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复基、邓玉麟、杨玉如等人商定，共进会和文学社领袖们在刘公寓所召开联席会议，推刘公主持会议。
刘公俟诸位落座，即道：“诸位，我们共进会和文学社今天商讨联合大事，有何高见，请发言。”
孙武起身道：“在我们文学社、共进会共同努力下，武昌革命时机已到，实在应该动手了，但只有文学社与共进会联成一体，才能取胜。”
刘复基道：“现在革命形势已到紧要关头，为了精诚合作，应暂时放弃文学社、共进会团体名称，大家皆以革命党人身份参加革命。”
刘公亦起身道：“本人以为，不光团体名称放弃，就是从前所推职务亦应作废。比如我自量就不能胜任那大都督，指挥起义军，恳请大家另推贤能。”
蒋翊武、王宪章亦表示辞去文学社社长、副社长职务，以示取消两团体，共作一个大组织，听命于联席会的决定。
杨玉如等提出，两团体领袖都取消头衔，必得推一主帅，不然，那就群龙无首，成为乌合之众了。众人甚觉有理，便在刘公和蒋翊武之间推选主帅，二人固辞。遂决定派人去上海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人来武汉主持。即决定居正、杨玉如二人赴上海邀请主帅。孙武建议他们带上1000银元购买手枪和子弹，以便起义时供干部们使用。
居正、杨玉如赴上海，向宋教仁、谭人凤报告联席会议决议，得到他们赞成，即电告黄兴，邀他由香港返上海赴武汉共谋大事。
湖北新军果有调动，那蒋翊武随军开往岳州。一部分革命力量随军调走，使革命党人力量削弱。但同时也导致湖北腹心地区——武汉反动统治的空虚，给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革命造成了有利时机。
9月24日，刘复基、刘公、孙武等人召集共进会、文学社要人举行联席会议，60余人到会，蒋翊武赴岳州未归，孙武主持会议。刘复基向大家介绍两团体合并情形。清朝政府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激起民变，急应乘机起义。
大家积极赞成起义，遂确定中秋节（10月6日）起义。并通知焦达峰，希望他在湖南同时发难。
大家根据刘复基草拟方案，及事先商定的协议，作出革命领导机关军政府人员名单的决议：总理刘公；军事总指挥蒋翊武；总参谋长孙武；参议部长蔡济民，副长高尚志；内务部长杨时杰，副长杨玉如；外交部长宋教仁，副长居正；理财部长李作栋，副长张振武；调查部长邓玉麟，副长彭楚藩，等等。
刘复基代表蒋翊武宣布起义作战方案，及发动与攻击步骤、各部队所担负的任务等等。离起义的日期还有12天，要求抓紧时间准备，众人欣然应命而去。
湖北常备军有一镇一混成协，那一镇是以张彪为统制官的第八镇，那一混成协是以黎元洪为统领的第21混成协。黎元洪还兼管马、炮、工、辎各队事务，且管理兵工、钢药两厂。张彪兼任湖北讲武堂总办，黎元洪兼任讲武堂会办。
张彪位居湖北军官之首，他自幼酷爱武术，18岁中武举人，后中武进士。张彪系旧派将领，没有进过近代化的军事学堂，是凭着多年跟随封疆大臣张之洞，受到宠信而身居高位的。
黎元洪字宋卿，1864年生于湖北黄陂。20岁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他读书用功，遇事勤勉，擅长轮机驾驶技术，且善骑术。待人朴厚，有长者之风，学友视为兄长。毕业后被分派到北洋舰队主力舰上，参加甲午海战，他所在的铁甲舰被日本海军击中，他在海上漂泊3个多小时，被人救上岸来，逃到天津，因战败船毁被惩，监禁数月。获释后到上海谋生。闻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南京招募海军人才，毅然去南京投奔张之洞。张之洞询问他关于海军建树和营建防御工程意见。黎倾其所学，思虑周密地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张大为赞赏，扭头对其身边的官员说：“黎先生是我长期以来才遇到的一位非常可靠的干才。”张又见他厚重寡言，宽裕能容，便亲手书写“智勇深沉”4字赠之；并委任他监修金陵狮子山、幕府山、清凉山、乌龙山诸炮台工程。
黎元洪通过修建炮台，给张之洞留下印象：刚毅、强忍、有不挠之气概，且又忠实笃厚，是难得的可贵人才。黎受到重用。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又把他调来湖北，希望他在湖北新军建设方面作出贡献，于是连续3次派他赴日考察军事。
黎元洪逐渐成为湖北新军中令人瞩目的军事人才。从1896年至1906年的10年间，黎元洪以营帮带而升至协统，并曾兼护镇统制，军阶由都司升至副将。
1907年9月，张之洞奉调入京，补授军机大臣，以东三省将军赵尔巽补授湖广总督。赵尔巽素知张彪从前进身之历史，颇看不上眼，便欲以黎元洪取代张彪位置，黎闻讯力辞，并对赵尔巽说：“公强逼我，我将并此末秩而弃之。”赵尔巽见他语气恳挚，不忍相强，只得作罢。
黎元洪在湖北新军军官中，素以“知兵”、“爱兵”著称，他律己严，对士兵则较为宽容。他为人不慌不快，老谋深算。黎元洪不但在广大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群众中赢得一定威望，而且在军队以外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中获得人望。连革命党人也觉得同他易于合作。居正曾说：“元洪廉谨宽厚，得士卒心，又敬礼士，众望归之。”
