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索瓦兹·多尔多（Franoise Dolto）是法国家喻户晓的儿童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她曾与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共同创立了“巴黎弗洛伊德学派”，将精神分析引入到儿童心理学领域。她倡导尊重儿童，倾听他们的心声，将孩子视为独立完整的个体，提出语言交流从胎儿阶段就开始影响儿童的人格塑造，并率先推动青少年性教育进校园。1970年代，她主持广播节目为战后社会跃升期的年轻父母答疑解惑，其育儿理念影响了几代法国人的成长，被称为教育界的“多尔多革命”。
弗朗索瓦丝·多尔多
时至今日，国际间教育资源竞争愈演愈烈，以“虎妈”蔡美儿为代表的威权教育模式，凭借其在学业上的高效表现在全世界范围内回潮，对快乐教育、宽松教育理念的质疑呼声渐高。今年适逢多尔多逝世三十周年，她的学生们希望借此机会，让更多人了解多尔多的儿童精神分析理论，并重新审视她当年提出的育儿建议。
2018年10月，弗朗索瓦兹·多尔多的得意门生之一，法国临床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师，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克洛德·肖德尔（Claude Schauder）教授在上海法语培训中心虹口校区与学生、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们座谈，借助多尔多的一些核心理论观点，尝试解答当代父母所面临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育儿难题。
弗朗索瓦兹·多尔多的得意门生之一，法国临床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师，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克洛德·肖德尔（Claude Schauder）教授在上海的讲座现场。
孩子的痛苦是相似的
肖德尔教授指出，在今天重读弗朗索瓦兹·多尔多，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她所有的理论都是在数十年的儿科临床实践中，通过不断观察尝试逐渐总结建立起来的。多尔多主张儿童心理学研究的价值在于帮助各个时代的父母阐释和解决子女养育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因此理论必须适应临床中观察到的社会趋势变化，否则就该适时调整扬弃。她拒绝被当作罗列育儿教条的权威，坚决反对套用既有理论强行解释案例，甚或篡改临床观察数据以印证理论的做法。多尔多常对向她咨询的病患或同行说：“我可以给你建议，但一定不要去照搬执行，你最终必须靠自己来找到处理问题的最佳方案。”
多尔多的理论在1960-1990年代最为盛行，当时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她所能接触到的临床案例，而今天的法国社会早已不同以往。在法国战后重建的“光荣三十年”里，战争创伤扭曲了许多家庭的亲子关系，也造就了不少失去主心骨的单亲家庭，但这与今天非常普遍的家庭成员结构失衡的原因迥然不同；同时期法国经济发展迅猛，几乎完全消灭了失业，采取开放的移民政策大量吸纳来自前殖民地的劳动力，而今天这些异文化的“外来者”却被视为造成各种难以调和矛盾的根源；50年前的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尚以道德伦理支撑，今天在宣扬“不设限”（no limit）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氛围下，父母们常为“熊孩子”学不会遵守社会规则而惊讶苦恼，指望靠回归传统规训手段重振家纲，把无法无天的“小皇帝”矫正成乖孩子，殊不知许多规则在社会中的位置与效用早已荡然无存，对成人尚且缺乏约束力。
