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被日军偷袭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在这期间，美国陆军为了对外战争的需要，在哈佛、斯坦福、芝加哥等25所知名大学都开办有“陆军特别训练班”课程，英文为Army Special Training Program（简称ASTP）。但是美国政府立即发现，国务院及军方中真正懂汉语和中国问题的专家实在太少，一些高校中的年青美国汉学家，如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康乃尔大学的毕乃德、芝加哥大学的柯睿格等人， 还要集中到华盛顿为军方收集、分析情报。于是，当时的许多中国留美学者开始在陆军特训班中承担重要角色。比如，赵元任主持哈佛大学的特训班工作，邓嗣禹主持芝加哥大学特训班工作，另外一些中外知名学者与汉学家，如胡适、费孝通、金岳霖等人，也参加了授课；周一良与夫人邓懿、杨联陞等人参加了助教工作。随着这些学者传记、回忆录和日记的公开与出版，为我们还原了许多相关的历史信息。
一
当时，美国在大学开设“陆军特别训练班”课程，其目的是要训练将要被派到诸如中国、日本等地区任职的指挥军官，教他们学习各国的语言，同时学习各国的历史、地理与社会情形。此外，美国政府在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设立海军语言学校，在弗吉尼亚的夏洛特设立陆军语言学校等。培训的时间由6个星期至17个月不等。
太平洋战争前，美国许多大学的汉语教学内容，主要是为了培养汉学家而开设的古代汉语，注重古代汉语的阅读和语法分析，忽视其在生活中的应用。很显然，如果采用战争前各大学的汉语教学方法，将无法满足战争需要。为此，那些承担教学任务的中国学家们不得不改进汉语教学方法，他们尝试对学员强化语言训练，在教学中注重现代汉语的听力与口语表达。接受过训练的美国学生，就能被派到所学语言的区域去开展工作。
哈佛大学受美国陆军委托，1943年开始举办中文、日文培训班，赵元任先生当时负责主持中文训练班的工作，主要助教是周一良的夫人邓懿，正在读博士学位的杨联陞由于表现突出，而受到赵的特别赏识，在中文部二十余位助教中，特别为他申请了一个讲师的职位。后来，杨联陞还曾协助赵元任编写过一本《国语入门》的通俗读物。
关于杨联陞在ASTP授课的经历，1944年3月14日杨联陞致胡适的信中说：“哈佛的海外政治学院远东组在风雨飘摇之后，裁剩下了一百四十人（旧五十，新九十）。还够忙一阵的。坏学生差不多都走了，以后大概可以教得快一点儿。”1946年4月，北大明确胡适出任校长之后，他曾很想和邓嗣禹一同回北大任教。1946年4月5日，杨联陞在写给胡适的信中列出了自己的简历：1943—1944年曾任哈佛大学海外政治学校任讲师，教课5学期。后来他还去了联合国做过一阵子翻译，然后哈佛又聘他回去任教，杨联陞遂留在哈佛教中国史。自1948年起，他长期担任《哈佛亚洲学报》中国部分的实际负责人和联络人，并长年撰写书评。
周一良先生在他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一书中，也提到了他在哈佛陆军特别训练班的这段经历。他说在1944年毕业前夕，因参加哈佛的
ASTP工作，推迟了论文的写作。因为哈佛当时的日本学专家赖世和进入军队工作，负责ASTP日文班的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便将在哈佛自己培养的弟子周一良，留校担任日文班的助教。赖世和是一位广受日本人敬重的学者，后来曾出任美国驻日本大使（1961—1966年）。
1943年10月中旬，应邀来哈佛讲演的外聘中国学者是费孝通。邀请费孝通来演讲的人是哈佛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二
当年，美国有一项称为“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计划”的援助项目，它始于1940年，最初只是针对拉美国家。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加强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首次在西半球之外增添了对华关系项目，邀请中国在教育、农业、工程、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的学术精英去美国进行学术交流。从1943年到1947年，中国共有26位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分四批应邀访美。第一批的人员中，除了费孝通，还有金岳霖、蔡翘、刘乃诚、张其昀和萧作梁等6人。
