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袁世凯来说，他的失败命运是从他和国民党正式决裂时开始的，因为自此而后，他便一步一步地走上了歧路，脱离了时代和人民，在历史的车轮下，他不向前而向后倒退，最后终于失败而死亡。
他在二次革命用兵时，得心应手，自以为用武力统一了中国。迨军事告一段落，便在政治上使用压力，迫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最后解散国民党，取缔了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这一切在当时看来，是既毒辣又凶狠的手段，北洋方面的人大家互相赞诵袁不愧是个角色，手狠心辣。其实这正是袁自掘坟墓的开始，因为在当时的政治主流，毫无问题把握在领导革命推翻清朝的国民党手中，袁如此对待国民党，完全是逆天行事，是政治的逆流。逆流虽能汹涌，却经不起考验，因为如果袁一直和国民党互相提携，互相激励，以国民党的主义为政治主流，袁的北洋实力为安定力量，则民国初年便不会那么扰攘不安。有国民党在，袁便不敢太为所欲为，总有点投鼠忌器，后来的筹安会和洪宪帝制便不会上演，袁也不会悲惨地死去，所以后来的一切，都是因为袁走错这一步而开始的。
袁的解散国民党，在当时来说也极失民心，当时北京有一家报纸批评得最为恰当，它说：
“解散国民党的命令，是以攻克湖口炮台时所得的证据为其根据；事情经过数月，政府为何置而不问，迟至今日始行宣布？现任总统是由这些谋叛议员选举而产生的，议员资格既被停止有的唯物论者和彻底的唯心论者（如黑格尔）都肯定思维与，总统资格是否仍应存在？”
一个人最怕一步走错，譬如着棋，一步之差，全局皆输。袁世凯这时的作为完全相同，当他解散国民党以后，国民党籍的议员也被取缔，根据他的命令，议员缺额应由各省候选人递补，但是袁这时已感到国会是个碍手碍脚的东西，留下仍是一害，索性一不作二不休，让国会在人数不足情形下解体。所以他虽然明令各省递补，同时却暗中指示各省当局无庸完成递补手续。在这点上还有一点内幕，当第一届国会议员进行选举时，国民党在全国各省占了极大优势，国民党党员不仅在当选人中占了多数，就是在候选人中也占多数，现在如果要以候选人递补，国会中仍是国民党人占多数，如果取消国民党候选人的递补资格，则将造成无人递补的现象，还不如各省根本不办理为佳。于是国会就在法定人数不足的情形下无法开会，袁世凯在解散国民党后，使国会自然解体而企图以政治会议来代替。
政治会议原是袁容纳许多有地位无官职又不是国会议员的政界人士，性质有点非驴非马，可是在袁决心扼杀了国会后，政治会议就派了用场。
政治会议的组成，是由总统派十人，国务院派四人，各部每部派一人，各省每省派二人合组。袁所派的是：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蔡锷、宝熙、杨度、赵惟熙、饶汉祥、杨士琦、马良。最初拉法格（PaulLafargue，1842—1911）法国和国际工人，袁拟指定杨度为政治会议议长，顾鳌为秘书长，不料正要发表时，袁的一个老朋友李经羲到了北京。李经羲是清朝末年领衔各省督抚，联名奏请提前立宪并召开国会的主角，袁自己出身督抚，对于做过清朝督抚的人看得最重，所以李一到北京，袁就把已经发出派杨度为政治会议议长的命令收回，改派李为议长。
民国2年12月15日，政治会议议员69人，在新华门集合，由内阁总理熊希龄、内务总长朱启钤导入中南海居仁堂，恭谒袁大总统。当天下午，政治会议就在北海团城承光殿举行开幕典礼。议长李经羲在开幕词中，把政治会议的性质加以描述，他说：“现在所注意的是人治，而未到法治时期……本会之产生并无成规可按，所以性质上只是一种咨询机关，有同意之权，而实行之权则在政府。……大总统只以救国为前提，不存丝毫政见，我们虽不能代表国民，却也有我们应尽的天职。”
