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为元、明、清三朝古都，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历史地位堪与汉、唐长安媲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新著《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一书以研究元、明、清（鸦片战争以前）三朝来京的西方传教士和遣使的“北京经验”为主，着重探讨西人来京的路线、途径，在京居住、生活、活动和通信手段，在京与朝野士人的交往，对北京建筑、风俗、地理、历史的观察和研究，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情报的搜集与窥探，呈现西方视野里的北京形象。
欧阳哲生著，《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
康熙时期：崇尚西学
清朝初年，汤若望因其天文学方面的深厚造诣，受到顺治皇帝的重视，任钦天监监正，加太常寺少卿衔，赐号“通玄教师”，成为进入清廷的西方第一人。康熙初年，南怀仁、徐日昇、安多、闵明我、纪理安、戴进贤先后掌管钦天监，与清廷关系密切。除了治理天文事务外，他们还参与涉外事务，充当翻译，南怀仁参加了1676年与俄罗斯使节的会谈；徐日昇参加了1689年清朝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的谈判。由于康熙崇尚西学，故常向南怀仁、安多等请教天文学、几何学和仪器用法，徐日昇以音乐见长，博得康熙欢喜，常命其为之演奏。康熙与耶稣会士的关系融洽，天主教因而在京亦获机得以发展。可以说，清朝初期使用西人主要是基于钦天监的天文观测和对外交涉翻译的需要。
法国耶稣会士进入清宫是在1688年2月7日张诚一行抵达北京后，张诚、白晋两人被留京使用。据载他俩在京的生活：“此两神甫不久熟悉满文，获得皇帝信任，对帝讲解全部几何学，二人曾用满文编纂种种数学书籍，帝命人译为汉文，并亲作序文冠于卷首。二人并在宫中建筑化学实验室一所，一切必需仪器皆备，并着手全部解剖学之编辑，后经巴多明神甫促成之，旋译为满文。”张诚曾作为徐日昇的助手参加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充当翻译，对此张在日记中有详细记载。进入宫中的传教士往往能享受许多好处或便利，学习语言即是其中之一。傅圣泽透露了这一点：
在宫廷中的神父在学习方面有许多便利，这些便利在外省是得不到的。因为，就学习汉字来说，他们可以找到最优秀的教师；就语言来说，他们周围不断有人温文尔雅地与他们交谈，必须承认这方面的知识对他们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不管他们如何聪明能干，不懂中国的语言文字，就无法进入帝国显要人物的圈子。这些大人物邀请我们，和我们交谈，有时容忍我们谈灵魂得救的学说。虽然他们始终不归依宗教，但他们至少有时也保护他们给予尊重的宗教。
最早进入清宫的法国耶稣会士是张诚和白晋，法国耶稣会士观察康熙前期的历史记录主要出自他俩之手。张诚日记记载了他从1688年，至晚1698年开始的八次鞑靼之行的情形，其中第三次至第七次（1691、1692、1696、1696-1697、1697年）系随侍康熙出巡。第二次出巡回京后，康熙于1690年1月16日在养心殿接见了张诚、白晋等耶稣会士，并命他们讲授几何学方面的数学知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康熙不断请教，有时接连数日听课，反映了康熙对西学孜孜以求的渴望心情。白晋的《中国现任皇帝传》亦记述了这一授课过程：
