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和议员担当了总统选举的主角，因此在总统未产生前，议员便奇货可居，自高身价。而拥曹派为了要完成选举曹锟为大总统，自然需要拉拢国会，于是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就成为当时的关键人物。
吴景濂有他个人的打算，他有意包办大选，同时争取在曹锟政府中任国务总理；退一步说，做不到国务总理，曹锟也会给予相当的酬报。不过拥曹派认为吴有借机勒索的企图，所提条件是瞒天喊价，难于答应，可是又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因为在大选工作上非依赖吴不可。
在大选问题短兵相接时，有许多议员真是丑态毕露。自从所谓议员任期延长后，加上大选又逼于眉睫，因此个个兴高采烈，眉飞色舞。而当时所注意和关心的问题就集中于选票的票价。和票价有连带关系的是付款的办法，因为卖票的怕投了票拿不到钱，买票的则怕付了钱议员们不投曹锟的票；而票价的多寡也因人因事而异，同样是一个议员，同样是一张票，可是喊价不同，卖价不同，成交也不同。至于付款是现款抑支票？支票是即期还是远期？出票人是谁？银行是哪一家？都是争论的问题。
9月12日第一次选举会召开，由于人数不足而流产。因此津派保派和国会中的大选派都慌了手脚，忙做一团，不知如何是好。13日晚小麻线胡同一所讲究的住宅中，大选派议员召开了紧急会议阶级社会里，成为剥削阶级麻醉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讨论如何促成大选问题，当时商订了几个办法：
（一）遣人分头疏通议员，由常会再定选举日期；
（二）电请各省督长，推定各该省国会议员一二人为代表，负责拉拢各该省代表出席；
（三）决定出席才发给出席费；
（四）津保两派所分别接洽的各政团，应采取刚柔相济的手腕；
（五）分派代表秘密南下，运动反直派中坚人物，予以特别待遇之条件，除了金钱上的承诺外，还答应政治上的优缺；
（六）如果以上各点进行无效，则准备出最后一途，修改《大总统选举法》。
同时，津保派还在甘石桥114号俱乐部举行秘密会议，讨论投票议员付给票价方法。大多数主张在出席大选会的上午付款，议员收到票款后即麇集在一处，午后同乘汽车径赴国会投票。
贿选投票，票价初步确定5000元一张，所以付款办法如何是很重要的。投票者怕白投这一张“神圣”的选票，而付款人又怕议员拿了钱不投选票。这个问题可以说很小，亦可以说很大。据12年9月20日《北京报》专讯报导内幕说：
“各报连日记载甘石桥博物馆日夜集议情形，多有出入。记者昨特走访中立派某参议员，所得答述一一从耳闻目睹中来者，洵属至确至近之真象。爰照录以供众览：
某参议员之言曰：外间所说某日某处会议，某等实无所见闻。甘石桥梁宅每夕均有百数十议员，车马全集，所谓筹备主任王、熊、边等，亦每夕必到。惟若辈除吞云吐雾，呼卢喝雉外，（甘石桥梁宅供客烟具共有二十余盘，麻雀扑克等赌具更多至不可胜数，每夕输赢多在一万金以上，可谓豪赌矣。）并无其他协议事件之可言。有之则自十六、七两日晚餐于袁家花园始。此两日所延请者，皆保派所认为可以帮忙之议员，每夕分邀四五十人。而余适于次夕与会，是晚供具极菲陋，座客几不能下箸，且有蹙额者问有余菜否？庖人则以菜罄对，众遂一哄而起。聚谈时，熊炳琦首发言谓今夕商榷之事有二：
（一）则请大家分担责任。（二）则我辈办事人尽酬报之力是也。关于第一项应请各省负责，诸君实行联络能出席大选分子，事前开列名单，临时劝告如约出席。至报酬一节，不妨推开后壁说亮说，每人赠送五千元。其手绩则拟用银行存折，由受款人用一图章作为存款取款之据。惟该印鉴不存于银行，而存于我辈办事人手中，待选举有结果，办事人将各印鉴送与银行，各人存折上再盖同一之图章，即可赴行取款。现请先由各省负责，诸君分头约集同情者，分组联合，每组将印鉴汇齐送来，则事毕矣。
言至此，王孝伯乃起为补充之言曰：外间谓弟辈办事内部意见参差，皆系反对者挑拨作用，请诸君不必误信流言。惟熊省长所述办法，其中有应补充者，第一大选日应由各组首领邀集该组分子午餐，餐后即同乘汽车入场出席投票。各组首领所用之饮食车马等费，自当如数拨付，断不令负责人亏累。第二存款拟指定直隶省银行，照银行惯例，本系先付印鉴，现将印鉴暂存办事人手中者，因期在成功后照付，万一初次未得结果，不得径取故也。至各组人数，并不必限定多少皆可。至此王兰亭又起而言曰：时机紧迫，希望于中秋节前开选，请于二十日晚再集会于此，汇报各组名单印鉴，以便进行。
来宾中吴莲炬起而发言，谓存款仅指定直隶省银行数目太巨，恐不可靠，如能分存数行，更为周密。钱崇恺则曰：兄弟是直隶人，知直隶省银行最悉，该行为直隶财政总汇机关，担负有余，断无意外，请大家放心云云。其时熊、王等已离座，与各私人酬答。所谓大选筹备之会议，乃又了一幕矣。
二十日晚又在袁家花园宴集，斯夕之会，原为汇集各组员名单，暨各受款人印鉴而设，在大选派方面观之，关系应极重要，乃迟至七时许，来宾仅有半数，而被邀之人，亦未闻有电话催促。熊润丞、王孝伯两人变未莅止。座中主人惟王兰亭、边洁卿二人，来宾问以各省报告如何？答以尚未齐集，稍待一二日等空语。并协议之形式，亦未举行。是则大选形势之阻窒不通，暨办事人之精神涣散，于此可以见矣。”
票价容易，只要决定一个数目；付款方法最难，谁也不信谁。舆论又故布疑阵，挑拨离间，9月23日《北京报》登载的专讯就有这种含意：
“大选派与罗汉团日日讲价，故近日报章中紧要之消息，无非‘钱’字问题。几把一座北京城闹得铜臭薰天，令人不可向迩。但总括虽为钱之一字，而分开尚有许多问题发生。如票价之为五千元、八千元、一万元各种之争执一也；先付现款，后行投票，或先行投票，而后付款，或付款一部即行投票，二也；各政团首领竞欲包办，而其分子则恐权利有垄断之弊，纷纷反对，三也。有此三种症结，故大选派虽渴望成功，仔团纵馋涎欲滴，亦只好暂忍饥渴，从长磋议。
日来表面上所传之先宪后选或宪选并进，虽空气甚形热闹，但一揭暗幕，无非在上述钱的问题之三种上做文章。王家襄等一派之变节，而有招致南下议员巧电之由来，吾人诚不能曲为之讳也。目下商略程度，大抵一、三两项或较易于解决，最难者厥为第二项之先行付款，与先行投票问题。盖其中不特原来在京猪仔之持为先决条件，即此次由南返京之议员，亦以此为惟一之着眼点。