这时，国会已无开会可能，于是，粤督龙济光电请袁世凯，要求以政治会议替代国会。接着，由黎元洪领衔的19省军民长官也联名发表了一个主张解散国会的通电。在这通电内，黎等要求解散国会的理由是：国会开会七阅月，毫无成绩，所以应该把残留的议员解散云云。
袁根据上面两电，咨询政治会议取决可否，以便实行，同时提出了所谓救国大计案，该案包含资遣国会议员回籍和增修约法案两事。他的理由是国会既因人数不足原方法、数学方法、系统方法等）的适用性及相互联系。4．，自身不能行使职权，而增修约法案前已提交国会，乃国会一搁再置，所以现在提交政治会议来讨论。
12月29日，政治会议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救国大计案”，议员们大家面面相对不敢靦然以立法机关自居，因此讨论不出结果来。最后决定成立15人审查会，推蔡锷为审查长，孙毓筠等为审查员，交由审查会去讨论。
民国3年1月2日，15人审查会开会，大家仍然认为这是两个难题，不容易做出文章来，但又不能交白卷，因此建议政府，对增修约法问题，另设“制法机关”进行讨论；至于解散国会问题，决议建议政府，国会议员应即停职，给资与否由政府自决，回籍与否由议员自决。元月10日，政治会议就根据审查会的意见，呈请袁总统采择施行。同日，袁根据政治会议的第二个法案，下令解散国会。
袁既有了御用的机构“中央政治会议”，同时根据政治会议的建议，于民国3年1月10日下令停止两院现有议员，这样一来，国会遂完全解散。这个解散国会的命令如下：
“……本月十日，据政治会议呈称，本案前奉大总统咨询命令，系据兼领湖北都督事黎元洪等铣电之所请求……综其纲要，约有两端：第一则请修正宪法，而以拘文牵义为戒；第二则请资遣议员，而以扶持国本为宗。凡此所陈，具征远识。惟原电修正宪法一节，经本会议详细讨论，佥以民国宪法，尚未制定公布，自无修正之可言，若谓宪法未施行以前《临时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该原电所称应行修正，即指约法而言，则应于大总统咨询修改约法程序案内，另行议复，其对于国会现有议员给资回籍，另候召集一节，本会议意见，以为原电所陈，不无可采……方今国势岌发，改良国会组织，几于异口同声，兼之本届国会分子，既以乱党嫌疑，多数议员资格一律取消，人无半数，递补需时，虽前奉大总统命令，曾饬内务总长查取本届合法候补当选人，如额递补，以重国会等因；内务总长亦经饬由筹备国会事务局遵办。现据河南等省选举监督电陈递补补选各项碍难情形，奉交本会议并案讨论，本会议细核原电，自系实情。夫以现有议员，既不足法定人数，而候补议员，又难于克期递补，是我国民所恃以为运用共和政治之国会，目前决不能行使职权，少数议员，即无到院之必要。……至大总统取消乱党议员，前次命令，业已声明，系为挽救国家之危亡，减轻国民之痛苦起见，事非得已，诚具苦心。而各都督、民政长关心救国大计，尤注重于修正宪法，亦无对人关系之可言。现在国会组织不良，万不获已自求改善，此心既可共信，此希望必期速达，对此组织不良之国会，又事实上职权业已停止，何必于现有议员，虚示维系，以重违我国民渴望改良国会之公心？要之，我民国决不能无国会，国会组织，旦暮改定，大总统决不能不仍行召集，约法具在，无可怀疑；则今日即徇各省地方长官之请，明白宣布，使济济贤能议员，暂结残局，而养朝气，以待将来之结合，实亦无戾于救国精神，且可以促国会之再造，此原电之可采者一也。至就议员个人而论，自国民党议员悉经解散后，其余稳健明达之士，留则无职可尽，去则弃职为嫌，进退两难，身心俱苦，为国家爱重人材，岂宜如此！此原电之可采者二也。本会议全体决议，认原电所请另候召集一节，系属度势审时正当办法，应请太总统俯纳各都督民政长之议，宣布停止两院现有议员职务，并声明两院现有议员，既与现行《国会组织法》第十五条所载总议员过半数之规定不符，应毋庸再为现行《国会组织法》第二条暨第三条之组织。其现有议员既经停止职务，如何给资之外，或依据院法所定，或斟酌财政情形，应由政府迅速筹划施行。至现有议员停止职务后，是否回籍，可听其便，政府毋庸问及。本会议讨论至再，全体议决等情呈复前来。除令行外，为此布告我国民：须知改良国会，关系共和政治之前途，非常重大，该会议原呈各节，既于尊重国会之本旨，再四声明，一俟厘订组织各法及选举程序以后，政府自必切实进行，依法召集，以慰我国民喁喁望治之心。我国民休戚与共，素有同情，切勿轻信浮言，贻误大局，本大总统誓当力谋政治刷新，克期以待最良国会之出现，我国民其敬听焉！特此布告。”