我们给皇上讲课时，有的用汉语，有的用满语。可是满语远比汉语清楚、明白，而且容易理解，加之康熙皇帝了解到张诚神父和我在学习了七八个月满语后，就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已经可以和别人相当准确地交流思想。于是，皇上要起用我们两个人，用满语为他讲解西洋科学。……皇上旨谕我们首先用满语进讲《欧几里得原理》。
为了便于讲授，康熙皇帝在皇宫内赐给我们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原是其父皇顺治帝的寝宫，现在是皇上进膳的地方。我们就在这个房间晋见皇上，度过白天的一部分时间。……康熙皇帝旨谕，每天早上由上驷院备马接我们进宫，傍晚送我们返回寓所。 他还指派两位擅长满语和汉语的内廷官员协助我们准备进讲的文稿，并令书吏把草稿誊写清楚。皇上旨谕我们每天进宫口授文稿内容。他认真听讲，反复练习，亲手绘图，有不懂之处立刻提问，就这样整整几个小时我们在一起学习。
洪若翰在他1703年2月15日致拉雪兹神父的长信中也汇报了康熙皇帝随张诚、白晋学习的过程：
这位君王看到他的整个帝国处在太平之中，决定学习欧洲的科学，他的这一举动或是为了消遣，或是因为关心。他自己选择了算术、欧几里得几何基础、实用几何学与哲学。安多神父、张诚神父和白晋神父奉旨编写了若干这几方面的著作。第一本是算术，其他两本是欧几里得几何基础和几何学。他们用满文来做示范讲解，与曾教他的学习满文的老师一起核对，如果有某些词含义不清或不够妥当，他们立即就更换别的词。神父们给皇帝做讲解，皇帝很容易就听懂他们给他上的课，他越来越赞赏我们科学的可靠，并以一种新的热忱用功地学习。
神父们每天都进宫，上午两个小时，晚上两个小时和皇帝在一起。皇帝通常让他们登上他们的坐台，要求他们坐在他身边让他看到他们的脸，并使他们在对他讲解时更便当一些。
当人们最初给他讲授这些课程时，皇帝的兴致很高。他在去离北京两法里的畅春园时也不中断课程。神父们只得不管天气如何，每天都去那里。他们早晨四时离开北京，到夜幕初降时才回来。他们一回来马上就又要工作，经常为准备次日的讲课忙到深夜。……当他们回去后，皇帝并没有闲着；他自个儿复习神父们刚刚给他讲解的内容：他重看那些图解，他叫来几个皇子亲自给他们解说。他对自己想学的东西若还没完全搞清楚的话，就不肯罢休。
皇帝这样学习有四或五年，他始终非常勤勉，对于政务也丝毫不懈怠，没有一天误了上朝。他并没有把所学的东西仅停留在思辨上，而是将其付诸实践；这使他学得很开心，并完全理解人们所教给他的内容。
康熙的这一学习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通过与耶稣会士的密切接触，他的对外态度大有改观，白晋对此印象深刻：“长期以来，耶稣会士就把自己对欧洲及世界其他各国国民的看法流露给皇上。尤其是康熙皇帝在研究了我们的艺术和科学之后，认识到无论在科学还是艺术领域，中国并非惟一的文明国家；除中国外，其他国家也拥有文明开化的科学家以及善于制作精美艺术品的能工巧匠。基于上述认识，康熙皇帝与其国民的排外陋习大相径庭，谕令赐予荷兰、葡萄牙及俄国的使节以破格的优待和礼遇。”
如果说张诚、白晋是观察康熙前期的历史见证人，那么巴多明则是康熙后期随侍左右的主要翻译。康熙病逝后，巴多明在1723年5月1日致法兰西科学院诸位先生的信中对康熙作了高度评价：
在欧洲也非常有名的中国皇帝热爱科学，渴望获得外国的知识，因他不认为必须学习我们的语言以利用这些知识；他觉得对他来说最便捷的办法是让我把（法国的）种种发现详尽地译成他的母语，因为以前我在交谈中只对他做了粗略的介绍。
这位于1722年12月20日去世的君主是人们在许多世纪中才能见到一个的那种非凡人物之一，他对自己的知识面不加任何限制，亚洲所有君主中从未有任何人像他这样爱好科学和艺术。向他介绍新的尤其是来自欧洲的发现，简直是对他的奉承和讨好；而这种新发现，只有在你们卓越的科学院里才能获得这么多，因此，耶稣会传教士与这位伟大君主谈论得最多的也是你们科学院。