记者昨晤由沪回京之某议员，质以回京之故是否因贪票价而甘冒猪仔之名？某某答复颇有质直，谓我等此来确是为五千元之票价，此亦不必为君讳。因若辈历年朘削，积产累累，如此傥来之物，非此绝无仅有之机会，又安能拔其一毫？惟我等有须声明者，即金钱可以罢，而猪仔实不可以做。此语在君初闻必以为奇，不知所谓猪仔者，因其甘于卖身而得名，若得钱不卖身，又安能谓猪仔？故我等决计五千元之款，不能不要，但因此而出席投票，则万万不可能。盖因得钱而卖身，不几自认为猪仔乎。虽此有类于过河拆桥，然取之于盗，不为伤廉。我等以为得钱是一事，投票又是一事也。我等预备金钱一到手，即当迁眷南下，即或被逼暂难离京，而外国饭店尚多，亦尽可为安身之地，将来仍当南下，贯彻初志，决不至因金钱而失身耳。即反直派方面，对于我等意旨，亦完全谅解，盖借粮于敌，此反直派之计划者也。当我等过津时，曾以此意商于反直派某某等，彼甚赞成。故我等之回京，实非变节云云。
记者按某议员之言，虽属牵强，然亦可知由沪返京者一般之真意，与反直派之策略矣。闻大选派亦有窥破此计划者，诚恐空掷金于虚牝，故力持先投票后付款之议。此点争执，恐无解决之望，而大选之前途亦从可知矣。”
10月4日《北京报》云：
“吴景濂与津保大选经纪人协议之结果，决定于五日开总统选举会。前日（一日）津保各经纪人特宴各省议员，将以到者之多少，定大选前途之形势。自下午一时起，至夜十一时止，每二小时一班，共分五班，各经纪人于事前曾直接或间接向各议员声称，此次与平常宴客不同，凡热诚赞助者，务望光顾，否则同人等实无法辨别诸公态度云云。故是日到会者，确达四百余人，为从来所未有。惟宴会席上，除由主人方面报告现拟办法及几句客套而外，并无其他特别情形可记。盖此次宴会目的只在点名，京中各通信社报告，谓有何种会议，并指明系晚间七时，按之真相，实不如是也。
支票自前日起实已开始发放每张五千元，支付银行共有三家，以打磨厂大有银行为最多。票上未填支付日期。三方约定，将来付款时，须由开票人补填日期，并加盖一图章，方能生效，而此项补填及加盖手绩，则必须在总统选出后三日履行，质言之，此项支票非总统选出，实即等于一废纸也。故各议员对此承受态度尚不十分踊跃，不信任保定者，谓此项支票并不足保障；信任保定者，则谓不必有此支票，到将来再行领款，落得做个慷慨云云。闻持此种态度者数不在少，外传谓领者已有六百余人，则大选派故造之空气耳。”
“票价问题，以多方之磋商，析为分团分省或个人直接三种，经甘石桥长安饭店等分头接洽，均已谈有眉目。前日晚间，即在甘石桥签发，闻到甘石桥领取支票者，截至昨晚有四百余人，其拨款之银行为大有银行、盐业银行等三家，签字为‘洁记’两字，支款数目及签名骑缝三处均盖有青色长圆木戳，内系‘三立斋’三字，有月份而无付款日期。闻普通者为五千元，其有特别关系者或一万元或七八千不等。今昨两日即已有人持此支票往大有、盐业等银行照票，以定真伪。持有此票之议员，莫不欣欣有喜色，而主持贿选的王承斌，连日亦密令直隶财政厅长金某解款来京，分储各行，以坚议员之信用。而一般脑筋灵敏之议员，以为前此提议原有储诸外国银行之要约，今皆改在本国银行，能否靠得住，此时尚未能作数。兼以前此直派密议，本有选举过后抹脸不认账，牺牲一二银行之传说。此种实行贿赂之支票，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状，将来能否作用，恐非至选举过后，不能明白也。”
贿选形势，在12年10月4日急转直下，这一天流会了44次的宪法会议开成，到会议员550余人，是自6月13日政变以后从来未有的盛会。由于宪法会议开成，4日下午吴景濂遂以总统选举会名义发出通告：
“启者，兹定于十月五日（星期五）上午十时开总统选举会，依法选举中华民国大总统，特此通告。总统选举会启，十月四日。”
550余人，与法定选举总统的人数尚差30人左右，不过大选派认为另外还有五六十人已接洽好，这些人只出席大选会而不出席宪政会议。
关于幕后的票价问题，由于王承斌等不分昼夜在安排，据说已在甘石桥俱乐部亲领或代领支票的，至4日中午，已有576名，尚有十四五人不肯领钱，这些人均为蒙古王公豪富，他们都不重金钱，而要官职。据说另有多人住在天津，因为反直色彩太浓，却对于5000元有兴趣；他们和大选派接头，准于开会当天到北京，投票后即领款，领款后即返天津，同时提出条件，不许将其姓名宣布。大选派乐观地估计，投票选举总统时，曹锟可得近600张票，预计超出583票之法定票数。
众议院为了选举总统会，大加整理，4日下午秘书处加班布置，象坊桥一带，军警和保安队加岗布置，警察且挨户通知悬旗，庆祝选举总统。秘书处并准备在选举会这一天准备1000份午餐茶点，以免选举人受饥渴之苦。至于安全方面，准备入场加以检查，不但旁听人员须接受检查，即议员中有问题的，也不客气，需要搜身。这当然是怕这个“堂而皇之”化了巨款投票的选举会发生炸弹案。
10月1日起，贿选的总部已经分别填送支票，有浙江籍的众议员邵瑞彭取得支票后，就把它印成正反两面，于10月3日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告发，请依法侦办起诉，并通电各省，揭露贿选经过，有贿赂的支票为证。北京的地方检察厅在直系势力范围内当然无所作为，可是这一个行动也足以打击大选，使之扫兴。
很多省份都对该省籍议员接受贿选支票的予以声讨，否认其代表身份，有的还宣布开除其省籍。
不过卖身的议员则笑骂由君，收款由我。
民国12年10月5日上午10时北京总统选举会召开成功。开会时间原定10时，可是议员们阑阑珊珊，到齐时已经11点52分。吴景濂宣布开会，报告签到人数计参议员152人，众议员441人，共593人。出席人数585人，已足法定人数。于是推定检票员16人，吴景濂并报告投票方法。下午2时正式投票，至4时完毕，当众点票，结果投票总数为590张，曹锟得票480张，获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其余得票人有：孙文33票，唐继尧20票，岑春煊八票，段祺瑞七票，吴佩孚五票，王家襄二票，陈炯明二票，陆荣廷二票，吴景濂、陈三立、张绍曾、张作霖、陈遐龄、唐绍仪、汪兆铭、王士珍、谷钟秀、谭延闿、卢永祥、李烈钧、高锡、符鼐升、姚桐豫、胡景翼、欧阳武、严修各得一票。还有废票12张，中有孙美瑶（临城劫车案的匪首，受招安后为旅长）一票，“五千元”一票，“三立斋”三票。
关于这一幕丑剧，北方报纸曾有详细记载，特抄录如下，以存真实：
