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斯诺夫妇与一二九运动

斯诺、海伦与一二九运动关系密切，中美学界对此已有不少研究。但是，目前研究对从斯诺、海伦一手档案，尤其是从书信材料出发， 分析斯诺夫妇（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是埃德加·斯诺（Edgar Parks Snow）第一任妻子，笔名Nym Wales，以下将二人简称为斯诺夫妇。）与一二九运动的关系的问题重视不够。更重要的是，现有研究尚未深入讨论以下问题：第一，斯诺夫妇支持、参与一二九运动的思想原因；第二，斯诺夫妇营造国际舆论以推动一二九运动的过程；第三，中共与斯诺夫妇在一二九运动前后的接触与互动。

斯诺夫妇

本文利用美国胡佛研究所尼姆·威尔斯档案（Nym Wales Papers）、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埃德加·斯诺档案（Edgar Parks Snow Papers）与杨百翰大学海伦·斯诺档案（Helen Foster Snow papers），重新梳理斯诺、海伦与一二九运动的关系，并对以上问题作出回答。

斯诺、海伦在华社会交往与思想转变

观察斯诺夫妇在20世纪30年代在华活动可以发现，斯诺具有三层身份：记者、文学编辑与教师。1928年到1941年，斯诺曾担任《密勒氏评论报》《星期六晚邮报》《纽约太阳报》《每日先驱报》等多家英美报纸的驻华记者。也正是这一时期的经历，使斯诺在驻华英美记者人际关系网中表现活跃，结识了众多驻华新闻人，如鲍威尔、威尔士、赛珍珠、费舍尔等，为其日后的联络国际宣传奠定基础。

同时，斯诺夫妇定居上海后开始广泛接触左翼文学与艺术，这成为二人思想转变的催化剂。1932年，斯诺开始编译中国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收入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柔石、孙席珍等作家小说，并与茅盾和孙席珍来往密切。1932年底，斯诺与鲁迅多次会面。从来往书信可知，斯诺曾多次争取在《亚细亚》杂志发表介绍左翼文学艺术的文章。虽然主编威尔士婉拒了斯诺翻译鲁迅的《阿Q正传》《药》等小说，但是接受并发表了斯诺的作品《鲁迅——白话大师》，斯诺翻译中共地下党员孙席珍的小说《阿娥》，以及海伦与中共地下党员胡蛮合作的《中国新艺术》。斯诺夫妇定居北平后，与北方左联的杨刚、萧乾相识，二人受斯诺邀请帮助编译《活的中国》。

1934年，出身于密苏里大学新闻系的斯诺受聘于燕京大学新闻系。燕京大学作为中国最大的教会大学，其新闻系深受美国密苏里大学影响。斯诺在新闻系任教后，燕京大学的张兆麟、陈翰伯、黄华、龚普生、李敏，清华大学的姚依林、黄敬、陆璀与东北大学的宋黎等学生陆续聚集在斯诺家活动。同时，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外籍学生贝特兰（James Munro Bertram）也与斯诺在此时相识，日后他成为与中共密切联系的新闻人。值得注意的是，英美驻华记者因拜访斯诺的缘故也结识了部分中国学生，例如鲍威尔就曾在斯诺家见过张兆麟。在运动发生前，驻华记者就对与斯诺往来密切的中国学生具有初步印象。

据海伦回忆，自1934年起他们对于法西斯主义即持怀疑批判态度。海伦与斯诺的反法西斯立场成为之后他们支持学生运动的动因。1934年12月斯诺在燕京大学发表题为《法西斯主义的内涵》的演讲，该讲稿发表在1935年1月9日的《北平纪事》上。在研究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演讲、论著，并在阅读欧美学者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著作基础上，斯诺对法西斯主义的定义、特征以及法西斯主义如何在德、意取得政权三大问题进行剖析。

斯诺认为：极端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种族文化优势的神话、极端民族主义、独裁体制、恢复垂死文化是法西斯主义的六大特征。在分析法西斯主义中种族文化的神话时，斯诺特别提到，“这种神话来自于德国的北欧民族主义和意大利新古罗马精神。在东方，我们对这种神话的熟悉来自某些日本人，他们认为自己是太阳女神的后裔， 因此注定要统治世界”。斯诺在演讲中表达了反法西斯主义的立场，认为法西斯主义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的经济理论或科学的政治思想基础，它是一个应对危机的“即兴创作”，它会导致一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后退，是“将时针倒转”的“反革命”。

