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之地还是天堂：从《断背山》到《芦苇荡的时光》

在2017年由芬兰年轻导演Mikko Makela拍摄的电影《芦苇荡的时光》（A Moment in the Reeds）中的最后一幕，年轻男孩李维再次面对着他曾经如此厌恶且百般逃离，但如今却因与塔里克在此发生的一段炙热感情的影响，而渐渐从这片寂寥却美丽的芬兰乡下风景中获得了些许安慰。喜欢的人已经在父亲充满种族主义的羞辱下离开了，剩下的只有这片曾经见证了他们落入爱河的无声无息的风景，一如十多年前李安导演的那部《断背山》（Brokeback Mountain）中的典型场景：断背山依旧风光旖旎，寂寥且孤独，但曾经它所见证的一段禁忌且真挚的美好感情已经彻底错过了……从《断背山》到《芦苇荡的时光》，以及比后者早几个月，由英国导演弗朗西斯·李所拍摄的《上帝之国》（God’s Own Country），在这12年间变化的不仅仅是影视中的故事，还有催生这一变化的西方近十多年来对于性少数群体权益的关注以及他们的奋斗和争取。

如果我们能粗线条地给西方当代同志电影做一个梳理便会发现，随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浮出水面，到七八十年代随着同志运动的兴起而开始出现的同声相应趋势以及对于群体和个体生活与情感的描述；在新世纪的西方同志电影中，虽然关于性取向、出柜和面临的种种压力的作品依旧层出不穷，但另一方面它也开始出现某种“正常化”倾向，意思是说：随着西方诸多国家与社会开始保障同志群体的基本权利，影视作品的关注点也开始渐渐转向他们的日常生活、情感际遇以及个人的故事与言说，并且开始出现了诸如《爱你，西蒙》这般同志类型电影。

在这一总体趋势下，出自英国的《上帝之国》以及芬兰的《芦苇荡的时光》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此序列之中；另一方面，由于它们与世纪初美国的《断背山》之间存在的诸多相似（如故事、场景以及所关注与讨论的主要问题等，甚至在《上帝之国》中的一些镜头场景都十分有意地致敬），我把它们放在同一系谱上。在这一时间发展中，《断背山》的故事发展为《上帝之国》与《芦苇荡的时光》，其中有些东西变化很大，而有些问题则依旧存在，虽然只是换了个模样。

《芦苇荡的时光》

一、徘徊中的进步

这三部电影所涉及的国家在如今（美国2017年、英国2014年与芬兰2017年）都已经承认同志婚姻。同志婚姻，在西方主流同志运动中被认为是一个里程碑的结果。但在李安拍摄《断背山》的2005年，美国社会却依旧笼罩在1996年国会颁布的《婚姻捍卫法》（DOMA）中，同志婚姻被以法律形式拒绝，虽然当时美国一些州已经开始保护同志伴侣权益，但政治与宗教保守主义的压力依旧十分强势（这一点同样反映在美国诸多州以及媒体、宗教对于《断背山》公映的抵制和批评。）这一气氛与《断背山》中故事所发生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似乎没什么两样，而这个发生在美国西部怀俄明州的禁忌之恋，同样直接冒犯了二十一世纪初的美国保守氛围。

因此，杰克与恩尼斯的故事不仅仅只发生在上世纪中旬，同样发生在新世纪初。于当时，不仅美国，欧洲诸国同样对同志权益持有怀疑、保留甚至大肆压制的趋势。唯有北欧几国在上世纪末开启了这一方便之门：1989年丹麦颁布同性伴侣法，其他诸如瑞典、挪威、芬兰和冰岛也都相继出现相似的法案，保障同志伴侣权益。拍摄于2017年的《芦苇荡中的时光》也正是芬兰实施同志婚姻的一年，在其于2014年刚通过此法案时，立刻便遭到反同群体的阻拦，要求重审法案，虽然最终失败，但这一现象可见即使如北欧的芬兰，同志婚姻依旧并非一帆风顺。