袁既然解散了国会，索性一不作二不休，于民国3年2月3日停办各地方自治会，其理由是：甘肃、山东、山西、湖北、河南、直隶、安徽等省民政长电呈，各属自治会，良莠不齐，平时把持财务，抵抗税捐，干预词讼，妨碍行政。热河都统姜桂题电称，承德县头沟乡议事会私设法庭，非刑拷讯。湖南都督汤芗铭电称各级自治机构平时弁髦法令，鱼肉乡民，无所不至；山东民政长田文烈电称栖霞县乡民因自治会私受诉讼，滥用刑罚，集怨酿变；浙江民政长屈映光电称浙省自治会侵权违法。着各省民政长通令所属，将各省现设之各级自治会立予停办。2月28日更下令解散各省议会。
这时的袁世凯，简直是为所欲为，得心应手，于是着手修改《约法》，实现总统制，延长总统任期，并制订《治安警察法》，以箝制人民言论之自由。袁所冀望的中央集权，元首独裁，在这时可说是完全告成了。
这一时期，袁特别强调总统制的有利于国家；逢人便诉苦，苦于总理制和议会权力太大。袁口头上常这么说：“现制总统、总长、都督为三级制，共有三总，实在太滞隔了。”中华民国驻比公使汪荣宝向袁辞行时，曾沉重地向袁进言，要求袁勿行总统制，而行内阁制，他的话说得很委婉，他说：“总统制最大的缺点是事事要总统首当其冲，今日办事十九难如人意，倘总统当国，则一切怨尤都集于总统一身，九十九样事办好了，有一样不好，亦会被人咒骂，不如仍行总理制有个回旋余地。”袁微笑着说：“不然，过去一年的情形恰恰和你说的相反，我们不是一直行的内阁制吗？可是只听到讨袁之声，并听不到讨唐（绍仪）讨陆（徵祥）讨段（祺瑞）讨熊（希龄）。”袁的这番话可说是强辞夺理，讨袁不是因为总统制或内阁制问题，是因为他主使暗杀宋教仁。以此作为借口，实在是非常不通的。
走上独裁之路也要做点手脚，因此在3年1月26日颁布了约法会议的组织条例，3月18日组成约法会议，以孙毓筠为议长，施愚为副议长。袁亲临主持开幕，并致颂词。约法会议是政治会议的化身，其性质仍是咨询机关，总统得派员出席会议，并发表意见，但不得参加表决。约法会议的决议，经总统同意，得公布成为正式法律。
民国3年3月20日，袁向约法会议提出增修约法案，他在这个提案中，把“建设民国”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期为增修约法时期，后一期为制定宪法时期。袁的私心是既要撕毁《临时约法》，又不愿产生一部宪法，而想由自己创造的新约法作为代替。袁所提出的七个增修大纲，有：（一）总统得宣战媾和，与外国缔结条约，无庸经参议院之同意；（二）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任用国务员及驻外使节，无庸经参议院之同意；（三）实行总统制；（四）宪法由国会以外之国民会议制定；（五）关于公民权之褫夺与恢复，总统得自由行之；（六）总统有紧急命令之权；（七）总统有紧急处分财产之权。
约法会议将此案列入议事日程，先付审查，由议长指任马良、那彦图、严复、王揖唐、王邵廉、邓镕、王丕熙、傅增湘、许世英、李湛阳、陈瀛洲、关冕钧、庄蕴宽、赵惟熙、曾彝进等15位议员为审查员，审查通过。接着，袁又咨请将优待清室条件增入约法。议长复指定：宝熙、那彦图、阿旺根、敦江曲达、结噶拉增、夏寿田、刘心源、贾耕、严天骏、王世澂、王祖同、王树棚、梁士诒、秋桐豫、邵章等15位议员为审查员。决议将前两案并案起草。
新约法于民国3年4月29日开三读会，当然通过，咨复袁总统公布。这个新约法内容共有10章28条，把《临时约法》中总统权力扩大，如：“大总统为民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大总统为行政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大总统得颁给爵位、勋章。”这些规定不仅取消了国务院和内阁总理，同时把代替内阁的国务卿成为附属品。