但是，黎元洪毕竟是清廷湖北新军副将，他曾多次奉命镇压革命党人的起义。1906年底，他率步队6营、炮队3营去湖南屠杀萍浏醴起义者；1909年又带兵去淝阳芦林湖，残酷屠杀饥民；1910年黎奉命率“六楚”、“四湖”舰艇，去长沙镇压参与“抢米”风潮的灾民。
湖北一些新军将领，往往对查讯潜伏新军内的革命党并不那么认真。他们要考虑自己的前途，一旦查出部下有革命党，他们自己也会因防范不力而影响官运。再者，新军中革命党很多，同情革命的更多，如果采取过激手段，会激起众怒，酿成巨变，后果不堪设想。黎元洪除了这些顾虑之外，还因为他平素喜爱文化人，有些文化人在他们的革命党身份暴露以前，已经同他有了交谊，所以处置更为温和一些。
1903年，刘静庵投入湖北护军马队1营当兵，得该营管带黎元洪爱重。次年，黎升护军前锋4营督带，刘随至先锋营，并升为护弁，帮理文件。刘参加科学补习所，并积极筹划响应黄兴预谋的长沙起义，恰值黄兴自长沙来信联络，不幸误入文案刘稚亭手中。刘稚亭大骇，立即报与黎元洪。黎闻后，嘱刘静庵以有病为名辞去军营职务，并将黄兴来函销毁，此乃刘万幸也。刘静庵离营后，又积极组织日知会，谋响应萍浏醴起义，被清廷侦破，被捕入狱，坚贞不屈，死于狱中。
1910年，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人数愈益增多，清廷对革命党的防范愈益加紧。黎元洪对自己部下中的革命党人采取两条原则：对下，坚决清除“隐患”；对上，瞒天过海，敷衍了事。
振武学社的两位主要领导人杨王鹏和李抱良，都是黎元洪所辖41标的士兵。由于振武学社发展很快，事为黎元洪侦知，遂传唤1营左队队官潘康时（亦为振武学社社员）斥责道：“汝队有人组织会党，胡若罔闻？”
潘康时道：“程度稍优之士兵，常集合研究学术，实无会党情形。”
黎怒斥道：“革命党作法，现尽如此，汝不严禁，反从而庇护之耶？”于是下令将潘撤职，委派亲信施化龙为队官。
施上任后，对杨王鹏外松内紧，示谦和，阴结行间最服从者，充彼密探。不到3个月，搜集许多关于革命党人活动情况的材料，密报黎元洪。黎对施化龙说：“此事万不可声张，恐大帅闻之，更难办理。”于是将振武学社的杨王鹏、李抱良等4人开除。对于潘康时，黎令潘的上峰，即管带戴寿山写一份假报告，诬潘吸食鸦片，呈请撤差了案。把这一政治事件掩盖了过去，保全了潘康时、杨王鹏等人的性命。
黎元洪之所以没有滥杀潜伏在自己部队中的革命党人，还有另一个原因，是他清楚地看到，清朝已是风雨飘摇的破船，他不得不窥测方向，给自己留条后路。这在客观上却缓和了他同革命党人的矛盾。
1911年10月初，清廷湖北当局和革命党人都进入临战状态。这段日子里，黎元洪忧心忡忡，他不赞成瑞澄、张彪的高压政策，唯恐会激起众怒，惹出大祸。但他因长期受张彪排挤，且到任未久的湖广总督瑞澄对他也极不信任，所以处世惟谨，对防务大计，更不敢多言，只是在一些具体的防务措施上，提出一些较为缓和的意见。
10月2日，瑞澄召张彪、黎元洪、铁忠秘议，策划武汉防卫。次日又召集文武官员举行紧急防务会议，武官管带以上，文官司、道以上参加会议。会场气氛十分紧张，瑞澄说他已得到秘报，革命党定于中秋节举事，他问在座文武官员，应该如何部署防务，加强防范？
有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道：“武昌城里顶要紧的地方是楚望台，因为那里是湖北总军火库。一旦有失，大局将不可收拾。”
张彪问是哪部分队伍在守楚望台，有人告之是工程第8营。工程8营代理管带阮荣发，便从袖口中掏出一份工程8营的革命党人名册来，报告营内革命党人最多。
张彪大怒，打了阮荣发一个大嘴巴，责其治军不严，并夺过名册，立即撕毁。阮荣发没有想到，不但在工程营有革命党人，其他各部，甚至与会者中间可能也有革命党人，他当众揭发，反而会打草惊蛇。张彪毕竟老奸巨猾，当众撕毁名册，可暂时稳住革命党人。
军事参议官铁忠提议以第30标1营旗籍兵士替换工程第8营兵士守楚望台军械库，免生意外。
黎元洪表示反对：“我楚人素多谣，吾人今宜处以镇静。谈革命者，不自今始，余亦不能保其必无，如革命党果多，则鄂事难料，少数旗兵，何济于事？满、汉界严，始有革命，今以旗人换守军，民多误会，反为革命所乘，藉以煽惑。据余管见，工程营兵多武黄子弟，多有父母妻孥在近，而前营长李克果，感情颇洽，不若仍以工兵专守，添派李前营长监之。”
张彪也不以铁忠的话为然，因为工程8营隶属他第8镇之下。又不欲受人指摘，于是遂从黎议。
又经会议讨论，决议派李克果、参议厅工兵课长及课员成炳荣、马祖荃、张策平、刘绳武诸人，常驻军械库，协同阮荣发带领工程8营守楚望台。
瑞澄在会上张牙舞爪地宣布了防务措施，诸如各城门加派警士，早7时开，晚6时闭，夜间行人无通行证者，不许通过；旅社、客栈一律细密检查；命令各标、营、队官长，设法劝导士兵，如受革命党欺骗，倘若觉悟，不咎既往；密令检举革命党人，确认形迹可疑者，即格杀勿论。他规定实行弹械分离，收缴士兵子弹。
瑞澄把武汉城播弄得阴霾满天，用加强警卫来掩饰内心的恐慌。他的督辕大量增加守卫之兵。还特别饬令第21混成协所属第41标1营士兵逡巡宾阳门外一带，黎元洪亲率本协步兵逡巡武胜门及塘角沿江一带。但瑞澄还不放心，又在长江中的兵舰上设置行辕，夜间宿于其中，以备有事逃跑便利。
