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节选自原文摘译，并有所删减与调整。中文刊于《<千里江山图>的故事》（杨丽丽主编，故宫出版社），《诡谲气象：徽宗朝雪景画暨蔡京题跋之政治意涵》。原文参见： HuipingPang， “Strange Weather：Art，Politics，and Climate Change at the Court of Northern Song Emperor Huizong，”in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vol. 39(2009)： pp. 1-41。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博雅好书”（boyabook）。
作者彭慧萍，现任职于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研究方向为宋元明清书画史、宫廷政治制度史。在这篇文章中，彭慧萍将天变雪灾、帝王权术等气候史、政治史，巧妙融入徽宗朝雪景画的研究中。这一跨学科的研究，启发了美国中国艺术史学界对enviornmental landscape及eco-art history的重视，2012年后不断被学界关注并引用。近年来，eco-art history逐渐成为美国研究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新趋势，此篇文章，可谓开山之作。
宋徽宗《雪江归棹图》看似一幅单纯的雪景图，却折射了1110年前后徽宗宫廷不同寻常的政治氛围，及气候骤降、雪旱灾频发的自然灾祸。
徽宗此卷描绘江山悠远的冬景山水，意境超凡。雪天无尽，雄峰险壑，溪谷掩映平江之上。尽管萧条的山水间不乏人烟，画卷起首处渔樵客点缀其间，然而展卷至中段，千岩叠嶂，层峦封锁，深远之境更将观者远拒千里之外。旁观者其实可望而不可及，难以进入此一与世隔绝的天外雪境。
北宋传统的渔樵题材如许道宁《渔舟唱晚图》、王诜《渔村小雪图》惯见众多渔船熙来攘往、集结群钓，《雪江归棹图》却大相径庭，以画卷正中央的核心位置，刻画一位遗世独立的独驾扁舟者。北宋以降渔父图的欢乐气象，至此似为之转变，取而代之者为孤寂惆怅的渔父，强烈暗示了《雪江归棹图》“渔父”的非常之意。传统渔父图讴歌村野茅舍的质朴之美，而《雪江归棹图》却刻意于画卷末端，点出庙堂玉宇，及岸边一位迎接归帆的引航者。
重新理解此时期雪景题材的途径之一，为探寻北宋以降画家、赞助者与观者，如何看待并理解雪景。有趣的是，北宋中晚期四季山水题材中，冬景或雪景画所占比例日增。室宗画家王诜、官僚画家王榖、李公年、梁师闵等皆热衷描绘雪景。以《宣和画谱》为例，燕肃27幅山水即有19幅为雪景，许道宁与宋迪画半数为雪景，郭熙、王诜与赵孝颖之雪景达七五成之多，而著录见存的王榖与赵士腆画则俱为冬景。《宣和画谱》所收五代至北宋末的山水画中，冬景图较于其余季节，亦呈现比例增加的倾向。此外，北宋书家如黄庭坚、陈瓘于尺牍中，均尝抱怨经冬之寒。这些书画家出身的里籍、地域、宗教信仰、门第各异，却不约而同频繁关注雪景题材，此折射了外在于人文的气候制约因素：气候变迁或许是北宋中晚期雪景题材剧增的原因之一。
