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打开新的局面，指导对外经济关系的全面发展，中央和国务院需要一个系统的有分量的文件。1981年10月，责成国家进出口委牵头，代中央起草关于加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的决定（草案）。要求这个文件要触及对外经济关系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提出明确有力的方针和政策。1981年11月底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进一步强调“坚持对外开放，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作为今后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指出：“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扩大对外贸易，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外国资金，以及发展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所有这些都是以自己的长处，通过国际间平等互利的交换，补自己的短处，这不但不会妨碍而且只会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在经济工作中，我们应该彻底抛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观点。一切闭关自守、墨守成规的思想和行为也都是错误的。”“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我们的经验还不够，必须认真学习。我们要利用两种资源，首先是国内资源，其次是国际资源；开拓两个市场，首先是国内市场，其次是国际市场；学会两套本领，一是管理国内经济的本领，二是开展对外经济贸易的本领。”在这个基础上，加快了文稿的起草工作。1982年1月，书记处会议讨论所起草的文稿，明确了一系列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战略指导思想。
1、对外经济关系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
中央书记处认为，邓小平同志提出，对外经济工作，是关系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战略问题。这个提法是完全正确的。
马克思在有名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的《导言》，说明了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及其相互关系之后，指出还应当研究“生产的国际关系”，并且认为，应当把这种关系作为经济学专门篇章来研究，包括“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等内容。简明扼要地指明了在近代条件下，经济问题决不是一国的现象，必须联系到国际关系来加以考察，而不能同国际关系割裂开来。讨论今天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我们不应当忽略马克思的这个重要观点。
当代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也许只有极个别的国家除外，都把对外经济关系问题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许多国家和地区，甚至把它放在生死攸关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各民族之间经济上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逐步取代了原来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情况又有了空前巨大的发展。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今天对待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也决不应当忽略这一点。
建国以来，我们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经历曲折的过程，没有取得很大发展。这当然不能归因于我们宁愿闭关自守，而是有当时的原因的。第一、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敌视和封锁我们，对我国搞禁运。第二、从六十年代起，苏联撕毁同我国的经济合同，使苏联和一些国家同我国的经济关系大为缩小。第三、一个时期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自力更生的方针遭到了严重的歪曲、曲解，把它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大约从1972年起，在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情况开始有所转变，逐步打开了一点局面。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明确地向全党提出了大力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问题。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决策。
前不久，党中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这就把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地明确起来了。按照这个观点，我们在对外经济关系问题上，还要大大地开阔眼界，提高水平。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经主张实行租让制，列宁当时认为，同国际资本交往是必要的，但这种交往同时包含着严重的斗争，而交往的目的则是为了促进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们今天仍然应当按照列宁的观点办事。闭关自守，孤立奋斗，拒绝同国际资本交往的思想是错误的。同时，在同国际资本交往中，任何忽视和放弃斗争的思想和行为也是错误的。我们要很好地总结经验，经过周密思考和继续努力，制定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和国际情况的发展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路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有效地克服各种因循保守的陈旧观念，克服盲目性和自发性，打开新局面，掌握主动权。
2、为什么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是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
这个问题，实质上也就是如何清醒地认识我们今天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在什么样的国情下，在哪些有利和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问题。
我们的有利条件是：已经在全国的主体范围内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国民经济命脉已经掌握在国家手中；开始形成了一套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了一个能够驾驭四个现代化航向的坚强的党中央；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又在国际上有巨大的政治信誉；国际条件有利于我们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
不利的条件是：总体说，我们的装备、工艺、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及技术队伍，同世界先进技术水平还有不少差距；国内资金积累的状况，不能完全满足建设的需要；许多资源还埋在地下，变成现实的资源优势，还有待开发；人口多，负担重，劳动资源丰富，还缺乏变为财富的条件。
