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渠五夫
五夫镇，原名五夫里，隶属崇安县，位于福建省武夷山市东南部，处浦城、建阳、武夷山交界地带。据当地人说，在距今1600多年前的东晋时，曾有五位士大夫出身或讲学于此，遂有“五贤过化”之说，因而得名“五夫”。五夫的开发始于后唐时期，至两宋时，五夫英才辈出。仅见史载者即有柳永(约980～1053)、胡安国(1074～1138)、刘勉之(1092～1149)、刘子羽(1096～1146)、朱熹（1130-1200）等人。在这些名人中，尤以一代理学宗师朱熹的影响最为深远。著名史家蔡尚思先生即云：“东周出孔子，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朱熹十四岁时（1143年），因父朱松病逝，随母来到五夫，投奔父亲生前好友刘子羽。虽然五夫不是朱熹的祖籍地和出生地，但却是他生活了几十余年，以及著书立说、讲学传道、成就功业的地方。
为了挖掘五夫镇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弘扬精深的朱子理学，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国学研究院与武夷山市五夫镇人民政府于2017年9月共建了五夫镇教学实习基地。一方面，厦门大学每年派出田野考察队，根据五夫镇的文化建设需要，重点对五夫朱子文化遗迹、五夫地域社会的历史变迁，以及五夫当地的民俗文化、民间信仰等进行详细的实地考察，并撰写系统的实习调研报告；另一方面，基于实习调查报告，厦门大学田野考察队将进一步围绕五夫镇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传承与利用提出可行性建议。在开展教学实习与调研期间，五夫镇人民政府为厦门大学田野考察队提供食宿、交通、接洽等方面的协助。
在出发之前，带队老师对本次调研活动做了预先的工作布置：一是要求大家提前阅读了《西樵历史研究：历史学田野实践教学成果集》、《田野学步：厦门大学历史系本科田野调查报告集》等相关书籍，让参与学生预先了解田野调查的基本方法与理念；二是借助图书馆、文献数据库等，提前查阅五夫镇的历史资料，对五夫形成一个大体的了解。
2018年6月24日，“问渠五夫”田野实践队在厦门大学历史系刘诗古老师的带队下，抵达五夫古镇，开始了为期5天“问渠五夫”的田野考察活动。在稍作安顿之后，考察队便趁着黄昏进入五夫镇勘察地形，对五夫的历史文化遗迹作了大致的了解。回到营地后，刘老师根据本次考察的需要，将本硕共20名学生进行交叉编排，组成了生态与环境、生计与经济、人群与宗族、民间信仰和民俗风情五个考察小组，旨在对五夫镇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重要侧面，进行详尽的考察。
每个小组都由来自不同学院的本科生组成，同时安排同等比例的研究生带队，进行每天的田野走访与资料搜集。这样既打破了学科之间的界限，又做到了研究生与本科生之间“一带一”的良好互动与合作。在考察期间，考察队采取了集中学习与分组调查相结合的模式，即白天分组实践调查，晚上集中讨论学习，各小组分享调研的收获，互相交流讨论。与此同时，刘老师根据同学的调查时间与报告内容，提出相关的问题和建议，以拓展同学们的思路。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问渠五夫”田野实践队（刘诗古 摄）
二、走村入户：行走在田野间
第一天，考察队先集体考察了五夫镇区的地形、水系、交通线路，然后走访了朱熹故居——紫阳楼，看到了“亭亭如盖”的文公手植樟树。紫阳楼是朱熹从十五岁就开始居住的家。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刘子羽不负朱熹父亲朱松的所托，在刘宅旁为朱熹母子建造居所。朱氏的祖籍婺源有紫阳山，为怀念先祖，朱熹将新宅取名为紫阳楼。现在的紫阳楼是按照考古发掘的结果，以原址复原的方式重新修建的。进入紫阳楼内，我们看到的是复原的朱熹当年在此的生活场景。
