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认为他做正式总统，是理所当然，势在必得；国民激进派认为，若袁世凯爬上正式总统宝座，就会覆辙重蹈，那绝对不行；国民党稳键派的不少人也开始感到：袁世凯实在是不可教诲，但究竟是否让袁世凯做正式总统，却处在举棋不定的状态。至于国民党领导人孙中山，仍然保持着原来的看法，主张举袁为正式总统。黄兴和宋教仁虽然仍主张成立责任内阁，由国民党取内阁以掌实权，而不取总统，但暗中确有拥黎元洪为总统的想法。
如果国民党议员不选袁世凯为总统，袁世凯要当正式总统便成了问题。于是，袁派能员数十人，携款数十万，分赴各省运动自己为正式总统，袁世凯还特令总统府秘书函询国会事务局，将当选议员属何党籍详细调查呈阅。
在袁世凯着急的时候，他又听到黄兴、宋教仁联合孙武及共和党民社派，举黎元洪为总统，黄兴为副总统，将袁排除在政府之外的消息，甚是惊慌。他指使他的党徒匿名大肆攻击宋教仁。宋教仁针对匿名攻击进行反驳，并揭露官僚派的“造谣生事”。
1913年2月15日，宋教仁从武汉乘江新轮到上海，当晚住进黄浦路惠中饭店，后迁居同学路21号黄兴家里。不久，孙毓筠从北京致电黄兴说：“正式国会成立在即又玄，众妙之门”。时人奉《周易》、《老子》、《庄子》为“三，谣言纷起，人心动摇，时势儳焉不可终日。当此千钧一发之时，匡扶之力全恃我公，万恳即日力疾来京，主持一切，以救危亡。”
黄兴以袁世凯处事无诚意，拒不应孙之邀。
袁世凯没有达到将黄兴调北京之目的，便搞起恐怖来，多家报纸刊载消息：“大致谓选举总统在即，人心惶恐，纷纷迁避。各国使馆亦日日增置军械防备。”1周后，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的枪声在上海响起。
使用暗杀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是袁世凯惯用的伎俩。
袁世凯最先曾企图拉拢并利用宋教仁。陆内阁风潮后，袁表示希望宋出来任内阁总理，宋以这“与国民党政党内阁之党议大相刺谬”，坚辞不允。后来，袁又企图对他收买。宋教仁准备南下回湖南桃源老家省亲，并参加国会议员竞选，袁赠予50万元的支票，要求宋随意支用，宋不为所动，婉言将支票退还。
宋教仁南下后，袁极不放心，派他的爪牙随时监视。宋教仁在各地的演说，表达了国民党人的决心和愿望，但也引起了袁世凯的仇恨。
一天，袁世凯看到秘书处呈上宋教仁在湖北黄州的演说词，道：“口锋何必如此尖刻。”为抵制宋教仁演说的影响，打消国民党的组阁计划，冯国璋暗中主持所谓“救国团”，攻击宋“莠言乱政”，抱“总理热心，思攫现政府而代之”，并把内政、外交一切失败全部归咎于国民党“醉心权利，不能垂功德而祛私见”。
宋教仁对袁世凯有所警惕，他劝谭人凤担任粤汉铁路督办，说：“此路于南方军事上的关系紧要，大局难料，一旦有事，有款有人，尤可应变。”他叮嘱程潜：“湖南应从速训练军队。”他认为国民党获得选举胜利，袁世凯“一定忌剋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国民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
宋教仁认为袁世凯至少在正式国会召开之前，不敢公然撕毁约法，与国民党为敌，他没有从北洋集团的肆意攻击中，嗅到火药气味。当有人告诉他袁世凯恐有加害阴谋，劝他先为戒备时，他不相信道：
“吾一生光明磊落，平生无夙怨无私仇，光天化日之政客竞争，安有此种卑劣残忍之手段？吾意异党及官僚中人未必有此，此特谣言耳，岂以此懈吾责任心哉！”
宋教仁错了。袁世凯暗杀宋教仁阴谋正在加紧进行。
这天日黑时分，一辆黑色小汽车飞驰而来，在北京政府内阁总理赵秉钧的门前嘎然停住。一个身穿貂裘大衣、头戴海獭皮礼帽的人，从车门里闪了出来，一跛一跛地溜进了赵寓。这人便是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
赵寓后宅的一间小厅里，壁炉火旺，灯光通明，不时传出一阵男人得意且淫荡的笑声和女人们娇柔造作的怪叫声。袁克定闻声，收住脚步，身子斜立在后院门前石阶上，袁克定很熟悉赵秉钧有个习惯：每天晚饭后，若无紧急公务，他总要和妻妾们在这小厅间玩一阵牌，下几盘赌注，妻妾中谁个连赢3局，这天晚上她便可得到赵的宠爱。