从这种历史条件出发，我们一定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绝对不能有丝毫动摇的。十亿人口大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应当而且只能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但是另一方面，也正是从这种历史条件出发，我们又不能把自力更生曲解为闭关自守、孤立奋斗。我们一定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把视野从国内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不但要放手地调动国内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而且要放手地利用国外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因素，以天下之长，补一国之短。用《管子》中的话来说，就是要使“天下之宝，一为我用”。只有这样，通过对外经济联系，借助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尽快地发展我们的工业，才能使我们面临的困难得到更为顺利的解决，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得到更加迅速的发展。我们所说的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意义，就在这里。
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在部分人当中存在着两种倾向，有些人在外国人面前自惭形秽，以为外国一切都好，我们什么都不行。有些人却又深怕对外开放，以为不开放或少开放，天下才能太平。这两种倾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不相信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在对外关系方面开辟一个全新的局面。
我们的同志，首先是一切从事对外活动包括对外经济活动的同志，一定要从战略上深刻地认识对外关系，特别是对外经济关系的意义，敢于和善于跳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打开新局面；同时又一定要精心地注意在对外开放条件下我们所面临的环境的极端复杂性，敢于和善于学会新的本领，防止和克服各种消极现象，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共产主义的纯洁性。这样两个方面，缺一不可，都要做好，否则就会造成重大的失误，不利于我们的事业。这是保证我们对外工作健康发展，保证我们建设事业胜利的必不可少的和极端重要的条件。
3、对外经济关系要有一整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特点是，同外商打交道，有的外商是诚意同我们合作，有的外商是别有用心，需要善于识别，区别对待；涉及多种现象和多方面的内容，有些问题甚至影响到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据此，总的要求是：统一领导，全面规划；灵活反应，严格纪律；区别情况，坚持原则。这要作为一个总的工作原则切实遵循。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我们要思路明确，政策对头，措施得力，对外经济关系就一定能有所发展，充分发挥对国内建设的促进作用。
(1)如何吸引国外资金？这是当前我国对外经济关系上亟待解决而又远远没有解决好的一个突出问题。从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吸引资金，又是一件新事，这个问题显得特别重要。
利用外资的各种方式中，近期应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最重要的方式。好处在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同外商的得失直接挂钩；可以更好的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合资和合作企业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和技术的训练班。为了有效的吸引直接投资，需要一套清楚明确的正确方针。第一是大中小项目一起上，当前以中小为主。这样见效快。第二是欢迎外国资本家、华侨资本家和港澳、台湾资本家一起来。第三是政策适当放宽，允许有利可图。不让他赚钱，就没有吸引力，局面就打不开。有胆有识地放手地干，才能争取时间。
至于一般商业贷款，一定要谨慎。既然是贷款，总要还本付息，还要国内配套，势必有很多限制。对于中长期、中低利的贷款，虽然可以稍微大胆一点，但毕竟有限。有些国家债台高筑的教训，尤其应当引以为戒。
总之，要解放思想，并及时总结经验，培养典型，成功一个就可以带动一片，一步一步地打开局面。
(2)如何正确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路子宽广，不要理解的太窄。
关于引进设备。我们走过一点弯路，但是也要具体分析。进口一点成套设备，不但过去是必要的，今后也有必要。过去的问题，一是引进成套设备太多，二是重复，三是同时没有买技术，四是自己又不钻研，没有很好的消化和推广。接受了教训，今后就可以一步一步地搞得更好。
关于引进新型的优质材料。我们自己首先要努力搞，特别要鼓励我们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密切联系生产，组织攻关，掌握新的生产技术，增加品种和扩大生产规模，为国争气。但是同时要估计到，引进我们建设所需要的各种原材料，特别是新型的优质材料，将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世界各国，包括新技术比较全面发展的国家，都是这种情况。
关于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应当承认，我们脚踏实地向世界学习不够，下苦功夫不够。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提倡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大长中国人的志气。向科学要本领，拜行家作老师，这两句话应当成为一个行动口号。在全党，在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当中，以至在全社会和全民族，要努力造成一种奋发图强、刻苦学习的风气，这是至关紧要的一件大事。
要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管好用好中央各部门和地方的外汇。外汇一定要使用在刀刃上。就是要使用到我国工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上，与办新工业所需要的先进设备和零部件上，国家不能供应而加工出口又急需的新型优质材料上，国家不能供应而农业又急需的某些生产资料上，国家确实不能供应而人民又确实不可缺少的某些日用消费品上。
(3)如何大力开展国际劳务合作？人多是我们的一大问题，但劳动力多又是我们的一大优势。现在主要是要加强组织，广开门路，善于引导。首先是要在农村加快发展多种经营，在城市扩开就业门路，同时要面向世界，积极发展国际劳务合作。我国建筑业对外承包工程，已经在国际市场上显示出相当强的竞争能力，同时又带动了国产建筑材料的出口。可见，这件事是大有作为的。
劳务合作，不仅是对外承包工程，还应包括：来料、来样、来图加工；到国外开办各种企业；大力发展旅游事业。来料加工，要指导沿海各省市大力开展，保证成品都外销。
(4)如何促进国内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我国产品出口规模过于狭小。我们在进口和出口的关系问题上，有一个打破老框框，打开新局面的问题。
一般地说，出口是外贸的基础。我们历来讲几大平衡，就包括外汇收支平衡。但这是不是说，在进出口的具体安排上，在每一年度的安排上，都一定要出口多少才能进口多少呢？不能这样说。这里就有一个统筹安排，正确认识和处理进口和出口的辨证关系的问题。出口而后能够进口，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进口又能够带动和促进出口。比如在缺乏原材料的情况下，只有进口原材料，或者发展来料加工，才能促进出口。又比如引进设备和技术，从而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提高竞争能力，这同样也是进口带动出口。如果不是这样，只讲出口多少才能进口多少，它们能够生存吗？所以，以出养进和以进养出，二者是辨证的关系。这种关系，只有在运动过程中，包括跨年度的运动过程中，才能实现合理的平衡，得到合理的解决。根据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正确的方针是应该从这几方面努力：第一，积极扩大矿产品的出口，努力发展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的出口。过去有种说法，战略物资不能出口。这是一种过时的陈旧观念。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解放思想。当然，要有计划地安排出口，要取得有利的交换条件。第二，积极扩大机电产品的出口。这方面潜力还很大。要动员我们机械工业的职工，努力提高质量，改进技术，打入国际市场，为国争光。第三，进一步发展我国的轻纺产品和特有的手工艺产品出口，诸如瓷器、挑花、中成药、服装、刺绣、雕刻等等产品的出口。第四，发展我国的土特产品出口，诸如茶叶、中药材、畜产品、野生名菜、果脯等等的出口。当然，在必要的时候，也还要适当挤一点内外销都需要的、货源较紧的人民生活消费品出口。
