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日前揭晓，其中学术贡献奖的获奖者一直以来都是对学科建设、学术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在学界享有广泛影响和崇高声誉的在世的上海学者，因此备受瞩目。今年的学术贡献奖，共设4项，分别授予了复旦大学的王邦佐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家范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的郑克鲁教授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章振邦教授。
王邦佐教授对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学科恢复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建设性阐释和中国政治发展研究作出开拓新贡献。其代表作为《政治学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
王家范教授在中国社会史研究恢复与发展，以及明清江南区域社会史料研究等领域作出开拓性贡献。其代表作为《中国历史通论》（增订本）。
郑克鲁教授在法国文学译介与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作出突出贡献。其代表作为《郑克鲁文集》（著作卷、译作卷）。
章振邦教授创建英语语法教学新体系，为我国英语语言研究及英语教学的改革创新作出重要贡献。其代表作是《新编英语语法》（系列）。
“澎湃新闻”特别拜访了4位获奖的老先生。在访谈中，他们回忆了各自的学术生涯，也分享了其治学经验。
郑克鲁正在接受澎湃新闻的采访。
1939年8月1日，郑克鲁出生在澳门妈阁街侧的一处深宅大院——郑家大屋。正是在这里，他的曾祖父、晚清著名改良派思想家、爱国民族工商业家郑观应写下了皇皇巨著《盛世危言》。如今，已近耄耋之年的郑克鲁翻译完成了《悲惨世界》、《茶花女》、《基督山恩仇记》等共56种、逾1700万字的法国文学及理论作品，更出版了《法国文学史》、《法国诗歌史》、《普鲁斯特研究》等重量级的学术著作。1987年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国国家一级教育勋章，2012年译著《第二性》获第四届“傅雷翻译出版奖”。
在郑克鲁获评2018年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之际，记者前往上海师范大学文苑楼对这位著作等身的法语文学研究者、翻译家进行了一次访谈。谈及家学渊源，郑克鲁说，他是曾祖父的后人中唯一一个学文的，写作冲动、思辨能力和对外来事物的好奇心似乎也是铭刻在血脉之中的。至于走上法语文学研究与翻译的道路，则是“必然性中带有一点偶然性”。
求学之路
幼年时，郑克鲁曾在海南岛的教会学校上学，那时候就能把课本从头到尾背下来。小学三年级时，因父亲工作调动，举家迁居上海，郑克鲁入读南洋模范小学，文学才能开始显露。郑克鲁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参加作文比赛获奖的情形：“那时候我家住在北四川路（现四川北路），靠着马路，晚上油灯亮了，行人从窗前经过，我写了我的感受，就得了奖，奖品是一本《三毛流浪记》。”上了中学以后，郑克鲁成为了一名文学青年，那时候最喜欢的是俄罗斯文学，这多少有时代的原因，第二就是法国文学。1957年参加高考，考上了北京大学外语系，当年俄文专业不招生，郑克鲁便“退而求其次”地选择了法语专业。
北大的五年是郑克鲁法语文学生涯的起点。在当时，国内各大学的外语系都是以教语言为主，唯独北大西语系特别重视文学。法语专业的学生不仅要上两年以上的“法国文学史”课，还要上“欧洲文学史”，而“中国文学史”和汉语课则是由中文系的老师教授。除了文学教育的宏富丰赡，北大也为写作文学批评提供了充足的机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艺界兴起过一股讨论、批判法国古典小说《红与黑》的热潮，1958年电影《红与黑》上映，郑克鲁和三位同学共同撰写了一篇8000字论文，讨论小说和电影的关系和异同，发表在《中国电影杂志》上，从此走上了文学评论的道路。