赵寓内侍对袁克定也很熟悉，知道他此时亲自上门，必有要事。见他在院阶上驻足，侍人便匆匆往小厅跑去。
穿着长袍马褂的赵秉钧，一听来报，“哗”的一声，挥手推倒面前的麻将牌，起身离座，急步跨出小厅，迎至门前。一看来的果然是袁世凯大公子袁克定，心里不由一惊：通常到了这般时辰，这位“大爷”是绝不出门的，即使有要务急事，也都是挂个电话，叫赵秉钧去一趟罢了。今晚，到底有什么特别要紧事犯得着这位“大爷”亲自出马了？
“‘大爷’驾到，未曾远迎，……”赵秉钧的客套话刚一出口，袁克定一扬手，又向他瞟了一眼，他便知事非寻常，把后边的话慌忙咽下，赶紧把袁克定引到二楼一间密室内。赵秉钧刚把密室的门拴上，还未坐定，这位公子便抢先开了口：
“赵叔，外面风声很紧，谅必你也有所闻了吧。国会选举揭晓后，大势不好呀！‘梁山匪魁’宋教仁趁国民党人在参众两院选举中获胜之势，借口回湖南故里省亲，在湘、鄂、皖、苏诸省，大放厥词，大肆鼓吹政党责任内阁制。这小子野心倒不小。我爹早就看出宋教仁是个不识抬举的东西！”
袁克定见赵秉钧直愣愣地站着，急忙又说道：
“赵叔，你想到过吗？若让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出山组阁，到那时，‘梁山宋江’登上国务总理的宝座，你就得卷铺盖，我爹即使在位，也只能是个徒有虚名的大总统，我们的天下就算完了。”
“唉，这个‘梁山宋江’，年纪不大，手腕倒是挺厉害的，真他妈的厉害！”赵秉钧为表示效忠袁世凯，连骂了几声。
“我爹说了，总统总统，就要统管天下。手上无权，听人使唤。他当总统由人摆布，仅仅是用来当聋子的耳朵——摆设，这样的总统，他是绝对不当的。”
袁克定说到这里，拧开一颗大衣钮扣，伸手从内襟口袋里取出一支乌黑锃亮的小手枪，尔后又掏出一个小蜡纸包，轻轻地放在漆木桌上，沉着脸说：
“我爹口谕，务必在四月初国会开会之前，把‘梁山匪魁宋江”除掉，这支手枪和5发带剧毒弹头的子弹，由你交给一个绝对可靠又有胆量的人去执行，不得有误，事成之后嘛，我爹应诺了，从向五国银行团的借款中支取10万英镑予以重赏。”
赵秉钧听罢这位大少爷传达了他老子的口谕，犹如当头挨了狠狠一棒，脑子发胀，手脚发麻，两眼盯着桌子上的手枪和子弹。
“赵叔，你看这桩事，……嘿嘿……”袁克定奸笑了几声。
赵秉钧立即意识到：若不马上应下这桩秘密差事，必将招致杀身之祸。他强掩着内心惊惶，赶快从太师椅上站起来，两手垂立，摆出一副十分虔诚的样子，不卑不亢地说道：
“总统口谕，智庵俯首听命，绝对服从，只是这合适的人嘛……唯恐一时难以选到，不过，我将尽力物色，尽快去干！”
“好！赵叔，我爹一向是把你当亲兄弟看待，这一回，就看你的了。我爹说，无论如何一定要在‘梁山宋江’回到北京之前……”
袁克定没有说下去，只是用那对凶恶的眼睛瞟了下桌上的手枪和子弹。
赵秉钧送走了袁克定，回到密室，视线一触及到桌上的手枪和子弹，不由地打了一个寒战，无力地坐在太师椅上，哀叹一声，垂首沉思起来。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因国会议员已陆续北上，他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资格，准备赴北京参加国会。这天，天空阴沉沉的，毛毛细雨从清早开始一直不停地下着，晚上夜更浓了。宋教仁在黄兴、廖仲恺、陈其美、于右任陪同下，从《民立报》报社乘上一辆四轮大马车赴上海沪宁车站。虽然上海的十里洋场依旧是灯火通明，但街上毕竟不同晴天那样热闹，行人稀少了。他们乘坐的四轮马车，在通往上海火车站的一条街道上，在茫茫细雨中不快不慢地行进，为了挡雨，车上四周的帆布帘篷全都落下，遮得严严实实的。宋教仁、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在车里谈笑风生。
坐在马车前排的宋教仁扭头对坐在后排的黄兴说：
“克强兄，从现在起你就要做好一切准备，待国会闭幕后，你即来京，根据国会的情况，我们再共同商议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黄兴神情带着几分亢奋地回答说：“如果由我党组阁的事真的实现了，责任内阁制定下来了，那连其美、仲恺，都得一起赴京才是。”
“到那时候，孙先生也该从日本回来了。”廖仲恺补充了一句。
沪宁火车站临时特设的议员接待室里，摆设得颇为排场：一盏16头的玉兰吊灯下，摆着几张长条桌，白绸桌布镶着荷花叶边，桌上摆着精致的茶具、各色糖果和香烟，条桌的四周，一色的漆木架藤座椅上，已经坐着20余位议员和前来送行的上海各界知名人士。