为了发展出口，需要采取一系列方针和办法。例如：要采取适当的辅助出口的政策；要打破等客上门的方式，走出去搞销售网、服务网；要不断提高我们的产品的信誉，讲质量，讲履约；要解决运输和港口的问题；要统一组织，发挥各部门、各地方的积极性；等等。
(5)如何正确地支援第三世界国家？支援第三世界各国人民保卫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以及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正义斗争，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国际义务。第三世界国家多数都同我们友好，有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积极性，但他们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却有很大不同。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是穷国和最穷国，但也有少数国家很富。鉴于情况复杂，我们对于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的方针，在具体执行上应该分别对待。第三世界许多国家都在进行相当规模的经济建设，我们同他们搞经济合作，是大有可为的。对一些处在困难时期，并且遭受侵略和威胁的国家，只要有可能，就要给予物质的支持和援助。支援第三世界国家，是一个带有战略性质的问题，切不可掉以轻心。第三世界许多国家都希望我们帮助他们开发，我们应当在这方面做更多的事。
4、要正确认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
对外经济活动要搞上去，就要打破一些老框框，摆正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长期以来有种观点，说经济要服从政治。这种提法有部分的道理，但不全面。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看，经济和政治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归根结底还是经济决定政治。在对外关系问题上也是这样。如果对外经济关系搞得好，不断发展政治上的外交就好办；反之，如果对外经济关系打不开局面，政治上的外交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缺乏生命力。许多国家政治上可以尖锐对立，但是经济上照样往来，因为双方经济利益需要。不但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一切国家，政治背后都有一个重大的经济利益问题。这是国际上的通常现象。
在政治同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应当强调一点；对外国一切先进科学文化和经营管理知识，一定要努力学习和钻研；而对一切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一定要坚决抵制。要严格执行对外经济活动纪律，任何人如有违反，都要给予党纪、政纪以至国法的处置。要加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使我们的党员、干部和公民，都懂得在对外交往中，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腐蚀，维护民族的尊严和利益，维护党和国家的声誉。
我们国家现在在广东和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在这两个省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应当加强教育，使这两省特别是经济特区的干部和群众，真正懂得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含义。特殊是相对于统一而言的，灵活是相对于原则而言的，并且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的特殊政策，是在统一的国策之下的一项政策。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离开社会主义方向，那不叫特殊政策，而叫蜕化变质。至于灵活措施，也只能是在坚定的原则立场之上的灵活。丢掉共产主义立场，丢掉党性和党的原则的立场，那也不叫灵活，而叫投降主义。这个根本的界限是不容混淆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根本要求，是要通过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使我们更有条件更主动更放开手脚地搞好国内建设，提高产品质量，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以便我们在组织国内经济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这两个广阔的天地里，去打开新的局面。
5、扩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深远意义。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能不能在本世纪搞出个名堂来，有决定意义的是我们能不能在最近几年，真正打开局面。经济领域打开局面，主要取决于四个紧密相联的环节：一是农业的潜力，特别是多种经营能不能来一个大的发展。二是工业潜力能不能发挥出来，特别是企业整顿能不能较快地作出成效。三是国内财政金融和商业流通能不能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四是对外经济关系能不能较快地发展起来。我们的同志一定要善于看大局，看到事物的总体和发展的前景，有战略眼光，而不要目光短浅。大家同心同德，打开局面。
这次会议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对外经济的战略地位、方针、政策和发展方向，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对外开放的思想，成为我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成为指导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纲领，产生了巨大的鼓舞力量。
为适应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需要，统筹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全面工作，1982年1月，邓小平同志指示，率先进行外经贸系统的机构改革，将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合并组建对外经济贸易部(1994年改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统一归口管理我国的对外贸易、利用外资、技术进出口、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联合国发展系统及其他多边经济技术合作。负责研究，制订对外经济贸易的法令、方针、政策和规章；组织编制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战略、规划；统一指导、协调和管理全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胜利地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政策取得有效进展，城乡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党的纪律加强，作风有所好转。但在经济生活中出现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等严重犯罪活动，在少数地区和人员中相当猖獗。