张彪、黎元洪也加倍小心，为收买士心，对守卫各军每日均有赏赉，中秋节每人赏钱2000。按军营旧例，中秋节应放假停操，兵士可请假回家过团圆节。此时风声吃紧，特规定停止中秋请假。处事谨慎的黎元洪特传令混成协各标、营、队于中秋节的前一天一律置备酒肴，庆祝中秋。中秋节那日照常上操，禁止请假，以防趁人众闲散之际，酿成巨变。
到了中秋节这日，武汉三镇居然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气氛中，平安无事地度过，这使清朝湖北官吏大出意外。
其实，这并非湖北官吏震慑住了革命党人，而是武汉革命党人因南湖炮队事件的惊扰，以及派赴上海请黄兴等主持大计的代表未归，而将原订中秋节起义的日期往后拖延。
武昌革命党起义的时间订在中秋节，士兵们都很受鼓舞，便有人沉不住气，露出马脚。那炮队中有几名士兵退伍，却是共进会同志，炮标共进会代表孟发臣便备了酒菜，饮酒猜拳，为之送行。那值日的刘排长便过来干涉：“不许喧哗！”饮酒的人已有酒态，又是人多势众，便骂道：“婊子养的，找老子麻烦，到时候要你好看！”
刘排长听出话中有话，便去报告管带。管带即传孟发臣等，喝令跪下，重责军棍。
营中共进会员甚众，发一声喊，便暴动起来，将营部砸烂，抢了军刀。管带人等惶惶而逃。孟发臣等遂高叫反了反了！去军械房拖出两尊大炮，再去弹药库搬炮弹。库门上锁，又撞库门。
炮队标统忙报告第8镇统制，张彪令马队就近弹压。
炮队闹事者20余人当即逃跑，马队士兵亦多是党人，磨磨蹭蹭装作追赶不上，听任逃去。
孟发臣仓皇进城找孙武报告，请求即时发难。孙武遂邀请刘复基商量，复基沉吟良久，道：“各军倘无充足准备，似难成事，可由发臣回南湖营盘察看，如果大家已经大举，即通知各军响应，如仅是少数人暴露，赶快避去，不坏大局。”
孙武表示同意。所幸闹事人等已经逃跑，炮队营队官亦怕因此得咎，以“酗酒闹事”开革数人，敷衍上峰。
孙武因为局势紧张，同刘公夫妇等都搬到俄租界去住。
革命党总部加紧起义准备工作。孙武留学日本时学会制作炸弹，他便同邓玉麟等日夜赶制炸弹；刘公与李作栋等在印好的中华银行钞票上盖章，拟定起义后各机关接收事宜，预拟军政府文告与致驻武汉各国领事照会，绘制起义旗帜：18星军旗，代表18行省。
10月9日这一天，孙武制造炸弹，所用硫磺将尽，即着邓玉麟上街去买，恰这时，刘公之弟刘同，叼着纸烟走进来。刘同并非党人，但由于是刘公之弟，也经常参预一些活动，对革命党务机关都很熟悉，也经常来看孙武做炸弹，很有兴味。这刘同大大咧咧，那嘴上的香烟火星迸落在炸药盘中，霎时闪烁蓝光，轰隆一声爆炸，地动山摇，孙武顿时炸得一身焦黑。刘同吓得飞逃，楼下李作栋闻声上楼，见孙武兀自站立，忙用长衫裹了头脸，即送日租界医院抢救。
俄巡捕听到爆炸声，即吹警笛飞奔而来。机关中人各自逃去，巡捕登堂入室，不见人影，炸弹数十赫然在目，忙室内搜索，把革命党人名册、文告、18星旗帜、袖章、印信等全部查获。因名册中的刘公一家，新近搬来附近，遂去搜捕，将神色慌张的刘同等一并逮去。
邓玉麟外出归来，见巡捕已将巷口守住，便混在人群中探听到切实消息，即过江往小朝街总指挥部报告，却在途中遇到逃出人等，确知孙武被炸送往日租界医院。
小朝街总指挥部里，刚刚从岳州回来的蒋翊武同刘复基等人正说着话，邓玉麟进来便把汉口机关失事情况一五一十地倾诉出来，众人惊得目瞪口呆。
彭楚藩却又急匆匆赶来，说那刘公家被捕人等，已被引渡中国官厅，转押总督衙门了，都说那刘同年少无知，一经大刑必然招供，且文件名册已经被搜去，这便如何是好？
刘复基道：“只有立即发动今夜起事，不能等死。”
蒋翊武踌躇半晌，跳将起来：“就是这样！”便起草起义命令：“南湖炮兵今夜12时放炮为号，城内外闻炮一齐动手。”
杨宏胜正好进门，拿出藏在竹篮里的子弹，却是邓玉麟让他从军械所朋友处买来的。邓玉麟便把提前起义因由告诉他，叫他一道去工程营传送命令并交子弹。这命令便分头送住各营。
刘同等已在督署关押，瑞澄即命督练公所总办铁忠审讯。刘同被带上堂来，看到堂上刑具侍候，早是腿肚打抖，一经刑讯，果然经不住，就把武昌小朝街等处机关一一供出。铁忠忙报瑞澄，瑞澄且惊且喜，即令关闭武昌城门，着警察满兵等搜捕革命党，并下令截断武昌和汉口、汉阳间的交通。
邓玉麟刚把城内命令送大营盘，再出门去南湖炮队，各处城门已关，且有兵搜身盘问。无法，只得把炸弹子弹等物抛在水沟中，待混出城去，到达南湖，已近半夜，翻墙入营，唤醒同志，口头传达起义命令，炮队同志道：“毫无准备，今晚举事已不可能，况且没有步兵掩护，夜间炮兵很难行动。”
邓玉麟无奈，只得权且住下。
杨宏胜给工程营送去了起义命令，往而复返。他携了炸弹，又来工程营给熊秉坤送炸弹。方才去传达起义命令时，工程营需要炸弹。到营门处，却有人突然窜出阻拦，杨宏胜只得逃去。原来这杨宏胜却是开了个杂货店做为革命机关，此时亦已被刘同供出，杨宏胜方归，即有军警闯入，杨宏胜被促。
彭楚藩探得消息，即去小朝街向刘复基、蒋翊武报告。众人却也无奈，便在灯下等候那南湖炮响。
张彪亲率巡防兵、督院卫兵数十名，至小朝街围捕党人。
蒋翊武等人忽听院外门响，却是木棍捣门声，知道不妙。
蒋翊武摸出一颗炸弹，道：“大家不要慌。”
刘复基摸出两颗炸弹，抢前一步：“我来对付，你们快走！”
哗啦一声，大门被砸开，刘复基大叫：“你们等死吗？赶快掀瓦上房！”他边说边向楼下冲去。
敌人已闯进院内，刘复基扔出炸弹，却未爆炸，再扔出第二颗，也没爆炸。楼上又抛一颗，却也未炸。原来没有装上导火管，敌军再无畏惧，一轰而上，将刘复基捉住。
楼上3人便只有破房而出。跳下巷去，便有警察冲上，彭楚藩忙道：“我们是捉人来的，我是宪兵。”