离检票进站上车还有20多分钟时，宋教仁、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廖仲恺刚从马车上下来，接待室门口便走出几个撑着雨伞的人，热情地迎到马车跟前：
“噢，是黄先生、宋先生、陈先生、廖先生，失迎失迎！”
宋教仁、黄兴等并不认识他们，以为是政府临时雇来的招待员。宋教仁、黄兴等人都穿着风衣，戴着礼帽，雨并不大，可迎候者还是举着伞，把他们接进了车站。就在进门的那一瞬间，在接待室通往进站口的拐角处，一个人鬼鬼祟祟地飞快闪过。廖仲恺眼快，见此情况心中顿生疑云，警惕地用手肘轻轻碰了碰宋教仁，侧身凑近他的耳边说道：
“钝初兄，那边似有坏人。”
宋教仁听了，不以为然地朝拐角处瞥了一眼，轻声答道：
“这类事，防不胜防。”便大大趔趔地走进了接待室。
窗外，依旧是风裹细雨，四处飞扬。初春的夜，寒意三分。车站接待室里却是一片热烈气氛，相识的，不相识的，彼此寒暄问候，特别是即将赴京的宋教仁，这样一位年轻而又颇负声望的大党魁的到来，人们自然是不约而同地向他围拢过来，客套话、恭维话不绝于耳。宋教仁兴奋地应酬着，那怕是在与人简短的几句交谈中，也几次提到“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的主张，以致使几个非国民党员在寒暄过后，一转身面孔上就呈现出几分不悦。
时间将近10时40分，一阵急促的铃声，使这暄腾热闹的接待室顿时静了下来。开始检票进站了。议员们自当是第一批进站的贵客。宋教仁提起身边的一只小皮箱，转身对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说道：
“诸兄，请留步，望多保重，等候我们的好消息吧！”
黄兴拉着宋教仁的手，深情地说：“钝初，到了北京，莫忘了给孙先生写封信，据日程，他明天可能就要到长崎了。”
“一定，一定。不过，我想等国会闭幕之时再写，到那时，我要向他报告一个他意料不到的特大喜讯，让他也高兴高兴。
哈哈……。”宋教仁一边笑着，一边大步走出接待室。
其他议员已经稍前进入了检票口。宋教仁在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陪同下，匆匆向检票口走去。从接待室至检票口只不过数十公尺距离，他们刚走到一半，突然“砰砰砰”地3声枪响，宋教仁惊喊道：
“有人刺我！”
宋教仁的小皮箱“啪”地一声从手里掉到地上。他双手捂住腰部，随即栽倒在地上，鲜血从风衣里流出来。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随即将他送进附近的铁道医院。
火车站内警笛四起。巡捕们发现一个持手枪的人，正趁站内秩序大乱之机，慌慌张张夺路而逃。巡捕断定此人就是凶手，便跟踪紧追。凶手是个矮个子，穿一身黑呢子军官服，跑得并不快，看样子，心里十分惊恐慌惶。
车站外，风呼啸，细雨茫茫，灯昏暗。凶手刚跑到拐角处的沥青路上，见前面有一滩水，正想避开，不料由于湿漉溜滑，一侧身滑倒在路旁。巡捕奋力追上，眼看就要擒住，凶手抢先开了两枪，前面两个巡捕应声倒在马路上，凶手立即跃身冲进一条小巷，待后面的巡捕追来，他已经消失在迷蒙的夜雨之中。
宋教仁由于被子弹击伤肾脏、大肠，手术后虽将子弹头取出，但因子弹带有剧毒，抢救无效，于3月22日晨去世，享年仅31岁。
宋教仁入医院时，神志清醒地嘱于右任3事：“（1）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2）我本家寒，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3）诸君皆当勉力进行，勿以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费尽心力，造谣者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宋教仁于痛苦中请黄兴代笔向袁世凯报告被刺经过，道：“窃思仁自受任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丝毫权利之见存。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而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宋教仁这位为中国实现民主共和政体而献出生命的革命家，直到临死，也没有看清南北之争是不能用调和的办法去解决的，更没想到暗杀自己的就是那甜言蜜语的袁世凯。
