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夏天，薛忆沩的五部作品同时由上海的三家出版社出版，因此中国的出版界有了关于“薛忆沩年”的说法。从那时候开始，他每年都有两部以上的作品出版，其中有两年（2012年和2015年）出版的作品更是高达五部。这样的状态是所有人在2012年前都不可能想到的，也包括薛忆沩自己。
2017年，随着《白求恩的孩子们》英文版、《深圳人》法文版以及《空巢》瑞典文版的同时上市，而在前一年英文版《深圳人》引起的关注，“异类”文学成为他身上鲜明的标签，这一年被他视为文学道路的转折年。
今年，薛忆沩又有三部作品出版，分别是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随笔集《异域的迷宫》和访谈集《以文学的名义》，以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流动的房间》。日前，带着这三部新作，薛忆沩来到上海做客“星期天读书会”，畅谈他的文学三十年和对“现代小说”的理解。
薛忆沩
隐士般的生活让他保持专注力
从《作家》杂志于1988年第8期头条发表他的中篇处女作《睡星》算起，今年正好是薛忆沩进入当代中国文坛整整三十年。
“从2012年第一次来上海参加新书发布会，至今已是第七个年头。这是对我个人和当代中国文学而言都有点不可思议的七年，我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每年都有两部以上作品进入中国图书市场。随着翻译作品引起西方主流媒体兴趣。”薛忆沩这样总结自己的“文学三十年”。
之所以能保持如此旺盛的创作力，和他“隐士”般的生活状态不无关系。他隐居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山下，不用任何社交工具，找他只能等他打电话过来，深入沟通则只能通过老老实实的电子邮箱，极其守时守约。这让他在编辑眼中多少有点另类，但也使得他能保持专注力。
在文坛，因为观察视角侧重于平凡百姓，注重社会肌体细部的发掘，与主流视角保持距离，薛忆沩也有“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之称。事实上，离开热闹的深圳，移居蒙特利尔，薛忆沩选择的就是一种远离主流、远离信息、远离时尚、非常不现代的生活。以至于去年，蒙特利尔“蓝色都市”国际文学节授予他当年度“多元文化”奖，蒙特利尔最大的英文报纸发表对他的整版专访，在年度回顾中又将其在加拿大文学界的突然“现身”视作蒙特利尔重要的文学事件，用薛忆沩自己的话说，“我这个一直隐居在皇家山下的普通移民突然暴露了身份”。
现代小说是对特殊社会状态的反应
就是这样一位不怎么现代的作家对现代小说却有着深刻的理解。“这是《流动的房间》责任编辑何家炜给我出的题目。最开始时，它的副标题以三位现代小说大师的名字组成：‘乔伊斯、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可是当海报出来时，不仅副标题里的大师名字被‘薛忆沩’取代，标题本身也被加入了‘薛忆沩’这三个字。如此改变让我马上想到了乔伊斯《尤利西斯》第一章里所写到的‘僭越者’，它出自以乔伊斯本人为原型的小说人物斯蒂芬的内心独白，我忍不住笑了起来。”薛忆沩说，“僭越”可以说是现代派艺术的第一性征，“现代小说”本身在文学史上充当的角色就是僭越者。
“外公辈的卡尔维诺、老外公辈的博尔赫斯以及老老外公辈的乔伊斯与‘薛忆沩’相比，谁更现代？”在薛忆沩看来，这个答案几乎不言自明，但如果仔细考量的话，就会发现里面的复杂性。
“最为激进的方向大概有两种：第一，正如一位西班牙作家所说，《堂吉诃德》是任何时代的现代小说。也就是说，‘现代’有可能是文学经典固有的特征；第二，上世纪六十年代，当现代小说仍在发展壮大时，一位学者发表了一篇题为‘What Was Modernism？’的著名论文。标题里刺眼的过去时态提醒我们，在我们关注它的时候，现代小说可能已经变成了一种传统。”
薛忆沩认为，产生于二十世纪初的现代小说，以及整个现代派文学，是文学对四种特殊社会存在做出的激烈反应：其一是宗教的没落，借尼采的话说，就是“上帝死了”，这样的社会存在使人失去了精神的寄托；其二是科学发展还不够充分，尤其是生物学和医学发展还不够充分。这使得人的身体和生活还没有完全遭受外界的入侵，“自我”还保持着相对的完整；其三是语言还通过结构和精致维持着权威地位，对语言的敬畏让现代小说家成为了自觉的写作者、“艺术家”；其四，历史还在人类生活里扮演重要角色，神话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遗产就仍然对现实和文学发生着深刻的影响。现代小说的美学特征就是在这四种社会存在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它的人物充满了形而上的焦虑，它的焦点对准个体的内心，它的叙述重视结构、形式和语言，它对生活的认知富于象征和隐喻……这些美学特征在乔伊斯《尤利西斯》等作品里表现得非常突出。
但是随着科学尤其是生物学和医学飞速发展，现代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开始失势。当科学、信息和消费成为了全人类共同的新宗教，“个体”或被科学肢解，或被信息淹没，或被消费腐蚀。现实与历史彻底分裂，生活也因此变得碎片化。
“在这样的时代，现代小说还有什么价值？现代小说的艺术还有什么价值？这是值得所有热爱文学的人认真思考的问题。”薛忆沩只是抛出了问题，并没有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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