在紫阳楼前，有一条清澈的小溪即潭溪。越过潭溪，是半亩方塘。这也是朱熹在《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描绘的景象。在紫阳楼的后面，是一片青青翠绿的竹林。竹林之上，就是葱葱郁郁的屏山。屏山的另一侧，就是屏山书院的遗址。
五夫乃娘庙前的潭溪（刘诗古 摄）
在去往屏山书院的小路上，有一清澈的泉眼。据说，当年朱熹学习困惑难解时，一饮泉水便思如泉涌，于是被人们称为“灵泉”。在五夫当地，灵泉也被叫为“聪明泉”。穿过窄窄的田埂，我们来到了屏山书院的遗址。遗址旁有块今人立的碑，主要介绍了屏山先生刘子翚创建书院，教授朱熹、刘珙等读书治学的事迹。
在走访了屏山书院遗址之后，我们又前往离遗址不远处的乃善庵。乃善庵门前有一通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立的碑。经过民间信仰小组同学的辛苦识读、抄录和点校，我们得以了解碑刻的内容。碑文的主要记述了两塅赠与乃善庵的田产的情况。第一塅田皮是张克敬捐与乃善庵作香火钱的。这块田原本收谷二石五斗正。现田骨主刘宅又向乃善庵供还田骨苗、光谷二担二桶正。这块田皮坐落府前村官坑垅，四至为：上至刘宅山，下至罗宅田，左至刘宅山，右至刘宅山及至詹宅。第二塅田皮是乡民集体出资购买，然后捐与乃善庵的。这块田原本收毛谷六石正。现谷由曾宅扣接，计光谷四担二桶正。这块田皮坐落五夫镇田尾村后门垅，四至为：上至江宅田，下至曾宅田，左至连宅田，右至曾宅山。这两起将收谷数额颇大的田皮捐与乃善庵的事件反映出，乃善庵在乡民中的影响力之大 。
考察队员越过潭溪（刘诗古 摄）
在结束了对潭溪上游的走访后，我们又在五夫镇文化站工作人员吴迪的引领下，前往位于潭溪下游的彭氏宗祠和大兴寺及莲华弥陀寺了解情况。据《作邑彭氏族谱五夫支谱》记载，五夫彭氏是五代时开发崇安的彭迁公的后裔，其始迁祖是彭迁之孙彭珰。从彭氏宗祠和大兴寺合二为一的建制看，是先有大兴寺而后才兴建的彭氏宗祠，与福建其他地方有类似性。在彭氏宗祠和大兴寺的院落里有碑刻数通。这些碑刻主要牵涉了彭氏宗族的集体事务。碑刻的具体内容将在接下来的分组行动中，由民间信仰小组进行识读、抄录和点校。
通过采访祠、寺的管理者，我们得知，虽然祠是专属彭氏家族的，但作为佛寺的大兴寺则是相对开放的场域，附近的村民都可以来这里拜观音。大兴寺供奉千手观音，每月十五有一次游神仪式。不仅如此，大兴寺每年还有两次更为盛大的活动，一次是在农历六月十九，另一次是在农历九月十九。两次活动都会请和尚来做仪式，都要做酒席。凡是彭氏宗族的人都要凑份子，都要派代表来吃酒。此外，管事老爷爷在采访中也提及，他在这里管理，每月能得800元的工资和30斤大米，由彭氏家族负责支付。
穿过大兴寺的大堂就到了后殿，即莲华弥陀寺。莲华弥陀寺现只新建了一个观音殿，其余计划都还在构想之中。据原驻庙师傅在其写于观音殿墙上的构想可知，这里将建设规模庞大的佛教寺院体系。随后，寺庙管事的老爷爷将我们引到一房间中。据老人家介绍，这里陈设的是原驻庙师傅构造的五夫周边佛教寺院模型。而在另一间房中，则藏有这位师傅搜集的各类佛教典籍。但因开门钥匙并未找到，我们没能见到这批文献。从莲华弥陀寺出来，我们就结束了对潭溪流域的集体考察。这时已临近中午，艳阳高照，气温飙升至近40度，于是我们便搭乘客车回到营地吃午饭。
大兴寺（刘诗古 摄）
下午两点左右，我们又开始了对五夫另一流域——籍溪的考察。这里是五夫古镇的核心区，古老悠长的兴贤古街自南而北将整个古镇区一分为二。兴贤古街因兴贤书院而得名。它始于玉虹桥，终至文献桥，由七贤、双溪、紫阳、朱至、儒 林、中和、籍溪七个街坊组成，全长1.3公里，是考察队接下来要重点考察的区域。