在北平期间，斯诺、海伦开始收集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材料。与斯诺相熟的学生频繁与斯诺夫妇谈论此类话题并借阅相关书籍。从黄华在一二九运动前夕发表的文章看，他很可能受到了斯诺的影响。在刊载于1935年第9期《燕大周刊》的《中国法西斯运动现状》一文中，黄华谈到：“法西斯到处都是文化反动的，逃向过去的。希特拉（即希特勒）复兴了亚里安民族优秀的谬论，墨索里尼崇尚起古罗马凯撒（即恺撒）的遗风。”其与斯诺形容法西斯的多个词汇相近或相同。例如，黄华提到的“亚里安民族优秀的谬论”很大可能翻译自斯诺演讲中的“北欧人种优越论”（Nordicism）。希特勒认为北欧人种是真正的雅利安人，优于其他欧洲民族。再有“古罗马凯撒的遗风”翻译自斯诺文本中的“意大利新古罗马精神”（Italy’s new Romanism），“逃向过去”与“将时针倒转”（It is a movement to put the clock back）意思相近，“文化反动”与“恢复垂死文化”（restore moribund culture）语意契合。

在一二九运动前夕，斯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愈发忧虑。早在1931年10月，斯诺即以《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身份赴东北采访九一八事变。1935年夏，斯诺再次赴东北和日本采访两个月。斯诺曾发表多篇对日评论文章，如《东北如何沦为日本殖民地》《日本正在输出文化》《日本在红色蒙古的门口》。1935年4月25日，斯诺在给友人的信中认为中国的未来命运正迅速地由日本掌控，“因此中国问题越来越成为日本的问题”。斯诺焦虑地指出：“日本控制了满洲，这个集中了中国最具价值矿产资源的地方，这是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致命打击。日本决心让中国逐渐成为它生产商品的原材料基地与销售市场。”斯诺预感到：“我们不能再认为日本是一个岛国， 而是一个在东亚最强大的大陆强国。”

与此同时，斯诺对于中国红军与共产主义理论日益感兴趣。1935年10月5日，斯诺在写给美国左翼作家托马斯·毕生（Thomas Arthur Bisson）的信中说：“我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了你们关于当代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各种汇编， 并对你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的报告印象深刻， 这份报告的完成也许是截止到目前关于这一主题最杰出的英文版作品。”1935年8月25日、9月3日、9月6日、10月5日、10月17日，斯诺接连收到诺尔曼·韩威尔（Norman Hanwell）的信，信中韩威尔向斯诺描述了其在四川红色根据地的经历。11月8日，斯诺回信：“我读了你的来信，非常感兴趣并且羡慕。你的旅行经历和我设想的旅行一样， 但现在显然我还不可能去。”可以看出，斯诺已对去中共根据地采访跃跃欲试。

可以说，此时的斯诺仍只是一个对共产主义感兴趣的观察者，而海伦已表达出对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爱憎分明的态度。她更倾向于从实践角度，尤其以发动学生运动的方式反对中国的法西斯主义。1935年10月，海伦向《亚细亚》杂志投稿《中国青年再次被压垮了吗？》。该文稿虽未能发表，却集中反映了海伦对当时中国社会与青年问题的观点。海伦认为，中国青年应该继续沿袭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的精神。在解释中国青年的左倾特点时，海伦指出：“为什么中国青年并不希望从布尔什维克主义中被解救出来， 这对许多观察家来说是个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代表了真正的青年革命，这一革命的目标是争取自由，但不是通过个人主义， 而是通过有组织的团体和群众的力量。相当于欧洲几个世纪的剧烈变化震荡着中国新一代。”同时，海伦认为国民政府对青年运动的政策是法西斯主义的，扼杀了青年精神：“所有‘危险思想’的源头都被禁止了， 国民党政府创办新的报刊以提高右翼的威望并诋毁左翼， 而这些报刊的主要内容就是介绍欧洲法西斯主义著作， 并通过红军的恐怖或爱情故事造谣中共。”

海伦认为，国民政府的青年政策终将失败：“当蒋介石开始他的法西斯独裁运动时， 他试图赢得一部分学生， 就像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所做的那样， 但由于种种原因， 除了黄埔系及空军飞行队等青年军人外， 他无法赢取富有想象力的杰出青年……那些公开对法西斯民族主义运动感兴趣的人也对蓝衣社黑帮式的行动感到恐惧， 蓝衣社只是唯利是图的间谍， 是对他们在欧洲的原型的可怜模仿。”

