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史与求治的结合
《隋书》是唐代官修正史的代表作,是唐初所修五代史中较好的一部。它的纪传部分有本纪5卷,列传50卷,记载隋朝38年的历史,志的部分有十个门类30卷,记载的是整个南北朝时期的典章制度史,又称《五代史志》,由长孙无忌、于志宁等人修成于高宗显庆年间。
《隋书》纪传的修撰始末同于梁、陈、齐、周四朝之史。
唐高祖武德五年曾责成封德彝、颜师古主修隋史,但无成果。
唐太宗贞观三年,重申修撰五代史之议,房玄龄和魏征负责五代史的监修工作,魏征又任《隋书》的主编。到贞观十年(636年),《隋书》纪传与其他四史一同修好奏上。
魏征是初唐著名史学家和政治家,字玄成,巨鹿曲城(今河北馆陶)人。生于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年),去世于唐贞观十七年(643年),享年64岁。他幼年丧父,生活贫苦。
在青少年时代,他就有兼济天下的大志。隋末农民起义爆发时,魏征加入了元宝藏的义军,又到李密手下掌管文书。瓦岗军失败,他和李密一起降唐。降唐后他成了李建成的亲信。
玄武门之变后,他逐步取得了李世民的信任,在政治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他劝李世民接受隋亡的教训,对百姓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结果很快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繁荣景象。在贞观时期,他以直言敢谏闻名当世,通过谏诤方式,前后共提出200多项施政建议,不但直接影响了此时的国家大政,也为后人树立了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榜样。
魏征在史学上也有很大建树。贞观年间所修的五代史,他负总的领导责任,对于各史多所损益订正。在五代史中他撰写了《梁书》、《陈书》、《北齐书》的总论,具体主持修撰了《隋书》。此外他还负责主编《群书治要》,主持修定《五礼》,亲自编注《类礼》。对于初唐史学和文化的繁盛,他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隋书》的纪传在编次上注重以类相从的方法,体例比较严整。如列传分为16类,比以前的史书都要严密而妥当些。
其中把少数民族史划成东夷、南蛮、西域、北狄四个方面,分别得更为清楚。因为参加写作的都是当时著名学者,所以《隋书》在笔法上也更简炼,严整一些。在历史记载上,《隋书》纪传中保存了不少有用的材料。如《万宝常传》记录《乐谱》64种,《张玄胄传》记载其精密天文推算的结果,《琉球传》及《陈稜传》记载台湾居民社会组织,经济生活以及与大陆联系状况等等,都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至于注重传主的官阶履历,把个人传记写得如同案牍公文,缺少生动、活泼的历史活动内容,这样的毛病,在五代史中普遍存在,《隋书》也是如此。
《隋书》中值得重视的是它的史论,史论出自富于政治经验的魏征之手,它把论史与论政结合起来,以隋朝的兴亡为借鉴,阐发出不少深刻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见解,给人们的教益是不小的。
《隋书》史论认真总结了隋朝兴亡的经验教训。认为隋炀帝骄横残暴的统治,是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它比较了文帝与炀帝社会状况和统治政策的不同,指出文帝进行统一战争意在安定天下,虽然初起时国力不强,最后终于取得成功。炀帝穷兵黩武,骚动天下,就是再稳固的江山也会土崩瓦解。这样的历史结论是深刻的,对于唐初的施政方针来说,针对性也是相当强的。
魏征认为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建立一个稳固的统治秩序是十分必要的。建立理想的秩序,关键是对百姓进行教化,因此统治者应抚恤民众,休养民力,务使百姓安居乐业。在这个统治秩序中,封建官吏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书中赞扬那些"内怀直道,至诚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见思"(《隋书。循吏传序》)的循吏,而鞭笞那些庸俗、贪婪、无能的官吏。抓住教化和用人两个环节,要求用适当人才来实施理想统治,应该说对于封建统治来说还是至关重要的。
《隋书》的史论还探讨了隋朝的君臣关系和朝政得失,评论了隋朝重要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及历史作用,阐发了作者的人才思想、法治思想等,对于封建社会的政治家、史学家都是很有启发的。
当时史馆所修的五代史都没有志,唐太宗乃于贞观十五年(641年)下诏让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敬播等人续撰《五代史志》,最初由令狐德棻监修,高宗永徽三年(652年)改由长孙无忌监修,显庆元年(656年)书成上奏。
此书为配合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而修,实际是上接《晋书》书志部分的南北朝典章制度专史。最初为单行本,因为其内容以隋为主,隋代又居五代最末,所以后来被编入《隋书》。现在被称为《隋书》十志。