郑克鲁认为，自己在语言方面的天赋不高，后来的成绩都是靠勤奋学习取得的。法语是一门逻辑十分缜密的语言，读起来优雅流丽，因此语法比较复杂，还存在大量的连读和同音词，入门颇不容易。郑克鲁说自己从北大毕业时还没能跨过语言关。1962年，他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师从著名作家、翻译家李健吾先生，导师让他读卢梭的《新爱洛依丝》，看起来很是吃力。郑克鲁1965年研究生毕业后仍留在社科院工作，“文革”随即开始，一切工作停滞。1969年，整个社科院一起下放到河南信阳的息县，出人意表的是，恰恰是下放的一年多时间“帮了大忙”，郑克鲁的法语水平突飞猛进。
“我那时想，我吃饭的工具还是法语，法语要想办法过关。当时周围也没什么书，只有一本两万六千生词的《法汉词典》，我就开始背词典。”郑克鲁背词典的方法和一般人不一样，需要无限的耐心和坚持。开始的时候，他早上起来花一个多小时，背一到六页，上午开会的时候走神几分钟在脑子里过一遍，大概能记得60%，中午午休的时候再背一遍，这次只需要四五十分钟了，下午劳动间隙休息的时候，对着田野再默背一次，记得的更多了一些，晚上睡觉打着手电在蚊帐里再背一遍，用时更短。这六页单词连续背三天，第四天开始背二到七页，同样地背三天，始终以这样的步骤，一步步往前推进。大半年后背完了一遍，再从头背第二遍。
离开河南回到北京时，郑克鲁翻看读研究生时购买的苏联版《红与黑》、《高老头》，发现几乎每句话都能看懂，心下惊异，同时也明白自己的语言关算是闯过了。于是，他开始在社科院的图书室里读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九十多部作品我看了90%，也就是80多部，当时国内没有人能看这么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科院群星璀璨，几年后郑克鲁和柳鸣九、张英伦合写《法国文学史》，他写巴尔扎克，卞之琳、罗大冈等老先生都当面称赞，冯至还问他要了打印本，说写歌德的时候要参考。
郑克鲁对于社科院的往事也记忆犹新。当时卞之琳是西方组组长，每周五开政治学习会，基本上是他一个人在台上唱独角戏，那时候他已经把莎士比亚的几部悲剧译成中文了，翻译、诗歌、论文都十分精彩。杨绛的翻译方法十分独特，她译《堂吉诃德》，现在草稿上把每句话用几种不同的语法翻译出来，然后再糅合在一起，誊写在稿纸上。“她每天只翻译600个字，一个月就是一万八千字，现在我们要是这么译就没法吃饭了，但他们那一辈人对翻译的耐心、认真，确实是楷模。”钱锺书则是出了名的背书大王，“我虽然背字典，但也背不过他，没有人能背过钱锺书！”郑克鲁有一次在图书室借书，就听到钱锺书在另一个隔道里念念有词，一边背一边核对原文。“在息县的时候，钱锺书是邮递员，他怎么练外文？他给杨绛写信，说我今天看到一个人，很像《吉尔布拉斯》里的一个老头，然后把书里面对这个人物的描写整段默写出来，这个太厉害了。”
郑克鲁觉得老先生们身上的很多东西是没法学的，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舞台。“文革”结束后，郑克鲁和他的同龄人们继承前辈的衣钵，成为了外国文学研究和译介的主力军。
郑克鲁《红与黑》手稿。
翻译之道
《论巴尔扎克》是郑克鲁早期的一部代表作，他的译者生涯也始于翻译巴尔扎克的小说。因为看得多，他知道哪些好的作品还没有翻译过。1979年，《世界文学》杂志复刊，郑克鲁投去了他的翻译处女作——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长寿药水》，约一万六千字，在出版界反响甚好。后来，他又陆续翻译了短篇《不为人知的杰作》和中篇《家族复仇》，漓江出版社的编辑找到他，希望可以编一本集子，郑克鲁又增加了《刽子手》《柯内留斯老板》《费拉居斯》《大布勒泰什》等篇目，以《家族复仇》作为书名出版了一本二十五六万字的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集，畅销一时。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国内掀起了一股外国文学热。先是大量俄苏文学、西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作品重新再版，印数动辄以10万册计，书店门总是排着长队。很快，人们不再满足于“文革”前就出版过的读物，“文革”期间被贴上“腐朽反动”标签的西方现代派作品开始进入中国。对于外国文学工作者而言，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春天，郑克鲁和袁可嘉、董衡巽共同选编了一套《外国现代作品选》，厚厚的四册，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主要的、有代表性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都囊括其中。除了参与编辑工作，郑克鲁还为丛书翻译了六部作品：梅特林克的戏剧《青鸟》、萨特的戏剧《死无葬身之地》和小说《一个长主的早年生活》、加缪的小说《沉默的人》、维昂的小说《回忆》和季奥诺的小说《植树》。现代派浪潮剧烈地荡涤着八十年代的国内文坛，这套书当时很流行，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作家一般都看过，也深受其影响。