新约法还规定立法机关采取一院制，除立法院外，另设“参政院”为总统咨询机关。立法院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均由约法会议制定。立法院未成立前，由参政院代行其职权。关于宪法问题，参政院成立后，推举参政10人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完成宪法起草工作，经参政院审定，由总统提交国民会议议决后公布。参政院和国民会议组织法均由约法会议制定，参政院参政由总统直接任命，国民会议由总统召集及解散之。
在讨论新约法过程中，满场都是唯唯诺诺，只有一个议员提出反对，他是张其锽。张是广西桂林人，字子武，进士出身，清末曾在湖南任南武军统领，和谭延靦私交甚笃。他反对总统有颁给爵位之权，因为这样的总统太像皇帝了。他的意见才一提出，就受到全场的嘘声，他乃拂袖而去，不提辞职和请假，就跑回南方。这一来，吓得他的保举人李经羲上呈自请处分，袁在呈文上批了“追赶回京，交部议处”八个字。
新约法颁布后，国务院正式撤销，代替国务总理的是国务卿，国务卿只是总统属下的一个办事人员，这和内阁总理的地位大为悬殊了。国务卿一词是从美国官制中搬来的，并且是日本人翻译的官职，本来就似通非通，可是，袁对这个“卿”字很感兴趣，因为卿和皇帝接近，正好移花接木。
民国3年5月1日，约法公布的当天，袁下令撤销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立政事堂，派徐世昌为国务卿，以孙宝琦为外交总长、朱启钤为内务总长、周自齐为财政总长、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章宗祥为司法总长、梁敦彦为交通总长、汤化龙为教育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这张名单的主要部门仍是熊内阁的人马，只留了两个冷衙门位置给进步党。徐世昌被呼为相国，政事堂设左右丞各一人，以杨士琦为左丞，以徐的旧僚属钱能训为右函。派张一廏为政事堂机要局局长。又设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派荫昌、王士珍、萨镇冰为办事员。总统府秘书更名为内史，秘书长梁士诒去职，改任税务处督办，由副秘书长阮忠枢升任内史长，曾彝进及王式通为内史副长。
这样改革，把内阁总理变成了总统的“承启处”。
梁士诒离开了总统府，但他进一步抓住了全国税务，所以他还是一个有实力的人。最难过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政治会议议长李经羲，他到北京来，就是为了要作国务总理，想不到如今落了空；一个是以新朝宰相自居的杨度，他满以为自己是袁袖中的新人物，不料袁却选了旧古董，把徐阁老从遗老博物院请出来，使他一场春梦惊醒了。原来他在总统府中，袁指定纯一斋为他下榻处，以便秉烛夜谈，自徐拜相后，杨就绝足不入公府，以折柳章台自遣。
其实，袁的总统制不待约法颁布便早已施行，在民国2年前，总统府官制，除秘书厅外，有护卫提调处、军事处、外务处、财政处、总稽核处。民国3年起，改为秘书、承宣、军事、交际、顾问五厅和侍卫处。各厅职官有所谓“监”、“少监”、“丞”、“郎”、“舍人”、“参议”种种。有的属于名誉职，顾问月薪自800元至数千元，咨议则三五百元。
在总统府挂名的，有清朝旧官僚，有民国卸任的官吏，有奔走南北的时髦政客。袁以网罗人才为名，以为可使天下英雄入彀。这些“人才”越积越多，袁自己也记不起有多少。当时北京报纸上对此曾极尽讽刺之能事，议会亦有：“请将府中官制提交议会审查”一案。
约法会议以：“春秋著大一统之文，孟子垂定于一之训”作为施行总统制的论据，这也只是矫言强辩罢了。