1942年11月，美国驻华大使高思代表美国国务院，在通知中国教育部的同时，正式向中国六所大学校长发出邀请函，请求他们各推荐一名教授赴美讲学。1943年1月底，这6位人选最后确定：西南联合大学哲学教授金岳霖，中央大学生理学教授蔡翘，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刘乃诚， 浙江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张其昀，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费孝通，四川大学政治学教授萧作梁。这几位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除了张其昀、萧作梁外，其他4位都在国外受过教育，英语流利。其中金岳霖和蔡翘都曾长期留学美国，金于1920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蔡于1925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刘乃诚和费孝通则是伦敦大学校友，分别于1930年和1938年获得博士学位。在这6个人当中，年纪最轻的是费孝通，时年32岁。
1943年6月—1944年7月期间，费孝通在美国做了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当时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任职于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负责费孝通的北美旅行。费正清作为高思大使的特别助理，也曾为推进此项目的实施做了大量工作。他在《费正清中国回忆录》中记载道：“到1943年底，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邀请6位教授前往美国，在我的督促下，哈佛燕京学社为6位教授每人赞助1000美元，其他8位教授每人500美元，共计1 万美元。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也按同一方针组织了类似的援助活动。”
1943年6月，邓嗣禹(右）在芝加哥大学接待第一批到美考察的著名学者费孝通（左）、金岳霖（中）
费孝通的主要留驻单位是哥伦比亚大学，他在哥大见到了社会史家魏特夫和人类学家林顿（Ralph Linton）。林顿让自己的一位研究生帮助费孝通完成一部英文书稿。帕森斯当时实际负责哈佛SOA（海外管理学院，School for Overseas Administration）的事务，利用这个机会，邀请了费孝通和魏特夫去演讲。
在这个学院的秋季课程表上列出了两次费孝通和帕森斯一起上的课：10月11日费孝通和帕森斯一起上“中国的乡村社会”；10月18日费孝通和帕森斯一起上“中国的镇”。费孝通在哈佛期间，也和社会学系的教授们有所接触，只有帕森斯对他比较热情，其他人均比较傲慢和冷淡，这使得费孝通对哈佛社会学系感到十分失望。他在哈佛还接触了远东系、商学院的一些教授，但他在1943年10月21日写给费慰梅信中抱怨说，哈佛汉学家们比较空虚和迷失于过去，而只有商学院的玛约（Elton Mayo）和怀特黑德（T. North Whitehead）对他的研究很感兴趣。他在远东系接触的汉学家应是魏鲁南，魏不关心当代中国，甚至不通现代汉语。当时在哈佛求学的杨联陞、周一良等人似乎和费没有接触，杨在给胡适的信里没有提到费的来访。
在接受汉语培训的数千名美军士兵中，日后最为学界所知的是明史专家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他的中文名字取自《论语》中的“克己复礼”。牟复礼在他2010年出版的英文回忆录 China and the Vocation of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中介绍，当时来哈佛ASTP远东组做讲座的校内学者包括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沃德（Lauristan Ward）、华尔纳
（Langdon Warner）、魏鲁南（James Ware）、叶理绥，以及校外学者胡适、费孝通、魏特夫等人。他的中文班主讲教授是赵元任，主要助教是周一良先生的夫人邓懿，但他和担任日文助教的周先生也有来往。牟复礼的ASTP经历对他个人的职业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他后来作为美军战略服务处人员参与监督京津冀一带日军投降之事。抗战结束后他进入金陵大学历史系学习，后来在华盛顿大学获得中国史博士学位，最终成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奠基人。