肖德尔教授提到近年来在心理咨询中常会遇到的两类典型案例：一位父亲为自家“濒临犯罪边缘”的青春期少年寻求辅导，而他所指的“犯罪行为”是孩子偷吸了父亲的大麻还拿出去卖，试问父亲自己又是从何渠道得来这些“脏物”呢；小学生才七八岁就严重依赖电子屏，父母一边抱怨孩子痴迷于网络游戏“就像染上了毒瘾”，一边仍在以“让他/她高兴自己才能获得片刻安宁”为借口提供着这些“毒品”，被戒或不戒的摇摆闹得鸡犬不宁，母亲也要靠嗑抗抑郁药来填补育儿挫折所造成的心理缺失。“多尔多的时代过去了，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早已不复当年模样，可是孩子依然是孩子，他们在成长中总会遭遇相似的悲伤和痛苦”，肖德尔教授在讲座中慨叹：“只是有的痛苦变得更加隐蔽，有的甚至消失了，但必定会有新的显现出来取而代之。”儿童成长所逃不过的“四百击”只是改变了形式。
被压抑的感知及其反噬
弗朗索瓦兹·多尔多对儿童心理发展的观察是从反省自己的童年开始的。她小时候性格外向，活泼好动，却生长在一个家教严格的大资产阶级天主教家庭。她发现大人们总以为小孩子还不会说话，就什么也听不懂看不见，不理解也不记得发生在自己或家人身上的事。家长对战争、家人过世等话题讳莫如深，以为这样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而事实是再小的孩子也会猜测甚至预见到家长想要隐瞒的真相，在成长中无助地摸索“消化”这些残酷真相的办法。多尔多在大量的心理咨询实践中，不仅学会了与孩子交谈，更探索出一套引导孩子将自身经历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话术。孩童所经历的情感冲击，往往是模糊抽象的混沌状态，刻意压抑避而不谈，没有通过语言转化成有组织的象征符号，就始终会这样散乱地隐藏在记忆中，直到某些诱因使其爆发出来，产生破坏性的后果。
肖德尔教授在今天许多“学业失败”的孩子身上，看到了同样的压抑机制。他常听中国同行谈起这里普遍存在的现象，也在法国接待过类似的案例：这类孩子往往聪明机敏，智力资质并不差，家里也倾尽财力为他们提供好到过分的学习条件，却总是在学业上一败涂地。究其原因常常是他们隐约感觉到，如果表现太优秀，超越了父母自身的能力和期望值，会将他们置于尴尬境地。类似情况常发生在男孩身上，总是母亲在不断督促他们努力学习，而父亲虽然尽责地提供资金，却很可能并不一定能欣然接受孩子超越自己，成为母亲的期许和依靠。“孩子凭直觉感知到这样的危险境遇，下意识地选择了放弃进步，停留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内。”
孩子是言语的生命
多尔多曾一再强调：“必须倾听孩子想说的一切，也必须把一切与他/她相关的事情用尽可能条理清晰的语言告诉他/她。特别是有关其身世、亲源的信息，必须尽早给予他们真实明确的描述，否则一丝一毫的疑虑都可能在孩子的心理、情感甚至生理上产生负面影响。”
肖德尔教授提到一个曾让他印象深刻的特殊案例：男孩有非常严重的哮喘，经常需要住院治疗，耐药已接近成人的用药标准，呼吸科医生建议他接受心理疏导。然而这个孩子看起来乖巧可爱、颇有教养，完全没有心理异常的迹象。直到教授留意到他在自我介绍时说过的一句话“我和爸爸一样都有哮喘”，然后顺藤摸瓜，骇然发现看似幸福和谐的家庭其实埋藏了孩子的身世秘密。母亲在婚前和别人有孕，一直刻意向家人隐瞒，父亲也对妻子隐瞒了自己不易有孕的体质缺陷，怀疑过这个孩子的来历，在双方最终达成理解并向孩子揭露真相后，孩子的哮喘迅速好转。比肥皂剧还“套路”的真实案例，揭示出孩子对周遭事物，对亲人只言片语中的隐情何其敏感，细微因素的处理不当最终会成为影响其身心健康的情结。
因此“孩子们和成人一样，都是由言语构成的生命，话语对孩子的教育和人格构建至关重要”，“父母不可能像对待不能言语的小动物那样去训练一个孩子”，肖德尔教授强调，尽管依靠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施压，配合奖惩机制带来的条件反射，能够在孩子学业中机械训练的部分产生显著效果，但“亲子关系却因此降格成了人类对宠物的驯养关系，在孩子的人格塑造、心理与情感健全上常会造成全盘失败。心理医生之所以在这一点上有发言权，正因为我们所接触的往往是这类教育模式的失败案例”。
禁忌缺失是焦虑的根源