为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1982年1月，党中央发出了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2月中旬中央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中央书记处同志、国务院负责同志，中央军委和中纪委负责同志、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两省省委常委出席了会议，中心议题是，如何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的《紧急通知》，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如何认真总结经验，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更好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一步发展两省经济。中共中央转发了《座谈会纪要》，指出《纪要》中关于进一步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精神，关于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完全适用于全党、全军和全国各地。要求一定要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上下一心，军民一致，毫不动摇地把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进行到底。同时明确指出：党的对外实行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我们党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和国际形势所采取的坚定不移的政策。我们既要敢于利用目前国际的有利条件，坚持这个完全正确的政策，又要正视在实行这个政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同资本主义思想腐蚀进行斗争。我们决不能因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就忽视、放松和不敢进行反腐蚀的斗争；也不能因为进行这场斗争，就对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发生动摇。恰恰相反，只有旗帜鲜明地坚决严肃地开展反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斗争，才能正确地健康地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三个月的时间，各地都揭发和处理了一批严重犯罪案例，使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分子受到震慑。但有些同对这场斗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仍然认识不足，担心这样做会偏离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招致不良影响。为克服思想障碍，下决心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4月中旬，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对经济领域犯罪的严重性、危害性及其产生根源和打击的一系列政策都作了明确的阐述和规定，强调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是当年党中央着重抓的两件大事之一。
邓小平同志一直关心、指导着这一斗争。他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的会议上强调：“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刹这股风，没有点气势不行啊！”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保证。……如果不搞这个斗争，四个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就要失败，所以，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邓小平同志把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与体制改革、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党的建设并列为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四个保证”。强调在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要坚持“四个保证”，一天也不能丢，要把它变成一种经常性的工作和斗争。
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针对当时社会上和干部中各种反映和思想状况，一再强调：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同志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点搞上去。”“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他在一次对外籍专家谈话中指出：“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路子不会越走越窄，只会越走越宽。”反复强调：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要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这样，就可以振奋起整个国家奋发图强的精神，把人民团结起来，就比较容易克服面临的各种困难。邓小平同志在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他特别强调，要重视人才培养和智力开发。1982年10月14日和7月 26日，邓小平同志在对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准备”时指出：“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第一位的就是科学技术队伍的管理使用问题。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出来。”1983年3月2日，他从视察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回京后，对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话时又说：“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问题，要下决心解决。”“智力开发是很重要的。”“要更好地注意这个问题”。“大专院校要发展，近期不说发展一倍，也可发展半倍。现在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1983年10月1日，他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邓小平同志这些教导，都为我们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指明了方向。
这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国民经济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扭转了重大比例严重失调所造成的不稳定状态，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保持了不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城乡市场出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繁荣景象，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有了很大发展。1983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407亿美元，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五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223亿美元，每年平均递增17.9%，5年增长1.3倍，在世界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0.75%增加到1.23%，在世界出口中的位次也由第32位上升到第16位。连续三年出现贸易顺差，共盈余外汇95亿美元，大大改善了国家外汇的收支状况，也改变了我国历来外汇比较紧张的局面。吸收国外资金从无到有，使用总额达到146亿美元，建设了近2000个项目。引进技术结构明显变化，技术软件占60%，并开始组织技术出口。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每年以平均85%的速度发展，签订合同总金额达到23亿美元。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在巩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方式、效益都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其他多边合作也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实践证明，对外开放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1、对外经济关系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