十月六行《北京报》云：北京之总统选举会，经王承斌、吴景濂等极力拉拢之结果，昨日（五日）居然开成。曹锟以四百八十票之大多数（投票总数五百九十），于金钱支配下，裒然当选。以视民元之袁世凯，民五之冯国璋，均经决选，始能产出，尤为生色。金钱之魔力，诚可畏也。四日之夜，甘石桥之大选筹备机关，通宵达旦，活动不休，夜分门前犹有汽车六百余辆。该俱乐部中原有五大客厅，卒以来者过多，几无立锥之地，喧闹终宵。支票计发出六百零数张，而大选派对于人数一层，始略为放心。五日晨内外城各大街商铺，即由警察挨户勒令悬旗庆祝。顺治门内外，十步一兵，五步一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国会街一带，警备尤严。众议院门前有营帐数座，是为军警休息之地，制服军警约有五六百人之多，私服暗探数亦如之。众议院围墙以外，配置军警侦探之数，亦不亚于门前。军警当局如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等，均亲自莅场，指挥监督，足见特别郑重。旁听席中，亦有侦探数十人，往来监视。而女旁听席中，亦有女侦探，殊不能不令人叹服其戒备之周到也。
吴景濂为大选元勋，又为选举会主席，昨晨八时半左右，即驱车疾驰到院。沿途军警举手为礼，吴微点头致意，其得意之色，虽车如闪电疾驰而过，犹令路人一望而知之。车旁附有警卫，自不至发生意外。吴到院，首命秘书厅查点今日有无请假议员，有者即以专函派人往迓，不来则又以同乡或同党热心大选之议员，专诚奉邀。吴之苦心，亦足以报曹锟特达之知矣。
昨日旁听者之限制及搜查特严，入门者必得介绍议员对面，始准进入。男女来宾共约一百余人，议场东首操场搭盖席棚四间，为旁听者休息之所，唯人多地狭，鹄立院中者不少。旁听者既入门便不能再出，故过午餐者，由院供给面包，以备充饥。按照规则在开票以前绝对不许旁听，其早晨到者直至下午三时始获入旁听席，未免太无聊矣。……
昨日签到人数五百九十三人，实超过前日在京人数，其原因实由前晚（四日）由沪赶来者四人（本有十八人到天津，被截十四人）；昨午由津乘汽车赶到者，又有十五人，闻此十五人先至“大中”公寓与直系要人接洽后，即到院出席。依前数日形势观之，出席人数似不至如此之多，嗣经调查结果，始知此次拆台最力之政学会议员竟有暗中北上投票者，而主张先宪后选之宪法研究会议员亦多临机应变，弃宪言选，故出席者得超过法定人数十一人；又在京议员确实未出席者有五人，王家襄、刘以芬、黄元操，其余赣籍二人，邱珍、符九铭。又有周大烈者虽辞未准，亦未出席。王家襄因外间攻击甚烈，故特缺席，以示避嫌。黄元操则以“心痛”二字请假，语颇隽妙。刘以芬之请假书原文如次：“敬启者，先宪后选，为弟夙所主张，曾经布达，谅蒙垂察。迩者宪法会议已开成，地方制度，经过二读，果能更尽一二日之力，至少亦可将重要部分，完全告成，然后再行定期大选，岂不两全其美。乃偏急其可缓，致使垂成宪典，不免稽延，万一他日又生波折，谁尸其咎？弟以根本主张不符，本日选会，未便出席，特此陈明，敬祈鉴及。此上主席大鉴。刘以芬谨启。”
吴景濂于选出曹锟为总统后，当晚即以总统选举会名义，咨达高凌霨等，其咨文云：“总统选举会咨，十月五日，本会依大总统选举法开选举会，举行大总统之选举，列席人数五百九十人，曹锟得四百八十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相应咨请摄政国务院查照可也，此咨摄政国务院。”
同时又致电曹锟报告，原电云：“万急，保定曹大总统鉴，本月五日上午十时，依大总统选举法开总统选举会，举行大总统之选举，列席人数五百九十人，公得四百八十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除即日由本会赍送当选证书外，先此电告，总统选举会歌印。”
一面并以个人名义，偕同张伯烈驰电致贺，以示殷勤。其电文如下：“万急，保定曹大总统鉴，十月五日，依大总统选举法举行大总统选举，我公依法当选，中外腾欢，万姓仰戴，永奠邦基，造福民国，谨掬诚申贺，顺颂钧安。吴景濂、张伯烈叩。歌。）
五日选出曹锟为总统后，高凌霨等即于下午六时在国务院开紧急会议，议决三事：（一）以国务院名义，将新总统当选票数，通电各省区知照。（二）推袁乃宽代表全体阁员，赴保定欢迎新总统。（三）责成内务部筹备新总统就职典礼。又公府指挥处、侍从武官处及礼官处官兵人等，计共一百余名，昨晚已会同外交部，预先选定娴熟各国言语文学之参事司长，乘专车赴保，欢迎曹锟入京就职，并招待贺客，吴景濂亦定日内亲赴保定，致送当选证书，并向曹锟表功云。
同日《北京报》又云：昨日总统选举居然成会矣，曹锟居然当选矣。预制之证书以蜜色绫为边，古锦为套，以桐木为匣，居然于今日上午从两院秘厅选一好书手，敬写曹名，定于晚间送保矣（一说吴亲往，一说张伯烈往，现尚未决）。大选筹备人已邀约各代表，今晚赴保欢迎矣。昨日阁议决定各部院各派一二人，会同礼官处筹备的职典礼矣，曹之喜可知，直派之喜可知，而反直派拆台派数月之忙，未免目前暂告失败，今日直派机关各报特别标明合法当选，盖意欲以此四字抵制反对派也。
此事之急转直下，盖有两因：（一）奉浙西南通电已出，筹备诸人认定不疾速办好，则夜长梦多，将有变局，必赶于数日内做成。（二）吴佩孚勘陷两电，反对众院延长任期，其中扼要之语，即谓双十节前合法当选，可无话说，一过双十节不必选举。高吴诸人本以延任事请示保洛，原不欲公布，而吴氏两电则反有促成之作用。一可以公布延任，为如期选举之交换品。故四日午间议员方面包围催促，而次日选举亦同时确定，此中交涉，吴景濂而外，骆继汉之力为多。二因吴氏谓过双十则不要选，津派诸人遂认双十以后吴氏别有办法，彼等筹备之功，将付流水，不可不赶紧办好，以间执吴口，此三十日以后，红罗厂、大甜水井、小麻线胡同、兵马司迭次密商之结果，而于甘石桥见之实行者也。
谚云“有钱能使鬼推磨”，矧在见金夫不有躬之议员，派人南下拉人，又加以苏督之协助，当然议员多有北上者。票价名为五千元，然实为起码数，有八千者，有一万者，所签支票，自邵瑞彭举发之大有银行以外，有盐业、有劝业，并闻有特别者则为汇业麦加利之支票。所签之字，洁记（边洁卿）以外，尚有兰记（王兰亭）、秋记（吴秋舫）、效记（王效伯）等。本月二三两日，颇有议员持票至银行对照者，然自邵瑞彭举发，而三四两日之夜，甘石桥大着忙，将前发支票收回，另换其他式样之票，以不示人不漏泄为条件，且闻已书明日期。至于昨日上午，直派议员四出拉人，亦有付现者，又有五千元以外增价者，并闻对于前拆台而昨出席之议员，许以投票自由，票价照付。而两院员役，由秘书长以至打扫夫，各另给薪工两月，由吴景濂发出，共八万元，以为犒赏，此贿选之大概情形也。
