累累罪证。
到了明代，徽宗本人的轻佻形象，及其身处时代的种种社会弊端，更是借由通俗小说《水浒传》被大众化、普及化。青面兽杨志先是丢掉了为徽宗修建园林的花石纲，后来又被晁盖等人成功智取献给蔡京的生辰纲；而徽宗与名妓李师师的风流韵事，更是成为《水浒》后半部的关键情节——在后世的北宋印象中，徽宗牢牢地与声色犬马、奸臣当道等经典的亡国叙事捆绑在了一起。
伊沛霞的《宋徽宗》则有意避开了这一传统的亡国叙事。本书大体以人物生平为顺序，徐徐展开徽宗一生的画卷：徽宗赵佶是哲宗赵煦的弟弟，原本与皇位无缘的他，却因为哥哥的英年早逝，突然之间从王府中养尊处优的亲王，一跃成为了北宋的第八位皇帝。徽宗登基伊始，就陷入了向太后、新旧党的政治斗争之中，他先是提拔了一批原被全面罢黜的旧党官员，之后又果断地选择了新党改革派。
在之后的将近二十六年中，他一面推进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兴办了大量学校，下令编纂了医典，在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积极布局，将统治权集中到他个人手中。但另一方面，他也好大喜功，对宋代的国力、财力、军力缺乏自知；他将大量的个人精力和国家物力，投入个人享受之中，同时也通过尊崇道教和喜迎祥瑞来确立其统治权威。在辽金之间紧张对峙的关键时刻，一心想要超越父兄、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徽宗，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之下冲昏了头脑，在向女真人暴露了己方真实的军事实力的同时，也因为犹疑观望和方腊叛乱，错失了最佳的战略时机，直接导致了北宋的覆灭。
对身处后世的我们来说，在已知北宋灭亡的前提下去看待徽、钦二帝，总不免戴上“后见之明”的有色眼镜。尤其在那些志在以史为鉴的传统史学家看来，分析北宋灭亡的原因，必然要逆向地将之归结成统治者的治理失误、道德有亏——这几乎已经成为传统史论的一种经典化、公式化的推论。
但对徽宗这样一位才具平庸、眼高手低的帝王，伊沛霞更多的是投以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意义上的理解之同情（Einfühlung）。在她看来，徽宗并非没有抱负和野心的君主，他缺乏的是与其抱负、野心相匹配的雄才大略和施政能力。比如，在历史上争议极大的“宋金同盟”问题上，伊沛霞不断地强调徽宗在做出政治决策时所面临的种种现实处境和历史前提：无论是有宋一代对丢失领土的念念不忘、当时燕云十六州看似唾手可得的绝佳良机，还是朝廷中保守派和激进派的争执，当然还有徽宗一直以来盼望可以达成超越先人成就的野心——在种种外因内因的交错缠绕之下，徽宗（及其臣僚）对局势出现了严重误判。而在当时，哪怕是对同盟持最激烈否定态度的保守派官员，恐怕也没有想到，这次决策失误，会让北宋如此迅速地走向覆灭。
至于宋徽宗对道教的尊崇和对祥瑞的热情，长久以来也被看成“不务正业”，但伊沛霞对此也有修正式的看法。徽宗对道教、祥瑞的迷恋，并不能完全解释成个人化的宗教迷信和好大喜功；徽宗朝的道教、祥瑞具有高度的政治意义，是徽宗统合自身权力架构、树立统治合法性、个人威望的重要意识形态拼图，并且藉由对道教的推崇达成政教合一的理想统治，而徽宗本人，就是这个理想统治的最高终端。而徽宗不惜花费大量财力、物力修建的艮岳（园林），也不单单是玩赏风月的宫苑，而同时承担了相当多的宗教功能、政治功能，是徽宗政治理想物质化的重要组成。（对这个问题，伊沛霞看法相当复杂，一方面她认为不应对徽宗崇道做出过度政治性的解读，但另一方面她又承认道教在徽宗统治理念中的地位和作用——政治化解读在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一书中有更直接的阐释。）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历史学家长久以来对徽宗乃至徽宗朝抱有非常负面的看法，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当然是来自于传统史家的“叙事套路”，以及建立在后见之明上的“逆向归因”。