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亚游牧民族的入侵和征服，可说是我国历史形成中最重要的因子之一。因此，关于游牧民族扩张原因的探索从未间断，其中，气候变化说是最为人所知、讨论也最为热烈的解释之一。 然而，奇怪的是，此类解释中竟普遍缺乏对气候变化本身的合理求证和全面理解。这可能是气候变化说至今难以进一步推进的原因所在。但随着最近十年间历史气候变化的研究进展，当我们再度将眼光投向气候变化与民族迁徙问题时，发现两者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同时也更具魅力。
游牧民族扩张与气候变化的不解之缘
将历史上的民族迁移归因于气候变化，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早在1907年《亚洲的脉动》一书中，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首次让气候变化驱动说名闻遐迩，他利用里海水面升降和加利福尼亚树木年轮等气候变化代用指标，发现13世纪的干旱事件，并由此认为干旱是导致13世纪蒙古大规模向外扩张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后，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采纳此观点，并在《历史研究》中进一步探讨了这一假说，从而使之更加广为人知。尽管几十年后，加雷斯·詹金斯（G. Jenkins）和英国著名古气候学者拉姆（H. H. Lamb）提出降温说，但并未动摇早已根深蒂固的干旱说本身，只是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更加深入人心的恶劣气候迁徙说而已。
在中国学界，干旱等恶劣气候环境说一直占据着主流位置。只不过，与亨廷顿等西方学者不同的是，判断气候干旱或寒冷的地点，变成了我们熟悉的中国北方。
历史学者许倬云先生曾撰写文章探讨过汉末至南北朝时期的气候与民族移动问题。但囿于记载北方游牧民族社会状况的史料有限，其所居之地的气候信息难以从史书中寻觅。对于史学家而言，要想研究气候与北方民族移动之关系，必预先设置前提。即将散见于东汉到南北朝之间正史五行志等同类记事文献中，记载中国黄河、甚至长江流域寒冷、大雪等气温变冷的史料，作为判断北方游牧民族所居之地气候变化的证据。此立论之依据，乃是认为“中国本部气候，受西伯利亚高气压的影响至巨，西伯利亚的气温尚不及蒙古地区为冷，则在中国本部趋寒时，其冷气团的来源即北方草原及沙漠自然更为寒冷”。由此，许倬云以寒冷年份每十年为一期，判别出四个寒冷时段，即90-130年、180-200年、270-330年、410-540年。再爬梳各时段中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之史实，以辨析两者之关系。从而得出气候转寒所导致的生计不足乃是北族南徙之动机的结论。
许倬云《观世变》
相较于历史学者在此方面的定性研究，经济学者则采取定量研究方法，将气候变化与农耕游牧冲突的关系放置在量化检验之下给予验证。白营、龚启圣2011年发表题为“Climate Shocks and Sino-Nomadic Conflict”的文章，其立论前提与许倬云相仿，即用汉人定居区的黄河中下游的降水量代替非汉人的游牧民族活动区的降水状况。依据为上世纪80年代成书，1992年被翻译为英文出版的《中国气候》（Climate of China）一书的观点，即蒙古草原与中国北方均受东北亚季风气候支配，两者的降水存在高度的一致性。最后得出的检验结论认为在旱灾频发的年代，中原汉族王朝会经受来自北方游牧民族更多的进攻，原因为游牧民族在旱灾带来的生存压力之下，为掠夺物资攻打农耕社会。陈强在2014年《气候冲击、王朝周期与游牧民族的征服》一文中，同样以此作为研究的前提，利用的所有气候数据均为中国北方的气候记载。所得结果同样认定气候冲击对于游牧民族征服有显著影响，降雨越稀少，则中原王朝被征服的概率越高。
无论是历史学者的定性研究还是经济学者的定量探索，在面对历史上游牧民族南徙的动因问题上，气候要素均被摆放在论述的重要位置上。而且，恶劣的气候条件，不管是干旱抑或寒冷，均被认为是游牧民族被迫南侵的背景。但当我们抛开学科之别与方法差异，去分析此类研究共同的立论前提时，会发现一个共识性的认识，即中国北方农耕区的气候变化等同于游牧民族所在的草原地区。然而，这种对于不同区域的气候一致性判断是不证自明的真理吗？
西风模式：挥舞上帝之鞭者吗？
如上所述，农耕区与游牧区的气候冷暖、干湿变化究竟是否一致，是气候变化说解释的关键所在。中国北方农耕区的寒冷、干旱气候，是否可以推导出北亚草原地带的气候变化情况？这是我们无法轻易回避，乃至必须面对的质问。
最近二十年，随着蒙古地区对外国学者进驻研究的许可，越来越多的地理学者进入蒙古展开研究样本的采集，这使得蒙古历史气候变化不再处于全无数据可依的状态。1995年，由美国和蒙古科学家联合执行的蒙古-美国树轮研究计划（Mongolian-American Tree-Ring Project, MATRIP），旨在研究蒙古及邻近地区的古气候变化。通过利用杭爱山和肯特山上的树轮，分别重建历史时期蒙古高原温度和降水的变化。然而，研究结论却与以往认知截然相反，即在蒙古帝国急剧扩张的13世纪前期，蒙古正处于中世纪温暖期的中后期，雨水充沛，气候呈现温暖-湿润的良好状态。反而是之前的12世纪后期，游牧民族所居之地曾长期受到干旱的困扰。
获取树木年轮样本
