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和西班牙诗人克维多从未在历史上相遇过，然而在另一个时空里，他们却在网球场上针锋相对、彼此厮杀，而这场网球比赛的结果，或许会颠覆整个世界……
这正是小说《突然死亡》所讲述的故事，但不是它唯一的故事。从网球到历史，从卡拉瓦乔、克维多到安妮·博林、伽利略，从文艺复兴到墨西哥征服史……无数历史人物纷纷登场，几条故事线被切成碎片，夹杂着作者对现代生活的叙述，拼凑成一部天马行空又天衣无缝的作品。
《突然死亡》的作者阿尔瓦罗·恩里克（álvaro Enrigue）1969年出生于墨西哥，现居美国纽约，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拉美研究员。1996年，恩里克凭借作品《一名装置艺术家的死亡》获得华金·莫提兹最佳首部小说奖，2012年被评为墨西哥20世纪最重要的小说之一。而《突然死亡》是他第一部被翻译成英文的小说，被授予西班牙埃拉尔德小说奖和墨西哥埃莱娜小说奖，目前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其简体中文版在2018年7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阿尔瓦罗·恩里克 Photo by Zony Maya
8月，恩里克来到上海。借此机会，澎湃新闻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身材修长、有着一头灰褐色卷发的恩里克思维敏捷、语速极快。他表示，尽管《突然死亡》的写作只花费了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却建立在他对历史的长期研究上。“我生活在iPod的时代，但我的大脑住在17世纪。”恩里克说。但同时，他并不是一名活在过去的作家，他认为传统的小说早已过时，21世纪的作家不能重复19世纪的文学形式，他的作品需要反映自己所生活的世界。
网球代表新世界的新规则
澎湃新闻：你为什么要写一部关于网球的小说？网球在你的故事中有何象征意义？
恩里克：网球并非我小说的主题。这部小说讲述的是我们的帝国是如何建造与瓦解的，以及人们在这一过程中遭受了什么。我之所以写网球，是因为在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欧洲，网球是一种很流行的运动。那段时期被称为现代早期。不同的理论对于历史分期有不同的说法，但人们所一致同意的是，16-17世纪是现代性刚刚诞生的时候。而当时在欧洲流行起来的网球，在我看来，代表了世界的一种新规则。当时的世界开始向两极化发展，一方面，世界开始向一个小团体聚拢；而另一方面，不同的大洲和国家间的交通和贸易往来愈加频繁，人们可以获得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生产的任何东西，世界渐渐变成一个圆形。这就好比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它在一边提出一个概念，在另一边又消解了它；一边很抽象，另一边又非常具体。我觉得网球比赛正好可以表达这种状态，它就像一张微缩图，将这个新规则运作形成的新世界尽收其中。那时有永恒的宗教价值，17世界的帝国思想，但也有一些新思想开始萌生，例如人的性倾向可以是流动的；一个普通的建筑工人可以成为全罗马的名人；教皇不再高不可攀，他可以来自你的家庭，等等。一个新规则下的新世界如此诞生，这就是小说《突然死亡》所讲的故事。
《突然死亡》书影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澎湃新闻：你在《突然死亡》的序言中，也提到了网球对于墨西哥的意义，尤其是网球鞋在你成长经历中的特殊意义。
恩里克：是的，我在墨西哥长大。在我成长的革命时期，墨西哥的经济模式很封闭，所以一双美国的匡威鞋对当时的我们就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它不仅仅是一个美国品牌，更有情感上的特殊意义。当你穿着这双鞋顺着阶梯一级一级跳跃时，其实也在从一个世界跳入另一个世界，它们代表了一种不同世界之间的连接。网球鞋代表了这种连接的开始，因为它是墨西哥人对于这个世界最早和最熟悉的印象。我不知道“sneakers”（球鞋）在中文中是如何表达的，但在西班牙语中，它就是“网球鞋”；而我们最熟悉的球类运动，也是网球。不过我个人对网球一窍不通，连一场正式的网球赛都没看过，我喜欢的是棒球。
卡拉瓦乔肖像画，奥塔维奥·莱奥尼绘于1621年
澎湃新闻：《突然死亡》虚构了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和西班牙诗人克维多之间的一场网球赛。你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历史人物作为小说的主角？