他在二次革命用兵时，得心应手，自以为用武力统一了中国。迨军事告一段落，便在政治上使用压力，迫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最后解散国民党，取缔了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这一切在当时看来，是既毒辣又凶狠的手段，北洋方面的人大家互相赞诵袁不愧是个角色，手狠心辣。其实这正是袁自掘坟墓的开始，因为在当时的政治主流，毫无问题把握在领导革命推翻清朝的国民党手中，袁如此对待国民党，完全是逆天行事，是政治的逆流。逆流虽能汹涌，却经不起考验，因为如果袁一直和国民党互相提携，互相激励，以国民党的主义为政治主流，袁的北洋实力为安定力量，则民国初年便不会那么扰攘不安。有国民党在，袁便不敢太为所欲为，总有点投鼠忌器，后来的筹安会和洪宪帝制便不会上演，袁也不会悲惨地死去，所以后来的一切，都是因为袁走错这一步而开始的。
袁的解散国民党，在当时来说也极失民心，当时北京有一家报纸批评得最为恰当，它说：
“解散国民党的命令，是以攻克湖口炮台时所得的证据为其根据；事情经过数月，政府为何置而不问，迟至今日始行宣布？现任总统是由这些谋叛议员选举而产生的，议员资格既被停止有的唯物论者和彻底的唯心论者（如黑格尔）都肯定思维与，总统资格是否仍应存在？”
一个人最怕一步走错，譬如着棋，一步之差，全局皆输。袁世凯这时的作为完全相同，当他解散国民党以后，国民党籍的议员也被取缔，根据他的命令，议员缺额应由各省候选人递补，但是袁这时已感到国会是个碍手碍脚的东西，留下仍是一害，索性一不作二不休，让国会在人数不足情形下解体。所以他虽然明令各省递补，同时却暗中指示各省当局无庸完成递补手续。在这点上还有一点内幕，当第一届国会议员进行选举时，国民党在全国各省占了极大优势，国民党党员不仅在当选人中占了多数，就是在候选人中也占多数，现在如果要以候选人递补，国会中仍是国民党人占多数，如果取消国民党候选人的递补资格，则将造成无人递补的现象，还不如各省根本不办理为佳。于是国会就在法定人数不足的情形下无法开会，袁世凯在解散国民党后，使国会自然解体而企图以政治会议来代替。
政治会议原是袁容纳许多有地位无官职又不是国会议员的政界人士，性质有点非驴非马，可是在袁决心扼杀了国会后，政治会议就派了用场。
政治会议的组成，是由总统派十人，国务院派四人，各部每部派一人，各省每省派二人合组。袁所派的是：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蔡锷、宝熙、杨度、赵惟熙、饶汉祥、杨士琦、马良。最初拉法格（PaulLafargue，1842—1911）法国和国际工人，袁拟指定杨度为政治会议议长，顾鳌为秘书长，不料正要发表时，袁的一个老朋友李经羲到了北京。李经羲是清朝末年领衔各省督抚，联名奏请提前立宪并召开国会的主角，袁自己出身督抚，对于做过清朝督抚的人看得最重，所以李一到北京，袁就把已经发出派杨度为政治会议议长的命令收回，改派李为议长。
民国2年12月15日，政治会议议员69人，在新华门集合，由内阁总理熊希龄、内务总长朱启钤导入中南海居仁堂，恭谒袁大总统。当天下午，政治会议就在北海团城承光殿举行开幕典礼。议长李经羲在开幕词中，把政治会议的性质加以描述，他说：“现在所注意的是人治，而未到法治时期……本会之产生并无成规可按，所以性质上只是一种咨询机关，有同意之权，而实行之权则在政府。……大总统只以救国为前提，不存丝毫政见，我们虽不能代表国民，却也有我们应尽的天职。”
这时，国会已无开会可能，于是，粤督龙济光电请袁世凯，要求以政治会议替代国会。接着，由黎元洪领衔的19省军民长官也联名发表了一个主张解散国会的通电。在这通电内，黎等要求解散国会的理由是：国会开会七阅月，毫无成绩，所以应该把残留的议员解散云云。