《隋书》十志虽成于众手,但作者都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因此它的内容丰富、充实。在正史书志中,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
《隋书》十志包括:《仪礼志》7卷,《音乐志》、《律历志》、《天文志》各3卷,《五行志》2卷,《百官志》、《地理志》各3卷,《食货志》、《刑法志》各1卷,《经籍志》4卷。
《隋志》继承了《汉书》十志的传统,它记述典章制度的范围,实际上包括了已有史志的各个方面,较全面地展现了封建社会的政权结构、统治规模和学术文化的面貌。《隋志》写得一般都很有章法,每志都有序论概述历史源流和本志要旨,然后按五个朝代分段记述史实,给人以清晰、严整的印象。《仪礼志》记载封建礼制方面的内容,贯彻着维护等级制度的宗旨。《音乐志》除记录祭天地、祀鬼神的乐章外,还记载当时杂技的各种表演和域外音乐的内流,是有价值的艺术史料。
《律历志》、《天文志》和《五行志》记载了不少神秘主义的东西,是统治者用天意来为现实服务的工具。但是其中记有不少科学的内容,反映了南北朝以来天文历算方面的成就。《食货志》和《刑法志》篇幅较小,内容却很重要。它们写出了南北朝时期土地、赋役、货币和刑法制度的变迁,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结构和封建统治的特点。《百官志》记载当时封建国家的政权结构,记述了各朝的官制、官职及其沿革情况。
《地理志》反映当时国家的行政区划,它确记了隋大业年间全国的郡、县、户、口、垦田数字,记述了各朝所置郡县沿革和当时的自然山川状况。
《隋书。经籍志》在十志当中价值最为突出,它是《汉书。艺文志》之后,最重要的一部史志目录专著。它考究了书籍的存亡,著录了各种书籍,为人们研究古籍流传情况和进行辑佚、辨伪等文献整理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指导线索。在图书分类上,它采用最新出现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于唐以后的图书分类法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写法上,它的大小序齐全,对于各门学术及其分支学科都能抓住要害,进行提纲挈领的评介,起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对于古代目录学的发展,《隋书。经籍志》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隋书》十志的编纂成功,对于《通典》有直接的影响。
《隋书》是唐代官修正史的代表作,是唐初所修五代史中较好的一部。它的纪传部分有本纪5卷,列传50卷,记载隋朝38年的历史,志的部分有十个门类30卷,记载的是整个南北朝时期的典章制度史,又称《五代史志》,由长孙无忌、于志宁等人修成于高宗显庆年间。
《隋书》纪传的修撰始末同于梁、陈、齐、周四朝之史。
唐高祖武德五年曾责成封德彝、颜师古主修隋史,但无成果。
唐太宗贞观三年,重申修撰五代史之议,房玄龄和魏征负责五代史的监修工作,魏征又任《隋书》的主编。到贞观十年(636年),《隋书》纪传与其他四史一同修好奏上。
魏征是初唐著名史学家和政治家,字玄成,巨鹿曲城(今河北馆陶)人。生于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年),去世于唐贞观十七年(643年),享年64岁。他幼年丧父,生活贫苦。
在青少年时代,他就有兼济天下的大志。隋末农民起义爆发时,魏征加入了元宝藏的义军,又到李密手下掌管文书。瓦岗军失败,他和李密一起降唐。降唐后他成了李建成的亲信。
玄武门之变后,他逐步取得了李世民的信任,在政治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他劝李世民接受隋亡的教训,对百姓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结果很快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繁荣景象。在贞观时期,他以直言敢谏闻名当世,通过谏诤方式,前后共提出200多项施政建议,不但直接影响了此时的国家大政,也为后人树立了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榜样。
魏征在史学上也有很大建树。贞观年间所修的五代史,他负总的领导责任,对于各史多所损益订正。在五代史中他撰写了《梁书》、《陈书》、《北齐书》的总论,具体主持修撰了《隋书》。此外他还负责主编《群书治要》,主持修定《五礼》,亲自编注《类礼》。对于初唐史学和文化的繁盛,他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隋书》的纪传在编次上注重以类相从的方法,体例比较严整。如列传分为16类,比以前的史书都要严密而妥当些。
其中把少数民族史划成东夷、南蛮、西域、北狄四个方面,分别得更为清楚。因为参加写作的都是当时著名学者,所以《隋书》在笔法上也更简炼,严整一些。在历史记载上,《隋书》纪传中保存了不少有用的材料。如《万宝常传》记录《乐谱》64种,《张玄胄传》记载其精密天文推算的结果,《琉球传》及《陈稜传》记载台湾居民社会组织,经济生活以及与大陆联系状况等等,都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至于注重传主的官阶履历,把个人传记写得如同案牍公文,缺少生动、活泼的历史活动内容,这样的毛病,在五代史中普遍存在,《隋书》也是如此。
