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当时宣传社会主义影响较大的有三股力量：一是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社；二是国民党创办的星期评论社、觉悟社。星期评论社出版《星期评论》周刊，编辑是戴季陶、沈玄庐和李汉俊，撰稿人有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觉悟社出版《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是清末举人、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左派邵力子；三是研究系张东荪等人组织的共学社，出版《时事新报》。
三股力量在宣传社会主义方面建立了联系，陈独秀的住所变得热闹起来。经常坐黄包车来的是《国民日报》经理兼总编、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邵力子住在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5号，离陈独秀的住所不远。陈独秀在《觉悟》上发表过文章，与邵力子是“文友”。
住在三益里17号的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也是陈独秀家的常客。李书城是老革命党人，同盟会发起人之一，对军阀混战和国民党退让深感失望，与外界往来甚少，整天在家看书，但对陈独秀颇友好。比李书城小9岁的李汉俊，12岁东渡日本留学。他极为聪明，不仅日语讲得很好，而且精通英语、德语、法语。他在日本拜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为师，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精通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与陈独秀自然是志同道合。
《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原与陈独秀在日本相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他每期必读，现在也是陈家常客。《星期评论》的另一位编辑沈玄庐程。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但，曾担任过清朝云南知县、知州、省巡警总办，因帮助同盟会发动河口起义，无法在国内立足，而流亡日本，他在日本钻研社会主义理论书籍。1916年回国后在浙江第一师范任教，不久便担任浙江省议会议长，又为《新青年》撰稿，是陈独秀的好友。
《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与陈独秀有旧，故常来叙谈，他写得一手好文章，也读过一些社会主义著作。
不论是陈独秀、张东荪、戴季陶，也不论是邵力子、沈玄庐，都曾在日本留学，程度不同地都懂得些马克思的学说。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已成新潮。1919年8月，年仅19岁的张闻天，竟在《南京学生联合日刊》上发表《社会问题》一文，文末节录了《共产党宣言》第2章的10条纲领。然而护君主立宪政体，是一个民族自由主义者。主要著作有《耶，《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由于翻译难度大，一直没有人能够完成。
戴季陶是较早筹划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的人。他把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带回国内，曾想翻译它，但细细看后，便放下了。翻此书不但要有相当高的中文修养，而且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戴季陶打算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共产党宣言》，便着手物色合适的译者。
邵力子向戴季陶举荐一人，即杭州的陈望道。
陈望道是浙江义乌人，中学毕业后到上海进修英语，准备去欧美留学。但未能去欧美，却去了日本。他在日本主攻法律，兼学经济、物理、数学、哲学、文学。1919年5月回到杭州为“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孟子进一步加以发挥，认为王，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当语文教师。他常为《国民日报》副刊《觉悟》撰稿，成为邵力子的密友。
陈望道与浙江第一师范语文教师夏丐尊、刘大白、李次九倡导新文学、白话文，人称“四大金刚”。戴季陶给陈望道寄去了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还给他寄去了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作为翻译时对照之用。这本英文版是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弄来的。
陈望道带着这两本《共产党宣言》和《日汉辞典》、《英汉辞典》回到义乌县农村的家里，躲进柴屋，搭起铺板作书桌，又找来一盏油灯，日夜不停地翻译起来。
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译完《共产党宣言》寄给戴季陶。这时，他接到《星期评论》编辑部邀请他到上海担任编辑的信，便提着皮箱来到上海。
《共产党宣言》译文连同日文、英文版，已交给了李汉俊，由李汉俊和陈独秀校阅译文。陈望道住进了三益里《星期评论》编辑部，即李汉俊的家里。
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了《共产党宣言》，再经陈望道改定，准备发表，这时突然发生意外，《星期评论》被当局查禁而停刊。陈独秀邀请陈望道来渔阳里2号，编辑《新青年》。于是，陈望道便成了陈独秀的助手。
公开出版《共产党宣言》可能会有麻烦，陈独秀决定出版单行本。初版《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印了1000册，不胫而走，紧接着又印了1000册。