虽然《上帝之国》与《芦苇荡的时光》的故事并未涉及这一社会背景，发生于两位男主角之间的故事也更多是个人层面，但一些细节与对话中流露出的情绪或抱怨，却依旧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管窥的切面，从而能够察觉到那些溢出屏幕之外更为复杂的社会政治情况、同志权利与其中的博弈和抵抗。在《芦苇荡的时光中》，李维正是因为无法忍受父亲的保守而前往巴黎留学，并且不愿再归来。这两个发生在2017年的电影故事已经不再像《断背山》中所展现的存在于杰克和恩尼斯之间的强大压力，他们所生活的年代和社会环境对于他们的出格行为的惩罚不仅仅是污名与羞辱，还有暴力与死亡。恩尼斯之所以一辈子都未能答应杰克的请求，最主要的原因便是童年的阴影：他曾跟着父亲去看一个被一群人打死的年轻男人，而致死他的原因便是他被认为是同性恋。也正是这一残酷的阴影让恩尼斯难以鼓起勇气答应和杰克生活在一起。

这一童年阴影便是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缩影，通过它来达到对于任何出格以及可能跨出边界行为的约束、恐吓与惩罚。这一外在的规训最终会经过繁复的日常生活以及社会中的方方面面作用于每个人，从而导致对其的内化成为自我画地为牢的工具。恩尼斯便被困于其中，且最终为其所害。这一对于强制性异性恋规则的内化所导致的同志个体的天人交战，一度是西方同影中的主流题材之一，1970年的美国电影《乐队男孩》（The Boys in the Band）是其典型代表。

《乐队男孩》

男主人公迈克尔是一个对自己性取向已经接受的同志，但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最终发现他对于自己所存在的反感、厌恶与排斥。他一直渴望自己能“变得正常”，并且放弃这样的自我厌恶，但最终却在这一内心的矛盾和冲突中痛苦不已。在这里出现的规训者已经不是冷面的社会或残酷的法律，甚至没有任何反同者，而就是自己与自己的战争。就如朱迪斯·巴特勒在其《心灵的诞生：忧郁、矛盾、愤怒》 一文中所指出的：我们的“心灵”最终只不过是外界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通过内化所形成的东西，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已经把那些敌意接纳进自己的体内，从而造成自身与自我的矛盾。而在这一状况下，自省也就成了变相的敌意，而这也正是迈克尔痛苦的原因。社会对于同志的恶意成为他们用来检视自己的标准，从而导致他们成为自己的受害者。而恩尼斯也便是其中之一。

也正是为了解决这一自我认同问题，西方同运的一个主要目的便是建构新的自我身份认同，从而形成“出柜”（coming out）文化，以此来解决传统中内化在每个同志个体中的规训和沉重的羞愧意识。也因此，各国同志运动提出“骄傲”（pride，2014年英国曾拍摄了一部同名电影，讲述上世纪80年代，同志群体与矿工联合抵抗撒切尔政府的政治措施）概念。在《上帝之国》以及《芦苇荡的时光》中，我们已经看不到男孩们对于自我性取向的排斥或反感，也不会因此而造成困扰和痛苦，即使未向父母出柜，也依旧建立了完善的自我认同。这一变化便是西方同志运动的最大收获之一。

虽然个体的自我认同已经不再是这两部电影的主要讨论对象，但与《断背山》相似的是，即使在所谓的“后同志时代”的欧美国家，同志依旧在某种程度上希望逃离，而导致这一渴望的原因不仅有诸如《上帝之国》束缚着约翰尼的父亲的农场，也有如《芦苇荡的时光》中无法忍受保守严苛的父亲（母亲的缺席和父亲的在场且开始衰落，是这两部电影中的共同点，这一点十分的符合精神分析学）。而这两者最终又都与《断背山》中杰克与恩尼斯逃往断背山的原因存在紧密的联系，即造成这些同志逃往/逃离的根本原因依旧是主流异性恋社会所形成的无所不在的压制。它们已不再以国家、法律或宗教的霸权面目展现出来，而是以一种日常的、分散的、福柯所谓的现代权力模式出现。在这一罗网般的状况下，我们所讨论的三个故事便都十分相似地发生在一个“无人之地”。