袁世凯得知宋教仁死讯，凶手当场逃之夭夭，便扮演一幕贼喊捉贼的丑剧。他颁布命令说：“昨据前农林总长宋教仁电称，20日晚在上海车站被奸人枪击重伤，当即饬江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及上海地方官、沪宁铁路总站，悬重赏勒限缉凶，并派交涉使陈贻范前往慰问。据陈交涉使电称，宋前总长于22日寅时因伤身故。民国新建，人才至难，该凶犯胆敢于众目睽睽之地狙击勋良，该管巡警并未当场缉拿致被逃逸，阅电殊堪发指。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甚伟。迨统一政府成立，赞襄国务，尤能通识大体，擘画勤劳，方期大展宏猷，何遽闻惨变？凡我国民，同深怆恻。”
袁世凯又致电程德全等，要求“立悬重赏，限期破获，按法重办”。他又令御用报纸大造国民党内部倾轧的谣言，以图转移视线。袁世凯自以为得计，没有料到事实真相很快就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宋教仁被刺后，黄兴和陈其美等痛心地联名致电上海闸北警局、上海租界总巡捕，请他们加紧侦缉，尽快破案。
陈其美派任的上海电报局局长吴佩璜，平时已从来往电报中获得不少线索。案发后，一个古董商人王阿法向巡捕房提供重要线索。英巡捕房于23日晚12时半在湖北路迎春坊3弄妓女李桂玉处将谋杀犯应桂馨逮捕。第二天又在应家捕获行凶者武士英，并搜出五响手枪1支以及应同主谋者赵秉均、洪述祖往来的密电码3本和函电多件。
洪述祖字荫之，人称“洪杀胚”，江苏常州人，清附生，1884年至1891年间当过福建兼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幕僚，后来又当过湖南巡抚俞廉三的幕僚。民国后，充当赵秉钧在内务总长任内的内务府秘书，实际上是袁世凯指挥下的侦探头目。
应桂馨浙江宁波人，稍有家产，曾承父命在家乡办理学堂，后因仗势欺人，避捕出亡上海，成为上海流氓、帮会头目。武昌起义前，陈其美在沪组织秘密革命团体，曾借应家在沪的房屋作为据点。上海光复后，陈其美委应为上海都督府谍报科长。孙中山归国到上海，陈其美命谍报、庶务两科负责照料，应桂馨在上海组织卫队，护送孙中山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被孙中山委为总统府卫队司令，并兼任庶务科长。但是，应桂馨妄自尊大，挑拨是非，刁难临时政府官员，欺侮华侨来客，又从应办菜席中克扣银钱，“应办菜每席开支银5元，后减至1元，与5元菜相等。”孙中山才知道他从中舞弊。有不少人建议不仅要把他撤职，而且要逮捕查办。孙中山本着与人为善，又碍于他是陈其美推荐，就宽容了他，革了他的职。他回到上海后，重操旧业，改组青、红帮为“中华民国共进会”，自任会长。共进会成立时，虽标榜痛改前非，从兹为善，共守法律，同享自由，但实际上，该会成立后，为非作歹，扰乱社会秩序。浙江都督朱瑞、江苏都督程德全先后通令查禁民国共进会，黎元洪也曾下令通缉应桂馨。袁世凯得知此人历史，以为可以利用，遂派洪述祖到上海，借商谈解散民国共进会为名，秘密加以收买，并由洪引见程德全，委以江苏驻沪巡查长，以掩护他的真实身份。袁随后致电黎元洪取消通缉令，又亲自电召他入京，借解散民国共进会名义，任命他为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批给5万元活动经费，从此，应桂馨投靠了袁世凯，成为袁在上海对付国民党人的一只恶犬。袁世凯、赵秉钧又通过洪述祖安排他刺宋。
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山西人，是个毫无政治头脑的退伍军人，只知金钱的兵痞，流窜到上海后，就被应桂馨收买，为直接刺杀宋教仁的凶手。
孙中山在日本接到黄兴的电报，得知宋教仁被刺身亡，极为悲痛，立即从长崎致电北京国民党本部及上海交通部，要求党人全力查明宋被害的原因。3月25日，孙中山自日本返沪。他刚从轮船上下来，便被前来迎接他的黄兴请进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内，他迫不及待地询问宋教仁遇刺的情况。