那巡防兵细瞧，果是宪兵，便要放行，不料有个瑞澄的亲兵在场监视，却将彭楚藩、牟鸿勋捆起，再捆蒋翊武，蒋叫起屈来：“我是看热闹的，捆我干么事？”
那些兵弁见蒋翊武长辫乡巴佬模样，不像革命党人，略一犹疑，已被蒋翊武挤进围观人群逃跑。这里彭、刘、牟三人即被押赴总督衙门。被捕者还有杨宏胜等30多人。
当夜，瑞澄命令组织军事法庭会审，以参议官、督练公所总办铁忠为主审，武昌知府双寿和督署文案陈树屏为陪审，瑞澄亲临指挥。
铁忠等便升堂，令先提彭楚藩。铁忠问道：“你可是彭楚藩？”
“老子便是！”
铁忠却又犹豫，想那宪兵营管带果青阿是自家亲戚，如宪兵营出现革命党，于果青阿很是不利，便道：“你不是宪兵吗？为何将你捉来？”
彭楚藩直认不讳：“我正是革命党！”
“你是宪兵，为何盲从革命党？”
“拿纸笔来！我写给你看！”
铁忠便命衙役端上笔墨纸张。彭楚藩就灯疾书，写毕，由衙役呈上铁忠，三审官传阅供词：
余乃大汉黄帝子孙，立志复仇，誓与清廷不共戴天。
予非革命党，谁为革命党？……鞑虏入关，残暴已极，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各省驻防，残民以逞，使我炎黄袋裔，皮骨仅存。最近亲贵用事，卖官鬻爵，失地丧权，犹腼颜曰：‘宁赠友邦，弗与家奴’。我炎黄子孙不忍见我民族沦亡，特伸革命救国之大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非尔等若冥顽不灵，亦当从速反正，共享民主共和之幸福。予当在革命军前为尔等请命，否则，噬脐无及，惟尔等图之。
三审官相顾失色，铁忠拍案狂吼：“你竟敢诽谤朝廷，罪该万死！”
彭楚藩亦高叫道：“革命党岂会怕死！”
铁忠提笔写了旗标：“谋反叛逆一名彭楚藩，枭首示众！”
刀斧手即押彭楚藩赴刑场，彭楚藩边走边呼：“轩辕黄帝万岁！国民革命万岁！”
铁忠便审刘复基、杨宏胜等人，那刘、杨亦宁死不屈，大义凛然，怒斥敌人，召唤同胞起来革命，慷慨就义。
陪审官陈树屏因见被捕者和搜获到的党人名册上，尽是现役军人，大为震惊，深怕因此酿成巨变，主张从宽处理，只办刘、彭、杨三人，并当众烧毁名册，不予追究。遭到铁忠反对，瑞澄更坚执不允，要根据党人名册，按图索骥，把武汉革命党人一网打尽。
次日晨，瑞澄召张彪、黎元洪，命令立即按名册继续大搜捕，不使一人漏网。黎元洪也见名册上革命党人数过多，恐酿巨变，请求瑞澄，别图处理，庶可消祸于无形。瑞澄怀疑黎元洪有贰，严词申斥，黎不敢辩，喏喏而退，未至协本部，经返私第。盖明知兹事，穷极追究，必有意外之虞也。
瑞澄即派张彪率警宪到各革命机关、兵营、旅栈、学社和交通要道搜捕党人。
这天上午，又有30标排长张廷辅等一批革命党人被捕，于是军心动摇。
正午，瑞澄又召集军管、巡防、水师及各机关长官参加军事会议，谓革命党谋反叛逆，反对我朝，非搜杀尽净，不无后患。特责成部署严为防备，尽力搜捕，以绝其根株为要。
铁忠又命派人分途向各营传谕，令各营长官认真搜捕，不得阳奉阴违，违者必究。
于是继续大搜捕，紧闭城门，断绝交通，各营士兵不许出营房一步，官长领弹携枪守在各排出口，武装巡查各棚，甚至士兵大小便均令以痰盂盛之，不许外出，气氛极为恐怖。
革命机关被破获，大批革命党人被捕，瑞澄欣喜若狂，当天即向清廷发电告捷，并为其部下报功：“张彪、铁忠、王履康、齐耀珊各员，以及员弁警兵，无不忠诚奋发，迅赴事机，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
工程8营正目、革命党人营总代表熊秉坤，昨日接到邓玉麟、杨宏胜送来命令与子弹。熊即密传同志，闻炮起事，因子弹大少，只能择最勇敢同志每人两粒，自留三粒备用。入夜，军营忽然紧急戒严，不许士兵出棚，一个巡逻的护兵朋友密报熊秉坤，那杂货店老板杨宏胜被捕。次日清晨，又听说刘、彭、杨三人已成烈士。忙派可靠同志设法出营探听，获悉五处革命机关均已破坏，巡防营已在工程营左右成包围之势，铁忠着工程营代埋管带阮荣发，按名册捕杀工程营党人380余名。
熊秉坤暗自琢磨：到这个地步，再不死里求生，就太窝囊，手中有枪，何不果断行动？遂将工程营内可靠同志召集起来，道：“奉起义机关命令，由我们工程营首先发难，我们营正是防守军械所，各营响应后都要来领取子弹。”
众人默不作声，秉坤看出大伙有点胆怯，高声道：“我们是不得不发，大家听说昨天捕杀革命党没有？我们的名册全被搜去，正按名捕杀，不反亦死，反亦死，为什么不死得轰轰烈烈？”
便有那前队代表徐少斌道：“熊哥说得对，大家拚命向前，革命未必就不成，如果坐以待毙，就不是我们革命党所为了。”
众人便跃跃欲试，便定当晚行动。只是为子弹发愁。原来昨晚发的子弹，各人害怕搜查，便都抛弃了。
这天中午，却是大雨不停。熊秉坤弄到出入营盘的腰牌，到15协30标、29标的党人接洽起事，回到班里，恰有一位党人士兵问他：“熊代表是否要子弹，我哥哥从外地当兵退役，带回几盒子弹，可以取来一用。”又有一位党人士兵从排长处偷来两盒子弹，熊秉坤大喜。
时至晚7时，又逢熊秉坤所在棚值班守卫，即给各同志发下子弹两粒，沿本营四队巡视营房，见同志都已欲动。忽听二排那边鼓噪，急忙端枪往巡，却是二排长在查问革命同志金兆龙：“为何擦枪？”夺过枪去，又见枪中有子弹，喝问道：“你要造反吗？”
金兆龙大叫：“老子就是要造反！”遂扭打起来。金兆龙道：“还不动手更待何时？”便有一同志用枪柄猛击那排长，那反动军官便要逃去，却值熊秉坤赶到，对着那排长，便是一枪。
这便是辛亥武昌首义第一枪。