成立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必然产物。李大钊在用骡车护送陈独秀离京南下时，两人在途中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当时只是提出北京由李大钊负责，上海由陈独秀负责。从此，他们两人各自留心，物色人物，创建共产党。
李大钊在天津送走陈独秀之后，没有立即回北京，他在天津设法与苏俄友人取得联系。他和“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南开中学学监姜般若、南开中学学生胡维宪等一起到天津原帝俄租界，会见苏俄友人伯特曼，相互交谈了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伯特曼是苏联共产党派来了解中国情况的。由于敌人监视甚严，他们的会见被密探发觉。次日，天津《益世报》上登出“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急忙通知与会者注意防范，随后即搭车返回北京。
李大钊和伯特曼交谈的情况，很快传到了苏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
3月，俄共远东局维经斯基率代表团来华，列宁对代表团下达3项任务：
（1）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
（2）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
（3）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
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有库兹涅佐娃（维经斯基的妻子），马马耶夫和妻子马马耶娃以及翻译杨明斋。杨明斋是山东省平度县马戈庄人，他童年入私塾，16岁因家贫而失学务农，不久成了亲，19岁那岁，妻子病逝。村里有人去闯俄罗斯，他在苦闷之中，便随人去海参崴。海参崴原本是大清帝国的领土，1860年，沙俄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从此那里便成了俄国的领地，并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控制东方”。因为那里原是中国领土，居民中有1A3是华人。杨明斋在那里一边做工，一边学习俄语。以后又进西伯利亚做工，并参加俄国工人运动，加入布尔什维克。
十月革命后，杨明斋组织华工参加红军。不久，他被派往海参崴，公开身份是华侨联合会负责人，做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当时海参崴还在日本占领之下。1919年秋冬，海参崴被苏联红军占领。
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向俄共（布）中央报告，成立俄共（布）远东局，作为俄共（布）专门负责同远东各国革命者联系的机构。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在海参崴成立分局，要求海参崴分局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
杨明斋在中国长大，既会中文，又会俄语，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因而被选入代表团。
5位代表团成员都带着《生活报》记者证，于4月间抵达北京，通过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两个俄籍教授，首先结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经过多次恳切的交谈，表示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李大钊向他们推荐陈独秀，请他们去上海找陈独秀，并给他们写了一封介绍信。
维经斯基和杨明斋等来到上海后，首先会见陈独秀，又由陈独秀的介绍会见了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张东荪、陈望道、邵力子等人。他们举行了多次座谈会，这些座谈会开始在陈独秀的家里，后来便在戴季陶的家里。通过座谈，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现状，商讨发起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决定先组织一个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负责人是陈独秀。
维经斯基和代表团成员先是住在大东旅社，为了便于联系，便迁往法租界霞飞路716号，又在英租界爱华德路挂出了俄国《生活报》记者站的牌子。
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首先吓跑了张东荪。张是研究系的首领之一，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学说可以作为“学术”进行研究，而要他参加共产党，便是介入了政治活动，那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研究系是“不过问政治”而专心从事学术研究的。
张东荪退出后，便有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参加。俞秀松和施存统都是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即陈望道的门生，他们和其他同学一起，在五四运动后创办了《浙江新潮》，主编是俞秀松。这个刊物刚出版两期便被警察查封。
俞秀松在《浙江新潮》被查禁后。于1919年底来到北京大学，见到陈独秀，经陈独秀介绍，参加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在北大哲学系旁听。1920年3月27日，他离京回沪，找到了老师沈玄庐，便留在《星期评论》社工作。这时施存统也来到上海。
在讨论起草党纲时，决走由戴季陶起草。戴很快动手写好纲领草案，交给陈独秀，由陈独秀拿给大家讨论。这时戴季陶宣布退出，他说：“孙先生在世一日，我不能加入别党。”
