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之道，是指研究学问的门路，也就是如何才能成为一名专业学者。这个话题前人已经谈得很多了，而且言人人殊，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的。原因是什么？我想治学之道因人而异，因学科而异，因环境条件而异，是很难强求一律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每个人谈的只能说是他自己的治学之道，对于别人，只能是一种借鉴。《庄子·田子方》记载了一段孔子的高足弟子颜回对孔子说的话：“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意思是：先生走我也跟着走，先生小跑我也小跑，先生快跑我也快跑，都还跟得上，但是先生狂奔，烟尘远远地抛在身后，颜回我就只能眼睁睁地落在后边了。这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一段话，亦步亦趋地跟着老师学习，可能是个好学生，但却很难成为像老师那样的学者，更不用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基于上面的理由，我这里谈的治学之道，顶多只是一种参考，这是必须声明的。
立志与从师
我认为治学的前提是“立志”，有个成语“专心致志”，志是什么呢？是志向，没有志向还努力什么？一个学者，要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其目的是超越前人，要有创新或突破。如果没有创新，那么研究就是不成功的。所以每一位要从事研究工作的青年，都要立大志，要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人类的进步正是以这些不断的发明创造为标志的，换句话说，发明和创造引领世界潮流。
有了志向，就要为之奋斗。我觉得顶重要的是“从师”。古今中外，学术界都很注重“师承”，他的老师是谁，老师的老师又是谁。人们至今还说“名师出高徒”。原因是，许多学问，没有老师的指点引导，难以掌握其中的关键，老师的作用绝不止于“传道授业解惑”，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传授治学的“门道”，也就是交给你一把钥匙。这种传授，有时候甚至像大人教小孩走路，一步一步地扶着、领着，又如教小孩写字，手把手地教。这些“低级”的东西，在书上往往没有，或者即使有也不详细，甚至无论如何详细，你也不可能完全领会。有时候人们把这种师生传授叫“熏陶”、“熏习”。衣服本来没有香味，用香熏了，就染上香味了，不是近距离，又如何“熏”呢？有些体会，非贴近老师不能获得。
孔子的高足子夏曾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远远地看上去十分庄重，与他接近了才发现很温和，听他说话又十分严厉。这种感受，不从师是不可能有的。老师传授的不仅是学问及治学的方法，还教你如何做人，也许这是从师的又一关键所在。关于如何做人，老师的学术著作上不大表现，而做人对一个优秀学者来说也许是先决条件。这对于老师来说，也是个高要求，为人师表，名副其实，又岂是容易达到的？“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老百姓常说的话。所以从师万不可轻率，要慎重选择既有学望又有德望的老师，作为自己的导师。否则贻误终生，还弄不清原因所在，那真是人生的悲哀啊！从师，还要注意根据实际情形广泛汲取他人成功的经验。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清朝初年的大学者顾炎武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广师》，列举了他所佩服的同时代的人物十位。
顾炎武画像 视觉中国 资料图
这十人各有所长，如谓“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张稷若即山东济阳人张尔岐。又谓“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朱锡鬯就是浙江秀水人朱彝尊。顾炎武发现并指出他们的优长，认为值得自己师法。
我的师承
我个人非常幸运地获得了追随先师王绍曾先生学习古籍目录版本学的机会，在近二十年间，取得了一点成绩。我感到，真正受到先生启发的有两件事：一是参加先生主持的教育部古籍研究项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编纂工作，二是参加先生主持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整理工作。在《艺文志拾遗》中基本掌握了目录学，在《校勘记》中则基本掌握了校勘学，同时对稿本的认识大大加深。《清史稿艺文志拾遗》2000 年中华书局出版，获教育部一等奖。《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2004年出齐，获教育部二等奖。
王绍曾先生之外，在目录版本学方面，我还受到顾
