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透露《红高粱》发表幕后故事：两大刊物争稿，老编辑一见两眼放光

“文学与改革同行”系列作家访谈之一

莫言透露《红高粱》发表幕后故事：两大刊物争稿，老编辑一见两眼放光

今年恰逢改革开放四十年，这四十年的中国文学，同社会现实一样波澜壮阔。借此机会，腾讯文化联合刚好也是创刊四十周年的《十月》杂志，对王蒙、莫言、贾平凹、李存葆、西川等几位重要的作家、诗人、批评家进行了采访，今日刊发莫言访谈。

让莫言想“浮一大白”的《黑骏马》

莫言在本次采访一开始就提到，1978年那时没有网络，文学作品要发表只能通过文学刊物、报纸副刊，或者在出版社出书。到今天，虽然发表渠道更加多样，包括莫言在内的大作家，还是会把文学刊物列为首选。

莫言本人也通过文学刊物，看到了不少同行的优秀作品，甚至用“伟大”来赞美。比如他提到，自己最早在《十月》上看到的一部印象深刻的作品，就是自己的战友、同学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后来很长时间翻来覆去地看。

再比如，“像张承志的《黑骏马》也是十月发的，我看了以后就恨不得立刻倒出一大碗酒来，浮一大白这样的一种冲动”。还有《北方的河》，“我想这是张承志两部伟大的小说”。其他像梁晓声、铁凝等作家的作品，也给莫言留下了深刻印象。

《红高粱》的“抢稿事件”

四十年文学内容太过丰富，或许一个比较便捷的方法，是从那个被称作文学黄金年代的八十年代讲起。事实上也已经有人这样做了。曾做过多年文学编辑的朱伟，日前出了一本《重读八十年代》，对那些年那些作家，做了个人视角的回顾。其中有一章，谈到莫言的《红高粱》发表的趣事。

书中写到，那时各大刊物编辑部抢稿故事无奇不有。朱伟一心惦记着莫言《红高粱》，结果刚写完就被《十月》的张守仁拿走了。朱伟说自己“当时气盛”“狂妄不顾一切”，打电话给张先生讨要稿件，“亏得张先生雅量，他在电话里静听，没有分辩，过了两天就把稿子寄还我了。”

莫言在采访中也提到这件事。当时自己刚写完最后一行，就被来串门的张守仁看到了，“一看到就两眼放光啊，好编辑、老编辑看到小说稿子那种表情真是令人感动，两眼放光”。

张守仁一看就舍不下要在《十月》发表，莫言一想能发表在《十月》也挺好。没想到朱伟的反应强烈，最后通过编辑部又要回去了。多年后莫言再遇到张守仁，老人说拿到手的《红高粱》又被要走，是自己一辈子的遗憾。这个事情让莫言认识到，一篇好稿子对一本刊物来说，就像生命一样。

一个月时间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

在莫言所有作品中，《天堂蒜苔之歌》无疑是一部重要的作品。这部28万字的小说，仅仅一个月时间就写成了，发表在1988年第一期的《十月》。

小说以真实发生的事件为背景，文提到的朱伟认为，这部作品，触动莫言走出自我，确立了自己以后的写作立场。

多年以后，回忆起这部旧作，莫言本人依旧十分感慨，“《十月》还是有胆魄、有担当的，在1988年（发表）这样的小说，风险很大。”这部作品第一写得特别快，因为环境熟悉、人物熟悉，第二就是带着强烈的情感，写的时候，那些乡亲们，“他们的形象就在我的脑海里栩栩如生”。其中还有个政治教员，有作家自己的影子。

“所以要讲到反官僚主义、反腐败的小说，实际上我写得比谁都早。这也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破解“诺奖魔咒”之后的莫言，很迷传统戏曲

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有很长时间，莫言都没有在刊物发表新的文学作品。“获奖之后再无佳作”的“魔咒”，也成为公众对莫言的质疑之一。在五年多之后，2017年，莫言开始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杂志发表新作。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批作品除了他最为擅长的小说，还有诗歌和戏曲剧本。

莫言对戏曲剧本创作的偏爱，在最近这个时期表现得非常突出。“当看到你的剧本，你的小说原作，作为歌剧在舞台上展现的时候，你作为一个观众在下面看，那样一种心情确实是兴奋两个字难以概括的。”

在他看来，戏曲文学剧本创作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断修改。“每演出一次，编剧可以改，歌唱演员可以改，音乐可以改，什么都可以改。这就是这种所谓‘十年磨一戏’的根据所在。”

“我一直认为，我们中国的民间文化、传统文化，一大部分是表现在戏曲文学上。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我们的祖先们，我们的乡亲们，他们的文化教育，他们的道德教育，都是通过乡村民间戏曲来完成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想我作为一个作家，有责任用文学的方式，为这样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的发展，注入一种新的力量。这也是一种报恩。”莫言最后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