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之凯评《审问欧洲》：战火背后的人性拷问

《审问欧洲——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美]伊斯特万-迪克 著，中信出版社，2018年3月，258页，58.00元

“这不是今天大多数欧洲人想要记住的战争，也不是浩瀚的军事史和外交史料中所分析的战争”，二战东欧史著名学者诺曼-M-奈马克在序言中如此写道。

《审问欧洲——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这部书，就如同作者伊斯特万-迪克的经历一般，刻画着欧陆社会人性在时代大势中的沉浮：“如果从二战中只看到了德国士兵征服欧洲，认为他们后来被同盟国赶走之后，欧洲人的生活差不多又恢复正常，那就错了——‘二战’时的欧洲，没人能全身而退，无论在哪里，个人都要面临效忠谁的艰难选择。”

如奈马克所言，这部书之所以特殊，便在于其中蕴含的强烈道德热情。在这部“二战史”作品中，伴随着二战进程展开的，不是将军元帅的纵横捭阖，领袖高官的政治决策，而是欧洲社会地图上一个个民族国家中的普通个体，在世界大战的背景下所面临的艰难抉择：面对纳粹的威胁，犹太人的求助，同胞的愤懑，政客的挑唆，他国的宣传，到底该何去何从？

重构的战时记忆与复杂的“抵抗”

在战后回顾过往，战时的社会现实因素往往最容易被口号掩盖，在今天的欧洲，民族国家们纷纷通过历史话语重构着战时记忆：一些曾被侵略占领的国家，比如法国，以“抵抗史”支撑着国家重建的民族认同；而在旧日的侵略国，甚至德国本身，近年来也开始日渐强调自己同为战争受害者，而不仅仅是肇事者。而作者决心将眼光放回二战时期战线之后的欧陆社会，剖析占领者与被占领者、合作者与抵抗者之间的关系。

在人们普遍渴求中立、和平，主张消极应对的北欧、低地诸国，乃至贝当治下的维希法国，其社会与占领者的合作是既成的事实：“丹麦金发女郎和德国士兵手挽手，优雅的巴黎女子在德国军官陪同下现身珑骧赛马场，除了照片，还有占领者与被占领者初期也是合作顺利，这都让流亡政客的说法站不住脚。”

而对苏联威胁的恐惧，则让夹在苏德之间的东欧各国趋向服从纳粹的意志，甚至为虎作伥，甘当帮凶。即便坚持抵抗如波兰等，民众们也并未有力地抵制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合作”在欧洲被占领地区的普遍呈现，留下了如今令人难以开口的历史芥蒂。更有甚者，“合作者”的身份认定亦有其争议，如匈牙利的霍尔蒂，泰国的銮披汶，他们都曾助纣为虐，但也曾根据利益与形势的变化对轴心势力加以抗拒，甚至因此遭到后者报复，即便在数十年之后的今天，不少二战时仆从国“合作者”的形象也在当地褒贬不一。

作者笔下的“合作”远非对轴心势力言听计从那么简单，合作者自有其目的、设想和计划，并随战争态势的变化而在不断改变。

作者笔下的“抵抗”，则远比我们向来的印象更为复杂。作者认定，作为不适用于《日内瓦公约》的战时“非法行为”，抵抗意味着可疑、危险与带来的报复，其牵涉与影响绝非一时一地所能涵盖。反抗德军的东线共产党游击队、法国的地下抵抗运动、仆从国境内等待德军“反攻”的右翼分子，乃至同时防备着德军与苏军的波兰民族主义救国军，这些目标与主张五花八门的抵抗行为所带来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战场上的胜负损失，而是通过抵抗与报复的互动关系波及当地的整个战时社会。

抵抗行为所招致的严厉报复，不仅留下长期的社会影响，甚至造成民族国家之间的长期仇恨——作者列举了意大利、法国、匈牙利的三个例子：1941年末，匈牙利军队屠杀了南斯拉夫北部三千平民以报复塞尔维亚游击队的冷枪；1944年3月党卫军处决了三百三十五名意大利平民以报复共产党游击队的炸弹袭击；1944年6月，党卫军在法国奥拉杜尔屠村以报复反纳粹游击队的伏击。这些事件楔入社会记忆之中，反馈在之后构建的民族国家形象里，并激起了道德评判的持久争论。