昨日选举会之表面情形，各报已载，兹不赘。但此外有可述者，则北起西单南至宣外大街，三步一警，五步一兵，又有整队巡行之保安队。象坊桥则自东口至西口，军警夹道排队，上午十一时后，即断绝交通，非赴会者不许通过。城堞上遍立了望之兵，众院门前，遍张天幕，无论议员参观人，均准入不准出，入必搜检，女宾用女探为之，惟公使阁员及保津要人不搜。对于议员则备餐两顿（实只吃一顿，因四时半已毕也）。并在众院隔壁之“大中”公寓，设烟榻四，烟枪八，有瘾议员得向吴景濂领通行证，于军警监视之下往吸，而“大中”公寓则除吸烟外，更有一大关系，即甘石桥长安饭店之机关，临时移设其中，阁员全体、津保要人全体，自上午九时始，即至其中，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也。
昨日之会，与四日之宪会，连属而来。四日宪会已于二日议定，由议员二十三人分头请不出席者到会，且于出席者，每人给额外津贴二百元，故四日得以成会。昨日暗约不定时开会，足数为度，计包雇汽车数十，有人于午前八时过石驸马大街三号门首，曾见停有三辆，即吴莲炬等拉客之车，十时以后，分头拉人，计临时出发者三十余，各拉一二人回。出时吴景濂亲签通行证，其事由为请人二字，以愚所闻，曾大索王家襄、符鼐升不得，郑人康于午后二时车载盛时、陈家鼎二人来，而抱病之张佩绅、廖宗北、梁善济、易宗夔、则以榻舁至，易不能入场，即持票至场后请其自写，此拉人之情形也。
签到人数，六百有零，出席者五百九十，此中有无不实不尽，非局外所能知。吴景濂于甫散会时，即嘱将签到簿密锁柜中，严戒秘厅人员不许漏泄，签到处及会场执事职员，均先期派定，未派者不许在侧，而签到处有许多大选派议员围绕之，有某议员语人，在场人数大约不缺，惟我于同院人之面目不尽熟悉，是否一一正身，则不能出结云云。签到处曾哄数次，参众各有蒙古议员一人，非其人本身，经某蒙古议员指出；山西议员某到，亦经人指出非本人；江西某议员代同乡邹某签到，亦经同乡指出。自彼等言之，可谓异常认真，然此外有无未指出者，则不敢知矣。
昨日之未出席者，《晨报》所载为王家襄、黄元操、刘以芬及赣籍二人（其一即符鼐升），但闻王正廷、张我华、焦子静等亦未出席，有苏齐运来之议员三十四人，由浦口特挂专车，预定四日夜一时半到京，但专车到津时，下车者三十人，迄昨晨未来。闻其中苏籍议员杨择、朱溥恩中途脱逃，此逸话也。反直派之活动，昨已无所闻，然前日尚有四千六百元代价之说，但闻拆合之运动者昨固未出席，而连日受暗探之监视甚烈，昨日东交民巷各口，均排列军警，华人出入，异常注意，意者台之不能拆，其以此乎。
至于会场之检票员，则大有问题，议员人名之签筒，吴景濂特派专员数人司之，密藏议场后圆楼中，昨日由众院秘长郑林抽签，其抽出者皆大选派要人，绝无南下复归者。惟曾抽出参院吕志伊、众院李肇甫，其人皆不在京，改派两人仍大选派重要分子，说者谓此中大有手法也。检票之时，十六人围守，他议员不得上前，废票十二张，内容更无能窥见者矣（十月六日下午一时）。
同日《北京报》大选拾零云：大选形势经经纪人之拚命奋斗，一部分拜金议员贸然来归，自命制宪派诸人亦牺牲主张，于四日宪会告成后，当晚即下苦功，召集各政团会议，决定翌早（五日）十点钟大选。一方面发出通知书，一方面鉴于前次流会，更漏夜为缜密之布置，东西车站及各紧要道口，因防议员出京起见，四日宪会散后，即分布便衣军警防阻，是晚及次早，曾有少数议员欲微服离京，均被截回。众院附近更张天幕六个，院内外均加临时汽灯，准备日以继夜，非达到目的不已。大选当局与摄政阁员复包赁众院左侧大中公寓，组设大本营，临时安置电话多具，议员方面除特种关系者自由出席外，其他即由有关系之议员暨军警各一，乘汽车分途为拂解式之迎接，自十点钟以至下午一点钟，汽车尚满街飞跑，好在预约之安系议员袁振黄等十余人，适于是时乘汽车赶到，（此辈约定投票领款后，即行离京，不宣布姓名。）然一次两次延长时间，仍不足法数，又为最后之搜索，虽病人亦用软床抬入院内休息室，其中凡属著名之反直派，迎到后必令先入大本营，与大选当局见面，略谈数语，而后入院，是殆当局要预留印记。然因此种种，直至下午二点半钟始凑足五百八十五人，宣布开会投票。是日本许人旁听，各界男女前往参观者尤众，新闻记者另有招待室，但在开票前既不许入场，又不准出院，议员诸人虽亦同被困在院内，究竟有午餐茶点，旁听人则只给两个面包果腹，正尔嗟我叹互怨触霉头间，会场宣布开票，旁听人乃纷纷入场参观。
昨日大选成功，固得力于金钱与手术，然反直派其初亦曾准备最后之拆台，东交民巷之六国饭店，御河桥旁之北京饭店，均设有机关。自六千元开盘以至一万元收盘，并先付半数现款，议员前往交易者，固多至五十余人。然以前历次宪会拆台用款既多，临时后方接应未曾赶到，且以直派用意甚深，直至前晚始发通知书。一方又复扬言将展至八日大选，以是大受影响。第一批交易之三四议员，虽得着实惠，后来者无以为继，乃为直派所罗致，大拆台计划，遂归失败。但据直派中人云，邵瑞彭骗得支票出头控告后，邮局检查员曾检出姚震、李思浩致邵一函，嘱令窃取大选议员名册，许以四万元酬势，当局闻此，拟据以加紧通缉姚李云。
又《字林西报》北京6日通信云：当大选之时，当局检查电报极严，防止描写实况之新闻漏出北京。凡有报告大选形势不稳及各方反对大选，各地军事行动，与夫行贿情形之电报，一概不准拍发。据多数人传说，邮件亦受同样检查，但犹未能证实，其他事务，当局亦无一不取防范手续，以求大选之最后胜利。
议员在未投票以前，无一付以现款，仅与以支票一纸，平均每人五千元，由各政团领袖经手办理，此等多数领袖，每人得一万元，但闻议员中之无能者，所得并有不满二千元者。据院秘书之说，不愿受贿之议员，亦有出席者，其数不满二十人。当选日之上午，拒绝受贿投票者甚众。乃选派人物以甘言诱惑，妇女借以劝诱，结果议员之由其妻妾女友带领到院者，计有数十人。院内外军警受吴景濂之指挥，禁止入院议员复行出院。据一议员言，大选经理人当时准备，如第一次投票，议员中有不依其办法投票者决以强力维持法定人数，至三十六小时之久，务使曹锟产出而后已。
至各车站方面，均密布便衣警探，凡议员欲于是时乘车离京者，则遽使人上前揪扭，诬以逃债，军警然后借端干涉，两造带入警所。至此乃由人向议员劝说，授以支票，用雇妥之汽车或马车，载往议院投票。是故院前马车汽车之拥挤，尤为历来所罕见。至有不愿直接得款之议员则以顾问等职饵之，昨日有参议员对记者言，其友曾绝对拒绝款项，其初态度甚为激烈，后因劝说结果，情愿受月薪四百元之顾问等职，放弃良心主张，当由双方约签条件，乃此议员竟开出七人姓名，均要求与以四百元月薪之顾问，谈判重复决裂，次日接洽者复至，仍直捷以五千支票作为投票之代价，该议员懊丧之余，欣然承受，而交易乃成云。