刘公俟诸位落座，即道：“诸位，我们共进会和文学社今天商讨联合大事，有何高见，请发言。”
孙武起身道：“在我们文学社、共进会共同努力下，武昌革命时机已到，实在应该动手了，但只有文学社与共进会联成一体，才能取胜。”
刘复基道：“现在革命形势已到紧要关头，为了精诚合作，应暂时放弃文学社、共进会团体名称，大家皆以革命党人身份参加革命。”
刘公亦起身道：“本人以为，不光团体名称放弃，就是从前所推职务亦应作废。比如我自量就不能胜任那大都督，指挥起义军，恳请大家另推贤能。”
蒋翊武、王宪章亦表示辞去文学社社长、副社长职务，以示取消两团体，共作一个大组织，听命于联席会的决定。
杨玉如等提出，两团体领袖都取消头衔，必得推一主帅，不然，那就群龙无首，成为乌合之众了。众人甚觉有理，便在刘公和蒋翊武之间推选主帅，二人固辞。遂决定派人去上海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人来武汉主持。即决定居正、杨玉如二人赴上海邀请主帅。孙武建议他们带上1000银元购买手枪和子弹，以便起义时供干部们使用。
居正、杨玉如赴上海，向宋教仁、谭人凤报告联席会议决议，得到他们赞成，即电告黄兴，邀他由香港返上海赴武汉共谋大事。
湖北新军果有调动，那蒋翊武随军开往岳州。一部分革命力量随军调走，使革命党人力量削弱。但同时也导致湖北腹心地区——武汉反动统治的空虚，给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革命造成了有利时机。
9月24日，刘复基、刘公、孙武等人召集共进会、文学社要人举行联席会议，60余人到会，蒋翊武赴岳州未归，孙武主持会议。刘复基向大家介绍两团体合并情形。清朝政府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激起民变，急应乘机起义。
大家积极赞成起义，遂确定中秋节（10月6日）起义。并通知焦达峰，希望他在湖南同时发难。
大家根据刘复基草拟方案，及事先商定的协议，作出革命领导机关军政府人员名单的决议：总理刘公；军事总指挥蒋翊武；总参谋长孙武；参议部长蔡济民，副长高尚志；内务部长杨时杰，副长杨玉如；外交部长宋教仁，副长居正；理财部长李作栋，副长张振武；调查部长邓玉麟，副长彭楚藩，等等。
刘复基代表蒋翊武宣布起义作战方案，及发动与攻击步骤、各部队所担负的任务等等。离起义的日期还有12天，要求抓紧时间准备，众人欣然应命而去。
湖北常备军有一镇一混成协，那一镇是以张彪为统制官的第八镇，那一混成协是以黎元洪为统领的第21混成协。黎元洪还兼管马、炮、工、辎各队事务，且管理兵工、钢药两厂。张彪兼任湖北讲武堂总办，黎元洪兼任讲武堂会办。
张彪位居湖北军官之首，他自幼酷爱武术，18岁中武举人，后中武进士。张彪系旧派将领，没有进过近代化的军事学堂，是凭着多年跟随封疆大臣张之洞，受到宠信而身居高位的。
黎元洪字宋卿，1864年生于湖北黄陂。20岁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他读书用功，遇事勤勉，擅长轮机驾驶技术，且善骑术。待人朴厚，有长者之风，学友视为兄长。毕业后被分派到北洋舰队主力舰上，参加甲午海战，他所在的铁甲舰被日本海军击中，他在海上漂泊3个多小时，被人救上岸来，逃到天津，因战败船毁被惩，监禁数月。获释后到上海谋生。闻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南京招募海军人才，毅然去南京投奔张之洞。张之洞询问他关于海军建树和营建防御工程意见。黎倾其所学，思虑周密地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张大为赞赏，扭头对其身边的官员说：“黎先生是我长期以来才遇到的一位非常可靠的干才。”张又见他厚重寡言，宽裕能容，便亲手书写“智勇深沉”4字赠之；并委任他监修金陵狮子山、幕府山、清凉山、乌龙山诸炮台工程。
黎元洪通过修建炮台，给张之洞留下印象：刚毅、强忍、有不挠之气概，且又忠实笃厚，是难得的可贵人才。黎受到重用。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又把他调来湖北，希望他在湖北新军建设方面作出贡献，于是连续3次派他赴日考察军事。
黎元洪逐渐成为湖北新军中令人瞩目的军事人才。从1896年至1906年的10年间，黎元洪以营帮带而升至协统，并曾兼护镇统制，军阶由都司升至副将。
1907年9月，张之洞奉调入京，补授军机大臣，以东三省将军赵尔巽补授湖广总督。赵尔巽素知张彪从前进身之历史，颇看不上眼，便欲以黎元洪取代张彪位置，黎闻讯力辞，并对赵尔巽说：“公强逼我，我将并此末秩而弃之。”赵尔巽见他语气恳挚，不忍相强，只得作罢。
黎元洪在湖北新军军官中，素以“知兵”、“爱兵”著称，他律己严，对士兵则较为宽容。他为人不慌不快，老谋深算。黎元洪不但在广大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群众中赢得一定威望，而且在军队以外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中获得人望。连革命党人也觉得同他易于合作。居正曾说：“元洪廉谨宽厚，得士卒心，又敬礼士，众望归之。”