中央书记处认为，邓小平同志提出，对外经济工作，是关系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战略问题。这个提法是完全正确的。
马克思在有名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的《导言》，说明了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及其相互关系之后，指出还应当研究“生产的国际关系”，并且认为，应当把这种关系作为经济学专门篇章来研究，包括“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等内容。简明扼要地指明了在近代条件下，经济问题决不是一国的现象，必须联系到国际关系来加以考察，而不能同国际关系割裂开来。讨论今天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我们不应当忽略马克思的这个重要观点。
当代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也许只有极个别的国家除外，都把对外经济关系问题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许多国家和地区，甚至把它放在生死攸关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各民族之间经济上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逐步取代了原来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情况又有了空前巨大的发展。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今天对待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也决不应当忽略这一点。
建国以来，我们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经历曲折的过程，没有取得很大发展。这当然不能归因于我们宁愿闭关自守，而是有当时的原因的。第一、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敌视和封锁我们，对我国搞禁运。第二、从六十年代起，苏联撕毁同我国的经济合同，使苏联和一些国家同我国的经济关系大为缩小。第三、一个时期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自力更生的方针遭到了严重的歪曲、曲解，把它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大约从1972年起，在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情况开始有所转变，逐步打开了一点局面。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明确地向全党提出了大力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问题。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决策。
前不久，党中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这就把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地明确起来了。按照这个观点，我们在对外经济关系问题上，还要大大地开阔眼界，提高水平。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经主张实行租让制，列宁当时认为，同国际资本交往是必要的，但这种交往同时包含着严重的斗争，而交往的目的则是为了促进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们今天仍然应当按照列宁的观点办事。闭关自守，孤立奋斗，拒绝同国际资本交往的思想是错误的。同时，在同国际资本交往中，任何忽视和放弃斗争的思想和行为也是错误的。我们要很好地总结经验，经过周密思考和继续努力，制定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和国际情况的发展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路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有效地克服各种因循保守的陈旧观念，克服盲目性和自发性，打开新局面，掌握主动权。
2、为什么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是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
这个问题，实质上也就是如何清醒地认识我们今天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在什么样的国情下，在哪些有利和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问题。
我们的有利条件是：已经在全国的主体范围内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国民经济命脉已经掌握在国家手中；开始形成了一套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了一个能够驾驭四个现代化航向的坚强的党中央；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又在国际上有巨大的政治信誉；国际条件有利于我们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
不利的条件是：总体说，我们的装备、工艺、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及技术队伍，同世界先进技术水平还有不少差距；国内资金积累的状况，不能完全满足建设的需要；许多资源还埋在地下，变成现实的资源优势，还有待开发；人口多，负担重，劳动资源丰富，还缺乏变为财富的条件。
从这种历史条件出发，我们一定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绝对不能有丝毫动摇的。十亿人口大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应当而且只能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但是另一方面，也正是从这种历史条件出发，我们又不能把自力更生曲解为闭关自守、孤立奋斗。我们一定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把视野从国内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不但要放手地调动国内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而且要放手地利用国外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因素，以天下之长，补一国之短。用《管子》中的话来说，就是要使“天下之宝，一为我用”。只有这样，通过对外经济联系，借助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尽快地发展我们的工业，才能使我们面临的困难得到更为顺利的解决，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得到更加迅速的发展。我们所说的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意义，就在这里。