二十五年前我到达中国时，人们已经使他对经你们精心完善的天文学和几何学产生了重视，甚至向他呈上了在你们指导下制成的许多或大或小的精美仪器并教他使用。你们在物理学上的研究成果也未被遗忘。至于人体解剖和疾病方面的问题则刚刚起步。
这位熟悉中医典籍的伟大君主清楚地知道，若不在中医知识中添加解剖学知识以指导医生处方并指导外科医生进行手术，那么中医知识是不完善的。因此，他命我把一部解剖学著作和一部医学大全译成鞑靼语。
巴多明在1723年致法兰西科学院诸位先生的第二封信中，谈到他及其他耶稣会士随侍康熙出巡塞外一事，在康熙的随行西人中有好几位西方外科医生，反映了康熙对西医的信任：
此后十八年时间里，皇帝每次出巡鞑靼地区我都跟随左右。先后与我做伴者有已故的红衣主教多罗（de Tournon）的医生布尔盖泽（Bourghèse）大夫，法国人樊继训(Frapperie)和罗德先(Rhodes)助理修士，热那亚人何多敏(Paramino)助理修士、卡拉布里亚人毕登庸(Costa)助理修士等，他们都是耶稣会士，有的是外科医生，另一些是药剂师，最后还有法国耶稣会士安泰(Rousset)助理修士和罗马圣灵医院外科医生加里亚迪(Gagliardi)先生。
在18世纪上半期出入清宫的传教士中，巴多明历时最长，其地位也最为突出。他在1698年11月4日入华，随即进京，1741年9月29日在京逝世。康熙皇帝对其颇为重视，亲自选择老师为他教授满、汉语言，巴多明很快精通满、汉语，在欧人中无人与之比肩。“帝前从张诚、白晋二神甫所习之几何、植物、解剖、医科等学，至是遂日渐精通。多明并以世界各国之政治风俗、欧洲各朝之利害关系告帝；帝之得以重视路易十四世之为人，皆多明进讲之力也”。 “凡欧洲人之入朝者，若传教师，若教廷专使，若葡萄牙、俄罗斯二国专使常用巴多明为译人。多明担任此种危险事务垂四十年，皇帝与其对言人皆表示满意。多明所操语言有满语、汉语、拉丁语、法兰西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人皆惊其能”。在中俄交往、谈判中，巴多明斡旋其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沙如玉神父在10月10日致信韦塞尔神父时对巴多明的品德、才干、热情给予了极度的颂扬，并报道了葬礼的现场，其礼节之高堪与此前最为隆重的、1688年逝世的南怀仁葬礼相比：
巴多明神父的逝世使传教士、基督教信徒、偶像崇拜者和大大小小的人物们，都一致地感到痛惜。其葬礼上的各种致辞便是人们对他尊重和崇拜的一种明证。皇帝愿意承担这一切经费，他以一种不愧为一位大君主的气魄这样做了。御弟率领其他十名王公，都为此作出了奉献，他们各自选派其官吏陪灵直到我们的墓地，它位于距北京以西2法里处。帝国的大批达官显贵，官员和其他名人，都根据皇帝的表率行为，前来向我们表示，他们对于这一损失感到非常痛心，他们分担我们的痛苦。他们不满足于只向我们作出这些同情的表示，而且还以他们一直到墓地都出席，以为送葬队伍增光。尽管他们是非常不信基督教，但也出席我们于下葬期间所举行的所有祈祷。
雍正时期：厉行“禁教”
张诚、白晋、巴多明对康熙的评价充满了赞美之词，除了他们三人外，康熙当朝时期进宫服务的法国耶稣会士还有洪若翰、刘应、冯秉正、殷弘绪等人。雍正在位时间较短，加上他从即位开始就实行严厉的“禁教”政策，与耶稣会士之间明显拉开了距离。在康熙时期素受重视的翻译巴多明就没有参与中俄《恰克图条约》的谈判，反映了雍正对他的不信任甚至冷淡。巴多明连续数封信追踪报道苏努亲王家族被流放的实情，即是雍正厉行“禁教”的证明。雍正平时与耶稣会士甚少往来，只是在欧洲使团到来时才想起在京的传教士，与他们交换意见或传达旨意。雍正之所以奉行“禁教”政策，除了与他本身信仰佛教，对西方传教士东来抱有警惕等因素攸关外，耶稣会士卷入皇储之争可能引起他的恼怒也是直接原因。