恩里克：卡拉瓦乔是一个非常迷人的人物。他是一名伟大的画家，还是一名优秀的网球运动员。他曾在网球比赛中杀了一个人，由此开始了自己的逃亡生涯，并且一边创作。此外，他敢于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在当时西方最保守的城市之一的罗马，他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而他同样也是孤独而绝望的，因为当时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当然他是一个声名显赫的艺术家，但没有人理解他的内心。我发现他对于按照自己的信念生活有一种迫切的渴望，而不是遵循神职人员所指明的生活方式。他的这种反叛精神非常迷人。
尽管不如卡拉瓦乔这般光辉熠熠，但克维多也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物。他的父亲是大臣，所以他的地位很高。他并不富裕，可他是一名大臣，并且他的公开身份是一名大使，还曾被指控为间谍并被逮捕。所以你看，他是一名很有趣的政治家。他写的书很无聊，主要是维护基督教秩序和西班牙帝国的；但他也写了一系列颇具反叛意味的、大胆有力的艳诗，这些诗主要在17世纪发表。
克维多还很年轻的时候，写过一本讽刺小说，对西班牙政府和社会做出了一种巴洛克式的批评。因为他是贵族，所以人们通常认为他对西班牙社会的种种问题并没有深刻的认识，比如西班牙与美洲之间的种种问题，比如人文精神如何失落，比如人们如何对时尚着迷。然而等他死后，人们才渐渐意识到他的这部小说多么有批判性，即便他已经以诗人之名广为知晓，所以克维多有双面性格，尤其是当他喝醉的时候。
卡拉瓦乔和克维多从未见过对方，而我虚构了他们的会面，将卡拉瓦乔设定得比实际年轻一些，让他杀死了一个国王的士兵然后开始逃亡，这样，这两位西方人的杰出代表就成了同一年代的人。
克维多肖像画，弗朗西斯科·巴切柯绘于1618年
澎湃新闻：你采用真实的历史人物，虚构了他们的历史，是否担心这样会引起争议？读者或许会将你的小说与真实的历史混为一谈。
恩里克：我不是历史学家，我只写小说，而小说就是虚构的。如果有人相信小说虚构的就是事实，那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的。其实除了《突然死亡》，我还有一本即将出版的小说，两本一起能将我的理念阐述得更完整。
小说有很多种形式，它可以是一个短故事、一首漫长的史诗或一篇随笔。我不想拘泥于传统的小说定义。我觉得传统的小说已经过时了。我的意思是，我很喜欢19世纪的小说，但是21世纪的小说不应该还跟19世纪一样。身为一个21世纪的作家，我是听着iPod长大的，也习惯于用电脑打字，我并不属于打字机的时代。所以我觉得小说应该反映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多孔的世界，这个被互联网众说纷纭的“真相”所污染的世界，这个一切都变得碎片化的世界，所以包括小说家本人在内，无人能够预知小说完成后的形态。
描绘早期网球的雕版画（1612年），现藏于英国阿什莫尔博物馆
而且，我觉得小说就是一个游戏，作为读者，你在读小说时也在玩游戏。游戏都有自己的规则，你或许对规则不满意，也赢不了，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一个游戏，读小说时你其实是与自己的感觉玩耍，就像孩子一样。而探索小说中哪些部分是真实的，哪些不是，是一项充满乐趣的游戏，也是我喜爱读小说的原因。有位美国文学评论家说，弄懂一本小说究竟在讲什么，是他做过的最艰难的研究。读小说时，我很喜欢去研究作者什么时候在说谎，什么时候又道出了真相。
我认为小说中有一种更深层的真实。我认为小说家的任务是提出一种关于现实的理论，无论是否真实，它的主题应该是令小说家非常着迷、思考多年的，例如我在《突然死亡》中所讨论的那一种现代性之美，关于帝国如何坍塌、我们所知的世界如何形成。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有他们阅读现实的工具，例如数据，而小说家不需要这些。小说家需要的不是一种价值理论，而是道德理论，这正是我所前往的方向。
“西班牙语流淌在我的血液中”
澎湃新闻：《突然死亡》一书的写作花了你多长时间？
恩里克：这本书我写了大约两年半，因为当时我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有一个研究员职位，之后我又在普林斯顿大学当研究员，所以有两年左右的时间我不需要教书，有充足的时间用于写作。但是这本书的写作基于我总跨度为10-15年的研究，关于卡拉瓦乔、文艺复兴、 墨西哥征服史等等这些主题，而我在六七年前就开始收集关于卡拉瓦乔的书了，有整整四年的时间完全集中于对此书的研究和准备上。所以尽管这本书我写得很快，只花了两年多的时间，但我也可以说，这本书我写了很多年。
澎湃新闻：《突然死亡》一书在你的写作生涯中有着怎样的意义？