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在部分人当中存在着两种倾向，有些人在外国人面前自惭形秽，以为外国一切都好，我们什么都不行。有些人却又深怕对外开放，以为不开放或少开放，天下才能太平。这两种倾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不相信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在对外关系方面开辟一个全新的局面。
我们的同志，首先是一切从事对外活动包括对外经济活动的同志，一定要从战略上深刻地认识对外关系，特别是对外经济关系的意义，敢于和善于跳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打开新局面；同时又一定要精心地注意在对外开放条件下我们所面临的环境的极端复杂性，敢于和善于学会新的本领，防止和克服各种消极现象，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共产主义的纯洁性。这样两个方面，缺一不可，都要做好，否则就会造成重大的失误，不利于我们的事业。这是保证我们对外工作健康发展，保证我们建设事业胜利的必不可少的和极端重要的条件。
3、对外经济关系要有一整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特点是，同外商打交道，有的外商是诚意同我们合作，有的外商是别有用心，需要善于识别，区别对待；涉及多种现象和多方面的内容，有些问题甚至影响到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据此，总的要求是：统一领导，全面规划；灵活反应，严格纪律；区别情况，坚持原则。这要作为一个总的工作原则切实遵循。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我们要思路明确，政策对头，措施得力，对外经济关系就一定能有所发展，充分发挥对国内建设的促进作用。
(1)如何吸引国外资金？这是当前我国对外经济关系上亟待解决而又远远没有解决好的一个突出问题。从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吸引资金，又是一件新事，这个问题显得特别重要。
利用外资的各种方式中，近期应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最重要的方式。好处在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同外商的得失直接挂钩；可以更好的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合资和合作企业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和技术的训练班。为了有效的吸引直接投资，需要一套清楚明确的正确方针。第一是大中小项目一起上，当前以中小为主。这样见效快。第二是欢迎外国资本家、华侨资本家和港澳、台湾资本家一起来。第三是政策适当放宽，允许有利可图。不让他赚钱，就没有吸引力，局面就打不开。有胆有识地放手地干，才能争取时间。
至于一般商业贷款，一定要谨慎。既然是贷款，总要还本付息，还要国内配套，势必有很多限制。对于中长期、中低利的贷款，虽然可以稍微大胆一点，但毕竟有限。有些国家债台高筑的教训，尤其应当引以为戒。
总之，要解放思想，并及时总结经验，培养典型，成功一个就可以带动一片，一步一步地打开局面。
(2)如何正确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路子宽广，不要理解的太窄。
关于引进设备。我们走过一点弯路，但是也要具体分析。进口一点成套设备，不但过去是必要的，今后也有必要。过去的问题，一是引进成套设备太多，二是重复，三是同时没有买技术，四是自己又不钻研，没有很好的消化和推广。接受了教训，今后就可以一步一步地搞得更好。
关于引进新型的优质材料。我们自己首先要努力搞，特别要鼓励我们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密切联系生产，组织攻关，掌握新的生产技术，增加品种和扩大生产规模，为国争气。但是同时要估计到，引进我们建设所需要的各种原材料，特别是新型的优质材料，将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世界各国，包括新技术比较全面发展的国家，都是这种情况。
关于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应当承认，我们脚踏实地向世界学习不够，下苦功夫不够。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提倡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大长中国人的志气。向科学要本领，拜行家作老师，这两句话应当成为一个行动口号。在全党，在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当中，以至在全社会和全民族，要努力造成一种奋发图强、刻苦学习的风气，这是至关紧要的一件大事。
要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管好用好中央各部门和地方的外汇。外汇一定要使用在刀刃上。就是要使用到我国工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上，与办新工业所需要的先进设备和零部件上，国家不能供应而加工出口又急需的新型优质材料上，国家不能供应而农业又急需的某些生产资料上，国家确实不能供应而人民又确实不可缺少的某些日用消费品上。
(3)如何大力开展国际劳务合作？人多是我们的一大问题，但劳动力多又是我们的一大优势。现在主要是要加强组织，广开门路，善于引导。首先是要在农村加快发展多种经营，在城市扩开就业门路，同时要面向世界，积极发展国际劳务合作。我国建筑业对外承包工程，已经在国际市场上显示出相当强的竞争能力，同时又带动了国产建筑材料的出口。可见，这件事是大有作为的。
劳务合作，不仅是对外承包工程，还应包括：来料、来样、来图加工；到国外开办各种企业；大力发展旅游事业。来料加工，要指导沿海各省市大力开展，保证成品都外销。
(4)如何促进国内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我国产品出口规模过于狭小。我们在进口和出口的关系问题上，有一个打破老框框，打开新局面的问题。
一般地说，出口是外贸的基础。我们历来讲几大平衡，就包括外汇收支平衡。但这是不是说，在进出口的具体安排上，在每一年度的安排上，都一定要出口多少才能进口多少呢？不能这样说。这里就有一个统筹安排，正确认识和处理进口和出口的辨证关系的问题。出口而后能够进口，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进口又能够带动和促进出口。比如在缺乏原材料的情况下，只有进口原材料，或者发展来料加工，才能促进出口。又比如引进设备和技术，从而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提高竞争能力，这同样也是进口带动出口。如果不是这样，只讲出口多少才能进口多少，它们能够生存吗？所以，以出养进和以进养出，二者是辨证的关系。这种关系，只有在运动过程中，包括跨年度的运动过程中，才能实现合理的平衡，得到合理的解决。根据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正确的方针是应该从这几方面努力：第一，积极扩大矿产品的出口，努力发展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的出口。过去有种说法，战略物资不能出口。这是一种过时的陈旧观念。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解放思想。当然，要有计划地安排出口，要取得有利的交换条件。第二，积极扩大机电产品的出口。这方面潜力还很大。要动员我们机械工业的职工，努力提高质量，改进技术，打入国际市场，为国争光。第三，进一步发展我国的轻纺产品和特有的手工艺产品出口，诸如瓷器、挑花、中成药、服装、刺绣、雕刻等等产品的出口。第四，发展我国的土特产品出口，诸如茶叶、中药材、畜产品、野生名菜、果脯等等的出口。当然，在必要的时候，也还要适当挤一点内外销都需要的、货源较紧的人民生活消费品出口。
为了发展出口，需要采取一系列方针和办法。例如：要采取适当的辅助出口的政策；要打破等客上门的方式，走出去搞销售网、服务网；要不断提高我们的产品的信誉，讲质量，讲履约；要解决运输和港口的问题；要统一组织，发挥各部门、各地方的积极性；等等。