廷龙、冀淑英、黄永年三位先生的深刻影响。1992年1月我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读者服务部购得一部《四库全书附存目录》，上有民国间某位学者的批注，其目的是为6793种存目书标注版本，但所批条目不多，应当是因为那时的条件太差。我敏感地认识到这是“四库学”的一大空白，又是版本目录学的一大选题。于是重金买下，从此开始从事《四库存目标注》。1993年申报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获得批准。同时北大季羡林先生主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我应邀参加。在参加《丛书》过程中，我担任总编室主任，先后过目《存目》书传世善本5000余种，一一作了详细的版本和文物特征记录，积累笔记百余万言，到2005年10月《存目标注》完成定稿，约三百万字，200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连索引共精装八册。回顾创始之初，经历了整整十五年。如果说我在版本目录学方面还称得上一位专业人员的话，那么《四库存目标注》就是我的代表作。在该书写作中，顾廷龙、冀淑英、黄永年三位老前辈给予了很多指导。在“七七事变”以前，顾先生即开始这项工作，但因时代原因，没有成功。这件事我当然不知道。当顾先生得知我从事该项目时，就把自己早年的批注本《四库存目》寄给我参考，还写信加以鼓励。冀先生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工作一辈子，黄先生则是古籍版本鉴定的大专家。三位都是《存目丛书》的学术顾问，所以在1992年到1997年间，我与三位先生见面和通信的机会较多，向三位先生请教的问题也十分集中。三位先生对我的爱护溢于言表，指导和帮助也格外用心。由于三位先生在版本学方面都是第一流的专家，而且各具特色，因此我在版本学方面有很大的进步。
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构成了古典文献学的核心部分，在1997年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完成后，我感到自己的文献学知识结构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状态。两年后，因为文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先后约我为硕士生开设学位基础课“文献学”，就在一学期时间内撰写了一部《文献学概要》，约40万字，200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其后每年重印，是目前比较通行的文献学教材，被评为“十一五国家级教材”。回顾近二十年的治学过程，如果山大没有一位王绍曾先生，那么就不可能有“目录版本”这样一个极具特色的专业方向，自然也完全不可能进一步产生《四库存目标注》这样一个选题。没有顾、冀、黄诸先生的特别指导和提携，《存目标注》也难以达到应有水平。这是“从师”和“广师”的必要性。
“因地制宜”做学问
接下来我要建议的是“因地制宜”。世间万事都带偶然性，可是偶然的机遇被你抓住，又带必然性。我上山大时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后来发现学习古典文学必须以音韵学、训诂学为基础，于是转而学习语言文字学，并进而发生浓厚兴趣。大学毕业考入山大古籍所研究生班，当时认为古籍整理主要是标点、校勘、注释，与传统语言文字学是一致的。两年毕业顺利留所工作，可是所里安排跟王绍曾先生从事古籍目录版本学研究，具体说就是参加王先生主持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编纂工作。那是1987年。
这项工作持续了七八年才完成，每天上午、下午都坐班，地点在图书馆古籍部。山大图书馆收藏的古籍书目非常多，其基础是胶州张鉴祥（镜夫）“千目庐”旧藏。所谓“千目”，就是一千种目录学书籍。这些书目正是从事《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的基础。
换句话说，王先生从事《拾遗》与山大图书馆的“特藏”密不可分。王先生还主持完成了《山东文献书目》、《山东藏书家史略》、《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山左戏曲集成》、《渔洋读书记》等山东文献方面的项目。王先生是江苏省江阴人，上世纪五十年代来到山东工作，把山东当成第二故乡，潜心研究山东的历史文献，并做出了突出成就。如果不是在山东，从事山东文献研究首先会碰到资料困难。但是，在山东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很多，却不一定会从事山东地方文史研究。王先生作为一名从外省来山东工作的学者，他的选择带有明显的“因地制宜”的特色。清代文献、山东文献、张元济研究，构成王绍曾先生古典文献学成就的主体，不难发现，“因地制宜”是王先生治学方法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作为王先生的学生，我近年从事的主要是两大项目：一是国家清史项目《清人著述总目》（即新修《清史》艺文志），二是山东省政府特批重大项目《山东文献集成》。这两个项目规模都非常大，但从渊源上不难看出，都不过是王先生研究工作的继续。
小时候有一首振聋发聩的革命歌曲，现在人们不再唱了，可是其中的两句我依然不能忘怀：“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因地制宜”的“地”，就是“水”和“秧”，“鱼”和“瓜”就是成果，“因地制宜”就是如何利用现实条件取得应有的成果。我想，来山东工作对王绍曾先生来说是偶然的，但他的目录版本学修养，是他在山东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结果的内因。有的同学一进大学、一考上研究生，就为将来的工作忧虑。我想无论将来干什么，都需要有深厚的学术根柢，抓紧点滴时间努力学习，也许是对未来工作的最大帮助吧。
治学之道还有勤奋、刻苦、持之以恒，都是十分重要的，限于篇幅，就不再面面俱到了。
本文原题《从师和治学——也谈治学之道》，发表于《山东大学报》2008年7月2日，收入《书林丛谈》，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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