《断背山》

二、无人之地：逃往/逃离

这三部电影共同的特点便是故事都围绕着“逃往/逃离”：《断背山》中因作帮工而走到一起的杰克和恩尼斯，一次次地从充满禁忌和惩罚的陈旧社会中逃离，逃往对他们彼此的感情和亲密都默默接纳的断背山；在《上帝之国》和《芦苇荡的时光》中，主人公则希望逃离他们此刻所在之地，前往他处。就好似兰波的那句宣言“生活在别处”般，在这三部电影中充满了鲜明的空间特质的划分：成长所在之地总是封闭、单调、压制与充满束缚的，而他们所渴望逃往的地方则与之截然相反。陌生的环境带来了崭新的自由和对于自我欲望的舒展。

从《断背山》到2017年的两个故事，虽然曾经严酷的束缚已经渐渐解除，但强制性异性恋社会在其漫长主流历史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中，早已通过自然化的手段把自己覆盖于形形色色的现实生活和日常观念中，这些权力以毛细血管状分布和分散在我们当下所生活的社会。由此导致多年成长与所生活之地成为整个社会与意识形态体系的典型化身，而遭到批判与抛弃。而这个抛弃的过程在这三部电影中既相似又十分不同。

《断背山》是逃离和逃往的故事。当杰克和恩尼斯于断背山上发展出两人的感情之后，重新回到日常社会和生活而使得他们必须隐藏断背山上的自己和情感。因此当恩尼斯多年之后突然收到杰克的明信片并告知前来看他时，逃离封闭和思想蔽塞的小镇，前往断背山也就成了他们之后生活中最值得期待的事件。在电影中，中西部的小镇和社会与断背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喧哗、传统与满是禁忌和规则，后者则原始、自然与无拘无束。

这一典型对比模式几乎是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的潜在继承者，即随着工业社会促使现代大都市的诞生，对于自然的向往与赞美再次出现，且一度成为对抗“堕落”都市的最大王牌。虽然杰克和恩尼斯都并非生活在现代大都市而是美国西部落后保守的小镇，但当它与断背山相比时却依旧满是人为所制造的种种区隔与禁忌的痕迹。在小镇中的杰克和恩尼斯需要隐藏，而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自身的感情与欲望。情欲自主是现代西方启蒙的核心观念，于是个人与社会对抗的这一曾经占据西方社会讨论的主题再次出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大都市中的同志通过公园、公厕以及一些地下俱乐部来寻找他人，而偏僻乡村的同志则往往消失在森林或深山之中，以此作为隐藏与遮蔽。当社会充满恶意，一些人选择隐藏，把自己“变成”异性恋，一些人则选择逃往其他地方。一战后英国诗人奥登、《单身男子》的作者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都从僵化的英国逃往当时活色生香的魏玛的柏林，在那里找到自己的渴望；二战后的美国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同样逃离了种族主义和恐同猖獗的美国社会，前往巴黎，就像《芦苇荡的时光》中的男主角李维。

因为父亲希望把芬兰乡下的度假小屋重新修缮一番，然后卖掉，在巴黎读书的李维回来帮他。电影中通过各种镜头与情节展现着李维和父亲之间的疏离与隔阂，并且盘旋在他们中间的还有李维母亲在之前的去世。他们一家三口曾经常来度假小屋，李维在这里度过了许多愉快时光，但随着母亲去世，与父亲疏远，小屋也破败了。于是曾经的天堂变成了地狱，李维选择逃离，前往巴黎。在这部电影中，逃离的不仅仅只有芬兰男孩李维，还有来这里给他父亲帮工的叙利亚男孩塔里克，他逃离自己的国家与家庭，来到这里。于是在李维和塔里克之间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芦苇荡的时光》