如果国民党议员不选袁世凯为总统，袁世凯要当正式总统便成了问题。于是，袁派能员数十人，携款数十万，分赴各省运动自己为正式总统，袁世凯还特令总统府秘书函询国会事务局，将当选议员属何党籍详细调查呈阅。
在袁世凯着急的时候，他又听到黄兴、宋教仁联合孙武及共和党民社派，举黎元洪为总统，黄兴为副总统，将袁排除在政府之外的消息，甚是惊慌。他指使他的党徒匿名大肆攻击宋教仁。宋教仁针对匿名攻击进行反驳，并揭露官僚派的“造谣生事”。
1913年2月15日，宋教仁从武汉乘江新轮到上海，当晚住进黄浦路惠中饭店，后迁居同学路21号黄兴家里。不久，孙毓筠从北京致电黄兴说：“正式国会成立在即又玄，众妙之门”。时人奉《周易》、《老子》、《庄子》为“三，谣言纷起，人心动摇，时势儳焉不可终日。当此千钧一发之时，匡扶之力全恃我公，万恳即日力疾来京，主持一切，以救危亡。”
黄兴以袁世凯处事无诚意，拒不应孙之邀。
袁世凯没有达到将黄兴调北京之目的，便搞起恐怖来，多家报纸刊载消息：“大致谓选举总统在即，人心惶恐，纷纷迁避。各国使馆亦日日增置军械防备。”1周后，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的枪声在上海响起。
使用暗杀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是袁世凯惯用的伎俩。
袁世凯最先曾企图拉拢并利用宋教仁。陆内阁风潮后，袁表示希望宋出来任内阁总理，宋以这“与国民党政党内阁之党议大相刺谬”，坚辞不允。后来，袁又企图对他收买。宋教仁准备南下回湖南桃源老家省亲，并参加国会议员竞选，袁赠予50万元的支票，要求宋随意支用，宋不为所动，婉言将支票退还。
宋教仁南下后，袁极不放心，派他的爪牙随时监视。宋教仁在各地的演说，表达了国民党人的决心和愿望，但也引起了袁世凯的仇恨。
一天，袁世凯看到秘书处呈上宋教仁在湖北黄州的演说词，道：“口锋何必如此尖刻。”为抵制宋教仁演说的影响，打消国民党的组阁计划，冯国璋暗中主持所谓“救国团”，攻击宋“莠言乱政”，抱“总理热心，思攫现政府而代之”，并把内政、外交一切失败全部归咎于国民党“醉心权利，不能垂功德而祛私见”。
宋教仁对袁世凯有所警惕，他劝谭人凤担任粤汉铁路督办，说：“此路于南方军事上的关系紧要，大局难料，一旦有事，有款有人，尤可应变。”他叮嘱程潜：“湖南应从速训练军队。”他认为国民党获得选举胜利，袁世凯“一定忌剋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国民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
宋教仁认为袁世凯至少在正式国会召开之前，不敢公然撕毁约法，与国民党为敌，他没有从北洋集团的肆意攻击中，嗅到火药气味。当有人告诉他袁世凯恐有加害阴谋，劝他先为戒备时，他不相信道：
“吾一生光明磊落，平生无夙怨无私仇，光天化日之政客竞争，安有此种卑劣残忍之手段？吾意异党及官僚中人未必有此，此特谣言耳，岂以此懈吾责任心哉！”
宋教仁错了。袁世凯暗杀宋教仁阴谋正在加紧进行。
这天日黑时分，一辆黑色小汽车飞驰而来，在北京政府内阁总理赵秉钧的门前嘎然停住。一个身穿貂裘大衣、头戴海獭皮礼帽的人，从车门里闪了出来，一跛一跛地溜进了赵寓。这人便是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
赵寓后宅的一间小厅里，壁炉火旺，灯光通明，不时传出一阵男人得意且淫荡的笑声和女人们娇柔造作的怪叫声。袁克定闻声，收住脚步，身子斜立在后院门前石阶上，袁克定很熟悉赵秉钧有个习惯：每天晚饭后，若无紧急公务，他总要和妻妾们在这小厅间玩一阵牌，下几盘赌注，妻妾中谁个连赢3局，这天晚上她便可得到赵的宠爱。
赵寓内侍对袁克定也很熟悉，知道他此时亲自上门，必有要事。见他在院阶上驻足，侍人便匆匆往小厅跑去。
穿着长袍马褂的赵秉钧，一听来报，“哗”的一声，挥手推倒面前的麻将牌，起身离座，急步跨出小厅，迎至门前。一看来的果然是袁世凯大公子袁克定，心里不由一惊：通常到了这般时辰，这位“大爷”是绝不出门的，即使有要务急事，也都是挂个电话，叫赵秉钧去一趟罢了。今晚，到底有什么特别要紧事犯得着这位“大爷”亲自出马了？