(5)如何正确地支援第三世界国家？支援第三世界各国人民保卫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以及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正义斗争，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国际义务。第三世界国家多数都同我们友好，有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积极性，但他们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却有很大不同。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是穷国和最穷国，但也有少数国家很富。鉴于情况复杂，我们对于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的方针，在具体执行上应该分别对待。第三世界许多国家都在进行相当规模的经济建设，我们同他们搞经济合作，是大有可为的。对一些处在困难时期，并且遭受侵略和威胁的国家，只要有可能，就要给予物质的支持和援助。支援第三世界国家，是一个带有战略性质的问题，切不可掉以轻心。第三世界许多国家都希望我们帮助他们开发，我们应当在这方面做更多的事。
4、要正确认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
对外经济活动要搞上去，就要打破一些老框框，摆正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长期以来有种观点，说经济要服从政治。这种提法有部分的道理，但不全面。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看，经济和政治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归根结底还是经济决定政治。在对外关系问题上也是这样。如果对外经济关系搞得好，不断发展政治上的外交就好办；反之，如果对外经济关系打不开局面，政治上的外交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缺乏生命力。许多国家政治上可以尖锐对立，但是经济上照样往来，因为双方经济利益需要。不但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一切国家，政治背后都有一个重大的经济利益问题。这是国际上的通常现象。
在政治同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应当强调一点；对外国一切先进科学文化和经营管理知识，一定要努力学习和钻研；而对一切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一定要坚决抵制。要严格执行对外经济活动纪律，任何人如有违反，都要给予党纪、政纪以至国法的处置。要加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使我们的党员、干部和公民，都懂得在对外交往中，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腐蚀，维护民族的尊严和利益，维护党和国家的声誉。
我们国家现在在广东和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在这两个省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应当加强教育，使这两省特别是经济特区的干部和群众，真正懂得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含义。特殊是相对于统一而言的，灵活是相对于原则而言的，并且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的特殊政策，是在统一的国策之下的一项政策。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离开社会主义方向，那不叫特殊政策，而叫蜕化变质。至于灵活措施，也只能是在坚定的原则立场之上的灵活。丢掉共产主义立场，丢掉党性和党的原则的立场，那也不叫灵活，而叫投降主义。这个根本的界限是不容混淆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根本要求，是要通过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使我们更有条件更主动更放开手脚地搞好国内建设，提高产品质量，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以便我们在组织国内经济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这两个广阔的天地里，去打开新的局面。
5、扩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深远意义。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能不能在本世纪搞出个名堂来，有决定意义的是我们能不能在最近几年，真正打开局面。经济领域打开局面，主要取决于四个紧密相联的环节：一是农业的潜力，特别是多种经营能不能来一个大的发展。二是工业潜力能不能发挥出来，特别是企业整顿能不能较快地作出成效。三是国内财政金融和商业流通能不能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四是对外经济关系能不能较快地发展起来。我们的同志一定要善于看大局，看到事物的总体和发展的前景，有战略眼光，而不要目光短浅。大家同心同德，打开局面。
这次会议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对外经济的战略地位、方针、政策和发展方向，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对外开放的思想，成为我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成为指导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纲领，产生了巨大的鼓舞力量。
为适应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需要，统筹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全面工作，1982年1月，邓小平同志指示，率先进行外经贸系统的机构改革，将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合并组建对外经济贸易部(1994年改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统一归口管理我国的对外贸易、利用外资、技术进出口、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联合国发展系统及其他多边经济技术合作。负责研究，制订对外经济贸易的法令、方针、政策和规章；组织编制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战略、规划；统一指导、协调和管理全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胜利地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政策取得有效进展，城乡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党的纪律加强，作风有所好转。但在经济生活中出现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等严重犯罪活动，在少数地区和人员中相当猖獗。为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1982年1月，党中央发出了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2月中旬中央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中央书记处同志、国务院负责同志，中央军委和中纪委负责同志、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两省省委常委出席了会议，中心议题是，如何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的《紧急通知》，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如何认真总结经验，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更好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一步发展两省经济。中共中央转发了《座谈会纪要》，指出《纪要》中关于进一步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精神，关于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完全适用于全党、全军和全国各地。