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回应李陀：感谢批评，我的小说将继续“狗屁”下去

近日，在上海书展的一场文化沙龙中，批评家李陀与许子东进行对话，谈到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非常软弱，文学评论没有争论是文学发展的一个隐患。李陀称现在的批评家已经不敢与作家争论，“比如说阎连科明显越写越差，为什么没有人批评阎连科？原来他写《受活》的时候我是挺支持他的。现在他不理我了，国际大专家了。之前还经常一块聊天，但是他写《为人民服务》以后，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你怎么写这种东西？阎连科他很不高兴，后来他再也不理我了，我说你写那个狗屁《风雅颂》，狗屁小说。而且现在小说越写越差，可是他现在人越来越高，为什么？让批评家去想一想。听说他现在带一大群学生呢！好像那学生还都挺服他的，不是好现象。”

对于李陀的批评，阎连科在微信朋友圈中给出了回应，“我在写完《受活》之后，李老师曾给我过许多鼓励，这让我终生难忘，而且会永记在心……我确实没有接到过李老师打给我的批评《为人民服务》的电话。”此外，阎连科谈到文学批评是软弱的，文学批评的自由更加重要。

以下是阎连科手书回应全文：

李陀老师以前是我尊敬的前辈和作家，以后也是我尊敬的前辈和作家。关于李陀老师与许子东先生最近在对话中谈到我的小说《为人民服务》与《风雅颂》是“狗屁小说”“越写越差”，其实李老师还是高估了它们的价值。我以为它们不仅是“狗屁”，而且还是“屁狗”。

我在写完我在写完《受活》之后，李老师曾给我过许多鼓励，这让我终生难忘，而且会永记在心。但说到他对《为人民服务》的批评，我就从此不再理他了，这可能是一个误会。因为我确实没有接到过李老师打给我的批评《为人民服务》的电话。他如果打了，我也决然不会生气，且会充满感激。因为我自己也从来没有以为《为人民服务》是什么好小说，为此我还专门写过《禁书不一定就是好小说》的演讲稿来反省《为人民服务》的写作。

说到后边和他联系少了，并非是因为李陀老师对我的批评，而是自《为人民服务》之后，我的写作批评不断，出版异常困难，朋友越来越少，弄得我自己都羞于见人，而且李老师多在美国，什么时候回到北京，什么时候离开，我都无从知道。就我而言，不仅是和李老师来往日少，就是以前的同辈好友作家，也是二年难得一见。毕竟，自己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好人好作家，见人真的有难堪之处，这一点请李老师谅解。

去年得知李老师用多年之心力完成了长篇小说《无名指》，发在《收获》的增刊上，接到刊物本来想看完了找机会和李老师聊天，可几番努力，也终未看完，这也就又误了见面聊天。至于我以后的写作，无论小说多么“狗屁”或“屁狗”，以我的固执，就像贾平凹对《浮躁》一样，改变起来相当困难，也只能“狗屁”下去了。

当然李老师以为今日的批评家都太软弱，对坏作品不敢批评——比如对我的写作。其实除了他们的软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批评我的文章（无论说好说坏），发表都比较困难，这一点可能李老师不太知道。其实我倒真的希望所有的批评家都来批评我，因为能自由的批评，在我和文学中，该为多么的重要。我知道所有的批评都是对我好，一如李老师年高八十，对我好还肯骂我一样。

最近几天，朋友或熟人不断电话、微信来谈论李老师对我的批评，也就写这么几句解释说明一下，并向李老师问好祝福。

多保重！

连科

阎连科微信朋友圈发手书回应李陀

【扩展阅读】

李陀，生于1939年，中国电影编剧，著名作家、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曾任《北京文学》副主编。。小说《愿你听到这支歌》于1978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电影文学剧本《李四光》、《沙鸥》分别获1979年、1981年文化部优秀电影奖。1982年前后停止小说写作并转向文学和电影批评。1989年应李欧梵邀请赴美国，先后在芝加哥大学、伯克利大学、杜克大学、密歇根大学等校做访问学者，现为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停笔30年后，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无名指》回归作家行列，2017年于《收获》发表。

阎连科，生于1958年，中国著名作家，被誉为“荒诞现实主义大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客座教授。 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几种文字。代表作有《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炸裂志》等。2013年阎连科获提名布克国际文学奖，同年获得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以及“影响中国2013年度文化人物”。 2014年《四书》获得卡夫卡文学奖。 2015年《受活》获日本twitter文学奖。 2016年凭《四书》第二次提名布克国际文学奖。 2016年《日熄》获得第六届红楼梦奖。 2017年凭《炸裂志》第三次提名布克国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