梁师闵《芦汀密雪图》 故宫博物院藏
据树木年轮、冰核碳元素变化及诸项科学勘测分析，古大气科学家推测公元800-1000年间为相对气温较高的“中世纪温暖期”，降雪于该时段内被称为“瑞雪”，此时期君王常召群臣祷雪，或召画师绘制“赏雪图”等主题山水。相对之下，1100-1190年间进入“寒冷期”，这场由北宋末至南宋初，将近百年的冬季奇寒，影响中国生态、经济与环境甚深。由于此前二百年间气候温暖异常，“寒冷期”之低寒相较之下更可谓剧变。
整理北宋文献，徽宗末年的气温严寒，使秋冬庄稼难收，民生饱受雪灾之苦，农事经济危机丛生，最终导致国衰民变。根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徽宗朝开封冬季奇寒，无蔬菜可生。《墨客挥犀》亦载，地处亚热带的福建地区百万荔枝惨遭寒冻。时至1110年时，风雪剧寒饥荒遍地，流离失所者不计其数。最后，“寒冷期”成为辽金北骑南侵、北宋覆灭的众多导因之一。
研究古气象学的当代学者重构的中国历史时期气温变迁资料
倘若我们重新考察《雪江归棹图》及1110年三月初一日的蔡京题跋，便可发现该跋正写于北宋末寒冷极盛期的雪降灾荒之年。若将《雪江归棹图》与雪旱灾荒、稼穑歉收等国衰民变相联系，则我们不得不追问，徽宗时代对雪景的态度，是否与早先中世纪温暖期内君臣赏雪的歌咏心态别无二致？年轻且热衷雪景的徽宗是否意识到，此情此景所处之季节，正无情摧残着他的天下？我们是否需重新解读寒冷期下的《雪江归棹图》及雪景题材？
值得注意的是，蔡京于《雪江归棹图》诗跋末段，话锋一转，盛赞徽宗以丹青妙笔“备四时之景色，究万物之情态”，颂扬徽宗明察秋毫，神智与造化相等。值此天下寒苦之际，蔡京对徽宗仍阿谀称颂。于此，我们固然可以解读为臣僚向君王粉饰太平，但蔡跋的意图与徽宗画中的弦外之音恐甚于此。
宋徽宗《雪江归棹图》卷拖尾蔡京跋
蔡跋署衔更异乎寻常：“大观庚寅季春朔，太师楚国公致仕，臣京谨记。”所谓致仕乃指权臣官僚退隐或辞官。太师楚国公致仕指涉蔡京于大观庚寅年题跋之前已遭罢官。
其“楚国公”与“太师”等双重衔位皆已卸除。蔡京观画题跋时，正处于其宦海生涯之低潮期。早年神宗熙宁年间，蔡京拜相之前，反对新法之苏轼与旧党，便上书将水旱灾变归咎于上天降怒于新政的天戒：
胡为水旱，吏则不德。失政如灾，莫知自刻。雨则号晴，旱则渴雪。
旧党除了控诉雪旱灾变为上天对新政不满的警惕外，亦借机攻讦王安石所谓“天变不足惧”等妄语。1073-1074年间秋、冬、春三季皆寒，继之以持续五个月的大旱，东北地区饿殍遍野。郑侠借此向神宗进《流民图》力陈王安石新政之害，并暗示新法扰乱阴阳，遭致天罚而降旱于民。《流民图》中惨不忍睹的饥民、灾民等群丐乞食图像历历在目，致使神宗与慈圣、宣仁两宫太后惊讶万状。1074年四月，王安石辞官罢相，旧党得胜。