随着在翻译界崭露头角，郑克鲁受邀为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主持编写外国文学专刊，也就是“春风译丛”。他干劲十足，发动外文所的同事投稿，每年出三到四期，一期四十万字，编辑工作全部由他一人完成。稍晚，他又开始为漓江出版社编辑“漓江译丛”，1980年，漓江出版社的编辑刘硕良邀请郑克鲁和夫人朱碧恒前往桂林，一起策划了著名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第一辑共十部作品，其中郑克鲁翻译了法国现代作家马丁·杜·加尔的长篇小说《蒂博一家》，朱碧恒则翻译了挪威作家温赛特的《克里斯汀三部曲》。1981年，社科院外文所派郑克鲁去法国巴黎第三大学做访问学者，他的出版工作才不得不告一段落。
来到法国，眼前的景象与十九世纪小说中的描写并不相同，但郑克鲁很快被这个“文化荟萃之地”深深吸引：法国到处是博物馆，一个城市有好几个博物馆，巴黎的博物馆更多，卢浮宫庞大的收藏令人眼花缭乱。“巴黎确实是好地方，适合人居，住在那里是不可能感到厌烦的。”但郑克鲁最钟爱的地方还是巴黎的书店，“几层楼高的大书店，我每个礼拜要去一到两次，八十年代初没钱，就去淘旧书，一个法郎就能买一本，有时候能买好几本。”在巴黎的两年间，郑克鲁淘到了很多好书，为他今后的研究和翻译积累了大量的资料。
两年之后，郑克鲁回国，1985年到武汉大学任教，被破格晋升为教授，并担任武汉大学法语系主任兼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法国文学》主编。1987年，郑克鲁调到上海师范大学，历任中文系主任和文学研究所所长，2009年退休。无论行政、教学事务多么繁忙，他从来没有停下翻译工作。有人戏称法国小说是“绿帽子”文学，但郑克鲁说，法国文学从来不脱离政治，而且能充分反映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状况，人物形象突出，艺术技巧发展充分，法国文学的魅力吸引着他一直翻译下去。
随着经验的累积和年岁的增长，郑克鲁确定了选择翻译对象的标准：最好是一流作品，二流的有时候也译一点。一流作家的作品也不都是一流的，那么只挑选其中最好的翻译。他喜欢巴尔扎克，但也不是所有的都译，除了一些中短篇，只译了最重要的《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莫泊桑的三百篇小说，他也只选了其中数十篇译出六十万字；至于司汤达，他取《红与黑》而舍《帕尔马修道院》；波伏娃的小说他不愿译，但影响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被誉为“女性圣经”的理论著作《第二性》，他却不畏烦难地翻译出来；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够不上一流，但有科学依据、包蕴丰富知识，深受青年人喜爱，因此翻译了《八十天环游地球》《海底两万里》《神秘岛》三种……郑克鲁始终认为，译本的好坏要靠社会反响来检验，他的译作中最受读者欢迎的《茶花女》、《基督山恩仇记》、《悲惨世界》和《第二性》，也是他自己最为看重的作品。
法语中有“翻译即背叛”的说法，郑克鲁认为这种概括太笼统，但他也反对把翻译看作是与原文竞赛的观点，“人家是最经典、最优秀的法国语言，你竞赛得过它吗？”在他看来，一般情况下，翻译要达到原文的水平是很不容易的，但也有例外，诗歌的翻译要传达原文的神韵是相当困难的，但因为灵活性比较大，个别情况下译文可以超越原文，“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就译得很棒，这是超过原文的极少数的例子。”戏剧的翻译不应有译诗那样的自由度，但很多诗剧为了上演时观众能听懂，可以处理成散文。相比诗歌和戏剧，翻译小说应该更注重准确，理论著作更是如此。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三原则，郑克鲁认为，“达”与“雅”应在“信”的基础上实现，“翻译长篇小说有一些错误是难免的，也可以原谅，但现在有的新出的重译本里面有几百个错，这是绝对不能原谅的。”
学者之风