耶鲁大学受美国陆军委托，在1943年成立远东语文研究院，创始人和第一任院长是金守拙（George Kennedy），采用的是拼音法教学， 所用的第一本教材 Speak Chinese (中文口语)由金守拙、赫德曼（L. M. Hartman）编著，1944年由亨利·霍尔特（Henry Holt & Co.）出版社出版，留美学者房兆楹曾为该书撰写过序言。之后又出版了练习会话的教材 Chinese Dialogue（华语对话），整个耶鲁大学汉语教材的系统便是以这两本书为基础发展下去的。
二战期间，房兆楹受美国陆军军部之聘，在耶鲁大学ASTP班教美国军人学习汉语。他和美国学者霍克特(Charles F. Hockett)合作，在金守拙、赫德曼出版的《中文口语》的基础上，将此书扩充到两册本的汉语口语教材，列入美国“陆军部教育手册”（War Department Education Manual），于1944—1945年在华盛顿出版。这个汉语口语课本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1976年、1980年再次印行。
三
芝加哥大学是较早接受美国陆军委托，在大学开办ASTP课程的学校，培训时间从1942年8月开始，到1944年4月结束，比哈佛大学开办的时间要早半年以上。芝大1942年下旬成立东方研究院，创始人和第一任院长是邓嗣禹（兼任远东图书馆馆长）。在他的回忆文章《美国陆军特训班给予吾人学习西语的教训》中（载笔者2014年出版的《家国万里：邓嗣禹的学术与人生》一书），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芝加哥大学开办的课程，当时称为“中国语言文史特别训练班”，由邓嗣禹负责并兼任班主任工作，芝大的美国著名汉学家顾立雅（H. G. Creel）先生也曾参与授课。培训的目的，是要求受过训练的学员，了解中国的文化与习俗，能阅读中文报纸，并能用中文演讲，以便今后更好地开展工作。
顾立雅最初没有被政府借用，而是留在芝大负责培训项目，1943年他的授课内容结束后，他也来到华盛顿，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服务于美军情报部门，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才返回母校。
邓嗣禹在回忆文章介绍，芝加哥大学的特训班课程分为两部分，一是语言学习课程，二是地域研究课程。语言学习课程每周上17小时的课，采用的教材由邓嗣禹与顾立雅共同编写，如《中文报刊归纳法》《中文报刊归纳法：翻译与选择练习》。有关口语方面的教材，也是采用邓嗣禹自编的教材。在此基础上，1947年他根据培训班的教案，整理出版了《社交汉语与语法注解》（Conversation Chinese with Grammatical）， 由杨联陞撰写序言。在此基础上，1965年他又出版了《高级社交汉语》（Advanced Conversation Chinese）等书，在美国都成为畅销书，并多次再版。据1980年来华参加“中美汉语作为外语教学学术讨论会”的耶鲁大学黄伯飞教授撰文介绍，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在80年代中期以前，所用口语教材都是采用邓嗣禹的这套教材。
芝大特训班讲授的地域研究课程，当时每学期有10个小时。第一期学习地理，教师为芝大地理学系各教授所担任，程序是先讲远东地理， 然后相当详细地讲中国地理；第二期讲中国历史，从北京猿人讲起，到最近的时事为止。凡是中国文化、美术、政治哲学等内容皆需要讲述。第三期讲是有关中国社会组织活动内容，注重近百年来的情景，并增加讨论课的内容。第四期是地域学习的课程，整合前三期所学内容为一体，请人类学专家将中国文化做综合介绍。
除此之外，在这一年当中，他们每周还有两小时的时间，学习欧洲历史、地理与政治的内容，使学生不仅了解中国的知识，而且对于世界也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本校的授课教师中，有用中文演讲的，专门讲中国风俗的内容；有谈论时事的学者；还有介绍中国的旧剧作或书画的学者。除去听演讲内容之外，学生必须看课外参考书，数量要求为每周约100页。同时每月对学生有一次小考，每期有一次大考。
邓嗣禹在回忆文章中，提及“一年中文训练的成绩，使金岳霖先生大为诧异”。受训的学生俨然成为“中国通”。这是因为当时金岳霖也在芝大，并通过邓嗣禹与ASTP班的学员有许多接触。
1943年6月，金岳霖与费孝通、张其昀等6人集中到重庆办理访美护照，并参加了5天的集训。在这期间，作为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蒋介石曾会见并宴请了各位教授，并向教授们赠送了自己的像片，这对于6位教授都是莫大的荣誉。集训后，他们由重庆飞往美国，作为期一年的访问与讲学。