斯诺、海伦与学生运动的酝酿

依据海伦回忆材料《学生运动笔记》，目前已有学者提出海伦为一二九运动“提供了最初的思想火花”。从胡佛研究所收藏的1935年海伦致张兆麟的信中可以看出，海伦曾为学生运动的酝酿提出具体建议。例如，海伦提议张兆麟可以在燕京大学开会演讲， 让学生们向南京提出一份要求抗日的宣言。同时，海伦认为学生们应该宣布罢课几天或组织为期一周的抗议。

值得注意的是，海伦在运动发生前已对如何营造国际舆论有了初步的设想：“你必须营造一些新闻， 这样报纸才能刊登故事。你也应该设法让每所学校在同一天罢课。研究五四运动， 它是如何在一天内自发地开始从北大传递到其他学校……我个人认为， 打印数以百计的传单， 要求所有的北平学校在一定时间内罢课， 并尽可能秘密地分发给学校， 这将是一个好主意”，“我们将拍摄游行的照片， 并将其发送到媒体， 它会引起相当大的轰动”。海伦认为运动的目标之一即通过学生被捕，扩大舆论影响：“如果行动失败， 那就更好了。如果有人被逮捕， 这将是光荣的，而是南京政府的耻辱。”

这里需要指出，虽然张兆麟、黄华等学生受到斯诺夫妇的鼓励与影响，但是斯诺、海伦在一二九运动爆发前只与部分学生相识，他们对学运的了解也存在诸多盲点。陈翰伯曾指出斯诺夫妇未能认识学运全貌的原因：“斯诺是美国朋友。即使是几个中国青年也不能从党外了解党内的活动，而党内是看得见党外的……即使入了党，下级也不能完全了解上级的具体工作，而上级是了解下级的。”斯诺夫妇在运动爆发前后并不了解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于1935年11月成立的情况，他们不在组织发起一二九运动的核心领导圈中。不过，斯诺夫妇在营造外部舆论环境，推动运动的酝酿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30年代，随着上海、北平、天津等城市的发展以及外籍人口的增长，国际舆论传播的空间市场进一步扩大。作为新闻人，斯诺夫妇深谙舆论与社会运动的互动关系。1935年11月1日，北平学联起草《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并交给斯诺夫妇译为英文。从此时起，斯诺与海伦开始联络其熟悉的各大媒体，为学生运动造势。斯诺夫妇首先将《宣言》发给路透社奥利弗（Frank Oliver），被拒绝发表后又联系了合众社华北分社记者麦克拉肯·费舍尔（F.MacCracken Fisher）和合众社、华北明星报记者厄尔·利夫（Earl Leaf）。费舍尔曾就读燕京大学新闻系，与斯诺夫妇熟识。他和厄尔·利夫皆持同情学生的观点。自此，合众社及《天津明星报》追踪报道了一二九运动在平津发展的整个过程。但是，斯诺夫妇意识到，还需寻找更具威望的驻华记者以牵动国际舆论关注北平学生。因此，海伦联络了与斯诺1928年相识的报人约翰·鲍威尔（John Benjamin Powell）。

约翰·鲍威尔

鲍威尔在驻华英美记者中德高望重，他不仅是《密勒氏评论报》创始人、主编，还是《芝加哥每日论坛报》的驻华记者。但是，鲍威尔在一二九运动前一直持支持国民政府的立场，“没有任何不利于南京的文章出现在他编辑的期刊里”。斯诺本与鲍威尔私交甚好，却因这种思想上的分歧而分道扬镳。在1935年3月9日发表的《美国日益增长的反南京激进主义倾向》中，鲍威尔点名批评《民族》（Nation）、《新共和》（New Republic）、《基督教世纪》（Christian Century）、《新群众》（New Masses）以及《今日中国》（China Today）等美国本土报刊中反南京政府而同情中国红军的倾向。其中，被鲍威尔批评的1935年2月22日出版于《今日中国》的文章，其作者正是以“Hansu Chan”为化名的美国共产党中国局负责人冀朝鼎。然而，如同海伦形容的那样，“学生运动又把鲍威尔带回了‘民主之潮’中”。从1935年11月7日海伦给鲍威尔的书信中，可以一探海伦引导鲍威尔支持学生运动的过程。