冯秉正可能是向欧洲方面最早报告雍正“禁教”政策的法国耶稣会士。1724年10月16日他在从北京发出的一封致某神父的信中悲叹地说：“我们神圣的宗教在中国被完全禁止了，除了在北京的传教士以外，我们的所有传教士都被驱逐出中国。我们的教堂或者被拆毁，或者被移作它用。诏书已经颁布。诏书命令基督教徒们放弃信仰，禁止中国人入基督教，违令者将受到严厉惩罚。我们花了二百年的心血建立的教会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
宋君荣亲眼见证了雍正大骂天主教的现场。1725年10月22日罗马教皇派遣的两名使节葛达多、易得丰抵达北京，在接见来使之前，11月27日雍正事先接见了在京的宋君荣等在京传教士，明确宣布了自己的“禁教”政策，宋君荣记下了所见的这一幕：
皇帝降旨要在距离此地二十华里兴建一所新的宫殿。前天，他召见了我们。赐茶之后，便当着我们的面把天主教大骂了一通，并把它与那些邪恶教派相提并论。不过，他也承认天主教会带来裨益。他谈到教皇和欧洲各国国王时，则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看来他所受的教育远不及其父皇。他接着又说，罗马教皇派遣来的两人（他们二人当时不在场）可以向他畅所欲言。此外，他对待我们特别彬彬有礼，还命人送我们每人一个哈蜜瓜。……
这是我初次见到这位君主，他身材魁梧，今年四十九岁，口齿不错，但讲话速度较快。看来他挺有头脑，而且精神焕发。他的即位年号“雍正”。
1727年5月18日葡萄牙麦德乐使团一行进入北京，雍正在使团进京时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给予使团极高规格的接待。目睹这一隆重仪式的宋君荣记述道：“前几天，葡萄牙国王的使者麦德乐先生曾经率领其豪华的车马随从公开地开进了北京。这里的中国人和鞑靼人都从未见过这样的阵容，当他们得知这位贵人及其府上人所过的豪华生活时，都很震惊。”但在事后，雍正于1727年7月21日召见在京的传教士苏霖、马盖朗、费隐、戴进贤、雷孝思、巴多明、宋君荣等人，重申自己的“禁教”政策，把欧洲人不准传播佛教与自己的“禁教”政策相提并论，弄得在场的传教士们胆战心惊、有口难辩。
雍正偶尔也有破例，宋君荣向盖雅尔神父报告了一次颇为特殊的恩典：
1727年1月26日，皇帝降旨，宣欧洲人进宫。这对受宣者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异乎寻常的荣誉。传旨太监向我们宣布：皇帝要在其大殿里同我们一起进餐。被宣召的有二十人，我是其中之一。下午四点一刻，皇帝的一位贴身太监将我们引至御前。皇上坐在一个十分华丽的高台之上，欧洲人分左右各站十人。按中国的礼节，我们双膝跪下，向皇帝叩拜。……
我尊敬的神父，就在这样豪华的宴会上，欧洲人却简直给饿坏了。因为他们迫不得已要盘着双腿，席地坐在一块毡垫上，这种坐法很不舒服；斟上的酒也不合口味；绝大多数菜肴也都如此。我们还得尽力克制自己，既不能吐痰，又不能咳嗽，还不能抹鼻涕。皇帝每说出一句他想使人高兴的话时，我们都须双膝跪下，往地上磕头。每次向他敬酒也都要这样做。此外，欧洲人看到人们服侍皇帝遵守的各种礼节，当然是很有意思的。那一切都是程序井然，处处体现着皇威和崇敬。通过这种种礼节，一看便知，人们伺候的是一国之主。那些杯盘碗盏洁净、华丽，无与伦比。这与其说是在向一位君主敬奉饮食，不如说是祭祀一尊偶像。
这篇文字作为西方有关清朝宫廷宴会的经典记录常常被各种文献所征用。在这次恩典上，雍正除了赐给传教士们各种钱物外，还特别表彰了当时在京的几位耶稣会士的工作：“皇帝对巴多明神父在翻译各种公文时的严谨态度很满意。巴神父翻译了俄罗斯人提交的各项拉丁文公文。皇帝还对巴多明向十三御弟怡贤亲王允祥所做的关于与女沙皇的使者交涉情况的准确汇报表示满意。十三御弟亲王曾多次明确表示，皇上对徐懋德、冯秉正神父和我本人绘制的那份地图甚为赞赏。十三御弟允祥还告诉我：皇帝非常高兴地阅读了我托允祥亲王转呈的那道关于沙俄状况的奏折。最后，陛下十分喜爱郞世宁修士的许多油画。我尊敬的神父，这一切都促进了皇帝公开表示对欧洲人感到满意。”显然，雍正是借此安抚在京的传教士，他想向外传达一个“禁教”但不排除使用传教士中的能工巧匠和发挥他们的技艺特长的政策。尽管如此，在耶稣会士的笔下或信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对雍正给予类似康熙那样评价的描绘，这反映了二者之间关系的隔阂。