要求一定要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上下一心，军民一致，毫不动摇地把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进行到底。同时明确指出：党的对外实行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我们党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和国际形势所采取的坚定不移的政策。我们既要敢于利用目前国际的有利条件，坚持这个完全正确的政策，又要正视在实行这个政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同资本主义思想腐蚀进行斗争。我们决不能因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就忽视、放松和不敢进行反腐蚀的斗争；也不能因为进行这场斗争，就对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发生动摇。恰恰相反，只有旗帜鲜明地坚决严肃地开展反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斗争，才能正确地健康地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三个月的时间，各地都揭发和处理了一批严重犯罪案例，使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分子受到震慑。但有些同对这场斗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仍然认识不足，担心这样做会偏离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招致不良影响。为克服思想障碍，下决心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4月中旬，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对经济领域犯罪的严重性、危害性及其产生根源和打击的一系列政策都作了明确的阐述和规定，强调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是当年党中央着重抓的两件大事之一。
邓小平同志一直关心、指导着这一斗争。他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的会议上强调：“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刹这股风，没有点气势不行啊！”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保证。……如果不搞这个斗争，四个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就要失败，所以，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邓小平同志把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与体制改革、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党的建设并列为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四个保证”。强调在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要坚持“四个保证”，一天也不能丢，要把它变成一种经常性的工作和斗争。
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针对当时社会上和干部中各种反映和思想状况，一再强调：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同志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点搞上去。”“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他在一次对外籍专家谈话中指出：“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路子不会越走越窄，只会越走越宽。”反复强调：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要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这样，就可以振奋起整个国家奋发图强的精神，把人民团结起来，就比较容易克服面临的各种困难。邓小平同志在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他特别强调，要重视人才培养和智力开发。1982年10月14日和7月 26日，邓小平同志在对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准备”时指出：“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第一位的就是科学技术队伍的管理使用问题。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出来。”1983年3月2日，他从视察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回京后，对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话时又说：“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问题，要下决心解决。”“智力开发是很重要的。”“要更好地注意这个问题”。“大专院校要发展，近期不说发展一倍，也可发展半倍。现在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1983年10月1日，他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邓小平同志这些教导，都为我们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指明了方向。
这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国民经济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扭转了重大比例严重失调所造成的不稳定状态，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保持了不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城乡市场出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繁荣景象，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有了很大发展。1983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407亿美元，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五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223亿美元，每年平均递增17.9%，5年增长1.3倍，在世界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0.75%增加到1.23%，在世界出口中的位次也由第32位上升到第16位。连续三年出现贸易顺差，共盈余外汇95亿美元，大大改善了国家外汇的收支状况，也改变了我国历来外汇比较紧张的局面。吸收国外资金从无到有，使用总额达到146亿美元，建设了近2000个项目。引进技术结构明显变化，技术软件占60%，并开始组织技术出口。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每年以平均85%的速度发展，签订合同总金额达到23亿美元。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在巩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方式、效益都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其他多边合作也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实践证明，对外开放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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