但是，黎元洪毕竟是清廷湖北新军副将，他曾多次奉命镇压革命党人的起义。1906年底，他率步队6营、炮队3营去湖南屠杀萍浏醴起义者；1909年又带兵去淝阳芦林湖，残酷屠杀饥民；1910年黎奉命率“六楚”、“四湖”舰艇，去长沙镇压参与“抢米”风潮的灾民。
湖北一些新军将领，往往对查讯潜伏新军内的革命党并不那么认真。他们要考虑自己的前途，一旦查出部下有革命党，他们自己也会因防范不力而影响官运。再者，新军中革命党很多，同情革命的更多，如果采取过激手段，会激起众怒，酿成巨变，后果不堪设想。黎元洪除了这些顾虑之外，还因为他平素喜爱文化人，有些文化人在他们的革命党身份暴露以前，已经同他有了交谊，所以处置更为温和一些。
1903年，刘静庵投入湖北护军马队1营当兵，得该营管带黎元洪爱重。次年，黎升护军前锋4营督带，刘随至先锋营，并升为护弁，帮理文件。刘参加科学补习所，并积极筹划响应黄兴预谋的长沙起义，恰值黄兴自长沙来信联络，不幸误入文案刘稚亭手中。刘稚亭大骇，立即报与黎元洪。黎闻后，嘱刘静庵以有病为名辞去军营职务，并将黄兴来函销毁，此乃刘万幸也。刘静庵离营后，又积极组织日知会，谋响应萍浏醴起义，被清廷侦破，被捕入狱，坚贞不屈，死于狱中。
1910年，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人数愈益增多，清廷对革命党的防范愈益加紧。黎元洪对自己部下中的革命党人采取两条原则：对下，坚决清除“隐患”；对上，瞒天过海，敷衍了事。
振武学社的两位主要领导人杨王鹏和李抱良，都是黎元洪所辖41标的士兵。由于振武学社发展很快，事为黎元洪侦知，遂传唤1营左队队官潘康时（亦为振武学社社员）斥责道：“汝队有人组织会党，胡若罔闻？”
潘康时道：“程度稍优之士兵，常集合研究学术，实无会党情形。”
黎怒斥道：“革命党作法，现尽如此，汝不严禁，反从而庇护之耶？”于是下令将潘撤职，委派亲信施化龙为队官。
施上任后，对杨王鹏外松内紧，示谦和，阴结行间最服从者，充彼密探。不到3个月，搜集许多关于革命党人活动情况的材料，密报黎元洪。黎对施化龙说：“此事万不可声张，恐大帅闻之，更难办理。”于是将振武学社的杨王鹏、李抱良等4人开除。对于潘康时，黎令潘的上峰，即管带戴寿山写一份假报告，诬潘吸食鸦片，呈请撤差了案。把这一政治事件掩盖了过去，保全了潘康时、杨王鹏等人的性命。
黎元洪之所以没有滥杀潜伏在自己部队中的革命党人，还有另一个原因，是他清楚地看到，清朝已是风雨飘摇的破船，他不得不窥测方向，给自己留条后路。这在客观上却缓和了他同革命党人的矛盾。
1911年10月初，清廷湖北当局和革命党人都进入临战状态。这段日子里，黎元洪忧心忡忡，他不赞成瑞澄、张彪的高压政策，唯恐会激起众怒，惹出大祸。但他因长期受张彪排挤，且到任未久的湖广总督瑞澄对他也极不信任，所以处世惟谨，对防务大计，更不敢多言，只是在一些具体的防务措施上，提出一些较为缓和的意见。
10月2日，瑞澄召张彪、黎元洪、铁忠秘议，策划武汉防卫。次日又召集文武官员举行紧急防务会议，武官管带以上，文官司、道以上参加会议。会场气氛十分紧张，瑞澄说他已得到秘报，革命党定于中秋节举事，他问在座文武官员，应该如何部署防务，加强防范？
有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道：“武昌城里顶要紧的地方是楚望台，因为那里是湖北总军火库。一旦有失，大局将不可收拾。”
张彪问是哪部分队伍在守楚望台，有人告之是工程第8营。工程8营代理管带阮荣发，便从袖口中掏出一份工程8营的革命党人名册来，报告营内革命党人最多。
张彪大怒，打了阮荣发一个大嘴巴，责其治军不严，并夺过名册，立即撕毁。阮荣发没有想到，不但在工程营有革命党人，其他各部，甚至与会者中间可能也有革命党人，他当众揭发，反而会打草惊蛇。张彪毕竟老奸巨猾，当众撕毁名册，可暂时稳住革命党人。
军事参议官铁忠提议以第30标1营旗籍兵士替换工程第8营兵士守楚望台军械库，免生意外。
黎元洪表示反对：“我楚人素多谣，吾人今宜处以镇静。谈革命者，不自今始，余亦不能保其必无，如革命党果多，则鄂事难料，少数旗兵，何济于事？满、汉界严，始有革命，今以旗人换守军，民多误会，反为革命所乘，藉以煽惑。据余管见，工程营兵多武黄子弟，多有父母妻孥在近，而前营长李克果，感情颇洽，不若仍以工兵专守，添派李前营长监之。”
张彪也不以铁忠的话为然，因为工程8营隶属他第8镇之下。又不欲受人指摘，于是遂从黎议。
又经会议讨论，决议派李克果、参议厅工兵课长及课员成炳荣、马祖荃、张策平、刘绳武诸人，常驻军械库，协同阮荣发带领工程8营守楚望台。
瑞澄在会上张牙舞爪地宣布了防务措施，诸如各城门加派警士，早7时开，晚6时闭，夜间行人无通行证者，不许通过；旅社、客栈一律细密检查；命令各标、营、队官长，设法劝导士兵，如受革命党欺骗，倘若觉悟，不咎既往；密令检举革命党人，确认形迹可疑者，即格杀勿论。他规定实行弹械分离，收缴士兵子弹。
瑞澄把武汉城播弄得阴霾满天，用加强警卫来掩饰内心的恐慌。他的督辕大量增加守卫之兵。还特别饬令第21混成协所属第41标1营士兵逡巡宾阳门外一带，黎元洪亲率本协步兵逡巡武胜门及塘角沿江一带。但瑞澄还不放心，又在长江中的兵舰上设置行辕，夜间宿于其中，以备有事逃跑便利。
张彪、黎元洪也加倍小心，为收买士心，对守卫各军每日均有赏赉，中秋节每人赏钱2000。按军营旧例，中秋节应放假停操，兵士可请假回家过团圆节。此时风声吃紧，特规定停止中秋请假。处事谨慎的黎元洪特传令混成协各标、营、队于中秋节的前一天一律置备酒肴，庆祝中秋。中秋节那日照常上操，禁止请假，以防趁人众闲散之际，酿成巨变。