有趣的是，已离北京的龚当信通过阅读邸报了解当时清廷的动态，他认定这是一条掌握清廷情报的有效途径。1725年12月2日他致信梯埃尼-苏西埃神父时谈及自己的这一发现：“中国的邸报对于治理国家非常有用，在欧洲，有些地方此类报告充塞了无稽之谈，恶言中伤，造谣污蔑，而中国的邸报只登与皇上有关的事情。由于中国政府是很完善的君主制，全国各地事无巨细都要向它汇报，这种邸报在指导各地官员履行他们的职责，告诫文人和老百姓方面能起很大的作用。”他的报告引起了法方的重视 ，要求他对此详加介绍，1727年12月15日他回信说：“两年前，我有幸给您写了好几封谈中国的治国之道的信，我谈到一种在全国流通的‘邸报’，我从中取得好多资料。”“我向您承认我从未想到读这种邸报竟会对一个传教士有如此大的用处。”“在邸报上可以获得许多有关中国的宗教、各派学说、法规、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知识，我们从中可以了解中国人待人接物的方式，还可以从中学到确切的遣词造句，提高各方面的口头、笔头表达能力。”“中国邸报几乎包括了这个辽阔帝国的所有公共事务，它刊登给皇上的奏折及皇上的批复、旨令及其施予臣民们的恩惠。邸报是一本集子，有六十页至七十页，每天都有。”“这种邸报每年出三百本小集子，仔细读一下邸报，可以学到举不胜举的各方面的很有意思的知识。”话语之中，明显表露出一种“发现”的兴奋。
乾隆时期：时宽时严
乾隆登基后，“禁教”政策有所调整，对传教士的态度时宽时严，其基本宗旨是“收其人必尽其用，安其俗不存其教”。对乾隆的态度和动向，在京耶稣会士颇为留意观察。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京资格最老的巴多明精明地意识到“乾隆皇帝的确仇恨基督教”，他说：“由于皇帝的行为始终都不能持之以恒，他在作出任何决定时始终都神秘莫测。他确确实实是仇恨基督教，但出于礼貌，他又谨慎地与我们打交道，在人前能善待我们，这是由于他害怕与其父皇之间的差异过分惹人注目。中国新年那一天，当我们所有人都去朝拜皇帝时，他令人打开了一间他有意居于其中的大殿，让我们进入了宫殿。我们从那里可以看到他，不过由于太远而无法与他讲话，我们在那里举行参拜大礼。”这可能是乾隆初年的情况。到18世纪七八十年代，乾隆与在京传教士们的关系比人们想象的要融洽。韩国英即对乾隆颇有好感，他甚至对乾隆亲近传教士的态度作了解释：一是童年跟随康熙会见西人养成的习惯。二是他的太傅对基督教满怀敬意对他有一定影响。三是对绘画的特别爱好和因此与郎世宁的交谊。四是在他当政时期“欧洲人为他做的事情要远多于为他祖父康熙帝所做的事”。五是乾隆“认识到他先前受了控告我们那些人的骗”。经过一段时期的观察和考验，乾隆确实善待在京的传教士，以致韩国英也承认，“如今他对我们如此抱有好感，以至无论是北京、澳门还是广州的反对我们的人，他们在宫廷里再也没有任何影响力了”。与雍正“仇教”的心理不一样，乾隆比较谨慎地处理与传教士们的关系，对西学、西艺如同康熙一样表现出浓厚的学习兴趣。
早在康熙晚年，因喜爱西方珐琅工艺，马国贤、倪天爵等人就被召进宫传授。1716年马国贤在信中写道：“皇上被我们欧洲的珐琅所折服，希望其皇家作坊引入这一工艺……如今令郎世宁和我在釉面上画图，我们两人如囚徒般被日夜关在皇家作坊，周围是一群贪污腐败之徒，我们声称不懂这门艺术而拒绝他们的要求。” 法国耶稣会士与意大利传教士对中方要求的态度不一样，他们采取了与清朝合作的态度，以便进一步扩大法国耶稣会士的影响，倪天爵将这项技术带入清宫，其工艺直接来自法国的利摩日，1720年冯秉正的一封信提及此事：“事实上，御旨之下，中国的工匠制作珐琅的时间也不过五六年，然而其进步速度惊人，倪天爵神父仍然是他们的师傅。”