“‘大爷’驾到，未曾远迎，……”赵秉钧的客套话刚一出口，袁克定一扬手，又向他瞟了一眼，他便知事非寻常，把后边的话慌忙咽下，赶紧把袁克定引到二楼一间密室内。赵秉钧刚把密室的门拴上，还未坐定，这位公子便抢先开了口：
“赵叔，外面风声很紧，谅必你也有所闻了吧。国会选举揭晓后，大势不好呀！‘梁山匪魁’宋教仁趁国民党人在参众两院选举中获胜之势，借口回湖南故里省亲，在湘、鄂、皖、苏诸省，大放厥词，大肆鼓吹政党责任内阁制。这小子野心倒不小。我爹早就看出宋教仁是个不识抬举的东西！”
袁克定见赵秉钧直愣愣地站着，急忙又说道：
“赵叔，你想到过吗？若让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出山组阁，到那时，‘梁山宋江’登上国务总理的宝座，你就得卷铺盖，我爹即使在位，也只能是个徒有虚名的大总统，我们的天下就算完了。”
“唉，这个‘梁山宋江’，年纪不大，手腕倒是挺厉害的，真他妈的厉害！”赵秉钧为表示效忠袁世凯，连骂了几声。
“我爹说了，总统总统，就要统管天下。手上无权，听人使唤。他当总统由人摆布，仅仅是用来当聋子的耳朵——摆设，这样的总统，他是绝对不当的。”
袁克定说到这里，拧开一颗大衣钮扣，伸手从内襟口袋里取出一支乌黑锃亮的小手枪，尔后又掏出一个小蜡纸包，轻轻地放在漆木桌上，沉着脸说：
“我爹口谕，务必在四月初国会开会之前，把‘梁山匪魁宋江”除掉，这支手枪和5发带剧毒弹头的子弹，由你交给一个绝对可靠又有胆量的人去执行，不得有误，事成之后嘛，我爹应诺了，从向五国银行团的借款中支取10万英镑予以重赏。”
赵秉钧听罢这位大少爷传达了他老子的口谕，犹如当头挨了狠狠一棒，脑子发胀，手脚发麻，两眼盯着桌子上的手枪和子弹。
“赵叔，你看这桩事，……嘿嘿……”袁克定奸笑了几声。
赵秉钧立即意识到：若不马上应下这桩秘密差事，必将招致杀身之祸。他强掩着内心惊惶，赶快从太师椅上站起来，两手垂立，摆出一副十分虔诚的样子，不卑不亢地说道：
“总统口谕，智庵俯首听命，绝对服从，只是这合适的人嘛……唯恐一时难以选到，不过，我将尽力物色，尽快去干！”
“好！赵叔，我爹一向是把你当亲兄弟看待，这一回，就看你的了。我爹说，无论如何一定要在‘梁山宋江’回到北京之前……”
袁克定没有说下去，只是用那对凶恶的眼睛瞟了下桌上的手枪和子弹。
赵秉钧送走了袁克定，回到密室，视线一触及到桌上的手枪和子弹，不由地打了一个寒战，无力地坐在太师椅上，哀叹一声，垂首沉思起来。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因国会议员已陆续北上，他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资格，准备赴北京参加国会。这天，天空阴沉沉的，毛毛细雨从清早开始一直不停地下着，晚上夜更浓了。宋教仁在黄兴、廖仲恺、陈其美、于右任陪同下，从《民立报》报社乘上一辆四轮大马车赴上海沪宁车站。虽然上海的十里洋场依旧是灯火通明，但街上毕竟不同晴天那样热闹，行人稀少了。他们乘坐的四轮马车，在通往上海火车站的一条街道上，在茫茫细雨中不快不慢地行进，为了挡雨，车上四周的帆布帘篷全都落下，遮得严严实实的。宋教仁、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在车里谈笑风生。
坐在马车前排的宋教仁扭头对坐在后排的黄兴说：
“克强兄，从现在起你就要做好一切准备，待国会闭幕后，你即来京，根据国会的情况，我们再共同商议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黄兴神情带着几分亢奋地回答说：“如果由我党组阁的事真的实现了，责任内阁制定下来了，那连其美、仲恺，都得一起赴京才是。”
“到那时候，孙先生也该从日本回来了。”廖仲恺补充了一句。
沪宁火车站临时特设的议员接待室里，摆设得颇为排场：一盏16头的玉兰吊灯下，摆着几张长条桌，白绸桌布镶着荷花叶边，桌上摆着精致的茶具、各色糖果和香烟，条桌的四周，一色的漆木架藤座椅上，已经坐着20余位议员和前来送行的上海各界知名人士。
离检票进站上车还有20多分钟时，宋教仁、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廖仲恺刚从马车上下来，接待室门口便走出几个撑着雨伞的人，热情地迎到马车跟前：