我们首先走访了龙鱼戏传承人姜生明创办的五夫民俗文化博物馆。姜先生在馆里热情地介绍馆藏文物，并为我们讲解五夫的历史文化。该馆中收藏有当地的契约文化、古代典籍以及一些地方文化物件。
从民俗博物馆出来后，考察队便开始在兴贤古街上分头行动起来。每个考察组开始围绕本小组的主题开展活动，并进行更有针对性地材料搜集，收集的信息也有了爆炸式增长。在结束了对镇区的考察后，考察对又将考察范围扩展到了附近的大将村、翁墩村和开善禅寺。对五夫周边的历史资料的搜集，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五夫古镇历史文化的理解。
三、寻访族谱：五夫的大家族
人群与宗族组在刘老师的带领下，一开始就有了大发现。小组在兴贤古街的一户刘氏人家里发现了一部《刘氏宗谱》。但据说因有人看谱后，偷偷记下刘氏祖先墓地的具体位置，然后循此线索挖掘刘氏祖坟，使刘氏族人大为震惊，此后便不再将族谱轻易示人。在一开始，小组的族谱搜集工作就遭遇了困难。随后刘老师带着小组，等候在家族保管员的门口，并且电话联系了五夫镇文化站站长李直玲女士，请她帮忙出面联系刘氏族谱的保管人，介绍我们的情况，这才使刘氏后人稍懈戒备。小组得以看到《刘氏宗谱》，并进行了拍摄，但因刘氏宗谱的保存并不完整，小组并未能获知全貌（族谱共十六册），仅得三册。
五夫《刘氏东族宗谱》（刘诗古 摄）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人群与宗族组以同样的方式走访了五夫古镇上几大主要姓氏的宗祠，并寻访到保管族谱的族人，接连发现了并获得了大量的族谱资料。除了上述提及的《刘氏宗谱》外，小组在第二天的行程中发现了其他各姓的四部族谱，分别是《作邑彭氏族谱五夫支谱》、《五夫三槐堂王氏支谱》（三卷）、《张氏宗谱》（三卷）、《武夷山吴氏宗谱》（两册）。第三天，小组又在一户连氏人家找到了《连氏宗谱》。在对五夫周边地区考察期间，考察队又在翁墩村的一位94岁老人家里发现了一部《马伏（白水）京兆刘氏宗谱》。
对于这些族谱，人群与宗族小组也进行了一定地了解。其中，据《刘氏宗谱》记载，刘氏在唐末入闽以后，分为东、西两族。崇安五夫刘氏为东族，建阳麻沙刘氏为西族。五夫里刘氏以光州都督刘楚第五子刘翔为始祖。刘翔是北宋初年人，精通《易经》，曾任福州教授等职。此后，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开拓，刘氏家族在崇安逐渐发展起来。
到北宋中后期，刘翔第六代孙刘太素以儒学教授乡里，刘氏家族开始形成重视读书治学的风气。刘太素生二子，即刘民先、刘民觉。兄弟二人后来都成为北宋中期闽中知名学者。刘民先生三子，即刘韐、刘韡、刘韫。其中，刘韐在靖康之难中殉国，被朝廷尊谥“忠显”。五夫刘氏也因此显贵。刘韐生三子，即刘子羽、刘子翼、刘子翚。三兄弟为南宋初年的著名学者，是理学宗师朱熹的老师。五夫刘氏因此成为闽中的文化望族。刘子羽生三子，即刘珙、刘瑺、刘玶。三兄弟均出仕。刘玶生子刘学古。刘学古早年随朱熹学习，后娶朱熹的女儿为妻。此后，五夫刘氏继续发展，但因文献资料的不足，多数已不可考。在明清时期，众多刘氏族人在科考中取得功名。时至今日，刘氏在五夫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据《作邑彭氏族谱五夫支谱》（以下简称（《彭氏宗谱》））记载，五夫彭氏先祖，建州左千牛卫上将军彭迁公，自五代后唐时，迁建阳北乡温岭，招人民聚处，成九十余村，皆名新丰乡。后迁公次子台州军事判官汉公，于闽王永隆三年(941)奏请闽王王曦，改新丰乡为温岭镇。此后，迁公长子溟公曾孙殿中都监珰公，于保大九年(951)又奏请朝廷改温岭镇为崇安场。北宋淳化五年（994年）崇安场又升格为县。故而族谱中有“崇之作邑，自彭氏始”一说。