乾隆对欧洲工艺的喜爱不让康熙，他在位期间出入清宫的西人往往是一些具有工匠技艺的耶稣会士。1780年10月15日方守义在一封书简中谈到进宫的三种主要才能：画家、钟表匠、机械师。此外就是翻译和天文学。乾隆对西方美术和天文学极为倾慕，在外人面前也毫不掩饰，韩国英对此印象深刻：“这位君主对欧洲人过奖了，他公开对所有人说只有欧洲人才精通天文学和绘画，中国人在他们面前只是‘后生小辈’。您很容易感觉到，这种偏爱对于一个骄傲的民族该是多大的伤害，因为在这个民族眼里，一切非出本土之物均是粗俗的。”
以画师身份进入清宫的传教士有郎世宁、马国贤、王致诚、艾启蒙、贺清泰、安德义、潘廷章诸人，王致诚在其书简中谈到他作为画师在宫中的具体工作情形：
在皇帝的宫殿及其园林中，除了上朝之外，他很少将王公和部院大臣等权贵们领入其中。在此的所有西洋人中，只有画师和钟表匠们才准许进入所有地方，这是由于其职业而必须的。我们平时绘画的地方，便是我向您讲到的这些小宫殿之一。皇帝几乎每天都前往那里巡视我们的工作，以至于我们无法离席而出，更不能走得太远，除非是那里需要绘画的东西是能搬动的原物。他们虽然将我们带到了那里，却又由太监们严密看押。我们必须步履匆匆地行走，无声无息，以脚尖着地，就如同偷着前去办坏事一般。我正是以这种办法在那里亲眼目睹和浏览了整个漂亮的御园，并且进入过所有套房。……白天，我们置身于园林之中，并在那里由皇帝供应晚餐。为了过夜，我们到达一座相当大的城市或者是一个镇子，我们在距皇室很近的地方购置了一幢房子。当皇帝还驾京师时，我们也随驾返回。此时我们白天便留在皇宫深苑之中，晚上则返回我们的教堂。
1754年10月17日钱德明在致德·拉·图尔神父的长信中，报告了王致诚在宫中服侍乾隆的情况，包括被皇帝召到热河，在乾隆平定准噶尔叛乱后为乾隆制作《得胜图》，皇帝要封王致诚为官，遭到王致诚的婉言谢绝，王在宫中向大臣们介绍法国情况，在清宫王与其他传教士作画和制作报更自鸣钟、喷射水柱、玻璃器皿和自动行走的狮子等具体情形。王致诚存世的画作数量虽少于郎世宁，但其画艺却不逊于郎氏，在当时与郎氏齐名。
在入宫服务的西人工匠中，蒋友仁、韩国英较为突出，他们主持了圆明园中的欧式宫殿设计。蒋友仁1767年11月16日致信巴比甬·道代罗什交待，他是1745年奉乾隆之命，作为数学家来到北京。两年后“应皇帝陛下之诏负责水法建设”，以为美丽的圆明园增添新的亮点：
就是在这些花园中，皇帝要建一座欧式的宫殿，从内部到外观都装饰成欧洲风格的。他将水法建设交我领导，尽管我在这方面的低能已暴露无遗。
除了水法建设，我还负责在地理、天文和物理方面的其他工作。看到皇帝陛下对这一切饶有兴致，我利用余暇为他绘制了一幅12法尺半长6法尺半高的世界地图。我还附加了一份关于地球和天体的说明，内容涉及地球和其他星球新发现的运行轨迹，彗星的轨迹。
蒋友仁曾就其在宫中与乾隆接触的情形于1773年11、12月间连续三次致信嘉类思神父。第一封信谈及新来的李俊贤、潘廷章两人向乾隆进贡的望远镜等礼品，潘廷章为乾隆作画像，宫中的建筑风格和各种饰物。第二封信记录了蒋友仁与乾隆的谈话，内容涉及欧洲如何选择传教士来华、铜版画《得胜图》的制版、欧洲各国及东南亚、日本各地情况、当前在华传教士情况和天体运行、皇子们的学习等。第三封信汇报与乾隆谈及天体运行、望远镜、宗教和传教士的工作，对晁俊秀的评价，葡萄酒和传教士的宗教生活等。其中在谈话开始蒋友仁向乾隆介绍了“太阳中心说”，这可能是中国人首次接触这一原理。1774年10月23日蒋友仁不堪工作劳累和耶稣会被解散消息的打击倒下了，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耶稣会士在报告他去世的噩耗时，对他在华的工作成绩，特别是在圆明园建造水法、喷泉和西洋楼的过程作了详细回顾，最后总结道：