8月5日—7日，来到美国两个月之后，金岳霖与费孝通一行被邀请到芝加哥大学，参加了题为“不可征服的中国”的论坛，到会的有美国学者四十多人。6位华人教授从自己熟悉的领域，向听众演讲与介绍了中国抗战以来的情况，并与参加论坛的美国学者、学生展开讨论。这些演讲和讨论文稿经过整理之后，结集为《来自不可征服中国的声音》（Voices from Unoccupied China）一书，1944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金岳霖访美期间，在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均参加过学术交流活动，但在芝加哥大学停留的时间最长。在芝大东方研究院，他用英文完成了《道、自然与人》一书。金在书的序言中写道：“无论这部著作是否值得撰写或发表，它毕竟使我有机会感谢美国哈佛大学、感谢芝加哥大学，特别是感谢美国国务院。”可惜这本书当时没有能在美国出版。
1943年，金岳霖还曾用英文撰写 China Philosophy (《中国哲学》) 一稿，作为为在华美军讲课的讲稿，曾少量油印，1980年在《Social Science》（《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首次刊出，后译成中文在《哲学研究》1985年第9期发表。
1944年3月至4月，第四学期中国历史文化课程，是由邓嗣禹代表芝大，聘请胡适先生讲授《中国思想史》课程十余日，时间安排是每日讲演一次，每周有五次的时间，胡适也是芝大当时唯一的外聘学者。具体细节，我们可见胡适出发之前（1944年3月22日），写给王重民的信函：“我二九日去芝加哥看看他们的藏书，顺带为邓嗣禹的兵官学校作六个演讲。四月十三日可东归。”胡适在信中所指的“兵官学校”，即是芝加哥大学当时开设的ASTP“中国语言文史特别训练班”。胡适演讲的具体时间，可界定为1943年3月29日—4月13日。这段经历目前在《胡适全集》《胡适年谱》中均属于被遗漏的内容。
这期间，胡适居住在芝大的教职员俱乐部，业余时间他喜欢有人陪同他聊天，而且古今中外无所不谈。胡适之前曾长期在北大任教，1938—1942年期间又出任过战时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所以关于民国初年的事，他知道幕后背景与个人底细，这些内容在普通书中是不易看到的。胡适口才相当好，他可以从早谈到晚，而且滔滔不绝、娓娓动听，所讲的故事大多使人久闻不厌，毕生难忘。后来，胡适在收到讲课费的支票后，曾回信表示感谢，并多次称邓嗣禹为“邓老板”。1946年6 月，胡适受聘为北大校长后，聘请邓嗣禹担任北大历史系教授，讲授中国近代史。邓嗣禹于7月到中国湖南，回老家省亲之后，8月中旬赴北大历史系就任。
邓嗣禹在回忆文章中，还提及“杨振声先生看见我的学生给我写的中文信，使印度的检查者看不出他的双关语的牢骚，致杨先生说他们的中文有中国初中毕业生的程度”。邓嗣禹在回忆文章中感慨道：“学一年中文，他们能会话，能演讲，能口译，能笔译，能看浅近的书报，能写简单的书信，总算是不错了。回想我们学英文甚至学中文进步的迟慢，真是有天渊之别。”
当时，任职于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杨振声教授，是由美国国务院邀请的第二批6人访问学者之一。杨振声（1890—1956）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1918年与进步同学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任编辑部书记。1919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历任武昌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清华大学教务长、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教授，1930年任青岛大学校长。1938年任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文系教授。
1944年7月，杨振声随同厦门大学的萨本栋、南开大学的陈序经、岭南大学容启东、中央研究院的汪敬熙、金陵大学的陈裕光等6人，前往美国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大学演讲与访学。当杨振声来到芝加哥大学时，芝大ASTP班的学员已经结束课程，奔赴中国抗日战场。他们并没有忘记在芝大的师生情谊，时常用中文写信给邓嗣禹，汇报他们在当地工作、生活的各种情况。
（本文摘自彭靖著《尘封的历史——汉学先驱邓嗣禹和他的师友们》，壹嘉出版，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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