由此，有关蒙古扩张的气候影响学说出现了与以往全然迥异的新解释。由美国和蒙古学者尼尔·佩德森、艾米·海斯、纳琴·巴塔比亚等组成的名为“洪水、干旱、能源学与蒙古帝国”的研究项目，给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全新诠释，即认为在干燥天气之后，随之而来的良好气候条件，与当时蒙古内部剧烈的政治变革相配合，共同促成了13世纪初期的蒙古扩张。
成吉思汗
无论此种说法的可靠程度如何，至少有一点可以明确，即蒙古地区降水状况与中国北方农耕区相反。这一判断无疑在解释游牧民族扩张原因中具有重大意义。其实，随着近十余年来历史气候重建地区范围的不断扩大，地理学者已经逐渐发现咸海、古里雅冰心、博斯腾湖、苏干湖、巴丹吉林沙漠的古湿度（降水）重建结果同万象洞的石笋氧同位素记录的季风降水存在大体相反的特征。
陈发虎院士以此现象为依据，提出了重要的“西风模式”说，即受西风环流控制的亚洲中部内陆中东亚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北部地区，在现代间冰期的各个时间尺度上均存在不同于季风区的湿度（降水）变化模式。如此，作为受西风环流控制的内陆干旱区的一部分，蒙古地区在湿度（降水）方面与亚洲东、南部季风区存在差异，乃至相反的状态，就更容易被理解。
中纬度亚洲主要大气环流系统和气候研究点位置示意图（引自陈发虎等：《中纬度亚洲现代间冰期气候变化的“西风模式”讨论》，《地学前缘》，2009年第6期，第24页）
那么，在西风模式的框架下，依靠中国北方农耕区的降水重建结果，可以推测出在中国历史上其他几次游牧民族扩张的气候背景。研究者们综合利用历史文献、树轮和石笋等代用证据重建出中国北方季风区过去1800年的干湿状况，我们看到汉末至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整体偏湿，而在310年、340年和460年分别有三次10年左右的干旱期。按照西风模式中关于降水的反相关系，我们是否可以大胆推断汉末以降数百年游牧民族扩张的气候条件与12-13世纪一样，是以草原地区长期偏干状态下短暂转湿为背景呢？
中国北方过去1800年干湿变化（L.Tan. Climate patterns in north central China during the last 1800yr and their possible driving force.Climate past.2011(7):685-692）
无论上述推断是否可靠，西风模式的提出，让我们认识到中国历史上内陆亚洲地区与东部季风区的气候变化彼此独立且存在“错位相”关系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历史上气候变化与游牧民族扩张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西风模式说对传统的寒冷-干旱恶劣气候说产生了巨大冲击，不仅使游牧民族扩张与气候变化关系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而且使气候变化说变得不再为人们所轻易地接受。
气候变化究竟应置于何处？
西风模式的出现让我们需要再次审视气候变化在北方游牧民族扩张中所扮演的角色。当恶劣气候说受到质疑时，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对游牧民族的影响均被放置在重新思考之列。而这种思考的背后应该是对气候变化与游牧社会、经济结构间作用机制的更多关注。如已有人类学家提出“环境人口容量”概念，来考察气候变化与游牧民族社会经济间的互动关系，从而给出新的解释。
除此之外，蒙元史已故专家萧启庆先生1972年的旧作至今依然可以给予我们启发。《北亚游牧民族南侵各种原因的探讨》中分析了各种游牧民族南侵的原因，认为游牧民族的掠夺性特征具有超越气候变化的特点。因为无论气候环境良好与否，游牧民族的扩张均可用掠夺性给予解释。即气候恶劣时，因游牧经济的脆弱性，为解决经济困难而发动战争；气候良好时，又为寻求多余畜牧产品的交换和奢侈品，而挑起战争。如此，问题的关键已经摆脱了气候优劣这一因素。所以，更值得我们探究的是，不同的气候条件下，游牧民族为何会选择采取掠夺而非其他手段达到目的。这可能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萧启庆先生
但西风模式对旧有研究范式的挑战并不意味着气候因素的失效，只是代表过去简单的恶劣或良好气候环境说已不再能够简单的成立。至于不同气候条件如何影响游牧社会的抉择，依然值得也有必要进一步研究。
但囿于北方游牧民族所存史料的稀少，游牧民族扩张原因以及不同气候条件对游牧社会的具体影响，就像斯芬克斯之谜一般，可能永远无法得到最终的答案。但是，在回顾这一重要问题的学术发展轨迹的过程中，使我们认识到学科交叉在学术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历史气候学在最近十余年快速发展，其中西风模式的提出直接颠覆了旧有的恶劣气候导致游牧民族扩张的说法。气候因素走下“神坛”的同时，促使我们去更深层次的思考气候变化与游牧社会间的关系。这样的认识突破，源自历史学之外的地理学最新研究进展，而后又反过来影响到历史学的研究思路。这种学科间的交叉与互补，无疑对旧有认知提出严峻挑战，也激发出了新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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