1100年，旧党再度借题发挥，此年三月出现日蚀，陈瓘伙同元佑、元符旧党人联名上书哲宗，以日蚀为“凶兆”扳倒蔡京。1100年三月至1102年三月年间蔡京遭罢，连贬南谪至太原府，永兴军，江宁府，提举杭州洞霄宫，定州，乃至大名府。1101年一月向太后驾崩，年仅十九岁的徽宗皇帝登基，蔡京得势的机会降临。1102年三月蔡京奉召返京，任职翰林学士承旨，广结党羽培植势力。1102年五月，蔡京取代韩忠彦为尚书左丞，同年七月取代政敌曾布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于1102年七月十一日置讲义司展开新政，于1103一月晋升尚书左仆射，1107年十二月升太尉，并于1108年一月官拜太师。
《雪江归棹图》局部
人祸可躲，天灾难挡。北宋末频繁出现的严寒、雪旱灾等天灾，已深刻撼动徽宗王朝的经济结构。气候严寒下，蔡京新政需耗费额外的资财，增设新的赈济机构如安济坊、安济院、将理院、居养院，供应饥民粮药、住所、柴火及冬衣，助其渡过寒冬之年。多数赈济机构创设于秋冬，可知天寒对蔡京新政造成的负担。与农业、济贫相关的蔡京新政诸项措施，亦因财力耗竭而付诸东流。王安石新政受挫于天灾半途夭折，而蔡氏的改革同样因天寒遭撤。
值此寒冷期自然生态环境每况愈下之际，徽宗愈加迷信灾祥之说。1109年六月一日，反蔡党人毛注、石公弼、张汝明、张克公等联名上书弹劾蔡京，三日之后蔡京罢相。尽管短时间内，反蔡党人的激烈弹劾略微晃动了徽宗对蔡京的信任，但徽宗于私仍宠爱蔡京。蔡京虽罢相降官，仅授开府仪同三司、中太一宫使等闲职，虽由“魏国公”降为“楚国公”，但徽宗仍准其“守太师致仕”，并“赐第京师”“请给恩并依现任宰相例”。
反蔡党人的群起挞伐并不能真正扳倒蔡京，讽刺的是，反倒是一颗颗无辜的小星星（所谓“天变”，或者说对天象的附会）导致蔡京的数次倒台。徽宗初年对于佛、道尚无偏好，而蔡京喜佛，因此徽宗中晚期对道释方术的眈恋，亦非受蔡所指使，或许徽宗的道教信仰，系新旧两党经年累月煽动术士、利用天变角逐抗衡所使然。激烈政争下，日蚀、太白昼见均被在野党(反蔡党人)阐释为宰相窃国的征兆，凡此星变，对当朝宰辅多为凶兆。彗星预示了君丧臣叛，或北狄寇边，或“见则兵起，大水……光芒所及则为变”。
1106年初至三月间，“彗出西方，其长竟天”，“徽宗震惧”。该年二月十三日，蔡京罢相，谪居浙西。蔡京政敌赵挺之取而代相。次年五月，徽宗“命诸州大索知天文术数人送阙下”，由是术士在徽宗宫廷中影响力愈增。
《雪江归棹图》局部
其后另一彗星出现，又替蔡京政敌平添口实，阐释为天兆。蔡京劲敌张商英深谙徽宗的两大弱点：迷信灾异、猜忌大臣，于是密与术士郭天信勾结，欲铲除蔡京。1109年六月，郭天信密报日中有黑子，徽宗命郭释之，郭称此象大凶，因蔡京触犯天怒。早年端王(徽宗)于潜邸时，郭天信尝预言其“当履天位”，徽宗即位后，郭因预言实现而“往往称于内朝”，其占卜成为朝中危险的政治武器。张商英“亦欲借左右游谈之助，险与相结”。数日之内，郭向徽宗密报日中黑子达三四次之多，且称为蔡京乱国之兆，“上始疑京，故罢”。于是同月蔡京罢相，革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之职衔。同年十一月十二日，蔡京“诏赐致仕”，原有的“太师”与“楚国公”等衔俱遭革除。