五夫彭氏是彭氏五世祖珰公之后，在十三世祖龟公时迁居五夫。明洪武年间，五夫彭氏已至十五世，中公以庶举明经，官至两广镇海将军。为纪念中公的功绩，于是彭氏建祠于五夫，名彭氏宗祠。至十八世祖天禄公时，始分为仁、义、礼、智四房。由是，彭氏宗族便在五夫开枝散叶，繁衍生息。但至同治时，智房已无后嗣，剩下仁、义、礼三房，计四百余户。彭氏宗族繁衍之盛，于此可见一斑。
五夫彭氏宗祠（刘诗古 摄）
当然，彭氏宗族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对于规模颇大的彭氏宗族，其事务管理亦是相当繁复。通过《作邑彭氏族谱五夫支谱》记载的光绪三十年（1904年）寡妇刘氏诉彭氏宗祠一事，我们可以看到彭氏宗族在这一问题上的诸多应对措施以及其时彭氏宗族的社会关系网络。
据《作邑彭氏族谱五夫支谱》记载，彭氏宗族原预筹建义塾，便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冬，买入本族仁房派下三十二世维金妻刘氏所有奶娘庙旁店屋。因该处店屋先前已分别典与连、罗、王三姓人家，后又由有举人功名的族人赞尧出面请赎。连、罗、王三姓碍于赞尧的情面，将业权退与彭氏宗祠。而彭氏宗祠则将款项即洋银二百一十二两八钱五分，交与三家。而后，彭氏宗祠又与刘氏立契，并将剩余款项即银四十六两三钱五分，交与刘氏。
但因其时祠堂经费短缺，年冬租款仅收六十余担，故而又向族长立腾借洋银二百一十两，利息每年谷二十七担。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因修建义塾经费尚未足够，故而彭氏宗祠仅将店屋前段修葺一新，以作铺面，进而以此积累款项。至年冬即落成，预计年可收租银洋三十元。但仅一年，之前刘氏所得款项即全数耗尽，并又向宗祠找价。此前，宗祠恤其寡妇，将店铺租与其营生。但寡妇不顾宗族厚义，反听他人唆使，前往县衙状告彭氏宗祠。后由赞尧代族长出面澄清，事情才得以暂时平息。但不久之后，新知县上任，刘氏又前往状告。赞尧便携契谒县，澄清原委。刘氏这才被县差押解回乡。孰料不满一月，刘氏即抱病而亡。于是彭氏宗祠又出资百金，料理刘氏殡葬事宜。
围绕刘氏与彭氏宗祠关于店铺找赎的纠葛，我们得以见到其时宗族内外关系的调适过程。这种调适在五夫各姓族谱中多有记载。而这些记载，为接下来考察队详细了解五夫社会历史上的人群关系，准备了充分的材料，也为生计与经济、生态与环境、民间信仰和民俗风情等小组的后续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四、遇见碑刻：五夫的地方史
在五夫当地，还存留着许多碑刻，而碑刻是我们了解地方历史重要的窗口。它们或散落在古街旁，或安放在书院、祠堂、寺庙里。有的散落一隅，有的聚处成群。负责碑刻抄录的同学，主要是民间信仰小组的成员，其次是其余各小组的负责人。考察队在五夫抄录的第一块碑刻，是前文已提到的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一月立乃善庵田皮买卖碑。
在识读、抄录和校对碑刻之前，小组成员拿出已经备好的面粉，先将碑刻粉刷一遍，然后逐一识读。识读工作由三个同学协作完成。一人识读碑文并在遇到不认识的字时，再次涂抹面粉。一人以碑刻的原有版式，将碑文抄录在笔记本上。一人用手机将碑刻录入成电子文稿，并做标点和校对工作，以供晚上讨论之用。在识读过程中，如遇实在不认识的字词，先行留□。在将整块碑文识读完毕后，用准备好的水，从上至下，慢慢将整块碑刻上的面粉洗去。在这短短的一两分钟内，有些字词因凹陷的处仍留有未被洗去的面粉，而忽然变得清晰。此时便可将其识读出来。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块碑的识读、抄录和校对，并可以马上将整理好的电子文稿发至微信群里进行讨论。
田野实践队成员正在释读、抄录碑刻（刘诗古 摄）