戴季陶是国民党的主要干部，孙中山需要戴季陶协助他工作，反对戴季陶参加组织共产党。戴季陶离去时声言：“我无论如何一定从旁赞助，现在暂时退出。”
戴季陶从新渔阳里6号搬走了，杨明斋租下了这所房子，搬了进来，这里便成了维经斯基召集各种座谈会的场所。
不久，座谈会又增加了一员，即从日本归来的李达。
李达，号鹤鸣，是湖南零陵县一户佃农的儿子，在1913年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去日本学理工科。他在留日学生中，是留学生救国团领袖人物之一，曾在1918年5月率100多人回国抵达北京，并与北京大学学生一起向政府示威请愿。
这次请愿没有取得多大效果。李达回到日本之后，便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读了《资本论》第一卷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他译出数十万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计有：《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他成了中国早期为数不多的对马克思理论有较深了解的人物。
李达回国后同陈独秀见过一次面，陈独秀便邀请他搬到他那里去，帮助他编辑《新青年》。
李汉俊着手起草党章。由于在起草党章草案时有些问题需要讨论决定，陈独秀便写信给李大钊和张申府，征求对党的名称的意见，并嘱咐张申府说：“这种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关于党的名称，李大钊复信给陈独秀说，共产国际的意思是“就叫共产党”。
6月间，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开始筹建，选举陈独秀为书记。7月19日，再次举行筹备会议，这次会议为未来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成员最初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俞秀松、施存统、李达、陈望道、陈公培、赵世炎、林伯渠、李季、袁振英、周佛海、沈雁冰（茅盾）、杨明斋等，稍后又有李启汉、刘伯垂等人参加。
但是有些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发起活动之后，不久便离开上海：周佛海、施存统先后去日本继续留学；陈公培和赵世炎先后到了法国求学，李季稍后又去了欧洲，刘伯垂到了武汉，林伯渠、袁振英、沈玄庐到了广州。这些人到各地后，大都成为各地党组织的发起人。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后，立即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1920年8月22日，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陈独秀、沈玄庐、施存统、袁振英、金家凤、叶天底等人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聚会。维经斯基作为苏共（布）远东局代表、杨明斋作为翻译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陈独秀指定21岁的俞秀松担任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
俞秀松、杨明斋、袁振英首先在外国语学社的先进青年中发展青年团员，他们吸收了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任作民、王一飞、许之祯、傅大庆、柯庆施、周兆秋、梁柏台、卜士奇、袁达时、彭述之、廖化平等人为团员。
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织开展了各种活动，积极指导全国各地建立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
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上海党组织决定把《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9月1日，《新青年》便以崭新的面目，公开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李大钊发表了《俄罗斯革命之过去及现在》，李汉俊、杨明斋、袁振英、陈望道、李达、沈雁冰等人都发表了有关俄国革命理论和实际情况的译文，如列宁小传及其若干著作的介绍，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等。新青年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批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的著作。如李汉俊译的马尔西：《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季译的柯卡普：
《社会主义史》，恽代英译的考茨基：《阶级斗争》等。
11月7日，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创办了党内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主编是李达。陈独秀为《共产党》创刊号写了《短言》，作为发刊词。《共产党》月刊发行量达5000份，通过各种渠道撒向全国，为筹建中国共产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20年暑假，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举办了外国语学社，目的是培养干部。社址设在渔阳里6号，社长杨明斋，秘书俞秀松；俄文教员是杨明斋、库兹涅佐娃，以及王元龄，王是张作霖驻莫斯科公使李家鳌的外甥女，思想十分进步；日文教员是李达，法文教员是李汉俊，英文教员是袁振英。有时陈独秀也去讲课。
学员大都是各地革命团体选送来的，也有些青年因受新思潮影响，自己离开学校和家庭来到上海投奔陈独秀或《觉悟》副刊邵力子，被送进外国语学社学习的。