如果人们有朝一日撰写中国教会年鉴，甚至只需引证非基督教徒对蒋友仁神父的说法和想法可便让后人明白，他的美德更高于其才华。皇帝为他的葬礼出了一百两银子，还详细询问了他最后的病情，最终道：“这是个善人，非常勤勉。”出自君主之口的这些话是很高的赞扬，若这些话指的是一个鞑靼人或中国（汉）人，它们将使其子孙后代享有盛誉。
韩国英在京二十年（1760-1780），据一位与他关系密切的在京耶稣会士回忆，他“关注、爱好各门学科，拥有丰富的学识；其专心尤其是其热忱使他在从事的所有工作（如天文学、机械学、语言历史研究等）中均获得了成功”。“他为北京的传教士们寄往欧洲并在国务大臣贝尔坦（Bertin）先生关心支持下出版的学术论文做了大量工作，但他从不希望这些著作署他的姓名。” 1764年11月7日韩国英致信德尔维耶神父透露：“我在皇宫里工作了四年之久。在皇宫里做了一座配有喷射的水柱，鸟的鸣叫声和变幻不停的动物形象的大水钟。我经常见到皇帝。请您相信我，他只让那些违抗其旨意的人成为殉难者。如果没他公开地保护我们，我们很快就会不在人世。请您为很喜欢我们的皇帝本人及其全家的归信祈祷吧。”又据其1767年11月22日书简称：“余在中国离宫御园之中，前为喷水匠与机匠凡五年，自皇帝建立武功以后，又成园艺师与花匠。”。韩国英逝世后留下的遗著多收入《中国丛刊》。
进入清宫还有一位园艺师——汤执中。据1757年12月13日嘉类思致卡拉索的书简所载，汤执中曾参与扩建御花园，并协同蒋友仁建造欧式宫殿：
这位神父是在三年前借助其花草、蔬菜的种子进入宫中的。当时，皇帝让人扩建了御花园。汤执中神父还用一些喷泉与瀑布把御花园装点得更加好看。这一工程尚未竣工，蒋友仁神父现在那里负责此事。这位君主还让人建了一座欧洲式的宫殿，其规模比他在七年前所建的那座欧洲式宫殿还要大。皇帝似乎对欧洲人在机械方面提供的服务感到满意，并以显赫的职位去奖赏他们。但皇帝的奖赏也就仅限于此，我们神圣的宗教几乎没有借此得到传播。在北京，人们尚未对基督教怎么样，但在各省，却始终同样不允许基督教存在，并对传教士进行追捕。
蒋友仁根据自己近距离的观察，描绘了乾隆的日常饮食，这为我们了解乾隆的生活习惯增添了新的材料：
陛下总是单独用膳，从未有任何人与他同席进餐，只有太监们在伺候他。他的早餐安排在上午8点，午餐安排在下午2点。这两餐饭以外，皇帝白天除了喝点饮料不吃任何东西，傍晚时分喝一点清淡的清凉解渴的饮料。他从来不喝可使人极度兴奋的葡萄酒或其他甜烧酒。不过近几年来，他在大夫建议下饮用一种已酿制多年的老陈酒，或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啤酒吧；正如中国所有的酒一样，这种酒他是烫热后喝的：中午一杯，傍晚一杯。他用餐时惯常的饮料是茶，或是普通的水泡的茶，或是奶茶，或是多种茶放在一起研碎后经发酵并以种种方式配制出来的茶。……
菜肴虽极丰盛，陛下每餐饭用时却从不超过一刻钟。若不是我在皇帝用餐的套间的候见室里无数次见证了这一切或是在别的我能见到菜肴端进端出的地方目睹过这一切，我对此真是难以相信。
方守义总结清宫使用西人的情况时说：“这里的人之所以珍视欧洲人，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需要天文学以及准确可靠、学识丰富的翻译。当今皇上喜欢绘画，但他继承者中的某一位对此或许会不屑一顾。欧洲寄来的钟表和机器比人们需要的更多。”后来的情形不幸被其言中，继承乾隆的嘉庆皇帝不仅对西学西艺没有多大兴趣，而且将原所实施的“禁教”政策由地方扩大到北京，在宫中的这种交流活动自然也就随着乾隆的离世而基本上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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