到了中秋节这日，武汉三镇居然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气氛中，平安无事地度过，这使清朝湖北官吏大出意外。
其实，这并非湖北官吏震慑住了革命党人，而是武汉革命党人因南湖炮队事件的惊扰，以及派赴上海请黄兴等主持大计的代表未归，而将原订中秋节起义的日期往后拖延。
武昌革命党起义的时间订在中秋节，士兵们都很受鼓舞，便有人沉不住气，露出马脚。那炮队中有几名士兵退伍，却是共进会同志，炮标共进会代表孟发臣便备了酒菜，饮酒猜拳，为之送行。那值日的刘排长便过来干涉：“不许喧哗！”饮酒的人已有酒态，又是人多势众，便骂道：“婊子养的，找老子麻烦，到时候要你好看！”
刘排长听出话中有话，便去报告管带。管带即传孟发臣等，喝令跪下，重责军棍。
营中共进会员甚众，发一声喊，便暴动起来，将营部砸烂，抢了军刀。管带人等惶惶而逃。孟发臣等遂高叫反了反了！去军械房拖出两尊大炮，再去弹药库搬炮弹。库门上锁，又撞库门。
炮队标统忙报告第8镇统制，张彪令马队就近弹压。
炮队闹事者20余人当即逃跑，马队士兵亦多是党人，磨磨蹭蹭装作追赶不上，听任逃去。
孟发臣仓皇进城找孙武报告，请求即时发难。孙武遂邀请刘复基商量，复基沉吟良久，道：“各军倘无充足准备，似难成事，可由发臣回南湖营盘察看，如果大家已经大举，即通知各军响应，如仅是少数人暴露，赶快避去，不坏大局。”
孙武表示同意。所幸闹事人等已经逃跑，炮队营队官亦怕因此得咎，以“酗酒闹事”开革数人，敷衍上峰。
孙武因为局势紧张，同刘公夫妇等都搬到俄租界去住。
革命党总部加紧起义准备工作。孙武留学日本时学会制作炸弹，他便同邓玉麟等日夜赶制炸弹；刘公与李作栋等在印好的中华银行钞票上盖章，拟定起义后各机关接收事宜，预拟军政府文告与致驻武汉各国领事照会，绘制起义旗帜：18星军旗，代表18行省。
10月9日这一天，孙武制造炸弹，所用硫磺将尽，即着邓玉麟上街去买，恰这时，刘公之弟刘同，叼着纸烟走进来。刘同并非党人，但由于是刘公之弟，也经常参预一些活动，对革命党务机关都很熟悉，也经常来看孙武做炸弹，很有兴味。这刘同大大咧咧，那嘴上的香烟火星迸落在炸药盘中，霎时闪烁蓝光，轰隆一声爆炸，地动山摇，孙武顿时炸得一身焦黑。刘同吓得飞逃，楼下李作栋闻声上楼，见孙武兀自站立，忙用长衫裹了头脸，即送日租界医院抢救。
俄巡捕听到爆炸声，即吹警笛飞奔而来。机关中人各自逃去，巡捕登堂入室，不见人影，炸弹数十赫然在目，忙室内搜索，把革命党人名册、文告、18星旗帜、袖章、印信等全部查获。因名册中的刘公一家，新近搬来附近，遂去搜捕，将神色慌张的刘同等一并逮去。
邓玉麟外出归来，见巡捕已将巷口守住，便混在人群中探听到切实消息，即过江往小朝街总指挥部报告，却在途中遇到逃出人等，确知孙武被炸送往日租界医院。
小朝街总指挥部里，刚刚从岳州回来的蒋翊武同刘复基等人正说着话，邓玉麟进来便把汉口机关失事情况一五一十地倾诉出来，众人惊得目瞪口呆。
彭楚藩却又急匆匆赶来，说那刘公家被捕人等，已被引渡中国官厅，转押总督衙门了，都说那刘同年少无知，一经大刑必然招供，且文件名册已经被搜去，这便如何是好？
刘复基道：“只有立即发动今夜起事，不能等死。”
蒋翊武踌躇半晌，跳将起来：“就是这样！”便起草起义命令：“南湖炮兵今夜12时放炮为号，城内外闻炮一齐动手。”
杨宏胜正好进门，拿出藏在竹篮里的子弹，却是邓玉麟让他从军械所朋友处买来的。邓玉麟便把提前起义因由告诉他，叫他一道去工程营传送命令并交子弹。这命令便分头送住各营。
刘同等已在督署关押，瑞澄即命督练公所总办铁忠审讯。刘同被带上堂来，看到堂上刑具侍候，早是腿肚打抖，一经刑讯，果然经不住，就把武昌小朝街等处机关一一供出。铁忠忙报瑞澄，瑞澄且惊且喜，即令关闭武昌城门，着警察满兵等搜捕革命党，并下令截断武昌和汉口、汉阳间的交通。
邓玉麟刚把城内命令送大营盘，再出门去南湖炮队，各处城门已关，且有兵搜身盘问。无法，只得把炸弹子弹等物抛在水沟中，待混出城去，到达南湖，已近半夜，翻墙入营，唤醒同志，口头传达起义命令，炮队同志道：“毫无准备，今晚举事已不可能，况且没有步兵掩护，夜间炮兵很难行动。”
邓玉麟无奈，只得权且住下。
杨宏胜给工程营送去了起义命令，往而复返。他携了炸弹，又来工程营给熊秉坤送炸弹。方才去传达起义命令时，工程营需要炸弹。到营门处，却有人突然窜出阻拦，杨宏胜只得逃去。原来这杨宏胜却是开了个杂货店做为革命机关，此时亦已被刘同供出，杨宏胜方归，即有军警闯入，杨宏胜被促。
彭楚藩探得消息，即去小朝街向刘复基、蒋翊武报告。众人却也无奈，便在灯下等候那南湖炮响。
张彪亲率巡防兵、督院卫兵数十名，至小朝街围捕党人。
蒋翊武等人忽听院外门响，却是木棍捣门声，知道不妙。
蒋翊武摸出一颗炸弹，道：“大家不要慌。”
刘复基摸出两颗炸弹，抢前一步：“我来对付，你们快走！”
哗啦一声，大门被砸开，刘复基大叫：“你们等死吗？赶快掀瓦上房！”他边说边向楼下冲去。
敌人已闯进院内，刘复基扔出炸弹，却未爆炸，再扔出第二颗，也没爆炸。楼上又抛一颗，却也未炸。原来没有装上导火管，敌军再无畏惧，一轰而上，将刘复基捉住。
楼上3人便只有破房而出。跳下巷去，便有警察冲上，彭楚藩忙道：“我们是捉人来的，我是宪兵。”
那巡防兵细瞧，果是宪兵，便要放行，不料有个瑞澄的亲兵在场监视，却将彭楚藩、牟鸿勋捆起，再捆蒋翊武，蒋叫起屈来：“我是看热闹的，捆我干么事？”