1109年十一月至1110年三月间，“台谏交论其恶”，本当被逐出京师的蔡京借口“仍提举修《哲宗实录》”，而滞留京师，接近徽宗。稍后，徽宗“赐第”蔡京于苏州南园，暗示其将远谪苏州。1110年二月初二，徽宗在张商英面前透露对蔡的不满，徽宗、张商英的此番君臣“对谈”，更令蔡京仕途雪上加霜。同月，徽宗擢张商英为中书侍郎，蔡京处境更加尴尬。1110年三月，徽宗召蔡京观《雪江归棹图》之际，蔡正处于失势期。此时他已无力自保，难逃南贬苏州的命运。蔡京或许命犯灾星，但当其失宠之际，仍然掌握两大运筹帷幄之谋略： 一为书法，一为上言符瑞，以祥瑞之报，消弭那些曾经将其扳倒的灾异之言。
书法乃蔡京翻身之首选利器。其手书“崇宁钱文”1102-1106年间被印于崇宁纸钞之上，手书《元佑党籍碑》、“大观圣作之碑”六字题额及“皇帝赐辟廱诏”碑额均广为刊刻，遍传宇内。其笔力之刚健雄强，远胜于其政敌。
宋徽宗《听琴图》蔡京跋 故宫博物院藏
蔡京以行书大字题跋《雪江归棹图》。成书于1123年前后的《宣和书谱》亦录有徽宗御府收藏的两幅蔡京《雪诗》。《宣和书谱》盛赞其“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称其“制诰表章，用事详明，器体高妙。于应制之际，挥翰勤敏，文不加点，若夙构者，未尝起稿”。如此高之评价，加上御府所藏蔡京书法达77件之多，让我们明白了雅好书画的徽宗为何如此属意于他。蔡京凭借题跋诗文与碑铭篆额，巧妙地标榜了自身作为政治文人的过人才学。据此可以进一步理解，当1110年三月，政治失势的蔡京应制替徽宗《雪江归棹图》题跋之际，为何选用意气赫奕的大字行书，跋文为何夹诗夹文如同表章的意图。上乘的书法不啻为打动精通鉴藏的徽宗的一步妙棋。
当祥瑞再现，或者说被制造出来时，蔡京借用旧党星占历法之术，立即上表“表贺符瑞”以取悦徽宗。昔日新党王安石因“天变不足惧”等语成为旧党挞伐的把柄，如今蔡京则谋求反制之道，转灾为祥，向徽宗劝诱天文异象并非灾异，而是瑞应。借由对吉、凶等话语的双面诠释，以及伪造的“符瑞”，蔡京可谓曲尽文饰、滔滔雄辩终而立于不败之地。1103年四月十九日，术士观天奏报五星聚奎之象(汉代以降，五星合聚向被视为帝国覆灭的凶象)，蔡京却反称为承平之兆。
蔡京以太平瑞应的阐释化解徽宗的焦虑，将天象、朝纲玩弄于指掌。1106年二月彗星出现， 赵挺之联合三十余党羽上表弹劾，导致蔡京二度罢相，然而彗星对彼时的蔡京已成为双刃剑：同年三月彗星没，蔡京奏报“龙骧当天变”(即彗星的出现，充其量不过导致一匹宫马之死)。1107年一月，蔡京再度被起用，召复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六日后蔡京向徽宗称贺符瑞， 因有甘露降于帝鼎。一个月后赵挺之罢相，五日之后赵死，蔡得胜。如前所述，1100年的日蚀导致了蔡京首度罢相，而当1107年十一月日蚀再度出现，蔡京已能化凶为吉，抢先一步上奏徽宗“日有食之，以不及所当食分，率臣称贺”。
《听琴图》局部