在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如王朝覆灭）发生之后，史家总是天然会逆向去寻找事件发生的原因；作为弊端的原因自不必说，而那些有利有弊的因素，史家也会很自然地放大其“弊”的一面，而对“利”的一面则相对忽视。徽宗朝被后世指斥的很多做法，其实都在可以理解的容错范围之内——如佞道、兴修，在无数朝代都存在——但后见之明使得史家放大了这些“可以犯的错误”，而将之指斥为徽宗朝君臣误国的主因。半个世纪以来，因为史学家越来越着力于剥开道德化历史叙事的外壳，所以在对李林甫（蒲立本[E. G. Pulleyblank]、吴宗国、丁俊）、蔡京（杨小敏）这样被传统史家定谳为奸臣的历史人物进行研究时，现代历史学家的看法更为客体化，希望摆脱传统研究“倒放电影”的陷阱，转而对历史人物投以更多语境化理解和再评价。
而另一方面，这些负面态度，也与宋代史学家道德化的历史写作策略对历史的剪裁息息相关。宋代士大夫无论是官修还是私撰历史，总喜欢以道德化的儒家视角去审视历史人物。最著名的无疑是北宋欧阳修，他通过官修《新唐书》、私撰《新五代史》的机会，以儒家立场对唐五代的历史人物重新臧否。而到了南宋，史学家们更是倾向于用道学视角来品评北宋朝的得失，很多南宋史家把北宋灭亡的责任全部归结于蔡京等新党人物身上。根据蔡涵墨（Charles Hartman）的研究，元人所编《宋史·蔡京传》的史料主要源自徽宗朝蔡京政敌撰写的笔记，所以历史学家在引述这些史料时，都必然要考虑到其倾向性和被裁剪的程度。此外，研究北宋的重要史料《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关于北宋徽、钦二帝的部分又早已亡佚。所有这些，使我们对北宋末年这段历史的建构，必须大量基于南宋史家所给定的前提之下，对形象本就不佳的徽宗君臣来说，这层“历史的严妆”（蔡涵墨语）必然更趋于“抹黑”而非洗白。
《历史的严妆》
伊沛霞对徽宗投向“理解之同情”的目光，也正是基于对史料的谨慎选择。她首先尽量选择在徽宗朝就已经被写定的史料，而在不得不面对“后徽宗时期”的史料时，她也在鉴别撰写者政治立场、内容来源的前提下，再对史料作出取舍。伊沛霞甚至还专门在附录中对自己不选择某些史料的原因做出说明（其中就包括徽宗与李师师的传说）——虽然其中大多也是中国传统史家常用的鉴别选裁标准，但伊沛霞对史料的谨慎甄别，却最终使她做到对宋徽宗的理解与同情。
深描历史还是翻案文章
《宋徽宗》虽然由学者所写，但却看不到多少学术著作的痕迹。传统的学术著作以学术问题为导向，每一个章节都围绕着问题而展开，所有的论述、论据都是为了支撑最终的学术论点而存在。这样的学术写作方法，内容更为集约，结构极具向心力，但对普通读者却不甚友好——观点看上去虽然明晰凝练，但却失去了历史细节的丰腴之感。而《宋徽宗》则更像一本悦读的传记，而非以问题为导向的专著。
自本书第一章《长在深宫》开始，伊沛霞就以其无比绵密但却组织有序的笔法，在叙述徽宗从幼年到青年的成长历程的同时，也向读者仔细描绘了宋代宫廷的日常生活场景：从皇城的格局位置，到后宫复杂纷乱的人际网络，再到皇子们平日的娱乐、学习、交际和出游……伊沛霞在此完全放下了学术写作的笔法，她以其事无巨细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宛如展观《清明上河图》手卷一般，散点式地向我们娓娓道来北宋皇廷的方方面面。
在这个意义上，《宋徽宗》既不是类型化的学术作品，也不是全景式的历史科普著作。它在写作风格和立意上，更像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截取了历史的一个断面、一些个案、数个人物，然后将他们放回历史现场之中，让我们得以重新体察他们的个人抉择。在这里，没有理论化的历史框架束缚，没有后见之明的史家刀笔，更没有上帝视角的指点江山。人物仿佛是在历史画卷中的一瞬，自然展开：作为具有自主意识的行动体（agent），被裹挟在权力关系的型构（configuration）之中，最后遭遇到了历史偶然（contingency）的冲击。
《隋炀帝》
