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嘉锡致柴德赓函中的“高密”、“康乐公”与“青主”

新近所出《柴德赓来往书信集》，除部分信函以前公布过外，大量的书信为首次披露，为研究近现代学术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新史料。

其中，收录了抗战胜利后余嘉锡致柴德赓的两通信函，对于研究当时的北平学术圈有重要意义。我们这里讨论的是第二封即1946年1月22日致柴德赓函。余嘉锡来函中提到北平临时大学第二分班（文学院）师资情况时，有云：“援公亦被第二分班（文学院）聘为名誉教授，昨已上课，据该班学生表示，于新聘诸师均甚欢迎，而于所留旧教授则殊不满人意，然则经学大师如洨长（编者注：疑指许世瑛）、高密者（编者注：疑指李飞生）均不孚众望，夫亦可以自反矣。康乐公（编者注：疑指容庚）常无故怠工，亦为学生口实，渠尝自言与青主（编者注：疑指傅斯年）至熟，拟作书与之，其不达时务如此。”

北平临时大学，系“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北平设立的特殊学校，用以甄审沦陷区的大学生，其中，业已在日伪势力控制的各伪大学毕业者，需甄审合格方才能换发新的官方认可的毕业文凭。同年9月，当局更下令解散伪北京大学、伪中央大学和伪交通大学，颁布《沦陷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毕业生甄审办法》，并于10月中旬，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均设立临时大学补习班，令原沦陷区在校生先补习再进行考试。此举被认为有歧视沦陷区学生之意，引起沦陷区民众极大反感与抵制。迫于社会压力，当局最终取消对沦陷区在校生的甄审考试，改临时大学补习班为临时大学，以收容尚未毕业的在校学生”（肖伊绯《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之初——以〈世界日报〉相关报道为中心》，《南方都市报》2017年6月27日）。

信中的“高密”《柴德赓来往书信集》编注者疑指李飞生，“康乐公”疑指容庚，“青主”疑指傅斯年。按，这段文字我们初读时，并未发现不妥。近来重读时再三斟酌，以为编注者关于这三个人的看法，可能不准确。

从“经学大师如洨长”中的“洨长”指的是许世瑛来看，余嘉锡信中均用的是古人名字来借指当世同姓学人。东汉许慎曾任洨长一职，博通经籍，人称“五经无双”，因此编注者将“经学大师如洨长” 中的“洨长”认为是许世瑛，这一点无疑是准确可信的。循此通例，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为北海高密人，则余嘉锡此处用“高密”来指代的肯定为一郑姓学人。故编注者以为是“李飞生”，或有误。我们以为，“高密”指的应当是郑骞。

何泽恒《郑骞先生传》载：“郑先生讳骞，字因百，辽宁铁岭人。中年尝以蜀生、灌筠、愧二陶室主人、颖白、闻韶、孔在齐等为笔名；晚岁则尝改称龙渊中隐及大学中隐……抗日军兴，华北沦陷凡八年，先生留居北平，谨言行，慎交游，未尝稍出治学教书之范围，故能免祸。三十四年秋，抗日胜利，华北重光。岁杪，教育部设立大学先修班于北平，体制同大学，延聘先生为中文系副教授。明年，先修班结束，遂于岁暮归沈阳，任教国立东北大学。在校仅半年余，以烽火四起，乃于三十六年赴上海，任教国立暨南大学。翌年秋，应老友台静农之邀，遂渡海来台任教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并升为教授，时年四十三。先生在台大，前后三十余年。”（何泽恒：《郑骞先生传》，收入《“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系史稿》，台湾大学中文系编，2002年）郑骞不仅从姓氏来说与“高密”吻合，而且据此传，1946年郑骞在北平临时大学任中文系副教授这一情况也符合余嘉锡函中所言。

“康乐公”为南北朝时大诗人谢灵运，则余嘉锡借“康乐公”所指者当为一谢氏学人。容庚虽然在北平沦陷时出任伪职，但姓氏不符合。而且抗战结束，容庚就因出任伪北大教员，被傅斯年开除。我们以为“康乐公”所指为谢国桢。

明清之际大思想家、大书法家傅山初名鼎臣，字青竹，后改字青主。则余嘉锡信中的“青主”所指当为一傅姓学人，虽然与傅斯年姓氏相吻，但绝不可能是傅斯年。因为余嘉锡函中的“洨长”、“高密”、“康乐公”均为所谓“旧教授”，即抗战时期在北平出任伪职者，而傅斯年对于沦陷区出任伪职者最为憎恶。因此，“青主”我们以为当指傅增湘。

据谢国桢晚年回忆：“北平沦陷。是年秋，我曾到长沙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供职。1938年春，中华文化基金会孙洪芬先生叫我返回北平典守北平图书馆的金石图书，因之又回北平任职。在这以前我本来为中日庚款基金会所办的东方图书馆编写《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一书，因为某种关系，周作人就延聘我到伪北京大学史学系任教，我还错误地认为站在红楼上，‘楼犹此楼也，土犹此土也’，大讲其祖国的历史和‘华夷之辨’的事迹，实在是失去了民族气节。因之，北平图书馆袁同礼馆长勒令我辞职，我只有承傅增湘先生的好意，经他介绍我到川帮私营大中银行聊司笔札，并协助傅沅老编纂《绥远通志》一书，这也不过是混些事儿和遮耳盗铃而已。这些事情我不说，人名也会知道，我不如坦白的交代出来，作为一篇反面教材，供同志们毫不留情的批判而已。1945年秋抗战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我仍在北平临时大学任教。1946年春，我的父亲在河南安阳病危。时军调处业已成立，承周扬同志盛意介绍，得以通过解放区到安阳省亲。”（谢国桢《自述》，《文献》1981年第4期）谢氏任职于北平临时大学，和傅增湘交好如此，也和余嘉锡函中“康乐公”与“青主”的关系若合符节。

又，《柴德赓来往书信集》中还收录了一封余嘉锡1945年12月29日致柴德赓函。在这封信函中，余嘉锡谈道：“临时大学补习班筹备许久，至今始将课表粗行排定，下星期或可上课……现在第二分班（即文学院） 主任室（郑毅生），周在研究所。 其中以让之为最忙，名为秘书（事甚繁而无权，奉令承教而已），以实是以助教兼办各系主任之事（北大系主任并裁，师大仍存）。 辅大上课之外，蹈隙辄往，眠食不时。 上月仅支维持费六千元（教授亦如此数），不够往返车费，故以徙步之时为多。闻本月或稍有增加，伪教员留者不过半数（许瞎由正降副，谢国桢降讲师，朱肇洛免教授职教普通国文，江绍原、冯承钧留教授），余皆新聘，大抵取材于辅仁国文系兼课者，有蜀臣、献吉、燕荪、斐云、子书等，多者四小时，少仅二小时耳。鄙人亦被勉强为名誉教授，讲读书指导，所谓薪水除车钱外只办饮水，不足添薪而牵率，老夫甚无谓也。”此函中的新聘者如余嘉锡、“蜀臣、献吉、燕荪、斐云、子书”等，即1月22日函中所谓受学生欢迎的“新聘诸师”。此函中的 “伪教员”等，即1月22日函中所谓“殊不满人意”的“旧教授”。12月29日函中提到“谢国桢降讲师”，也可作为我们把1月26日函中的“康乐公”认作是谢国桢的一个佐证。

从《柴德赓来往书信集》所公布的这两封余嘉锡函，即可窥知《柴德赓来往书信集》在近现代学术史研究上所具有的重要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