新旧两党充分利用徽宗迷信的弱点，两党竞相以图画为政治利器，进呈徽宗瑞应图象。1109年九月时值南方诸省大旱，张商英进呈徽宗《袁州瑞禾图》与嘉禾颂表贺所谓的“嘉禾大稔”，京党则反唇相讥，驳斥高茎沉穗的嘉禾形象为“媒孽”。绘画如何影响朝政、如何被转借挪移，遂成为徽宗朝诠释忠奸正邪的政治话语。凡此均为有趣的事例，祥瑞之说、灾异之辩至此沦为党同伐异的利刃，使诸事诸物均附会言外之意，双党皆可打击政敌、雄辩灾祥。倘若连高茎大稔都能双向阐释为嘉禾或媒孽，在此种语境下，那么与此类似的其他绘画亦可具有双向意涵。徽宗朝雪景图可有弦外之音？《雪江归棹图》是否亦被双党阐释，或卷入灾祥之辩？
让我们回到对雪景图意涵的讨论。在“中世纪温暖期”内，冬雪为瑞雪，瑞雪象征来年丰收之吉兆，赏心悦目的冬景山水与雪景图皆令观画者引发诗思。著录所载王维雪江胜赏图、李煜令宫廷画师绘制的《赏雪图》、辽庆陵墓室壁画的冬景山水图皆缭绕浪漫悠游的诗意。北宋初太宗、真宗亦率群臣祈祷降雪。
但“寒冷期”内的雪景图却可能发人愁思。曾敏行《独醒杂志》记载：“东安一士人善画，其作江天莫雪[图]则不见雪，第状其清朗苦寒之态耳。”郭熙有“冬山惨淡而如睡”之论。《宣和画谱》、《山水纯全集》亦有“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之怨。寒冷期内的民生之苦使观画者对雪景图引发灾异之联想。
1110年三月蔡京诗跋《雪江归棹图》在某种程度上或可称为“雪诗”。根据陈瓘(张商英党人)于1113年十月弹劾蔡京的蛊惑圣听之罪：
灾异不言，而祥瑞辙书。甚者，腊月之雷指为瑞雷，三月之雪指为瑞雪，拜表称贺，作诗咏替，其视天变，曾不若童稚之可侮---陈瓘论蔡京之恶，曰：不畏上天，反其情也。
陈瓘的弹劾同样让我们看到了蔡京如何指灾为祥，如何以“瑞应”之说左右圣意。《雪江归棹图》之蔡京诗跋写于三月。如陈瓘所言，蔡京将三月之雪指为“瑞雪”，并“作诗咏替”，那么《雪江归棹图》蔡跋中咏替雪景雪意、圣笔丹青等语亦暗含“祥瑞”之意。而“祥瑞”于徽宗宫廷政治语境中，并非仅单指自然现象的瑞应；天象的解读时常取决于人事之臧否。祥瑞之说与灾异之辩可谓徽宗宫廷的政治利刃，雪景图亦含带多重寓意。
宋徽宗《芙蓉锦鸡图》 故宫博物院藏
1109-1110年间的奇寒与大旱甚令徽宗忧虑焦劳，蔡京此时亦不胜烦恼，唯君臣二人心病不同。1109年六月以后的蔡京已遭罢相，贬谪在即，而其政敌仍施故技，归咎雪旱灾为天罚之祸，因为蔡京怒犯天命。1109年腊月至1110年间，旧党再度攻击蔡京，谓其早先为应付天寒而设置的济贫机构，为耗竭国力的祸首之一。但星变、奇寒、大旱等天然灾变，凡此种种与宰辅何干？为何蔡京履因天灾，遭三度罢相？当1110年三月，徽宗对其出示《雪江归棹图》，蔡京又应该如何自辩，如何力挽狂澜，在宦途窘境的孤独中，利用雪诗题跋，向徽宗隐诉自己的无辜，仅为天灾的替罪羔羊？
天道无穷而运命无常，宰辅之荣辱竟取决于天象。蔡京于《雪江归棹图》题跋的行文中段， 语重心长，借用天地万物变化无方，缓慢折射其一生起伏的政治运数：
天地四时之气
不同万物生天地间
随所运
(气候)炎凉
(星变)晦明
(庄稼)生息
(政治)荣枯
飞走蠢动
变化无方
莫之能穷