肖德尔教授在讲座中重点谈到对“禁忌”的表述在儿童教育中的重要意义。就像“禁忌”（interdit）这个词的拉丁语词源所表达的那样，成人要拒绝孩子的一个要求，向其下达一条禁令，应该是inter-（相互）和dit（说）的结合。要使“禁忌”对孩子的成长教育有所助益，不应该采取权威压制，而应完全以语言交流的方式，为孩子清晰地划定其行为的边界，以明确这一行为在人类符号象征体系中的意义和价值。
这一观念源于弗朗索瓦兹·多尔多精神分析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象征性生成阉割（Les castrations symboligènes）。多尔多在婴幼儿身上观察到，禁忌的缺失、边界的消失往往会令孩子焦虑不安。早在她最早的论著中，多尔多就开始借用弗洛伊德“阉割情结”的术语，但她抛开了阉割恐惧作为童年性别认知焦虑的涵义，描述了一种具有更多积极意义的“禁欲阉割”。多尔多在《欲望游戏》（Au jeu du désir）一书中将这一概念定义为“禁止欲求者追求某种欲望，以达到协调和促进其习得某项人性准则的效果，这种禁令将引导欲望通向更高级别的乐趣。”在孩童成长为独立主体的过程中，一步步戒断其低龄阶段的欲望，由语言生成象征意义，是推动他们一次次修正身体无意识虚像的边界，在欲望之路上跨越一个又一个层级的重要动力。
在多尔多活跃的时代，社会传统价值体系尚存，王权、教权和父权仍能以某种残留形式行使威权，作为超验存在向孩童乃至成人施加禁欲限制。而在（法国社会）经历从自由主义走向新自由主义的30年变革之后，“限制欲望”的合法性已经彻底解体了。一方面，孩子被从对成人的服从和依赖中解放出来，智力与创造力都得到释放和发展；另一方面，任何团体和个人都变得不再具备强迫他们努力学习成长成熟的资格，任何剥夺他/她权利、限制他/她欲望的行为都变得无法忍受。在享用了现代化“自由、民主、科学”的进步成果进而过渡到“后现代”社会之后，回归看似“优秀”实则不合时宜的威权主义教育模式，对从根本上藐视一切权威的新一代来说早就丧失了效力，只可能带来毫无意义的折磨和更强烈的反抗。
走出家庭，从更广阔的社会层面来看，市场已熟谙无限细分和放大欲望，将人们对享乐的渴望转化为资本的运营模式，生活空间越来越私人化、独立化使曾经的“公民”们不再关心公共机构与社区组织的未来，越来越多人抛弃了对可能造成对立分裂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活动的热情，转而追求平和的情感消费，甚至相信通过无节制的消费可以抵达广告中常常承诺的人间天堂。
肖德尔教授在为讲座而准备的相关文章中分析：“近几年临床中心理疾病的发病率激增，即使是社会中高阶层也不能幸免，尤以抑郁症为甚，还涌现出一些诸如身份和社会性认知性障碍等非典型性案例。这正是欲望、享乐的无限扩张与社会结构瓦解交织的产物，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应对挫折和局限的心理机制，这种因缺乏缺失所带来的心理问题，在一些从学业到职场一贯顺遂的青少年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在他看来，今天的年轻父母所面临的最大困局，是即使他们努力想要在孩子身上尝试实践多尔多所谓的象征性生成阉割，“反对禁忌的话语从婴儿时期就已经通过各种广告和商品同孩子如影随形了，更勿论不少父母自身也是这些话语的俘虏。”
十几年前一位法国电视台高管曾毫不遮掩地说：“一条广告信息只有在观众大脑空闲时才能被有效地接收，我们的节目就是为了让观众的大脑变得有空，帮它在两条广告的间歇获得娱乐放松，我们卖给可口可乐的就是人类大脑的空闲时间……”如今这种“顺毛捋”的策略变得更加隐蔽也更难以抗拒，以电子屏为媒介，打着取代传统社交模式的旗号，用最迅速直接的方式满足大人孩子最强烈的欲望，也用最迅速直接的办法将其转化成利润。肖德尔教授在座谈最后为家长们提供的应对办法简单却也无奈：寻找能被孩子接受的，不那么直接强烈的方式去满足孩子的正当欲望——譬如鼓励阅读，自然地发展其兴趣爱好，用对等的语言条款引导他们认识成人世界的边界与局限，找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除了“一切皆有可能”，也让他们去体会人类的渺小。因为教育必然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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