对于普通读者而言，郑克鲁翻译家的身份更为人熟知，但事实上，他是从事文学研究出身的，研究历程从上世纪70年代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初。谈及为何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学术写作和翻译齐头并进时，郑克鲁坦诚道，研究和翻译都搞，难度是比较大的，时间也不够，“翻译得到的反响比较直接、广泛，一部译作得到了赞扬是很有成就感的，相比之下，学术论文看的人少，花的时间多，我是因为喜欢做研究，才一直做下来的。”
事实上，译者对文本的研究对于翻译是很有帮助的，详尽的序言是郑克鲁译本的一大特色。在他看来，把一部小说翻译过来还不够，作为一个译者，还有责任把这部小说的好处或者缺点告诉读者。他举例说，“像《悲惨世界》这样一部小说，内容那么丰富，读者可能不理解雨果为什么要写这个历史事件不写另外一个，为什么要写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场的失败？为什么要写1832年6月5日的人民起义？原来这么写对提升作品的立意是有作用的。写作技巧也要讲一讲，雨果在《悲惨世界》里运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实际上整部小说是由心理描写组织起来的，有一章叫‘头脑中的风暴’，主人公冉阿让知道有一个长得像自己的人被抓起来了，这时候他已经改换身份当上了大工厂主，他要不要去认罪？去了，工厂就完了，那么多工人没饭吃了；不去，别人代他受过，良心上不过去。冉阿让斗争了一夜，头发都白了，这里一万字的心理描写是蛮精彩的。但你如果不讲，读者不一定有感觉。”
郑克鲁主编的高教版《外国文学史》。
郑克鲁留学法国期间收集的资料中包含了大量的法语诗歌，到上海师范大学任教后，他开始有计划地翻译法语诗歌，出版有《失恋者之歌：法国爱情诗选》、《法国抒情诗选》、《波德莱尔抒情诗选》、《法国诗选》等作品。翻译了一万多行法语诗的同时，郑克鲁还完成了国内第一部系统、全面阐释法国诗歌历程的学术专著《法国诗歌史》。不过，他影响最大的文学史著作是1999年出版的高教版《法国文学史》（上、下）。1993年，郑克鲁受教育部委托，主持修订了一部《外国文学史》大纲，1994年开始正式编写《外国文学史》。郑克鲁回忆说，“一般编一部教材就两三年，我编了五年，因为我的目标是超过原来大学里使用的文学史教材，我有我的思路、主张和写法。我现拟了一个提纲，请参与编写的专家学者来开会，过了一段时间又把范本发给他们，既有概论的范本，也有作家作品研究的范本，就这样写了五年。”这部教材出版后，受到广泛的肯定和欢迎，很多学生就因为喜欢这本文学史报考了郑克鲁的研究生。这套书目前仍保持了每年6-8万册的发行量，是国内高校中使用率最高的外国文学史教材。
除了教材的编写，郑克鲁在教学上也有独到之处。他在上师大开设的“法译汉”翻译课很受学生欢迎，他在多年的翻译中积累了很多实例，“很多名家也有错译的例子。比如阿波利奈尔的代表作《米拉波桥》开头的几句：Sous le pont de Mirabeau coule la Seine/Et nos amours/Faut-il qu’il m’en souvienne. 第一句是倒装句，正确的译文是：米拉波桥下塞纳河流逝/我们的爱情/还要记起吗，但有些译文写成了：米拉波桥下塞纳河流逝/和我们的爱情，et确实有‘和’的意思，但第一句里的coule是第三人称单数的动词变位，所以流逝的动作的主语就是塞纳河，和我们的爱情没关系，这样的例子蛮多的，学生对这个最感兴趣。所以我说，你首先要把句子语法结构搞清楚，不然肯定错误百出。”郑克鲁还会向学生强调，做翻译除了法语要过关，中文也要过关。他也会提醒自己，十万字的译文里面总要有一两个词是不大常见的，他把《悲惨世界》里的主教的姓氏Bienvenue翻译成“福来”，因为他给人民带来的幸福，说他关心人民疾苦，他用了“恫瘝在抱”这个词。“如果读者有心的话，查一下现代汉语词典，就掌握了这个词。中国的古典语言并没有完全死去，你用了，它可能就活过来了。一个优秀的翻译家，要给中国的老百姓提供一些精美、丰盛的作品。”
2009年退休后，郑克鲁仍然笔耕不辍。每天早晨，他和夫人朱碧恒一起步行穿过上师大的校园，来到位于文苑楼14层的办公室，打开电脑开始一天的翻译工作，直到晚上八九点才回家。他目前正在翻译雨果的《海上劳工》，是他计划出版的《雨果小说全集》中的其中一部。这本小说开头几万字是介绍英吉利海峡两个岛屿的情况，里面有很多冷僻的动植物词汇，很难找到对应的中文翻译，因此过去的译本往往会把这一部分删去不用，但郑克鲁觉得还是要让读者看到小说的全貌，因此决定翻译出来。郑克鲁说，他过去也有不少其他爱好，象棋、围棋下得都不错，但因为觉得浪费时间，他把这些兴趣都舍弃了，翻译是他现在唯一的爱好，“虽然年纪大了，但只要还有精力，就会一直翻译下去。人生的意义就是你给世上留下了什么，什么都没留下，就白过这个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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