在李维看来，这个位于芬兰乡下的度假小屋之地已经变得和父亲一样保守而冷漠，而他在此则隐藏着自己的性取向，由此感到沉重的压力，所以他选择前往巴黎。塔里克的经历与他相似，只是地点出现了变化，逃离的芬兰变成叙利亚，逃往的巴黎变成了芬兰。在李维和塔里克的对话中，他们都讲到自己刚到逃亡之地（李维的巴黎，塔里克的芬兰）时所作的第一件事便是毫无节制的性爱冒险，好像要把曾经二十多年被压制的欲望一股脑地全都释放。

在《上帝之国》中，约翰尼通过与其他偶遇的男人在公厕中释放自己的欲望，但却从不会并且他也似乎并不希望由此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约翰尼对于自我感情的封闭是为了能够在这个他已被束缚的农场中生活下去，因为一旦出现渴望也就意味着对于当下现状的不满，但改变却并非约翰尼能获得的。2006年荷兰作家赫布兰德.巴克出版小说《上面很安静》（Boven is het stil），并于2013年被拍成同名电影。故事讲述的也正是原本在大都市中学习的赫尔默因为弟弟的意外去世而被召回家，开始承担起原本弟弟所喜欢的农场工作。且随着父亲衰朽，照顾他与农场也就成了赫尔默漫长下半生的主要工作。约翰尼的处境与赫尔默十分相似，而接下来故事的发展也都不出所料，即他们原本死水无波的生活中出现了他者（一个男孩到赫尔默农场帮忙；约翰尼的父亲雇了格奥尔基来帮忙打理冬天的农场），并最终由此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生活期望。

与《芦苇荡的时光》中李维不同的是，约翰尼没有任何逃离的机会，并且也很难像杰克和恩尼斯那般能够时不时地逃往断背山。因此改变只能在发生这个已经被厌恶之地。在《上帝之国》和《芦苇荡的时光》中，原本对自己所在地心存厌恶和反感的约翰尼和李维最终都因与从他处来到这里的他者产生了感情而重新发现这些偏僻与荒凉之地的美丽。两部电影中都有许多相似的镜头：他们并肩站在满是芦苇的河边看夕阳西下，或是站在荒凉的山上看着一望无边的远方。这些原本荒凉孤独（约翰尼称农场为“屎地方”）的“无人之地”最终重获生机，从曾经的束缚之地变成了如今见证他们情感的天堂。断背山虽然从未束缚过杰克和恩尼斯，但最大的悲剧在于它所能提供的保护太过有限与脆弱，并且就如中国古人所谓的“天地不仁”，杰克与恩尼斯的感情最终也死于此。

无论是《断背山》《上帝之国》还是《芦苇荡的时光》，故事的发生地都在原始的自然之中，或是山峦、偏僻的农场或是乡下的度假小屋。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都是“无人之地”，处于世俗社会之外，带着强烈的自然色彩，自由且孤独。这些非主流的人们一方面渴望逃离，却又因种种现实而难以出去或总要归来，唯一能令其改变的只有某个“他者”的出现。这一“他者”既与他们相似，又与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这一从《断背山》之后开始的变化，却也展现着当下西方社会所遭遇的一个主要问题。

《上帝之国》

三、他者之爱：来自东方

《断背山》开宗明义地告诉我们天堂就在断背山，而在《芦苇荡的时光中》中对李维和塔里克而言天堂在不同地方，而最有意思的是对李维而言充满窒息感的芬兰在从叙利亚逃出来的塔里克看来就是天堂。这里存在着鲜明的东西方对比，就如《上帝之国》中英国男孩约翰尼和来自东欧罗马尼亚的格奥尔基。约翰尼并非如李维般逃往另一个国家（的大都市），他只希望逃离父亲这个偏僻孤寒的农场，前往城市。而格奥尔基则与塔里克一样，从一个在他们看来已经衰落甚至死亡的自己国度，逃往他者之国，而这一“他者”往往是“西方”（对东方的叙利亚和东欧的罗马尼亚而言）。