这次以民间信仰为主的数个小组，在五夫镇区及周边发现并抄录了15通碑刻。其中清代碑刻12通，民国碑刻2通，年代不详碑刻1通。清代的12块碑刻，时间范围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分别讲述了五夫社区合众修桥、放鸭时限、彭氏宗族的族产处置、联甲所禁、开善禅寺雨霖顺禅师墓志、乃善庵田皮买卖、刘氏孺人事迹等五夫社会这百余年来方方面的事件。民国时期的两块碑刻，主要讲述的是国民革命军军官和乡绅詹继良保卫五夫免遭战乱的功绩。年代不详的碑发现于彭氏宗祠大门旁，主要讲述的彭氏宗族的族产分布状况。与这块碑刻聚处一处的残碑有数块，但因其实在残缺不全，无法识读，故而未能一一抄录。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五夫有一些今人所立碑刻，并没纳入此次抄录的范围。如朱熹在宋乾道七年（1171年）撰写的《建宁府崇安五夫社仓记》，今人仍将其立于五夫社仓原址重建处；又如朱熹在淳熙六年（1179年）撰写的《宋故右朝议大夫充徽猷阁待制赠少傅刘公神道碑》，今人将其立于朱熹故居紫阳书院门庭处。这两块碑文千百年来广为流传。民间信仰小组的成员认为，既已广为流传，且此碑又属今人“以新立旧”，故而没有必要再将其抄录一番。
在每晚的汇报中，民间信仰及其他小组成员将上述碑刻及碑文一一进行的汇报与说明。此外，其他小组在汇报时，也将本小组发现的碑刻及抄录的碑文进行了说明。与此同时，考察队在刘老师的引导下也开始尝试解读碑文，这对于各个小组具体理解五夫社会的历史变迁有相当大的助益。因为碑刻的所涉及的往往是乡村社会中甚为关键的事务。
民间信仰小组成员在村民家门口录碑（刘诗古 摄）
例如两块发现于彭氏宗祠内的两块清代道光、同治年间重修五夫昭应庙的碑刻，就反映了五夫社会运行秩序。据史书记载，五夫民众因唐朝大夫池繁禧隐居五夫期间，数次出粟赈饥，而为其设立庙奉祀。此后，池公庙又于南宋乾道年间得到国家敕封，进入国家祀典体系。仅明清两代的省志、府志，就记载了昭应庙达三次之多。可见这一乡村庙宇在五夫及更大区域的影响力。
从两块重修五夫昭应庙的碑刻中，我们也可看到昭应庙在五夫地域社会的重要性。据碑刻记载可知，昭应庙不止在道光年间由张氏族人合资重修。而在此前的乾隆年间，亦由张氏族人合资重修过一次。且张氏族人曾数次向昭应庙捐赠房屋、田产。此外，由于昭应庙所建之地乃为彭氏宗祠所有，故而庙会每年要向其缴纳八百文的地基租钱。所以在光绪二年（1876年）时，庙会集资买地一块，并从中抽出一石粮食，以抵彭氏宗祠每年八百文的地基租钱。
通过文献与田野的结合，我们不仅得以了解昭应庙在地域社会及更大范围中的重要性，而且也对昭应庙在这数百年尤其是南宋以来的历史变迁有了更具体地了解，更对五夫的家族网络与社会秩序有了更真切的感受。然而，限于篇幅和主题，对这些碑刻更为深入的解读和研究，则有待在后续的研究中陆续展开，此处并不能进行一一的详细说明。
五、进村找庙：五夫的民间信仰
五夫的民间信仰氛围浓厚，每个村庄都有数个庙宇供民众们祭拜，仅在兴贤古街就有五六个庙宇。它们分布在古街的不同地方，而且每个庙都离得不近不远。这些庙大多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也有些是在原来基础上进行重新修葺的。
玉皇庵（刘诗古 摄）
在五夫调研期间，我们遍访了五夫寺庙、庵堂、宫观、祠社，采集了许多与民间宗教信仰有关的资料。除了前面提到的乃善庵、彭氏宗祠和大兴寺及莲华弥陀寺外，我们还在由北而南地的兴贤古街上发现了玉皇庵、土地庙、刘氏宗祠、连氏宗祠、鸣山庙、张氏宗祠、奶娘庙、新兴社、三圣庙，以及不远处的妈祖庙等一系列社区信仰场所。在五夫周边地区考察时，我们又在大将村发现了土地庙、隐仙庵、关帝庙、奶娘庙。从大将村返回五夫的路上，我们则走访了不久前动工重建的开善禅寺。此外，民间信仰小组成员还在五夫镇中荷友好学校的学生带领下，找到了不久前建立的的福音堂。