吴景濂有他个人的打算，他有意包办大选，同时争取在曹锟政府中任国务总理；退一步说，做不到国务总理，曹锟也会给予相当的酬报。不过拥曹派认为吴有借机勒索的企图，所提条件是瞒天喊价，难于答应，可是又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因为在大选工作上非依赖吴不可。
在大选问题短兵相接时，有许多议员真是丑态毕露。自从所谓议员任期延长后，加上大选又逼于眉睫，因此个个兴高采烈，眉飞色舞。而当时所注意和关心的问题就集中于选票的票价。和票价有连带关系的是付款的办法，因为卖票的怕投了票拿不到钱，买票的则怕付了钱议员们不投曹锟的票；而票价的多寡也因人因事而异，同样是一个议员，同样是一张票，可是喊价不同，卖价不同，成交也不同。至于付款是现款抑支票？支票是即期还是远期？出票人是谁？银行是哪一家？都是争论的问题。
9月12日第一次选举会召开，由于人数不足而流产。因此津派保派和国会中的大选派都慌了手脚，忙做一团，不知如何是好。13日晚小麻线胡同一所讲究的住宅中，大选派议员召开了紧急会议阶级社会里，成为剥削阶级麻醉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讨论如何促成大选问题，当时商订了几个办法：
（一）遣人分头疏通议员，由常会再定选举日期；
（二）电请各省督长，推定各该省国会议员一二人为代表，负责拉拢各该省代表出席；
（三）决定出席才发给出席费；
（四）津保两派所分别接洽的各政团，应采取刚柔相济的手腕；
（五）分派代表秘密南下，运动反直派中坚人物，予以特别待遇之条件，除了金钱上的承诺外，还答应政治上的优缺；
（六）如果以上各点进行无效，则准备出最后一途，修改《大总统选举法》。
同时，津保派还在甘石桥114号俱乐部举行秘密会议，讨论投票议员付给票价方法。大多数主张在出席大选会的上午付款，议员收到票款后即麇集在一处，午后同乘汽车径赴国会投票。
贿选投票，票价初步确定5000元一张，所以付款办法如何是很重要的。投票者怕白投这一张“神圣”的选票，而付款人又怕议员拿了钱不投选票。这个问题可以说很小，亦可以说很大。据12年9月20日《北京报》专讯报导内幕说：
“各报连日记载甘石桥博物馆日夜集议情形，多有出入。记者昨特走访中立派某参议员，所得答述一一从耳闻目睹中来者，洵属至确至近之真象。爰照录以供众览：
某参议员之言曰：外间所说某日某处会议，某等实无所见闻。甘石桥梁宅每夕均有百数十议员，车马全集，所谓筹备主任王、熊、边等，亦每夕必到。惟若辈除吞云吐雾，呼卢喝雉外，（甘石桥梁宅供客烟具共有二十余盘，麻雀扑克等赌具更多至不可胜数，每夕输赢多在一万金以上，可谓豪赌矣。）并无其他协议事件之可言。有之则自十六、七两日晚餐于袁家花园始。此两日所延请者，皆保派所认为可以帮忙之议员，每夕分邀四五十人。而余适于次夕与会，是晚供具极菲陋，座客几不能下箸，且有蹙额者问有余菜否？庖人则以菜罄对，众遂一哄而起。聚谈时，熊炳琦首发言谓今夕商榷之事有二：
（一）则请大家分担责任。（二）则我辈办事人尽酬报之力是也。关于第一项应请各省负责，诸君实行联络能出席大选分子，事前开列名单，临时劝告如约出席。至报酬一节，不妨推开后壁说亮说，每人赠送五千元。其手绩则拟用银行存折，由受款人用一图章作为存款取款之据。惟该印鉴不存于银行，而存于我辈办事人手中，待选举有结果，办事人将各印鉴送与银行，各人存折上再盖同一之图章，即可赴行取款。现请先由各省负责，诸君分头约集同情者，分组联合，每组将印鉴汇齐送来，则事毕矣。
言至此，王孝伯乃起为补充之言曰：外间谓弟辈办事内部意见参差，皆系反对者挑拨作用，请诸君不必误信流言。惟熊省长所述办法，其中有应补充者，第一大选日应由各组首领邀集该组分子午餐，餐后即同乘汽车入场出席投票。各组首领所用之饮食车马等费，自当如数拨付，断不令负责人亏累。第二存款拟指定直隶省银行，照银行惯例，本系先付印鉴，现将印鉴暂存办事人手中者，因期在成功后照付，万一初次未得结果，不得径取故也。至各组人数，并不必限定多少皆可。至此王兰亭又起而言曰：时机紧迫，希望于中秋节前开选，请于二十日晚再集会于此，汇报各组名单印鉴，以便进行。
来宾中吴莲炬起而发言，谓存款仅指定直隶省银行数目太巨，恐不可靠，如能分存数行，更为周密。钱崇恺则曰：兄弟是直隶人，知直隶省银行最悉，该行为直隶财政总汇机关，担负有余，断无意外，请大家放心云云。其时熊、王等已离座，与各私人酬答。所谓大选筹备之会议，乃又了一幕矣。
二十日晚又在袁家花园宴集，斯夕之会，原为汇集各组员名单，暨各受款人印鉴而设，在大选派方面观之，关系应极重要，乃迟至七时许，来宾仅有半数，而被邀之人，亦未闻有电话催促。熊润丞、王孝伯两人变未莅止。座中主人惟王兰亭、边洁卿二人，来宾问以各省报告如何？答以尚未齐集，稍待一二日等空语。并协议之形式，亦未举行。是则大选形势之阻窒不通，暨办事人之精神涣散，于此可以见矣。”
票价容易，只要决定一个数目；付款方法最难，谁也不信谁。舆论又故布疑阵，挑拨离间，9月23日《北京报》登载的专讯就有这种含意：
“大选派与罗汉团日日讲价，故近日报章中紧要之消息，无非‘钱’字问题。几把一座北京城闹得铜臭薰天，令人不可向迩。但总括虽为钱之一字，而分开尚有许多问题发生。如票价之为五千元、八千元、一万元各种之争执一也；先付现款，后行投票，或先行投票，而后付款，或付款一部即行投票，二也；各政团首领竞欲包办，而其分子则恐权利有垄断之弊，纷纷反对，三也。有此三种症结，故大选派虽渴望成功，仔团纵馋涎欲滴，亦只好暂忍饥渴，从长磋议。
日来表面上所传之先宪后选或宪选并进，虽空气甚形热闹，但一揭暗幕，无非在上述钱的问题之三种上做文章。王家襄等一派之变节，而有招致南下议员巧电之由来，吾人诚不能曲为之讳也。目下商略程度，大抵一、三两项或较易于解决，最难者厥为第二项之先行付款，与先行投票问题。盖其中不特原来在京猪仔之持为先决条件，即此次由南返京之议员，亦以此为惟一之着眼点。