时局的慨叹为人动容，蔡京的心思隐然流泻。彗星、黑子致其倒台，雪旱荒年亦归咎于他，此际为蔡京的政治冬天，最近的将来即将远谪，然而他更冀盼“运”的流转。四时之气随所运轮回，寒冬之后将伴随春回。蔡京苦于仕途“寒冬”，但他盼望政治的春天。跋中强调“所运”及“变化”，因为自身正坐以待“变”。
蔡京藉跋语顷诉己志，而徽宗呢？徽宗是否能体察此中暗语？蔡跋之所以如此表示，是否因接收徽宗画中的某种暗讯， 因此题跋为之应和？
徽宗于《雪江归棹图》前半段，营造了江山雄伟的寂寂之境。且观蔡京如何展卷解读、如何展露文采风流：
臣伏观御制《雪江归棹》，
水远无波
天长一色
群山皎洁
行客萧条
鼓棹中流
片帆天际
雪江归棹之意尽矣
“片帆天际”已可谓孤寂之至，而关键之处更在于“行客萧条，鼓棹中流”。蔡京是否自喻为远离庙堂的“行客”？“鼓棹中流”是否暗拟其所自处的政治困境？恐怕蔡京确有此意——倘若我们展开全卷，画卷中段最显要处，一孤瘦的渔父独自泛舟，身处丘壑而面朝观者(徽宗为蔡诗的读者与观者)。渔父的身后为山村野舍，身前则有千岩险壑(影射朝政之谲诡)，重重叠嶂阻断了渔父的归途。画卷末端的台阁寺庙——或者说是朝廷庙堂之转喻——当为渔父归棹之所，或观画者蔡京的终极企盼之所，然而，值此遭贬时刻，渔父行船于险境之地，卷末的庙堂仍不可企及。
《雪江归棹图》全卷中央独行的渔父
徽宗为何在雪景中突显渔父？成画之际又是否以蔡京为潜在的“观者”？此一问题虽无法直接得知，但“雪江归棹图”的画题命名此前罕见。徽宗不称雪图或群峰雪霁图等传统命名，而是别出心裁，以特殊的题名，于开卷处明言“雪江归棹图”五字。此举此称谓，或已透露出徽宗暗示观画者即将遭贬(处于“雪江”险境)，而后复召归朝的“归棹”意味。
史载“京起于逐臣”，六十五岁的蔡京在题跋《雪江归棹图》时正遭逢第三度的罢相贬官。而据其经验，此前每次贬谪远方，短暂数月或一两年后旋又受召返京辅政。历经几度起落波折之后，时至1110年三月，阅历丰富的蔡京对于徽宗题辞的弦外之音，恐怕早已敏感入微。
《雪江归棹图》卷末所描绘行船归来的“归棹”之意
倘若徽宗果真对蔡京产生反感，恐怕不必费心召唤逐臣观览此卷，且容忍其题跋于御制画卷与圣名并列。倘若徽宗不曾心悬蔡京，或许不需精心设计，点绘渔父于雪江之中，卷末以庙宇暗示归趋。徽宗召蔡京观览四季山水，四季的轮回似宦海的沉浮，而蔡京在冬景山水中，看到了踽踽独行的自己。
逐臣揣测帝王的心思，蔡京的解读是否正确？是否完全能领略徽宗画中的弦外之音？尤其在此跋的前一个月，徽宗刚“诏以其南园赐之”，苏州南园常为宋代罢相逐臣的谪居之所，赐第南园暗示南谪在即，此一恶兆，蔡京自当深为忧惧。《雪江归棹图》的蔡京跋语低调而哀凄。王偁《东都事略》载：
徽宗虽宠用之，然亦屡起而屡仆，京每闻其将退，必见徽宗，叩头求哀。
《雪江归棹图》的这款题跋是否为蔡京另一次“求哀”或妥协？我们至少可以假定，蔡京观画时已然领略圣意，对徽宗的暗示已心照不宣。
蔡京借书法诗文巧为求哀，徽宗是否亦借由召蔡京观画、题跋，借机弭合君臣的私谊？既然君臣二人皆深谙诗文，书画赏鉴造诣均高，则1110年三月初一徽宗是否借由“艺道”为手段，以画抚之召唤蔡京？