在五夫，无论是本地宗族的祖先崇拜，还是民间的道教、佛教以及基督宗教，都有分布。其中，最为兴盛的是奶娘信仰。奶娘信仰广泛广布于五夫及其周边的庙宇之中。除了前面提到藏有清同治年间碑刻的乃善庵供奉着三位奶娘外，在兴贤古街最北端、籍溪玉虹桥旁的玉皇庵，也供奉着三位奶娘。玉皇庵的主堂供奉着道教三界的众神，而侧堂则供奉了三位奶娘。这两处的三位奶娘为何方神祇已不可考。
在兴贤古街中段的一间奶娘庙里，我们发现了一座同样供奉三位奶娘的奶娘庙。这座奶娘庙是由现年86岁的张秀荣老人修建的。其与张秀荣老人的居所连为一体，是为老人所有的半公共性庙宇。
奶娘庙二楼放置着张秀荣女士的神像（刘诗古 摄）
奶娘庙由三部分组成，最主要的部分是正堂里面供奉着三位奶娘。在正堂旁是一座韦陀殿。据老人介绍，这座韦陀殿是她在十余年前出资修建的。在参观完韦陀殿后，老人领着我们参观了她在二楼为自己修建的另一间神堂。当我们走进房间参观时，房间左边角落里的一座神像令我们着实吃了一惊。因为它像极了这位张秀荣老人。随后我们便向老人询问这座神像的来历。老人介绍这座神像是她为自己塑的，现在还没有起名字，等她自己过世后，这座神像就以她的名字命名。
从二楼下来后，我们询问了老人与这座庙的关系。据老人介绍，她小时候从浙南山区被卖到这里来作童养媳。因为生活艰难，老人一直信奉奶娘。在她42岁时，老人用自己仅有的积蓄修建了这座奶娘庙。奶娘庙供奉的三位奶娘是陈靖姑、李三娘、林九娘。在三位奶娘的后面，还供奉着陈靖姑的弟弟和二郎神。
老人还提及二十多年前，友人专门抄了一本《奶娘学法传》送给她，里面的内容比她自己讲得更详细。于是，老人便站起身来，从旁边的抽屉里拿出那本《奶娘学法传》。小组成员在征求了老人的同意后，进行了拍照。老人则继续跟我们讲述一些她与奶娘的事迹。
在拍摄完《奶娘学法传》后，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于是我们就辞别老人和奶娘庙，往回走去。在路上，我们见到了一条名叫奶娘弄的小巷子。这也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奶娘信仰在五夫地区的重要性的认识。接下来，小组成员对《奶娘学法传》作了录入和点校。这使我们得以对奶娘信仰有一个详细的了解，也为我们进一步理解五夫的民间宗教信仰提供了具体的素材。
除了奶娘信仰外，五夫还有兴盛的妈祖信仰。据当地人介绍，妈祖信仰原在福建沿海一带，后因莆田等地的商人聚集五夫，妈祖信仰也因此被带入了小镇。但一开始妈祖只为莆田商人供奉。后来因五夫的货物运输，尤其是木材外运主要以水运为主，所以作为水神的妈祖也逐渐被五夫当地人所接纳、信奉。五夫的天后宫位于籍溪旁。宫内妈祖神像居中，两旁各有一尊护法神像，左侧仍然供奉着三位奶娘。在当地人的讲述中，我们发现人们常常把妈祖、天后和奶娘混为一谈，而这也体现出民间信仰“有灵就拜，不管其他”的实用原则。
在远离五夫古镇的深山中，还有一座与五夫历史有着密切关系且年代相当久远的古寺——开善禅寺。在结束对大将村的考察后，我们来到开善禅寺。一走进开善禅寺，便看到左侧的新建的财神殿。在财神殿里安放了众多神像，有财神范蠡、财神关圣帝君、财神赵公元帅、大黑天财神、黄财神、三圣公王、肖公太保、药王孙思邈、地母娘娘、五谷神农大帝和护法陈将军、护法张将军等。据史料记载，五夫里曾有吴翁与张陈二将军交往的事迹。在两位护法将军中，有一位即是前面提及的大将村得名之由来，而另一位则与小将村的得名有关。从财神殿出来，我们便到了开善禅寺新修的佛堂。据驻寺的东北僧人介绍，开善禅寺荒废多年，前些年在政府的延请下，他们一行人便来到开善禅寺旧址重建佛寺、弘扬佛法。