记者昨晤由沪回京之某议员，质以回京之故是否因贪票价而甘冒猪仔之名？某某答复颇有质直，谓我等此来确是为五千元之票价，此亦不必为君讳。因若辈历年朘削，积产累累，如此傥来之物，非此绝无仅有之机会，又安能拔其一毫？惟我等有须声明者，即金钱可以罢，而猪仔实不可以做。此语在君初闻必以为奇，不知所谓猪仔者，因其甘于卖身而得名，若得钱不卖身，又安能谓猪仔？故我等决计五千元之款，不能不要，但因此而出席投票，则万万不可能。盖因得钱而卖身，不几自认为猪仔乎。虽此有类于过河拆桥，然取之于盗，不为伤廉。我等以为得钱是一事，投票又是一事也。我等预备金钱一到手，即当迁眷南下，即或被逼暂难离京，而外国饭店尚多，亦尽可为安身之地，将来仍当南下，贯彻初志，决不至因金钱而失身耳。即反直派方面，对于我等意旨，亦完全谅解，盖借粮于敌，此反直派之计划者也。当我等过津时，曾以此意商于反直派某某等，彼甚赞成。故我等之回京，实非变节云云。
记者按某议员之言，虽属牵强，然亦可知由沪返京者一般之真意，与反直派之策略矣。闻大选派亦有窥破此计划者，诚恐空掷金于虚牝，故力持先投票后付款之议。此点争执，恐无解决之望，而大选之前途亦从可知矣。”
10月4日《北京报》云：
“吴景濂与津保大选经纪人协议之结果，决定于五日开总统选举会。前日（一日）津保各经纪人特宴各省议员，将以到者之多少，定大选前途之形势。自下午一时起，至夜十一时止，每二小时一班，共分五班，各经纪人于事前曾直接或间接向各议员声称，此次与平常宴客不同，凡热诚赞助者，务望光顾，否则同人等实无法辨别诸公态度云云。故是日到会者，确达四百余人，为从来所未有。惟宴会席上，除由主人方面报告现拟办法及几句客套而外，并无其他特别情形可记。盖此次宴会目的只在点名，京中各通信社报告，谓有何种会议，并指明系晚间七时，按之真相，实不如是也。
支票自前日起实已开始发放每张五千元，支付银行共有三家，以打磨厂大有银行为最多。票上未填支付日期。三方约定，将来付款时，须由开票人补填日期，并加盖一图章，方能生效，而此项补填及加盖手绩，则必须在总统选出后三日履行，质言之，此项支票非总统选出，实即等于一废纸也。故各议员对此承受态度尚不十分踊跃，不信任保定者，谓此项支票并不足保障；信任保定者，则谓不必有此支票，到将来再行领款，落得做个慷慨云云。闻持此种态度者数不在少，外传谓领者已有六百余人，则大选派故造之空气耳。”
“票价问题，以多方之磋商，析为分团分省或个人直接三种，经甘石桥长安饭店等分头接洽，均已谈有眉目。前日晚间，即在甘石桥签发，闻到甘石桥领取支票者，截至昨晚有四百余人，其拨款之银行为大有银行、盐业银行等三家，签字为‘洁记’两字，支款数目及签名骑缝三处均盖有青色长圆木戳，内系‘三立斋’三字，有月份而无付款日期。闻普通者为五千元，其有特别关系者或一万元或七八千不等。今昨两日即已有人持此支票往大有、盐业等银行照票，以定真伪。持有此票之议员，莫不欣欣有喜色，而主持贿选的王承斌，连日亦密令直隶财政厅长金某解款来京，分储各行，以坚议员之信用。而一般脑筋灵敏之议员，以为前此提议原有储诸外国银行之要约，今皆改在本国银行，能否靠得住，此时尚未能作数。兼以前此直派密议，本有选举过后抹脸不认账，牺牲一二银行之传说。此种实行贿赂之支票，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状，将来能否作用，恐非至选举过后，不能明白也。”
贿选形势，在12年10月4日急转直下，这一天流会了44次的宪法会议开成，到会议员550余人，是自6月13日政变以后从来未有的盛会。由于宪法会议开成，4日下午吴景濂遂以总统选举会名义发出通告：
“启者，兹定于十月五日（星期五）上午十时开总统选举会，依法选举中华民国大总统，特此通告。总统选举会启，十月四日。”
550余人，与法定选举总统的人数尚差30人左右，不过大选派认为另外还有五六十人已接洽好，这些人只出席大选会而不出席宪政会议。
关于幕后的票价问题，由于王承斌等不分昼夜在安排，据说已在甘石桥俱乐部亲领或代领支票的，至4日中午，已有576名，尚有十四五人不肯领钱，这些人均为蒙古王公豪富，他们都不重金钱，而要官职。据说另有多人住在天津，因为反直色彩太浓，却对于5000元有兴趣；他们和大选派接头，准于开会当天到北京，投票后即领款，领款后即返天津，同时提出条件，不许将其姓名宣布。大选派乐观地估计，投票选举总统时，曹锟可得近600张票，预计超出583票之法定票数。
众议院为了选举总统会，大加整理，4日下午秘书处加班布置，象坊桥一带，军警和保安队加岗布置，警察且挨户通知悬旗，庆祝选举总统。秘书处并准备在选举会这一天准备1000份午餐茶点，以免选举人受饥渴之苦。至于安全方面，准备入场加以检查，不但旁听人员须接受检查，即议员中有问题的，也不客气，需要搜身。这当然是怕这个“堂而皇之”化了巨款投票的选举会发生炸弹案。
10月1日起，贿选的总部已经分别填送支票，有浙江籍的众议员邵瑞彭取得支票后，就把它印成正反两面，于10月3日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告发，请依法侦办起诉，并通电各省，揭露贿选经过，有贿赂的支票为证。北京的地方检察厅在直系势力范围内当然无所作为，可是这一个行动也足以打击大选，使之扫兴。
很多省份都对该省籍议员接受贿选支票的予以声讨，否认其代表身份，有的还宣布开除其省籍。
不过卖身的议员则笑骂由君，收款由我。
民国12年10月5日上午10时北京总统选举会召开成功。开会时间原定10时，可是议员们阑阑珊珊，到齐时已经11点52分。吴景濂宣布开会，报告签到人数计参议员152人，众议员441人，共593人。出席人数585人，已足法定人数。于是推定检票员16人，吴景濂并报告投票方法。下午2时正式投票，至4时完毕，当众点票，结果投票总数为590张，曹锟得票480张，获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其余得票人有：孙文33票，唐继尧20票，岑春煊八票，段祺瑞七票，吴佩孚五票，王家襄二票，陈炯明二票，陆荣廷二票，吴景濂、陈三立、张绍曾、张作霖、陈遐龄、唐绍仪、汪兆铭、王士珍、谷钟秀、谭延闿、卢永祥、李烈钧、高锡、符鼐升、姚桐豫、胡景翼、欧阳武、严修各得一票。还有废票12张，中有孙美瑶（临城劫车案的匪首，受招安后为旅长）一票，“五千元”一票，“三立斋”三票。
关于这一幕丑剧，北方报纸曾有详细记载，特抄录如下，以存真实：