袁根据上面两电，咨询政治会议取决可否，以便实行，同时提出了所谓救国大计案，该案包含资遣国会议员回籍和增修约法案两事。他的理由是国会既因人数不足原方法、数学方法、系统方法等）的适用性及相互联系。4．，自身不能行使职权，而增修约法案前已提交国会，乃国会一搁再置，所以现在提交政治会议来讨论。
12月29日，政治会议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救国大计案”，议员们大家面面相对不敢靦然以立法机关自居，因此讨论不出结果来。最后决定成立15人审查会，推蔡锷为审查长，孙毓筠等为审查员，交由审查会去讨论。
民国3年1月2日，15人审查会开会，大家仍然认为这是两个难题，不容易做出文章来，但又不能交白卷，因此建议政府，对增修约法问题，另设“制法机关”进行讨论；至于解散国会问题，决议建议政府，国会议员应即停职，给资与否由政府自决，回籍与否由议员自决。元月10日，政治会议就根据审查会的意见，呈请袁总统采择施行。同日，袁根据政治会议的第二个法案，下令解散国会。
袁既有了御用的机构“中央政治会议”，同时根据政治会议的建议，于民国3年1月10日下令停止两院现有议员，这样一来，国会遂完全解散。这个解散国会的命令如下：
“……本月十日，据政治会议呈称，本案前奉大总统咨询命令，系据兼领湖北都督事黎元洪等铣电之所请求……综其纲要，约有两端：第一则请修正宪法，而以拘文牵义为戒；第二则请资遣议员，而以扶持国本为宗。凡此所陈，具征远识。惟原电修正宪法一节，经本会议详细讨论，佥以民国宪法，尚未制定公布，自无修正之可言，若谓宪法未施行以前《临时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该原电所称应行修正，即指约法而言，则应于大总统咨询修改约法程序案内，另行议复，其对于国会现有议员给资回籍，另候召集一节，本会议意见，以为原电所陈，不无可采……方今国势岌发，改良国会组织，几于异口同声，兼之本届国会分子，既以乱党嫌疑，多数议员资格一律取消，人无半数，递补需时，虽前奉大总统命令，曾饬内务总长查取本届合法候补当选人，如额递补，以重国会等因；内务总长亦经饬由筹备国会事务局遵办。现据河南等省选举监督电陈递补补选各项碍难情形，奉交本会议并案讨论，本会议细核原电，自系实情。夫以现有议员，既不足法定人数，而候补议员，又难于克期递补，是我国民所恃以为运用共和政治之国会，目前决不能行使职权，少数议员，即无到院之必要。……至大总统取消乱党议员，前次命令，业已声明，系为挽救国家之危亡，减轻国民之痛苦起见，事非得已，诚具苦心。而各都督、民政长关心救国大计，尤注重于修正宪法，亦无对人关系之可言。现在国会组织不良，万不获已自求改善，此心既可共信，此希望必期速达，对此组织不良之国会，又事实上职权业已停止，何必于现有议员，虚示维系，以重违我国民渴望改良国会之公心？要之，我民国决不能无国会，国会组织，旦暮改定，大总统决不能不仍行召集，约法具在，无可怀疑；则今日即徇各省地方长官之请，明白宣布，使济济贤能议员，暂结残局，而养朝气，以待将来之结合，实亦无戾于救国精神，且可以促国会之再造，此原电之可采者一也。至就议员个人而论，自国民党议员悉经解散后，其余稳健明达之士，留则无职可尽，去则弃职为嫌，进退两难，身心俱苦，为国家爱重人材，岂宜如此！此原电之可采者二也。本会议全体决议，认原电所请另候召集一节，系属度势审时正当办法，应请太总统俯纳各都督民政长之议，宣布停止两院现有议员职务，并声明两院现有议员，既与现行《国会组织法》第十五条所载总议员过半数之规定不符，应毋庸再为现行《国会组织法》第二条暨第三条之组织。其现有议员既经停止职务，如何给资之外，或依据院法所定，或斟酌财政情形，应由政府迅速筹划施行。至现有议员停止职务后，是否回籍，可听其便，政府毋庸问及。本会议讨论至再，全体议决等情呈复前来。除令行外，为此布告我国民：须知改良国会，关系共和政治之前途，非常重大，该会议原呈各节，既于尊重国会之本旨，再四声明，一俟厘订组织各法及选举程序以后，政府自必切实进行，依法召集，以慰我国民喁喁望治之心。我国民休戚与共，素有同情，切勿轻信浮言，贻误大局，本大总统誓当力谋政治刷新，克期以待最良国会之出现，我国民其敬听焉！特此布告。”