海伦首先在信中表达了学生对于鲍威尔的信任和肯定：“他们对你最近发表的社论非常感兴趣， 这对他们很有吸引力。事实上， 我认为这篇评论可能给了他们很多道义上的支持。”海伦指出学生们发表抗日宣言的希望很单纯：“如果他们可以在目前的华北危机中被听到一点声音，也胜过什么都没有。”接着，海伦告知鲍威尔，《大公报》以及《天津明星报》已经发表了《宣言》，打消鲍威尔关于政治风险的顾虑，“在 11月4日或5日《大公报》中， 这个故事和请愿书都已全部出版， 并且在2号的《华北明星报》有头版报道。我担心在任何事情毫无进展之前， 学生运动将被粉碎”。

更重要的是，海伦强调学生运动虽然是左倾的，但也是自发的，学生们把整个左翼运动视为一场反封建主义的“青年革命”。她以鲍威尔认识的张兆麟举例说：“这些人总是大喊以‘共产党’作为摆脱的借口， 而他们完全知道这是一个谎言。组织这次运动的是你在我家遇到的那个男孩， 他曾经是燕京大学反日组织（现已解散）的负责人， 是学校里最受欢迎的学生， 也是学生会的负责人……自然， 他是左倾的，所有学生现在都希望革命回到1926年的情形。”然后，海伦批评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政策压制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压力来自外部也来自中国的内部。”

从随后鲍威尔的态度看，他逐渐被海伦说服，接收并发表了《宣言》以及海伦的报道《华北学生的复兴》。1935年到1936年，斯诺夫妇发给鲍威尔的报道都未经过大幅度删改就得以发表。海伦回忆指出：“鲍威尔对学生的同情是让更多记者们支持我们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游行队伍

运动的发展与营造国际舆论

一二九运动爆发以后，斯诺与海伦多层次、多渠道地联络英美媒体，以引导国际舆论支持学生运动，推进运动持续发酵。斯诺本身就是纽约《太阳报》《每日先驱报》等媒体的驻华记者。同时斯诺夫妇不断加强与《密勒氏评论报》《芝加哥每日论坛报》《亚细亚》杂志、合众社华北分社及北平路透社的联络。另一方面，李敏、黄华、黄敬、陆璀、张兆麟等学生为斯诺夫妇提供学运动态的第一手信息，这也使英美媒体更愿意从斯诺夫妇处获取有价值的新闻素材。

胡佛研究所收藏了斯诺、海伦与学生在一二九运动期间大量英文书信和报信字条，但部分纸条由于手写字迹难以辨认，而且学生们英语掌握程度不一，并存在化名、代称、缩写的情况。例如海伦的主要报信人李敏又称Matsuhara；黄敬的称呼有Willy、David、Yu Chi-wei；黄华的称呼有王汝梅、W；史沫特莱的代称为Ariyoshi、AS或A；宋庆龄的代称为Suzie；海伦和斯诺的代称分别为Hirota与Doihara。为此，海伦曾写下《学生运动笔记》《黄敬书信笔记》，对其书信进行了简单介绍。同时，斯诺和海伦注意掌握国际舆论的变化。海伦收集了1935年到1936年大量英美媒体报道学生运动的剪报，仅路透社关于一二九运动的通讯就达上百份。

为了抢占舆论制高点，12月9日当天，斯诺立即向外国媒体传送报道。12月10日，《每日先驱报》发表《三千北京示威者力促反抗，城门关闭，“我们是日本殖民地吗？”》。12月12日，在斯诺建议下，龚普生、龚澎等学生在燕京大学临湖轩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介绍学运情况。一二·一六游行的第二天，斯诺也顺利地在《每日先驱报》登载报道。

值得注意的是，一二九运动前后斯诺夫妇及其友人对于学生运动的报道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否认学生运动与中共的关联，强调学生运动的自发性。直到1936年7月，海伦在《亚细亚》杂志发表的文章中仍强调学生与任何党派没有联系。这里存在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性是虽然与斯诺夫妇接触过的姚依林、黄敬皆为中共党员，黄华与陆璀等学生也在1936年1月相继入党，但是他们都向斯诺夫妇隐瞒了政治身份，斯诺夫妇始终不知学生与中共的联系；第二种可能性是斯诺夫妇猜测或逐渐了解学生骨干与中共的联系，但出于某些原因，在舆论上需要强调学生的自发性。从材料推断，第二种可能性较大。1936年3月海伦在向胡蛮介绍学运近况时提到：“许多学生深入冀南农村，还有其他人加入红军——当然是秘密地。”可以探知，斯诺夫妇至少在1936年3月知道学生入党的事实。而且处于新闻风暴口的斯诺夫妇对于中共与一二九运动的关联没有敏感度的可能性较小。他们对学生运动自发性的强调有出于与对手争夺国际舆论话语权的考虑，并通过此方式保护学生。