十月六行《北京报》云：北京之总统选举会，经王承斌、吴景濂等极力拉拢之结果，昨日（五日）居然开成。曹锟以四百八十票之大多数（投票总数五百九十），于金钱支配下，裒然当选。以视民元之袁世凯，民五之冯国璋，均经决选，始能产出，尤为生色。金钱之魔力，诚可畏也。四日之夜，甘石桥之大选筹备机关，通宵达旦，活动不休，夜分门前犹有汽车六百余辆。该俱乐部中原有五大客厅，卒以来者过多，几无立锥之地，喧闹终宵。支票计发出六百零数张，而大选派对于人数一层，始略为放心。五日晨内外城各大街商铺，即由警察挨户勒令悬旗庆祝。顺治门内外，十步一兵，五步一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国会街一带，警备尤严。众议院门前有营帐数座，是为军警休息之地，制服军警约有五六百人之多，私服暗探数亦如之。众议院围墙以外，配置军警侦探之数，亦不亚于门前。军警当局如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等，均亲自莅场，指挥监督，足见特别郑重。旁听席中，亦有侦探数十人，往来监视。而女旁听席中，亦有女侦探，殊不能不令人叹服其戒备之周到也。
吴景濂为大选元勋，又为选举会主席，昨晨八时半左右，即驱车疾驰到院。沿途军警举手为礼，吴微点头致意，其得意之色，虽车如闪电疾驰而过，犹令路人一望而知之。车旁附有警卫，自不至发生意外。吴到院，首命秘书厅查点今日有无请假议员，有者即以专函派人往迓，不来则又以同乡或同党热心大选之议员，专诚奉邀。吴之苦心，亦足以报曹锟特达之知矣。
昨日旁听者之限制及搜查特严，入门者必得介绍议员对面，始准进入。男女来宾共约一百余人，议场东首操场搭盖席棚四间，为旁听者休息之所，唯人多地狭，鹄立院中者不少。旁听者既入门便不能再出，故过午餐者，由院供给面包，以备充饥。按照规则在开票以前绝对不许旁听，其早晨到者直至下午三时始获入旁听席，未免太无聊矣。……
昨日签到人数五百九十三人，实超过前日在京人数，其原因实由前晚（四日）由沪赶来者四人（本有十八人到天津，被截十四人）；昨午由津乘汽车赶到者，又有十五人，闻此十五人先至“大中”公寓与直系要人接洽后，即到院出席。依前数日形势观之，出席人数似不至如此之多，嗣经调查结果，始知此次拆台最力之政学会议员竟有暗中北上投票者，而主张先宪后选之宪法研究会议员亦多临机应变，弃宪言选，故出席者得超过法定人数十一人；又在京议员确实未出席者有五人，王家襄、刘以芬、黄元操，其余赣籍二人，邱珍、符九铭。又有周大烈者虽辞未准，亦未出席。王家襄因外间攻击甚烈，故特缺席，以示避嫌。黄元操则以“心痛”二字请假，语颇隽妙。刘以芬之请假书原文如次：“敬启者，先宪后选，为弟夙所主张，曾经布达，谅蒙垂察。迩者宪法会议已开成，地方制度，经过二读，果能更尽一二日之力，至少亦可将重要部分，完全告成，然后再行定期大选，岂不两全其美。乃偏急其可缓，致使垂成宪典，不免稽延，万一他日又生波折，谁尸其咎？弟以根本主张不符，本日选会，未便出席，特此陈明，敬祈鉴及。此上主席大鉴。刘以芬谨启。”
吴景濂于选出曹锟为总统后，当晚即以总统选举会名义，咨达高凌霨等，其咨文云：“总统选举会咨，十月五日，本会依大总统选举法开选举会，举行大总统之选举，列席人数五百九十人，曹锟得四百八十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相应咨请摄政国务院查照可也，此咨摄政国务院。”
同时又致电曹锟报告，原电云：“万急，保定曹大总统鉴，本月五日上午十时，依大总统选举法开总统选举会，举行大总统之选举，列席人数五百九十人，公得四百八十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除即日由本会赍送当选证书外，先此电告，总统选举会歌印。”
一面并以个人名义，偕同张伯烈驰电致贺，以示殷勤。其电文如下：“万急，保定曹大总统鉴，十月五日，依大总统选举法举行大总统选举，我公依法当选，中外腾欢，万姓仰戴，永奠邦基，造福民国，谨掬诚申贺，顺颂钧安。吴景濂、张伯烈叩。歌。）
五日选出曹锟为总统后，高凌霨等即于下午六时在国务院开紧急会议，议决三事：（一）以国务院名义，将新总统当选票数，通电各省区知照。（二）推袁乃宽代表全体阁员，赴保定欢迎新总统。（三）责成内务部筹备新总统就职典礼。又公府指挥处、侍从武官处及礼官处官兵人等，计共一百余名，昨晚已会同外交部，预先选定娴熟各国言语文学之参事司长，乘专车赴保，欢迎曹锟入京就职，并招待贺客，吴景濂亦定日内亲赴保定，致送当选证书，并向曹锟表功云。
同日《北京报》又云：昨日总统选举居然成会矣，曹锟居然当选矣。预制之证书以蜜色绫为边，古锦为套，以桐木为匣，居然于今日上午从两院秘厅选一好书手，敬写曹名，定于晚间送保矣（一说吴亲往，一说张伯烈往，现尚未决）。大选筹备人已邀约各代表，今晚赴保欢迎矣。昨日阁议决定各部院各派一二人，会同礼官处筹备的职典礼矣，曹之喜可知，直派之喜可知，而反直派拆台派数月之忙，未免目前暂告失败，今日直派机关各报特别标明合法当选，盖意欲以此四字抵制反对派也。
此事之急转直下，盖有两因：（一）奉浙西南通电已出，筹备诸人认定不疾速办好，则夜长梦多，将有变局，必赶于数日内做成。（二）吴佩孚勘陷两电，反对众院延长任期，其中扼要之语，即谓双十节前合法当选，可无话说，一过双十节不必选举。高吴诸人本以延任事请示保洛，原不欲公布，而吴氏两电则反有促成之作用。一可以公布延任，为如期选举之交换品。故四日午间议员方面包围催促，而次日选举亦同时确定，此中交涉，吴景濂而外，骆继汉之力为多。二因吴氏谓过双十则不要选，津派诸人遂认双十以后吴氏别有办法，彼等筹备之功，将付流水，不可不赶紧办好，以间执吴口，此三十日以后，红罗厂、大甜水井、小麻线胡同、兵马司迭次密商之结果，而于甘石桥见之实行者也。
谚云“有钱能使鬼推磨”，矧在见金夫不有躬之议员，派人南下拉人，又加以苏督之协助，当然议员多有北上者。票价名为五千元，然实为起码数，有八千者，有一万者，所签支票，自邵瑞彭举发之大有银行以外，有盐业、有劝业，并闻有特别者则为汇业麦加利之支票。所签之字，洁记（边洁卿）以外，尚有兰记（王兰亭）、秋记（吴秋舫）、效记（王效伯）等。本月二三两日，颇有议员持票至银行对照者，然自邵瑞彭举发，而三四两日之夜，甘石桥大着忙，将前发支票收回，另换其他式样之票，以不示人不漏泄为条件，且闻已书明日期。至于昨日上午，直派议员四出拉人，亦有付现者，又有五千元以外增价者，并闻对于前拆台而昨出席之议员，许以投票自由，票价照付。而两院员役，由秘书长以至打扫夫，各另给薪工两月，由吴景濂发出，共八万元，以为犒赏，此贿选之大概情形也。