“噢，是黄先生、宋先生、陈先生、廖先生，失迎失迎！”
宋教仁、黄兴等并不认识他们，以为是政府临时雇来的招待员。宋教仁、黄兴等人都穿着风衣，戴着礼帽，雨并不大，可迎候者还是举着伞，把他们接进了车站。就在进门的那一瞬间，在接待室通往进站口的拐角处，一个人鬼鬼祟祟地飞快闪过。廖仲恺眼快，见此情况心中顿生疑云，警惕地用手肘轻轻碰了碰宋教仁，侧身凑近他的耳边说道：
“钝初兄，那边似有坏人。”
宋教仁听了，不以为然地朝拐角处瞥了一眼，轻声答道：
“这类事，防不胜防。”便大大趔趔地走进了接待室。
窗外，依旧是风裹细雨，四处飞扬。初春的夜，寒意三分。车站接待室里却是一片热烈气氛，相识的，不相识的，彼此寒暄问候，特别是即将赴京的宋教仁，这样一位年轻而又颇负声望的大党魁的到来，人们自然是不约而同地向他围拢过来，客套话、恭维话不绝于耳。宋教仁兴奋地应酬着，那怕是在与人简短的几句交谈中，也几次提到“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的主张，以致使几个非国民党员在寒暄过后，一转身面孔上就呈现出几分不悦。
时间将近10时40分，一阵急促的铃声，使这暄腾热闹的接待室顿时静了下来。开始检票进站了。议员们自当是第一批进站的贵客。宋教仁提起身边的一只小皮箱，转身对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说道：
“诸兄，请留步，望多保重，等候我们的好消息吧！”
黄兴拉着宋教仁的手，深情地说：“钝初，到了北京，莫忘了给孙先生写封信，据日程，他明天可能就要到长崎了。”
“一定，一定。不过，我想等国会闭幕之时再写，到那时，我要向他报告一个他意料不到的特大喜讯，让他也高兴高兴。
哈哈……。”宋教仁一边笑着，一边大步走出接待室。
其他议员已经稍前进入了检票口。宋教仁在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陪同下，匆匆向检票口走去。从接待室至检票口只不过数十公尺距离，他们刚走到一半，突然“砰砰砰”地3声枪响，宋教仁惊喊道：
“有人刺我！”
宋教仁的小皮箱“啪”地一声从手里掉到地上。他双手捂住腰部，随即栽倒在地上，鲜血从风衣里流出来。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随即将他送进附近的铁道医院。
火车站内警笛四起。巡捕们发现一个持手枪的人，正趁站内秩序大乱之机，慌慌张张夺路而逃。巡捕断定此人就是凶手，便跟踪紧追。凶手是个矮个子，穿一身黑呢子军官服，跑得并不快，看样子，心里十分惊恐慌惶。
车站外，风呼啸，细雨茫茫，灯昏暗。凶手刚跑到拐角处的沥青路上，见前面有一滩水，正想避开，不料由于湿漉溜滑，一侧身滑倒在路旁。巡捕奋力追上，眼看就要擒住，凶手抢先开了两枪，前面两个巡捕应声倒在马路上，凶手立即跃身冲进一条小巷，待后面的巡捕追来，他已经消失在迷蒙的夜雨之中。
宋教仁由于被子弹击伤肾脏、大肠，手术后虽将子弹头取出，但因子弹带有剧毒，抢救无效，于3月22日晨去世，享年仅31岁。
宋教仁入医院时，神志清醒地嘱于右任3事：“（1）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2）我本家寒，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3）诸君皆当勉力进行，勿以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费尽心力，造谣者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宋教仁于痛苦中请黄兴代笔向袁世凯报告被刺经过，道：“窃思仁自受任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丝毫权利之见存。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而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宋教仁这位为中国实现民主共和政体而献出生命的革命家，直到临死，也没有看清南北之争是不能用调和的办法去解决的，更没想到暗杀自己的就是那甜言蜜语的袁世凯。