学运爆发后，日本方面指责一二九运动的背后有政治势力暗自推动，极力引导国际舆论怀疑学生运动目标的单纯性，并给予国民政府压力。12月10日，日本驻北平武官高桥坦接受国际媒体采访。厄尔·利夫及斯诺分别在天津《华北明星报》以及纽约《太阳报》报道了高桥坦的采访，并且陈述内容一致。高桥坦警告北平当局，学生游行已违背了《何梅协定》。他认为领导学运的积极分子出自于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国民党分子，因此把学生运动归因于“坏” 国民党的阴谋。而“坏”的国民党与“好”国民党的区别在于是否与共产党合作。对此，斯诺特别在评论中声明学生运动“幕后没有操纵”。他说：“对学生领袖的访谈中没有发现学生背后有任何权谋操纵的线索……记者通过与5到15人的学生松散小组以及与学生会负责人的聊天中获知， 示威和目前的运动是学生自发的，出于爱国的动机，学生既不支持国民党，也不支持共产党人和日本人。”1935年12月13日，海伦在向《密勒氏评论报》发送新闻稿时，也向鲍威尔强调了学运的自发性：

请把照片还给我。我从学生那里得到他们， 他们相当难找到。 这篇报道是通过目击者进行完整阐释的，我见证了一二九当天的全过程……我认为， 登载标语是分析这一运动的最好方法。这是一场自发的学生起义， 这场运动有左翼学生参加，但他们纯粹是业余的。学生运动还在不断发酵， 我可以给你更多的细节……

紧接着，1935年12月19日，鲍威尔在《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发表文章分析冀察政权对学运的态度。鲍威尔批评“日本傀儡”宋哲元指控共产党正在推动最近学生示威反对华北自治的运动。1936年1月21日，海伦再次向鲍威尔说明：“中日勾兑反对左翼反对派的行动将会开始……如果把学生作为中共党员而关进监狱， 这将是相当可悲的， 因为他们已经刻意避免成为某具体派别的成员， 避免违法和被斩首， 并试图保持独立的法律斗争。”

1936年1月，北平学联和天津学联共同组织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一二九运动由学生运动向民众运动转变。与斯诺、海伦熟悉的学生大多加入了南下宣传团的第三团。该团由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朝阳学院等校学生组织，领导者为黄华和清华大学蒋南翔。南下途中，黄华等学生在返校取钱时把消息传递给李敏，斯诺夫妇主要从留守学校的李敏处获知宣传团的消息。1936年1月11日李敏给斯诺夫妇的信中写道：

我收到了村里那些同学的来信 (黄华带回了信)。他们告诉我， 他们对村民们的反应感到满意， 一些村民听到学生们说的话就哭了。学生们演的戏剧也收到良好效果。学生们唱了工人之歌等歌曲……这个团体的成员超过五百， 包括天津和北平的学生。他们现在正沿着保定铁路行进。固安的城门被二十九军关闭了。然而， 这让他们有机会在乡村集市上遇见更多村民。

一二九运动中，游行学生与军警搏斗

1月14日，第三团抵达高碑店后，被军警围困并强制返校。16日，第三团在燕京大学开会决定成立一个永久性的青年团体。18日，李敏对斯诺夫妇说：

第三团的学生已经成为一个永久的组织， 名为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在这个组织中， 他们计划阅读社会哲学和经济学的书籍， 以增加他们对中国和世界形势的了解。更成熟的成员将被选入其他一些组织（机密， 不要发布此消息）。