恩里克：这本书让我在国际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它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受到了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我还记得当时我将书稿寄给编辑的情形——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很多人认为他是西班牙语文学界最好的出版人，拥有超过30年的丰富出版经验。他读了我的小说，告诉我《突然死亡》是我写得最好的一本书。这位编辑说，当他阅读我的第一本小说，就认为我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作家，而《突然死亡》恰恰证明我已经成为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他对我表示祝贺。但他同时又提醒我，在纽约这座生活成本极其高的城市里养着三个孩子，我需要在忠于文学性的同时考虑到作品的商业价值，所以他建议我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不必坚持这种实验性非常强的写作。他说：“如果你依然写着这种纯粹的拉美文学，你永远不会拥有广泛的读者群，没人会留意你的作品。”事实证明他错了。这本书在国际上大获成功，所以它是一部幸运的小说，我也是一名幸运的作家。我不是那种一出道就名声大噪的作家，在《突然死亡》之前我写过很多作品，但只有这本获得了国际性的成功。所以这本书的成功非常令我振奋。
《突然死亡》西班牙语版书影
澎湃新闻：除了小说家，你同时也在大学任教。你是如何平衡这两重身份的？
恩里克：身为一名文学作家，我无法靠卖书成为百万富翁。有些作家可以靠写书成为富人，但我显然不是这类，尽管我的书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所以我需要另一份工作来谋生。我尝试过很多种职业，比如记者和编辑，最终发现大学教授这个职位很合适，它能与我写作的工作很好地连接起来。在大学里，我是一名研究17世纪的学者，我对这一时间段非常着迷；虽然我生活在iPod的时代，但我的大脑住在17世纪，我还会给学生阅读17世纪相关的材料。所以对我来说，处理研究和教学之间的关系并不困难。美国的大学给予了教职人员很大的自由，所以我可以教授任何我所读的内容给学生。所以我对自己的职业很满意，无论是作为作家还是大学教授。
我的下一本书一定会比《突然死亡》更好。不过，我也有一些想写却尚未有能力驾驭的题材。随着年龄渐长，我逐渐明白了自己的局限，并且更加享受当作家的乐趣，那就是花费大量的时间独自一人阅读、思考和写作。
澎湃新闻：身为墨西哥人，你在美国工作和生活了很多年。是否想过用英文写作？
恩里克：我不知道。正如詹姆斯·邦德所说：永不说永不（Never say never）。西班牙语是我的母语，但我用英语写书评、做笔记，并进行一些学术写作。但是写小说对我来说是最难的，传达故事中没有直接表现、但读者能通过其他方式找到的意蕴，是不可能用英文完成的。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很好地使用英语，在美国生活也完全没有问题，但如果我用英文写小说，那一定是个很糟的故事，因为两种语言所使用的词汇肯定不一样：西班牙语有着海量的词汇量，相比之下英语的表达就非常局限。
西班牙语是我血液中流淌的语言，我与其有着深厚的情感联系。从生下来起父母就跟我说西班牙语，现在我也跟自己的孩子讲西班牙语，我甚至跟自家的狗都用西班牙语交流。我知道如果我用西班牙语写作，我的书就很可能不会被引入中国；但是西班牙语有一种特别的韵律，我在写作中非常需要，它能帮助我把文句写得像一首歌。而我对于英语并没有这种感觉，我来美国的时候都已经差不多27岁了。
《La muerte de un instalador》（装置艺术家之死），出版于1996年，该书为恩里克的处子作
澎湃新闻：身为一名身处异国的墨西哥作家，你在写作中始终关注墨西哥的历史和现实。对你来说，墨西哥有着怎样的意义？
恩里克：我无法逃脱自己身为墨西哥人的命运。我的妻子和孩子有时会笑话我骨子里是个彻头彻尾的墨西哥人。当然，我的小说《突然死亡》的主人公卡拉瓦乔和克维多并不是墨西哥人，但是我的小说中也有墨西哥征服史的部分。那个时期的墨西哥，就像一个荒唐无稽的人，你知道他并不是个绅士，甚至是个小丑，你知道他没有保护任何人，但他是我的朋友，我必须忠于他，甚至为他而死。这就是我对墨西哥的感觉。墨西哥是我的命运，尽管我已不再身处墨西哥的土地上，但它依然潜藏于我的生活之下。即便我对墨西哥社会的种种问题抱有非常批判的态度，它仍然是我写作的基石。
我对墨西哥抱有深切的好奇。我会想要知道，究竟是什么使我们在历史上曾面对如此的艰险？这片古老的土地为何会经历如此暴烈的变化？我们是如何从轰轰烈烈的革命中得到一个自由的政体？而那时的墨西哥社会，尚未准备好接受这样的一种自由。这一切都令我着迷。而即使墨西哥没有经历这些，它也同样是我不可逃避的命运。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