据《八闽通志》记载，开善寺始建于五代后唐同光初年。宋高宗建炎初年，资政殿大学士刘韐因葬寺旁拱辰山中，而被皇帝敕为供奉刘韐的功德院。绍兴四年（1134年），大慧宗杲入闽，应刘子羽、刘子翬兄弟之请，在寺中升堂弘法，使开善寺成为宗杲禅师入闽首住之地。四年后，其法嗣道谦禅师又从杭州径山归隐五夫仙州密庵，刘子羽遂延请其住持开善寺。道歉禅师的归来，又使开善寺成为“看话头”禅法与“禅茶一味”思想在福建衍传的祖庭。南宋初年，两代高僧先后来寺弘法，使开善禅寺日臻鼎盛。此时，居于五夫的朱熹亦在此与道谦、圆悟等高僧讲经论道，修学禅法。这段特殊的经历对朱熹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散落在五夫的众多庙宇成为我们理解五夫历史文化的又一重要窗口。在考察队每天的汇报中，我们讨论到的多数社区公共建筑，即是安放了种种神祇的寺庙。这些庙宇不仅见证了五夫的历史变迁，也是如今五夫社会中为数不多依然“活着”的历史传统。
六、鱼跃龙门：五夫的民俗文化
我们在第一天的行程中便参观了位于兴贤古街上的五夫民俗博物馆，拜访了龙鱼戏的传承人姜生明先生，了解了最具五夫特色的民俗活动——龙鱼戏的相关情况。“龙鱼戏”因与理学宗师朱熹的一段渊源，而成了当地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民俗文化。据考证，五夫龙鱼戏原为莲鱼戏，源于五代，盛于两宋，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绍兴十八年(1148年)，十九岁的朱熹高中进士。于是，乡人便在“莲鱼戏”的基础上，加入了“鲤鱼跳龙门”的情节，鼓励后辈向朱熹学习。
乾隆年间《五夫龙鱼戏要略》（刘诗古 摄）
龙鱼是一种龙头鱼身的龙，也称“鱼化龙”。它是民间流传的吉祥物，寓意学子只要一心向学，就可脱胎换骨，从一条普通的鱼变成天之骄子、人中龙凤。从宋代起，每逢士子中举和应试入贡时，五夫的乡民便用竹子编制龙鱼形，蒙上绢布，绘上色彩，制成龙鱼灯，另外还制有牙旗灯、水纹灯、龙门灯，配上锣鼓队、唢呐队、燃放队进行表演以庆祝士子中举登榜。在五夫镇的古建筑中，还留存有不少的“龙鱼”图案。如今，“龙鱼戏”已成为了武夷山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清乾隆五年《五夫龙鱼戏要略》记载，龙鱼戏的表演分为四个环节，第一节为连年有鱼，主要由游鱼、采水、绕鱼、扎辫子等情节组成；第二节为群鲤斗乌龙，主要由乌龙现身、乌龙搅局、群鲤斗乌龙等情节组成；第三节为鲤鱼跳龙门，主要由鲤鱼跳龙门、大鲤变龙鲤、龙鲤战乌龙等情节组成；第四节为登科及第贵盈门。龙鱼戏所需道具主要有高照恭灯、牙旗灯、莲花灯、鲤鱼灯、龙鱼灯、黑乌灯、水纹灯、龙门灯等。
五夫龙鱼戏的表演简明易懂，寓意登高中举、鲤鱼化龙门。与舞龙相比，龙鱼戏更加注重展现故事情节。而且龙鱼戏的道具制作精美、彩绘鲜艳，具有很强的观赏性。舞蹈动作、姿态设计直接而形象，显得古朴而原始，在表现方式上还带有古闽越族文化的一些元素。
七、“邹鲁渊源”：朱熹在五夫
在走访紫阳楼时已提及，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松病逝于建瓯，临终前将朱熹托付给五夫好友刘子羽，又分别写信请五夫的屏山刘子翚、白水刘勉之和籍溪胡宪三位学识渊博的好友代为教育年幼的朱熹。朱熹来到五夫后，刘子羽视如己出。朱熹亦发奋读书，并在绍兴十七年（1147年）、绍兴十八年（1148年）接连考取贡生、进士功名。此后，朱熹先后辗转福建、江西及浙江等地任官。