这里李敏提到的“其他一些组织”可能为共青团或者中共。同时，第一、二团在南下过程中也组成了抗日青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2月1日，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与民族解放先锋队合并，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海伦、厄尔、鲍威尔对南下宣传团的活动作了连续报道。《华北明星报》分别于1936年1月1日、3日、4日、5日、6日、12日、13日、27日报道了南下宣传团的活动进展。海伦于2月22日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宣传战争及以后》，报道了学生在南下宣传时的困境，并在文中穿插了学生在农村活动的五张照片。鲍威尔在1月4日的《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将平津南下宣传团形容为“儿童十字军运动”。他在题为《中国学生向日本发起讨伐：数千人参与长途跋涉的大朝圣》一文中描述：“一支包括二百余学生的朝圣先锋队， 今天离开北平徒步去中国首都南京， 抗议政府容忍日本渗透华北。明天早上还有四百人将会陆续跟进， 类似的规模将持续在每天早上增加， 直到几千人行进在路上。北平学联计划派遣3.7万名学生进行这次朝圣， 以避免亡国。就像著名的儿童十字军运动一样， 成千上万的男孩和女孩， 充满了深厚的激情、责任感和爱国心， 开始了类似的运动”。鲍威尔用“朝圣”“儿童十字军运动”等西方读者更易理解和想象的方式进行比喻，以扩大传播和影响。

除了关注北平学生运动发展动态，斯诺、海伦也密切观察天津、上海、广州等全国其他城市学生救亡运动的情况。根据美国杨百翰大学收藏的书信档案，斯诺、海伦在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与身居上海的史沫特莱保持着紧密联络，并向其传递北平学生运动的最新消息，史沫特莱也将上海的学运发展告知斯诺夫妇。如1935年12月18日，史沫特莱在致斯诺的信中，将北平学生一系列游行活动比喻为“一个长距离的高尔夫大百发球杆（Big Bertha）”，形容北平学生运动引起上海学生及知识界的强烈反响。同时，史沫特莱是斯诺夫妇与宋庆龄在一二九运动期间的联络人，斯诺夫妇通过史沫特莱向宋庆龄转递书信，汇报一二九运动的最新发展情况。再者，史沫特莱把从斯诺夫妇或学生处获取的信息发送给美国共产党中国局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之友社（American Friends of the Chinese People）。1936年1月至7月，中国人民之友社刊物《今日中国》连续刊载关于一二九运动的评论文章或新闻报道。

一二九运动期间，斯诺、海伦对国外新闻媒体的联络也并非是一帆风顺。对比斯诺报送给《每日先驱报》的报道与实际刊出的新闻可以看出，斯诺关于一二九运动的大多数新闻未被刊登。即使刊登，其内容也被大量剪裁。学生南下宣传后，海伦完成了一篇总结学运的评述，希望发表在具有影响力的《亚细亚》杂志。1936年2月6日，海伦给《亚细亚》杂志主编威尔士写信说道：“我希望所附的一二九运动的文章是可用的。你可以随意编辑或裁剪它， 而不用咨询我……第十七号图片， 相当令人兴奋。平津南下扩大团的学生们报告说，农民们正在被启蒙， 学生们得到了农民惊人的回应。这在中国乡村是一个非凡的场景。”1936年3月19日，海伦再次给威尔士去信：“这个学生运动也许并不重要，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新革命时期开始的记录。五四运动开始的中产阶级革命， 现在已经完全结束了。现在很多人都在仔细研究这个运动的起源和政治基础。比如公使馆和中国专家。”

但是，纵然与斯诺、海伦相熟，1936年3月31日威尔士还是以“大量报刊已经对此报道”为由婉拒了海伦的文章。他表示：“我们必须继续努力观察未来的发展趋势或由此引发的更大的事件。”4月3日，威尔士再次致歉海伦，表达他“仍然对学生运动的更深的影响和未来的可能性感兴趣”，但是希望作品能够顺利转投别处。目前没有发现海伦对此的回应信件，不过在4月24日，威尔士的态度又出现转折，告知海伦“这篇文章的修改完全符合我的批评意见……我将尽快使用这篇文章”。威尔士将海伦的原标题《中国的学生革命》改为《起义的学生》，排在1936年7月刊予以发表。

一二九运动是斯诺、海伦通过其人际关系影响中共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起点。1936年以后，正是以斯诺、海伦为代表的跨国记者、学者、技术人员、外交人员在中国与世界的频繁流动，推动中共由点成线、由线成网地编织起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人际网络。同时，这一跨国群体活跃在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保卫中国同盟等跨国组织之中，为中共争取国际舆论、国际援助支持，并深刻影响了英美政府对华政策。

（本文节选自《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6期，原标题《再论斯诺、海伦与一二九运动之关系》，作者张牧云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