同时，与即将出版的另一部“亡国君主”传记《隋炀帝》中译本（Emperor Yang of the Sui Dynasty: His Life, Times, and Legacy，熊存瑞著）类似，《宋徽宗》也参考使用了欧美非常流行的性格研究法（personality studies），对人物的性格、心理和行为进行侧写（profile）。伊沛霞克制却大胆地探究徽宗所作所为背后的深层原因：长期居于内廷的生活，使他对民间社会缺乏了解，同时也无法对大宋王朝军队的战斗力有客观的认识；他对祥瑞的狂热，体现出其性格中自负虚荣的一面；而在宋金联盟问题上的失策，也反映出了徽宗对自身治国能力的过度自信。而比个体性格弱点更可怕的是，这些弱点结合在了一位皇帝身上，导致了他对国家实力和对外局势出现了严重的误判，从而进一步导致了后来的“靖康耻”。但是如果回到宣和、靖康年间的历史现场的话，我们又会发现，以徽宗好大喜功的性格，他所做出那些政策决定，不仅有其合理的决策基础，甚至换作别的统治者，或许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在这个意义上，徽宗确实生错了时代。如果没有女真人作为征服王朝所造成的外部冲击，或许他会像中国大多数皇帝一样，做一朝太平天子；就算偶尔遭遇内部危机，也能够化险为夷。比起那些真正昏聩的帝王，比起那些真正于国家治理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奸臣庸吏，徽宗、蔡京等君臣的组合，其实并没有后世想象中的那么不堪。徽宗君臣只能感叹自身的命运不济，碰上了崛起速度更快、侵略性更强的北方政权——在这一前提下，仅仅做一个及格水准的皇帝，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就算比徽宗朝君臣更睿智、深沉的决策者，也未必能自外于靖康之难。
但我们能就此认为伊沛霞这部厚达六百余页的著作，是在为宋徽宗“翻案”么？恐怕也未必。
《宋徽宗》的主旨并非要为传主正名。伊沛霞用无数丰富鲜活的历史细节所建构出的历史语境，似乎是想帮助普通读者（而非学者）重回历史现场，让我们理解徽宗政策行为背后的合理性。但伊沛霞并未讳言徽宗的种种缺点——无论是性格上的还是决策上的，毕竟历史的结局已然发生，徽宗也不像崇祯那样无辜，独自一人面对已无力回天的破碎山河。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他既没有寇莱公这样的股肱之臣，也未能履行作为皇帝的职责与担当（而是把锅甩给了儿子钦宗赵桓）。所以，无论如何，伊沛霞没有体现任何要将徽宗从北宋灭亡的罪责中彻底开脱出去的意图。
《宋徽宗》英文版
结语
虽然伊沛霞对笔下的主人公充满同情与理解，但《宋徽宗》依然存在一些并未直面的问题。比如徽宗朝最核心的政策方向是怎样的？这些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之后的北宋军政实力？徽宗对于园林、宗教的财力投入，是否耗资巨大，以至于影响了之后战争时期可以调动的备战资源？……伊沛霞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如何把徽宗还原成一个人，但却对更为硬核和冰冷的徽宗朝军政、宋金战争的“技术参数”没有过多追究。
这或许也是伊沛霞有意为之。毕竟，对一位深居内廷、志大才疏的前现代中国的君主来说，统治术、对自身国力的准确把控和对国际局势高瞻远瞩的判断力，绝对不是徽宗的所长，更不是他治国能力所能企及的思维高度。徽宗绝非一个完人，他身处权力体系之巅，但却有着与常人无异的性格缺陷，而这种缺陷在面对犀利无情的征服王朝时，被无限地放大。或是能力欠奉，或是时运不济，这位绝非是中国史上最糟糕的艺术家皇帝，在时局的碾压与追逐之下，从一个庸人，走向了一个罪人。他的抱负被人们忽视，他的缺点被史家夸大，他那些无伤大雅的吟风弄月也被后世当成亡国的罪状——而徽宗那些绍述鼎新、收复北境的光荣与梦想，也伴随着无情但却不可抗拒的时代洪流，不但未能沉淀为让后人心生同情的历史记忆，相反，却沦为可悲可叹的笑谈。
这或许，就是伊沛霞抱着理解之同情、为宋徽宗立传其最本质的动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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