袁既然解散了国会，索性一不作二不休，于民国3年2月3日停办各地方自治会，其理由是：甘肃、山东、山西、湖北、河南、直隶、安徽等省民政长电呈，各属自治会，良莠不齐，平时把持财务，抵抗税捐，干预词讼，妨碍行政。热河都统姜桂题电称，承德县头沟乡议事会私设法庭，非刑拷讯。湖南都督汤芗铭电称各级自治机构平时弁髦法令，鱼肉乡民，无所不至；山东民政长田文烈电称栖霞县乡民因自治会私受诉讼，滥用刑罚，集怨酿变；浙江民政长屈映光电称浙省自治会侵权违法。着各省民政长通令所属，将各省现设之各级自治会立予停办。2月28日更下令解散各省议会。
这时的袁世凯，简直是为所欲为，得心应手，于是着手修改《约法》，实现总统制，延长总统任期，并制订《治安警察法》，以箝制人民言论之自由。袁所冀望的中央集权，元首独裁，在这时可说是完全告成了。
这一时期，袁特别强调总统制的有利于国家；逢人便诉苦，苦于总理制和议会权力太大。袁口头上常这么说：“现制总统、总长、都督为三级制，共有三总，实在太滞隔了。”中华民国驻比公使汪荣宝向袁辞行时，曾沉重地向袁进言，要求袁勿行总统制，而行内阁制，他的话说得很委婉，他说：“总统制最大的缺点是事事要总统首当其冲，今日办事十九难如人意，倘总统当国，则一切怨尤都集于总统一身，九十九样事办好了，有一样不好，亦会被人咒骂，不如仍行总理制有个回旋余地。”袁微笑着说：“不然，过去一年的情形恰恰和你说的相反，我们不是一直行的内阁制吗？可是只听到讨袁之声，并听不到讨唐（绍仪）讨陆（徵祥）讨段（祺瑞）讨熊（希龄）。”袁的这番话可说是强辞夺理，讨袁不是因为总统制或内阁制问题，是因为他主使暗杀宋教仁。以此作为借口，实在是非常不通的。
走上独裁之路也要做点手脚，因此在3年1月26日颁布了约法会议的组织条例，3月18日组成约法会议，以孙毓筠为议长，施愚为副议长。袁亲临主持开幕，并致颂词。约法会议是政治会议的化身，其性质仍是咨询机关，总统得派员出席会议，并发表意见，但不得参加表决。约法会议的决议，经总统同意，得公布成为正式法律。
民国3年3月20日，袁向约法会议提出增修约法案，他在这个提案中，把“建设民国”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期为增修约法时期，后一期为制定宪法时期。袁的私心是既要撕毁《临时约法》，又不愿产生一部宪法，而想由自己创造的新约法作为代替。袁所提出的七个增修大纲，有：（一）总统得宣战媾和，与外国缔结条约，无庸经参议院之同意；（二）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任用国务员及驻外使节，无庸经参议院之同意；（三）实行总统制；（四）宪法由国会以外之国民会议制定；（五）关于公民权之褫夺与恢复，总统得自由行之；（六）总统有紧急命令之权；（七）总统有紧急处分财产之权。
约法会议将此案列入议事日程，先付审查，由议长指任马良、那彦图、严复、王揖唐、王邵廉、邓镕、王丕熙、傅增湘、许世英、李湛阳、陈瀛洲、关冕钧、庄蕴宽、赵惟熙、曾彝进等15位议员为审查员，审查通过。接着，袁又咨请将优待清室条件增入约法。议长复指定：宝熙、那彦图、阿旺根、敦江曲达、结噶拉增、夏寿田、刘心源、贾耕、严天骏、王世澂、王祖同、王树棚、梁士诒、秋桐豫、邵章等15位议员为审查员。决议将前两案并案起草。
新约法于民国3年4月29日开三读会，当然通过，咨复袁总统公布。这个新约法内容共有10章28条，把《临时约法》中总统权力扩大，如：“大总统为民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大总统为行政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大总统得颁给爵位、勋章。”这些规定不仅取消了国务院和内阁总理，同时把代替内阁的国务卿成为附属品。