昨日选举会之表面情形，各报已载，兹不赘。但此外有可述者，则北起西单南至宣外大街，三步一警，五步一兵，又有整队巡行之保安队。象坊桥则自东口至西口，军警夹道排队，上午十一时后，即断绝交通，非赴会者不许通过。城堞上遍立了望之兵，众院门前，遍张天幕，无论议员参观人，均准入不准出，入必搜检，女宾用女探为之，惟公使阁员及保津要人不搜。对于议员则备餐两顿（实只吃一顿，因四时半已毕也）。并在众院隔壁之“大中”公寓，设烟榻四，烟枪八，有瘾议员得向吴景濂领通行证，于军警监视之下往吸，而“大中”公寓则除吸烟外，更有一大关系，即甘石桥长安饭店之机关，临时移设其中，阁员全体、津保要人全体，自上午九时始，即至其中，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也。
昨日之会，与四日之宪会，连属而来。四日宪会已于二日议定，由议员二十三人分头请不出席者到会，且于出席者，每人给额外津贴二百元，故四日得以成会。昨日暗约不定时开会，足数为度，计包雇汽车数十，有人于午前八时过石驸马大街三号门首，曾见停有三辆，即吴莲炬等拉客之车，十时以后，分头拉人，计临时出发者三十余，各拉一二人回。出时吴景濂亲签通行证，其事由为请人二字，以愚所闻，曾大索王家襄、符鼐升不得，郑人康于午后二时车载盛时、陈家鼎二人来，而抱病之张佩绅、廖宗北、梁善济、易宗夔、则以榻舁至，易不能入场，即持票至场后请其自写，此拉人之情形也。
签到人数，六百有零，出席者五百九十，此中有无不实不尽，非局外所能知。吴景濂于甫散会时，即嘱将签到簿密锁柜中，严戒秘厅人员不许漏泄，签到处及会场执事职员，均先期派定，未派者不许在侧，而签到处有许多大选派议员围绕之，有某议员语人，在场人数大约不缺，惟我于同院人之面目不尽熟悉，是否一一正身，则不能出结云云。签到处曾哄数次，参众各有蒙古议员一人，非其人本身，经某蒙古议员指出；山西议员某到，亦经人指出非本人；江西某议员代同乡邹某签到，亦经同乡指出。自彼等言之，可谓异常认真，然此外有无未指出者，则不敢知矣。
昨日之未出席者，《晨报》所载为王家襄、黄元操、刘以芬及赣籍二人（其一即符鼐升），但闻王正廷、张我华、焦子静等亦未出席，有苏齐运来之议员三十四人，由浦口特挂专车，预定四日夜一时半到京，但专车到津时，下车者三十人，迄昨晨未来。闻其中苏籍议员杨择、朱溥恩中途脱逃，此逸话也。反直派之活动，昨已无所闻，然前日尚有四千六百元代价之说，但闻拆合之运动者昨固未出席，而连日受暗探之监视甚烈，昨日东交民巷各口，均排列军警，华人出入，异常注意，意者台之不能拆，其以此乎。
至于会场之检票员，则大有问题，议员人名之签筒，吴景濂特派专员数人司之，密藏议场后圆楼中，昨日由众院秘长郑林抽签，其抽出者皆大选派要人，绝无南下复归者。惟曾抽出参院吕志伊、众院李肇甫，其人皆不在京，改派两人仍大选派重要分子，说者谓此中大有手法也。检票之时，十六人围守，他议员不得上前，废票十二张，内容更无能窥见者矣（十月六日下午一时）。
同日《北京报》大选拾零云：大选形势经经纪人之拚命奋斗，一部分拜金议员贸然来归，自命制宪派诸人亦牺牲主张，于四日宪会告成后，当晚即下苦功，召集各政团会议，决定翌早（五日）十点钟大选。一方面发出通知书，一方面鉴于前次流会，更漏夜为缜密之布置，东西车站及各紧要道口，因防议员出京起见，四日宪会散后，即分布便衣军警防阻，是晚及次早，曾有少数议员欲微服离京，均被截回。众院附近更张天幕六个，院内外均加临时汽灯，准备日以继夜，非达到目的不已。大选当局与摄政阁员复包赁众院左侧大中公寓，组设大本营，临时安置电话多具，议员方面除特种关系者自由出席外，其他即由有关系之议员暨军警各一，乘汽车分途为拂解式之迎接，自十点钟以至下午一点钟，汽车尚满街飞跑，好在预约之安系议员袁振黄等十余人，适于是时乘汽车赶到，（此辈约定投票领款后，即行离京，不宣布姓名。）然一次两次延长时间，仍不足法数，又为最后之搜索，虽病人亦用软床抬入院内休息室，其中凡属著名之反直派，迎到后必令先入大本营，与大选当局见面，略谈数语，而后入院，是殆当局要预留印记。然因此种种，直至下午二点半钟始凑足五百八十五人，宣布开会投票。是日本许人旁听，各界男女前往参观者尤众，新闻记者另有招待室，但在开票前既不许入场，又不准出院，议员诸人虽亦同被困在院内，究竟有午餐茶点，旁听人则只给两个面包果腹，正尔嗟我叹互怨触霉头间，会场宣布开票，旁听人乃纷纷入场参观。
昨日大选成功，固得力于金钱与手术，然反直派其初亦曾准备最后之拆台，东交民巷之六国饭店，御河桥旁之北京饭店，均设有机关。自六千元开盘以至一万元收盘，并先付半数现款，议员前往交易者，固多至五十余人。然以前历次宪会拆台用款既多，临时后方接应未曾赶到，且以直派用意甚深，直至前晚始发通知书。一方又复扬言将展至八日大选，以是大受影响。第一批交易之三四议员，虽得着实惠，后来者无以为继，乃为直派所罗致，大拆台计划，遂归失败。但据直派中人云，邵瑞彭骗得支票出头控告后，邮局检查员曾检出姚震、李思浩致邵一函，嘱令窃取大选议员名册，许以四万元酬势，当局闻此，拟据以加紧通缉姚李云。
又《字林西报》北京6日通信云：当大选之时，当局检查电报极严，防止描写实况之新闻漏出北京。凡有报告大选形势不稳及各方反对大选，各地军事行动，与夫行贿情形之电报，一概不准拍发。据多数人传说，邮件亦受同样检查，但犹未能证实，其他事务，当局亦无一不取防范手续，以求大选之最后胜利。
议员在未投票以前，无一付以现款，仅与以支票一纸，平均每人五千元，由各政团领袖经手办理，此等多数领袖，每人得一万元，但闻议员中之无能者，所得并有不满二千元者。据院秘书之说，不愿受贿之议员，亦有出席者，其数不满二十人。当选日之上午，拒绝受贿投票者甚众。乃选派人物以甘言诱惑，妇女借以劝诱，结果议员之由其妻妾女友带领到院者，计有数十人。院内外军警受吴景濂之指挥，禁止入院议员复行出院。据一议员言，大选经理人当时准备，如第一次投票，议员中有不依其办法投票者决以强力维持法定人数，至三十六小时之久，务使曹锟产出而后已。
至各车站方面，均密布便衣警探，凡议员欲于是时乘车离京者，则遽使人上前揪扭，诬以逃债，军警然后借端干涉，两造带入警所。至此乃由人向议员劝说，授以支票，用雇妥之汽车或马车，载往议院投票。是故院前马车汽车之拥挤，尤为历来所罕见。至有不愿直接得款之议员则以顾问等职饵之，昨日有参议员对记者言，其友曾绝对拒绝款项，其初态度甚为激烈，后因劝说结果，情愿受月薪四百元之顾问等职，放弃良心主张，当由双方约签条件，乃此议员竟开出七人姓名，均要求与以四百元月薪之顾问，谈判重复决裂，次日接洽者复至，仍直捷以五千支票作为投票之代价，该议员懊丧之余，欣然承受，而交易乃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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