《隋书》中值得重视的是它的史论,史论出自富于政治经验的魏征之手,它把论史与论政结合起来,以隋朝的兴亡为借鉴,阐发出不少深刻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见解,给人们的教益是不小的。
《隋书》史论认真总结了隋朝兴亡的经验教训。认为隋炀帝骄横残暴的统治,是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它比较了文帝与炀帝社会状况和统治政策的不同,指出文帝进行统一战争意在安定天下,虽然初起时国力不强,最后终于取得成功。炀帝穷兵黩武,骚动天下,就是再稳固的江山也会土崩瓦解。这样的历史结论是深刻的,对于唐初的施政方针来说,针对性也是相当强的。
魏征认为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建立一个稳固的统治秩序是十分必要的。建立理想的秩序,关键是对百姓进行教化,因此统治者应抚恤民众,休养民力,务使百姓安居乐业。在这个统治秩序中,封建官吏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书中赞扬那些"内怀直道,至诚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见思"(《隋书。循吏传序》)的循吏,而鞭笞那些庸俗、贪婪、无能的官吏。抓住教化和用人两个环节,要求用适当人才来实施理想统治,应该说对于封建统治来说还是至关重要的。
《隋书》的史论还探讨了隋朝的君臣关系和朝政得失,评论了隋朝重要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及历史作用,阐发了作者的人才思想、法治思想等,对于封建社会的政治家、史学家都是很有启发的。
当时史馆所修的五代史都没有志,唐太宗乃于贞观十五年(641年)下诏让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敬播等人续撰《五代史志》,最初由令狐德棻监修,高宗永徽三年(652年)改由长孙无忌监修,显庆元年(656年)书成上奏。
此书为配合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而修,实际是上接《晋书》书志部分的南北朝典章制度专史。最初为单行本,因为其内容以隋为主,隋代又居五代最末,所以后来被编入《隋书》。现在被称为《隋书》十志。
《隋书》十志虽成于众手,但作者都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因此它的内容丰富、充实。在正史书志中,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
《隋书》十志包括:《仪礼志》7卷,《音乐志》、《律历志》、《天文志》各3卷,《五行志》2卷,《百官志》、《地理志》各3卷,《食货志》、《刑法志》各1卷,《经籍志》4卷。
《隋志》继承了《汉书》十志的传统,它记述典章制度的范围,实际上包括了已有史志的各个方面,较全面地展现了封建社会的政权结构、统治规模和学术文化的面貌。《隋志》写得一般都很有章法,每志都有序论概述历史源流和本志要旨,然后按五个朝代分段记述史实,给人以清晰、严整的印象。《仪礼志》记载封建礼制方面的内容,贯彻着维护等级制度的宗旨。《音乐志》除记录祭天地、祀鬼神的乐章外,还记载当时杂技的各种表演和域外音乐的内流,是有价值的艺术史料。
《律历志》、《天文志》和《五行志》记载了不少神秘主义的东西,是统治者用天意来为现实服务的工具。但是其中记有不少科学的内容,反映了南北朝以来天文历算方面的成就。《食货志》和《刑法志》篇幅较小,内容却很重要。它们写出了南北朝时期土地、赋役、货币和刑法制度的变迁,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结构和封建统治的特点。《百官志》记载当时封建国家的政权结构,记述了各朝的官制、官职及其沿革情况。
《地理志》反映当时国家的行政区划,它确记了隋大业年间全国的郡、县、户、口、垦田数字,记述了各朝所置郡县沿革和当时的自然山川状况。
《隋书。经籍志》在十志当中价值最为突出,它是《汉书。艺文志》之后,最重要的一部史志目录专著。它考究了书籍的存亡,著录了各种书籍,为人们研究古籍流传情况和进行辑佚、辨伪等文献整理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指导线索。在图书分类上,它采用最新出现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于唐以后的图书分类法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写法上,它的大小序齐全,对于各门学术及其分支学科都能抓住要害,进行提纲挈领的评介,起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对于古代目录学的发展,《隋书。经籍志》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隋书》十志的编纂成功,对于《通典》有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