新约法还规定立法机关采取一院制，除立法院外，另设“参政院”为总统咨询机关。立法院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均由约法会议制定。立法院未成立前，由参政院代行其职权。关于宪法问题，参政院成立后，推举参政10人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完成宪法起草工作，经参政院审定，由总统提交国民会议议决后公布。参政院和国民会议组织法均由约法会议制定，参政院参政由总统直接任命，国民会议由总统召集及解散之。
在讨论新约法过程中，满场都是唯唯诺诺，只有一个议员提出反对，他是张其锽。张是广西桂林人，字子武，进士出身，清末曾在湖南任南武军统领，和谭延靦私交甚笃。他反对总统有颁给爵位之权，因为这样的总统太像皇帝了。他的意见才一提出，就受到全场的嘘声，他乃拂袖而去，不提辞职和请假，就跑回南方。这一来，吓得他的保举人李经羲上呈自请处分，袁在呈文上批了“追赶回京，交部议处”八个字。
新约法颁布后，国务院正式撤销，代替国务总理的是国务卿，国务卿只是总统属下的一个办事人员，这和内阁总理的地位大为悬殊了。国务卿一词是从美国官制中搬来的，并且是日本人翻译的官职，本来就似通非通，可是，袁对这个“卿”字很感兴趣，因为卿和皇帝接近，正好移花接木。
民国3年5月1日，约法公布的当天，袁下令撤销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立政事堂，派徐世昌为国务卿，以孙宝琦为外交总长、朱启钤为内务总长、周自齐为财政总长、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章宗祥为司法总长、梁敦彦为交通总长、汤化龙为教育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这张名单的主要部门仍是熊内阁的人马，只留了两个冷衙门位置给进步党。徐世昌被呼为相国，政事堂设左右丞各一人，以杨士琦为左丞，以徐的旧僚属钱能训为右函。派张一廏为政事堂机要局局长。又设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派荫昌、王士珍、萨镇冰为办事员。总统府秘书更名为内史，秘书长梁士诒去职，改任税务处督办，由副秘书长阮忠枢升任内史长，曾彝进及王式通为内史副长。
这样改革，把内阁总理变成了总统的“承启处”。
梁士诒离开了总统府，但他进一步抓住了全国税务，所以他还是一个有实力的人。最难过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政治会议议长李经羲，他到北京来，就是为了要作国务总理，想不到如今落了空；一个是以新朝宰相自居的杨度，他满以为自己是袁袖中的新人物，不料袁却选了旧古董，把徐阁老从遗老博物院请出来，使他一场春梦惊醒了。原来他在总统府中，袁指定纯一斋为他下榻处，以便秉烛夜谈，自徐拜相后，杨就绝足不入公府，以折柳章台自遣。
其实，袁的总统制不待约法颁布便早已施行，在民国2年前，总统府官制，除秘书厅外，有护卫提调处、军事处、外务处、财政处、总稽核处。民国3年起，改为秘书、承宣、军事、交际、顾问五厅和侍卫处。各厅职官有所谓“监”、“少监”、“丞”、“郎”、“舍人”、“参议”种种。有的属于名誉职，顾问月薪自800元至数千元，咨议则三五百元。
在总统府挂名的，有清朝旧官僚，有民国卸任的官吏，有奔走南北的时髦政客。袁以网罗人才为名，以为可使天下英雄入彀。这些“人才”越积越多，袁自己也记不起有多少。当时北京报纸上对此曾极尽讽刺之能事，议会亦有：“请将府中官制提交议会审查”一案。
约法会议以：“春秋著大一统之文，孟子垂定于一之训”作为施行总统制的论据，这也只是矫言强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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