我们或许可以说这些拍摄自“西方”（英国与芬兰）的同影中透露着某种西方中心主义，但在我看来之所以出现这一状况的原因或许是来源于西方当下所面临的移民问题，无论是来自东方——叙利亚——的难民，还是来自东欧——罗马尼亚——的邻居。由此导致存在于两个主角之间的问题也就变得更加复杂。在某种程度上——《上帝之国》表现的并不鲜明，《芦苇荡的时光》中却表现得十分强烈，即通过两个主角之间的一次次交流与对话展现着存在于当下西方的焦虑以及希望了解这些陌生的他者的愿望。当生长在芬兰的李维听到塔里克从叙利亚前往欧洲的一路辛苦，以及途中所遭受的种种困难、污名和羞辱后，他反复说自己完全不能想象他的遭遇。这就好似一个缩小的隐喻，即生长生活在富裕民主且和平的欧洲人往往难以了解和知道来自东方的难民或是邻居们所遭遇的重重麻烦与羞辱。但当你对某人动心且喜欢上他后，你便必然希望知道他的来龙去脉，而当这个“他”来自远方时，经历的截然不同也就显露无益。

在《上帝之国》中，我们对于格奥尔基的祖国罗马尼亚并没有多少了解，而那些他所说的寥寥几句也都表现着这个东欧国家令人难过的衰落和死亡。格奥尔基因为自己在罗马尼亚的农场的破产才来到英国，希望在这里获得机会重新开始，就如塔里克一样。对后者而言，芬兰就是自由与和平的天堂，在这里他能够做自己，不必对人隐藏性取向。所以当他面对着李维从小看到大且已经感到厌烦的那些湖边风景时，他看到的是动人的美丽而非李维所看到的陈旧与封闭，而这也不正是在今日这一全球化世界中依旧十分根深蒂固的东西方差异吗？

影视剧中来自东方的男人并非仅仅始于当下，1985年由英国著名的巴基斯坦裔作家汉尼夫·库雷西（Hanif Kureishi）所编剧的同影《我美丽的洗衣店》（My Beautiful Laundrette）中，主角之一便是来自巴基斯坦的男孩。对于这些电影我们一方面可以使用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进行分析与批评，例如其中对于东方的想象等等；但另一方面，在《上帝之国》中，来自罗马尼亚的格奥尔基更像是某种英国当下社会现实对其的折射。在酒吧的一场戏中，酒吧老板娘对格奥尔基态度恶劣且口出恶言，反映的也许正是当下英国社会日益膨胀的种族歧视甚至是冲突问题。

随着英国脱欧，层出不穷的种族歧视新闻以及社会事件反映的也正是在这个一方面全球化加速，另一方面民粹保守主义兴起的世界中的种种摩擦、紧张与冲突。在挪威剧《羞耻》（Skam）第四季中，穆斯林女孩对自己的挪威朋友说：挪威看似民主开放，但遍布四下的种族主义依旧强势。在《芦苇荡的时光》中，李维父亲最后把他与李维之间的冲突转移到塔里克身上，而以种族主义言论羞辱了后者，导致其愤然离开……

在《芦苇荡的时光》中，我们通过李维、李维父亲以及塔里克三者之间的冲突中所看到的几乎就是当下西方诸多民粹主义的一贯方法。原本存在于李维父子之间的摩擦（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暗喻西方诸国自身内部的问题），最终被李维父亲转移给了这个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而这一手段也不正是当下西方诸多民粹主义所采用的方法：转移国内矛盾，怪罪那些来自别处的“他者”，从而使这些少数族群成为他们自身问题的替罪羊）。

塔里克最后告诉李维，他必须走，因为来自李维父亲的种族主义羞辱在他前往西方的一路上已经出现太多。这几乎成了难以摆脱的诅咒，但即使如此，芬兰对于塔里克而言依旧是自由之地，即使这个“天堂”把他当做替罪羊，对其污名与羞辱。随着西方各国国内民粹主义掌握政权，这些被格奥尔基和塔里克所渴望的天堂最终或许便会成为新的“无人之地”，而当像诸如李维这样有能力的西方人可以轻易地逃往另一个天堂之地，而像约翰尼或是前来这里寻找自由和包容的格奥尔基和塔里克则无法再继续前往他处时，悲剧和新的反抗便会发生。

《上帝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