那些兵弁见蒋翊武长辫乡巴佬模样，不像革命党人，略一犹疑，已被蒋翊武挤进围观人群逃跑。这里彭、刘、牟三人即被押赴总督衙门。被捕者还有杨宏胜等30多人。
当夜，瑞澄命令组织军事法庭会审，以参议官、督练公所总办铁忠为主审，武昌知府双寿和督署文案陈树屏为陪审，瑞澄亲临指挥。
铁忠等便升堂，令先提彭楚藩。铁忠问道：“你可是彭楚藩？”
“老子便是！”
铁忠却又犹豫，想那宪兵营管带果青阿是自家亲戚，如宪兵营出现革命党，于果青阿很是不利，便道：“你不是宪兵吗？为何将你捉来？”
彭楚藩直认不讳：“我正是革命党！”
“你是宪兵，为何盲从革命党？”
“拿纸笔来！我写给你看！”
铁忠便命衙役端上笔墨纸张。彭楚藩就灯疾书，写毕，由衙役呈上铁忠，三审官传阅供词：
余乃大汉黄帝子孙，立志复仇，誓与清廷不共戴天。
予非革命党，谁为革命党？……鞑虏入关，残暴已极，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各省驻防，残民以逞，使我炎黄袋裔，皮骨仅存。最近亲贵用事，卖官鬻爵，失地丧权，犹腼颜曰：‘宁赠友邦，弗与家奴’。我炎黄子孙不忍见我民族沦亡，特伸革命救国之大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非尔等若冥顽不灵，亦当从速反正，共享民主共和之幸福。予当在革命军前为尔等请命，否则，噬脐无及，惟尔等图之。
三审官相顾失色，铁忠拍案狂吼：“你竟敢诽谤朝廷，罪该万死！”
彭楚藩亦高叫道：“革命党岂会怕死！”
铁忠提笔写了旗标：“谋反叛逆一名彭楚藩，枭首示众！”
刀斧手即押彭楚藩赴刑场，彭楚藩边走边呼：“轩辕黄帝万岁！国民革命万岁！”
铁忠便审刘复基、杨宏胜等人，那刘、杨亦宁死不屈，大义凛然，怒斥敌人，召唤同胞起来革命，慷慨就义。
陪审官陈树屏因见被捕者和搜获到的党人名册上，尽是现役军人，大为震惊，深怕因此酿成巨变，主张从宽处理，只办刘、彭、杨三人，并当众烧毁名册，不予追究。遭到铁忠反对，瑞澄更坚执不允，要根据党人名册，按图索骥，把武汉革命党人一网打尽。
次日晨，瑞澄召张彪、黎元洪，命令立即按名册继续大搜捕，不使一人漏网。黎元洪也见名册上革命党人数过多，恐酿巨变，请求瑞澄，别图处理，庶可消祸于无形。瑞澄怀疑黎元洪有贰，严词申斥，黎不敢辩，喏喏而退，未至协本部，经返私第。盖明知兹事，穷极追究，必有意外之虞也。
瑞澄即派张彪率警宪到各革命机关、兵营、旅栈、学社和交通要道搜捕党人。
这天上午，又有30标排长张廷辅等一批革命党人被捕，于是军心动摇。
正午，瑞澄又召集军管、巡防、水师及各机关长官参加军事会议，谓革命党谋反叛逆，反对我朝，非搜杀尽净，不无后患。特责成部署严为防备，尽力搜捕，以绝其根株为要。
铁忠又命派人分途向各营传谕，令各营长官认真搜捕，不得阳奉阴违，违者必究。
于是继续大搜捕，紧闭城门，断绝交通，各营士兵不许出营房一步，官长领弹携枪守在各排出口，武装巡查各棚，甚至士兵大小便均令以痰盂盛之，不许外出，气氛极为恐怖。
革命机关被破获，大批革命党人被捕，瑞澄欣喜若狂，当天即向清廷发电告捷，并为其部下报功：“张彪、铁忠、王履康、齐耀珊各员，以及员弁警兵，无不忠诚奋发，迅赴事机，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
工程8营正目、革命党人营总代表熊秉坤，昨日接到邓玉麟、杨宏胜送来命令与子弹。熊即密传同志，闻炮起事，因子弹大少，只能择最勇敢同志每人两粒，自留三粒备用。入夜，军营忽然紧急戒严，不许士兵出棚，一个巡逻的护兵朋友密报熊秉坤，那杂货店老板杨宏胜被捕。次日清晨，又听说刘、彭、杨三人已成烈士。忙派可靠同志设法出营探听，获悉五处革命机关均已破坏，巡防营已在工程营左右成包围之势，铁忠着工程营代埋管带阮荣发，按名册捕杀工程营党人380余名。
熊秉坤暗自琢磨：到这个地步，再不死里求生，就太窝囊，手中有枪，何不果断行动？遂将工程营内可靠同志召集起来，道：“奉起义机关命令，由我们工程营首先发难，我们营正是防守军械所，各营响应后都要来领取子弹。”
众人默不作声，秉坤看出大伙有点胆怯，高声道：“我们是不得不发，大家听说昨天捕杀革命党没有？我们的名册全被搜去，正按名捕杀，不反亦死，反亦死，为什么不死得轰轰烈烈？”
便有那前队代表徐少斌道：“熊哥说得对，大家拚命向前，革命未必就不成，如果坐以待毙，就不是我们革命党所为了。”
众人便跃跃欲试，便定当晚行动。只是为子弹发愁。原来昨晚发的子弹，各人害怕搜查，便都抛弃了。
这天中午，却是大雨不停。熊秉坤弄到出入营盘的腰牌，到15协30标、29标的党人接洽起事，回到班里，恰有一位党人士兵问他：“熊代表是否要子弹，我哥哥从外地当兵退役，带回几盒子弹，可以取来一用。”又有一位党人士兵从排长处偷来两盒子弹，熊秉坤大喜。
时至晚7时，又逢熊秉坤所在棚值班守卫，即给各同志发下子弹两粒，沿本营四队巡视营房，见同志都已欲动。忽听二排那边鼓噪，急忙端枪往巡，却是二排长在查问革命同志金兆龙：“为何擦枪？”夺过枪去，又见枪中有子弹，喝问道：“你要造反吗？”
金兆龙大叫：“老子就是要造反！”遂扭打起来。金兆龙道：“还不动手更待何时？”便有一同志用枪柄猛击那排长，那反动军官便要逃去，却值熊秉坤赶到，对着那排长，便是一枪。
这便是辛亥武昌首义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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