袁世凯得知宋教仁死讯，凶手当场逃之夭夭，便扮演一幕贼喊捉贼的丑剧。他颁布命令说：“昨据前农林总长宋教仁电称，20日晚在上海车站被奸人枪击重伤，当即饬江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及上海地方官、沪宁铁路总站，悬重赏勒限缉凶，并派交涉使陈贻范前往慰问。据陈交涉使电称，宋前总长于22日寅时因伤身故。民国新建，人才至难，该凶犯胆敢于众目睽睽之地狙击勋良，该管巡警并未当场缉拿致被逃逸，阅电殊堪发指。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甚伟。迨统一政府成立，赞襄国务，尤能通识大体，擘画勤劳，方期大展宏猷，何遽闻惨变？凡我国民，同深怆恻。”
袁世凯又致电程德全等，要求“立悬重赏，限期破获，按法重办”。他又令御用报纸大造国民党内部倾轧的谣言，以图转移视线。袁世凯自以为得计，没有料到事实真相很快就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宋教仁被刺后，黄兴和陈其美等痛心地联名致电上海闸北警局、上海租界总巡捕，请他们加紧侦缉，尽快破案。
陈其美派任的上海电报局局长吴佩璜，平时已从来往电报中获得不少线索。案发后，一个古董商人王阿法向巡捕房提供重要线索。英巡捕房于23日晚12时半在湖北路迎春坊3弄妓女李桂玉处将谋杀犯应桂馨逮捕。第二天又在应家捕获行凶者武士英，并搜出五响手枪1支以及应同主谋者赵秉均、洪述祖往来的密电码3本和函电多件。
洪述祖字荫之，人称“洪杀胚”，江苏常州人，清附生，1884年至1891年间当过福建兼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幕僚，后来又当过湖南巡抚俞廉三的幕僚。民国后，充当赵秉钧在内务总长任内的内务府秘书，实际上是袁世凯指挥下的侦探头目。
应桂馨浙江宁波人，稍有家产，曾承父命在家乡办理学堂，后因仗势欺人，避捕出亡上海，成为上海流氓、帮会头目。武昌起义前，陈其美在沪组织秘密革命团体，曾借应家在沪的房屋作为据点。上海光复后，陈其美委应为上海都督府谍报科长。孙中山归国到上海，陈其美命谍报、庶务两科负责照料，应桂馨在上海组织卫队，护送孙中山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被孙中山委为总统府卫队司令，并兼任庶务科长。但是，应桂馨妄自尊大，挑拨是非，刁难临时政府官员，欺侮华侨来客，又从应办菜席中克扣银钱，“应办菜每席开支银5元，后减至1元，与5元菜相等。”孙中山才知道他从中舞弊。有不少人建议不仅要把他撤职，而且要逮捕查办。孙中山本着与人为善，又碍于他是陈其美推荐，就宽容了他，革了他的职。他回到上海后，重操旧业，改组青、红帮为“中华民国共进会”，自任会长。共进会成立时，虽标榜痛改前非，从兹为善，共守法律，同享自由，但实际上，该会成立后，为非作歹，扰乱社会秩序。浙江都督朱瑞、江苏都督程德全先后通令查禁民国共进会，黎元洪也曾下令通缉应桂馨。袁世凯得知此人历史，以为可以利用，遂派洪述祖到上海，借商谈解散民国共进会为名，秘密加以收买，并由洪引见程德全，委以江苏驻沪巡查长，以掩护他的真实身份。袁随后致电黎元洪取消通缉令，又亲自电召他入京，借解散民国共进会名义，任命他为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批给5万元活动经费，从此，应桂馨投靠了袁世凯，成为袁在上海对付国民党人的一只恶犬。袁世凯、赵秉钧又通过洪述祖安排他刺宋。
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山西人，是个毫无政治头脑的退伍军人，只知金钱的兵痞，流窜到上海后，就被应桂馨收买，为直接刺杀宋教仁的凶手。
孙中山在日本接到黄兴的电报，得知宋教仁被刺身亡，极为悲痛，立即从长崎致电北京国民党本部及上海交通部，要求党人全力查明宋被害的原因。3月25日，孙中山自日本返沪。他刚从轮船上下来，便被前来迎接他的黄兴请进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内，他迫不及待地询问宋教仁遇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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