更令人唏嘘的是，战后的报复，亦即“清算希特勒的欧洲”，其实并没有落到实处，这使得合作、抵抗与报复在战后陷入了理不清道不明的漫长余波，影响至今：对各个被占领国，往往是妇女等底层合作者成了抵抗者报复的对象，高层合作者往往逃离报复，甚至利用战时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摇身一变成为“抵抗者”，投入对他人的“报复”之中；德国方面，纽伦堡法庭上席位不同的“前合作者”与“前抵抗者”，都把责任归于德国方面，而即使是这场针对德国的审判“报复”，也随着冷战开启而草草了之。欧洲的帐还没有算完，便已经翻了篇，原本的纰漏与纠纷也保留在了欧洲各国自己的账簿上，随时可能成为矛盾发难的起因。

纽伦堡审判

作者的主观意识形态

要指出的是，作为一部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历史作品，作者在撰写中无可讳言地受到自身主观、片面的意识形态因素影响。

二战时期，尚是青年的伊斯特万-迪克身处匈牙利，在强制劳动营待过，也见证了布达佩斯围城战，此部作品亦是他念及自己身为民族主义抵抗者而牺牲的未婚姐夫贝拉而作。作为一名1948年出逃至西方的东欧难民，他对西方，尤其是最终接纳他融入的美国社会的感情，明示于字里行间；而作为一名二战时的匈牙利人，他反感苏东阵营，尤其是斯大林政权，却极为推崇施陶芬贝格，认为他是“德国抵抗运动的不朽英雄”，因为“他很早就推测，德国人与俄罗斯人或许可以合作铲除希特勒和斯大林”。

这里也必须要澄清一点，就是他本人对战后世界的这种意识形态评判，并未干涉这部作品真正要义，即对合作、抵抗、报复错综关系之下的战时欧洲的审视：“欧洲人绝大多数是属于被动服从的，但合作者和抵抗者的画风可就不同了，他们试图利用德国人的存在为个人或组织的未来保驾护航。他们还借此来清除本国的敌人，无论是武装组织，还是犹太人这样走投无路的受害者，都会成为他们的目标……尽管德国的征战是欧洲政治和社会巨变的根本诱因，但战争与德国的踏足，并不是那些年里席卷欧洲的社会动荡与革命的唯一原因。”

基于这样的判断，作者就道德评价和战后欧洲做出了基于自己话语的重构。总体上讲，他对汉娜-阿伦特在《平庸的恶》中的观点不置可否——人们一旦处于“合作者”的位置，是否会像艾希曼那样机械地做出同样的选择？是否应当为此接受相应的报复？在他看来，既然绝大多数的欧洲人都属于被动服从的“合作者”，那么针对选择与惩罚评判公正与否已无关紧要：战后，东欧承担了因政治清算和种族清洗而背负的沉重历史代价，但德国几乎没有任何真正严厉的清算行为，却很快成了欧洲民主国家的典范和经济发展的引擎。这种不公注定了道德评判话语的无力，相反，总体的人性缺失才是欧洲罹难的广泛缘由。在作者眼中：“同情心和善心是‘二战’中非常缺失的两种品质，这也是人类自食其果的最大悲剧之一。”在这两者缺失的情况下，无论做出怎样“机械”的选择，造成多么惨绝人寰的牺牲，都是不足为奇之事。

此外，作者作为持英美立场的学者，触及了法国德法关系学者近年来讨论的一个新兴话题——维希政权与欧洲合作问题。法国学者的研究显示，二战时维希政府的很多技术官员，都有意制定具体计划，为欧洲的经济合作打基础，而一些战时的抵抗者、战后的政治家，如罗伯特-舒曼、让-莫奈、康拉德-阿登纳等，在战时都曾有建立新欧洲的思考与设想，并在战后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维希时期的设想与计划，逐步推动了欧洲的统一。作者借战时“合作者”与“抵抗者”互动关系的论述，指出了他们在欧洲目标上潜藏的一致性与传承性：“论起这一切的进步，战后美国在欧洲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存在居功至伟，但战时抵抗组织的男轻男女也功不可没——或许还要得益于一些合作者的努力——他们曾想打造一个崭新、统一和更好的欧洲。”

结语

纵观全书，作者眼中，二战欧洲战场的原罪在于欧洲本身。“二战”不同于“一战”，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冲撞，双方都存在着坚定的政治斗士，在历史舞台上作为“合作者”和“抵抗者”而激烈斗争。而欧陆“合作者”的大量出现，纳粹屠犹计划在全欧洲的进行，战后欧洲各国截然不同的命运，绝非纳粹凭一己之力所能强行实现——正是大量欧洲各国社会毫无异议地一致要求“剔除异己分子”——尤其是犹太人——的诉求，使得纳粹的分化侵略与种族清洗得以成事，造成了战后欧洲沉重的历史负担。这部书刻画的，与其说是硝烟中的战争，不如说是战火背后麻木的社会，以及操纵这社会的冷漠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