尽管年轻的徽宗于私借诗文书画笼络蔡京，然而政治时局却令徽宗于公苛刻待之。即位为皇帝，先天上已经命定徽宗往后必须与群臣周旋，于权臣党派角逐斗殴间，从中谋取政治的天平与治国权衡。徽宗审视书画的眼光不再纯粹，也无法再回复端王时期的单纯。如同伊佩霞等学者指出，徽宗御藏之书画、艺术赞助及文化活动，常暗藏世故而复杂的政治功能。早在1110年之前，徽宗不时先贬蔡京，召归后，复替蔡京设宴款待，召其观览御制书画并留下题跋。正是籍此诗文书画往来唱和，徽宗与蔡京旧怨弭逢，私谊日笃。1107年正月，徽宗在召复蔡京辅国之后，三月便“赐宰相蔡京等宴”。俟“君臣庆会阁”落成，又命蔡京应制题诗，并于“十月庚申，(徽宗)和赐蔡京君臣庆会阁落成诗”。此外，徽宗于1107年三月御制亲书《八行碑》正文，并命蔡京于碑文上撰写“大观圣作之碑”六字题额。当此君臣合书之碑文、题额刊行，广颁天下郡县庠序，君臣二人交谊之笃亦便随之昭告天下。
除去书画外，徽宗另以文玩巧艺等象征意涵为媒介来召唤蔡京。1112年正月，当蔡京南谪杭州，徽宗暗中派遣王黻至杭州，赐蔡京盒装茶药若干。蔡京启封时，赫然发现某盒底暗藏一只径长七寸的白玉环，他瞬间领会玄机，迅速命家人打点行囊，等待还朝。蔡京明白所谓“环”者，循环往复也。“环”不但与“还”、“唤”谐音，且“玉环”亦与“欲还”谐音。徽宗表面上赠其白玉环， 实则暗借其语带双关，而蔡京立即破解暗讯， 君臣二人心照不宣。不出两日，1112年二月初一徽宗颁旨，复召蔡京还朝辅政，且“特复蔡京太师，仍旧楚国公致仕，于在京赐第居住”。
获赐玉环之后，蔡京终于否极泰来。同年三月抵京赴阙，并于二十五日“朝见引对”。徽宗获准蔡京“依旧服玉带，佩金鱼”。四月赐宴蔡京于垂拱殿、太清楼，尽管两日前不祥之兆，且灭又复现多达二、三次 。
蔡京终于又回复到政治的春天，即便日中黑子亦不成威胁。1112年五月，徽宗御笔手诏，驳斥反蔡党人为“奸邪小人，造谣中伤”，诬蔑罪状。不仅如此，徽宗还对复相的蔡京褒扬有加。
1112年六月蔡京复位太子少师，八月十一日复进太师，十一月进封鲁国公。其新政亦恢复如旧。政敌张商英于1111年四月罢相“自便”，1111年八月至次年间屡遭迁谪于边远瘴疠之地。在风云多变的徽宗朝时局里，转瞬间，此二人的仕途荣辱已乾坤倒转，风水轮流。如此戏剧化急转直下的结局，终宋之世，宋人常笑叹天道循环：“不知商英既去，而蔡京复来矣。”
1113年闰四月，徽宗于春天赐给蔡京一幅挥毫壮丽的春景巨帙：《千里江山图》。此一青绿山水由徽宗指导的画师王希孟应制，江山无尽，气势雄奇，由命题布局、重彩敷色，乃至茂林修竹、亭台楼阁，无一不展现皇家富贵的气象，以及江山永固的致贺之意。蔡京至此，已位极人臣，相位巩固。更有甚者，徽宗示意蔡京题跋，并谓京曰：“天下士在作之而已。”在政治春天里，蔡京此时的运命循环，已与昔日跋《雪江归棹图》窘困的冬景迥异。由《雪江归棹图》与《千里江山图》二卷之画与跋，可旁窥出徽宗朝臣之运命结局。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拖尾蔡京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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