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版界，陈昕是颇具传奇色彩的出版人。他主编出版“当代经济学译库”，甚至于有一段时间翻译出版哪位经济学家的著作，哪位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从事出版工作40年的陈昕曾任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总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等职，著有《WTO与中国出版》《编匠心集》《中国图书业经济分析》《中国图书定价制度研究》等，并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人民日报》等数十家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及书评文章近200篇。
8月2日，“多出好书是出版永恒的主题”陈昕《出版忆往》（增订版）出版座谈会在上海图书馆举行。
今年5月，《出版忆往：陈昕出版随笔集（增订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忆往》是由陈昕发表在各类报刊上的忆旧文章结集而成。这些文章以图书出版为中心，以一个出版人的心路成长历程为线索，或记述各种图书从策划到出版的过程，或追忆老一辈出版人对出版事业的奉献和职业精神。
1985年，陈昕组织出版“青年学者丛书”，翌年策划推出“当代学术思潮译丛”，还有“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等。据海豚出版社原社长俞晓群，1987年至1993年，陈昕先后在上海三联书店和香港三联书店担任领导工作，6 年间策划了10多套丛书、三四百种选题，亲自担任过近百种图书的责任编辑。
“单说他出版的经济学著作，堪称这个时代、这个领域的翘楚。”俞晓群写道，比如1992年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林毅夫、盛洪、张春霖和张军先生的四部著作，并围绕他们的著作，召开“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结构”研讨会，提出了“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今天读到当时的论文集，其观点之超前与丰富，且具预见性，确实让人震动。”
此外，陈昕最早推出三部西方政治学著作，有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和达尔《现代政治分析》；最早推出顾准先生的著作，在香港出版《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立即组织20多位中国留美经济学家编写“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赶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之际推出；出版萧克将军主编的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引起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将此书作为国礼……
陈昕自己在《出版忆往》后记中坦言，写作冲动更多是来自对出版工作的热爱和担忧。
“长期以来，人类的出版史其实是一部启蒙大众、追求进步的文化传播史和精神发现史，从中出版人不断地体会到一份纯粹和温暖，体验到一种尊严和自豪。但是，最近几年当出版更多地与资本联姻后，出版的本质被扭曲了，传统出版业奉行的智性价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丧失了，进步主义的传统丢失了，娱乐主义开始主宰出版，出版有变成单纯营利工具的倾向。”
陈昕表示，他并不反对有的出版企业转型为上市公司，他可能还是中国出版企业上市最早的呼吁者，但是出版企业上市应该是为了通过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来达到多出好书的目的，而不是异化为金钱的奴隶。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我觉得有责任为守护出版的神圣和纯粹呐喊，而回忆我所经历的出版往事，看看那些人、那些书是如何引领社会精神生活的走向与品质，参与社会精神生活建构的，似乎是履行这种责任的理想途径。”陈昕希望，《出版忆往》能唤起更多的出版人坚守出版所肩负的启蒙大众、追求进步的使命，并把它看作是一种生命的价值。
上海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孙甘露评价，《出版忆往》的重心有二：一是对汪道涵、夏征农、王元化、陆谷孙、巢峰等老一辈专家学者的生平交往的追忆。这些学术出版、学术研究所形成的交流和思索，也是构成陈昕出版生涯极其重要的方面。另一方面，在陈昕从事出版工作的前期，与一众年轻学者的交流促进，也是那个时代年轻一代学子对中国社会经济急剧转型时期思想领域各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敏锐思考，构架了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的探索之道，“这是出版人如何主动参与塑造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的很好的例子。”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表示，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出版忆往》（增订版）的面世，可以说是献给改革时代最好的礼物之一，“它记录下的一切不仅是改革开放40年的见证，还是陈昕先生与时代的机缘和机遇，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赋予了独特的魅力与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能理解这本书虽是‘忆往’，却少言‘自我’，因为‘个人’已经和‘时代’融为一体了。”
上海人民出版社今年还再版了陈昕与经济学人、教授袁培树合著的《消费经济学批判》。该书以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在商品经济运行中的内在逻辑为基础，以消费过程内部诸要素、诸环节在商品经济环流中的有效配置程序为坐标，展开逻辑体系。这一逻辑结构是建立在对其他消费经济学著作批判的基础上，旨在建构一种反传统的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理论体系，并试图为消费体制模式的全面转换、消费政策的全面改革提供一种带战略导向性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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