乾道四年（1168年），建州一带水灾严重，年成荒馑，饥民骚动。此时，朱熹正在家中侍奉慈母。朱熹见情形危急，便“劝豪民，发藏粟，下其直道以赈之”。与此同时，朱熹还上书知府，请求发放常平仓存粮赈济灾民，情势遂得缓解。之后，朱熹又数次上书知府，请求在五夫建立社仓。朱熹认为社仓既可预防不测，又可在民众春夏青黄不接时赈放、冬秋丰收时清偿，可谓一举两得。在得到官府支持后，朱熹便于乾道七年（1171年）在五夫建立了社仓，并制定了《仓规》。五夫社仓建成后，朱熹写了一篇《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并勒碑志之。此后，崇安及周围的府县纷纷效仿五夫的做法，设立社仓，民众深得其益。现存的朱子社仓由朱熹裔孙、乡绅朱敬熙主持修建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重修后的五夫社仓，面积约1400平方米，在社仓左右两侧并列数个仓廒，可存粮六七十万斤。仓廒两侧则有宽敞的通道和数口水井，以便防火救灾。直到今天，社仓的廒廪仍为五夫镇粮站存粮之用。
除了紫阳楼、屏山书院、五夫社仓和开善禅寺，五夫还有许多与朱熹有关的历史遗迹。在五夫镇的兴贤街一带，有一条起于五夫影院、经大坪、过菜市场至中和坊的古巷。这条古巷原是中和坊与儒林坊的分界线，原长300余米，现仅存138米。古巷由鹅卵石铺成，巷窄而多多弯。古巷两侧有土墙夹持，颇具古巷韵味。相传，这条巷是朱熹第一次进入五夫时，首先经过的巷，因而民间有朱始巷之称。后来，朱熹在五夫时常由此出入五夫，民众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故而又将其称为朱子巷。直到今天，这条窄窄的古巷的出口还竖立着一通刻着“朱子巷”的碑。
在兴贤古街的中段，有座规模宏大的兴贤书院。据史书记载，书院始建于南宋孝宗年间。其时，辞官归乡的籍溪先生胡宪以“兴贤育秀，继往开来”之意，创办了兴贤书院。朱熹即是在此随籍溪先生读书治学，进而考取功名、成就功业。此后，兴贤书院历经兴废。
兴贤书院（刘诗古 摄）
至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由乡人连城珍等十四人首倡，并在崇安县令张翥的支持下，重新修建。重建后的书院，气势恢宏，蔚为壮观。书院门楼为幔亭式，门楼上嵌石刻“兴贤书院”竖匾，正门横额为“洙泗心源”，左门额为“礼门”，右门额为“义路”。在门楼上，最具特色的是屋顶的三顶砖雕官帽，正中为“状元”，左为“榜眼”，右为“探花”。穿过门楼就进入了整栋建筑的第一进，即正堂。正堂分下廊与上厅，下廊设两厢房，上厅为讲堂。第二进为书庑，分左右两庑。第三进为文昌阁，分上下两层。上层为文昌帝君神龛，兼祀胡、刘、朱诸贤；下层为书院山长的书斋和起居室。
我们走在兴贤古街上，品味着兴贤古街的一座座历史遗留下来的建筑，韵味悠远，彷佛在述说着天地间一种不朽的思想，沧海桑田，多少历史的遗存都随着时光的推移而泯灭，多少显赫的功名都随着世事的变迁而化为尘土，但朱子的人格和思想却仍流传千古。
八、结语
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接受过历史人类学的系统训练，但是我们人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田野，铭刻着际遇与感怀。虽然此次考察已经结束，但现在依然还会回想那个每天早上六点起来，顶着大大的太阳，感受着“足蒸土暑气，背灼炎天光”滋味，去探寻每一次跟历史对话的机会，去采访每一个遇到的老人，聆听他们的乡音，诉说着我们不知道的故事；犹记得，每次外出调查回到营地的我们，满满的两桌人，饿得前胸贴后背，每次上菜都被我们狂风暴雨般扫过。因为你下一次抬头的时候，可能菜就已经没有了。也会想起，每天晚上大家围坐在餐厅，用简易的投影仪，分享每一天的收获，然后相互讨论和对话，并对第二天的调研工作进行布置。最最期待的就是每天晚上一切都结束之后，身体已经疲惫不堪，这时从冰箱里搬出早已冰镇好的西瓜，以消解这炎炎酷暑的湿热。来年重整行囊，我们期待再出发。
厦门大学“问渠五夫”田野实践队返程留影（刘雅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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