学员少时二三十人，多时达五六十人。这些学员毕业之后，一部分人被送往苏联学习。不少人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干部，如刘少奇、任弼时、彭述之、任作民、柯庆施、罗亦农、肖劲光等。
陈独秀在发起成立共产党上海小组前后，着手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
8月15日，陈独秀和李汉俊发起创办《劳动界》（周刊），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袁振英等。
10月10日，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与工商友谊会联合创办《伙友》（周刊），主编是陈独秀。
陈独秀在南方上海，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十分红火；而李大钊在北方的北京第一个热烈响应，这便是“南陈北李”携手建党。
最初，北京的共产党员只有李大钊和张申府两人。
7月中旬，张国焘受全国学生联合会委托去南洋募捐，路过上海，找到陈独秀。陈独秀要他将上海的建党意见转告李大钊，即“上海小组将负责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希望李大钊从速在北京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陈独秀说，上海所拟议的要点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
9月间，张申府因迎接罗素而来到上海，住在陈独秀的家中。他们对建党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把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收到党内来，由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张申府从上海回到北京后，立即把陈独秀的意见告诉李大钊。李大钊决定立即发展党员。这时，女学生刘清扬同张国焘去南洋募捐刚回北京，李大钊和张申府把她找到北大图书馆主任室谈话，准备吸收她入党。但刘清扬说，她要出国留学，不想立即参加。于是便吸收了张国焘入党。这样，便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即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
10月，张申府离开北京，前往法国里昂大学教书，北京党组织由3人变成了2人。李大钊便做黄凌霜的工作，黄是北大学生、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但是标榜自己信仰共产主义，赞成社会革命。于是黄凌霜、陈德荣、袁明熊、张伯根、华林、王竟林等6人加入了北京小组。
紧接着，罗章龙和刘仁静加入了北京小组，扩大为10人小组。罗章龙和刘仁静都是北大学生，罗章龙来自湖南，刘仁静来自湖北，他们又是李大钊领导的北大马克思研究会的成员。
6名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等人不久便发生分歧，11月间退出北京小组，他们主编的《劳动者》周刊由罗章龙等人接办。
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党组织之后，又有一批先进分子加入北京党组织，他们是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朱务善、李骏、张太雷、李梅羹、宋介。除缪伯英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张太雷是天津北洋大学学生、宋介是北京中国大学学生外，其他人都是北大学生。
11月底，北京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
三股力量在宣传社会主义方面建立了联系，陈独秀的住所变得热闹起来。经常坐黄包车来的是《国民日报》经理兼总编、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邵力子住在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5号，离陈独秀的住所不远。陈独秀在《觉悟》上发表过文章，与邵力子是“文友”。
住在三益里17号的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也是陈独秀家的常客。李书城是老革命党人，同盟会发起人之一，对军阀混战和国民党退让深感失望，与外界往来甚少，整天在家看书，但对陈独秀颇友好。比李书城小9岁的李汉俊，12岁东渡日本留学。他极为聪明，不仅日语讲得很好，而且精通英语、德语、法语。他在日本拜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为师，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精通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与陈独秀自然是志同道合。
《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原与陈独秀在日本相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他每期必读，现在也是陈家常客。《星期评论》的另一位编辑沈玄庐程。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但，曾担任过清朝云南知县、知州、省巡警总办，因帮助同盟会发动河口起义，无法在国内立足，而流亡日本，他在日本钻研社会主义理论书籍。1916年回国后在浙江第一师范任教，不久便担任浙江省议会议长，又为《新青年》撰稿，是陈独秀的好友。
《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与陈独秀有旧，故常来叙谈，他写得一手好文章，也读过一些社会主义著作。
不论是陈独秀、张东荪、戴季陶，也不论是邵力子、沈玄庐，都曾在日本留学，程度不同地都懂得些马克思的学说。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已成新潮。1919年8月，年仅19岁的张闻天，竟在《南京学生联合日刊》上发表《社会问题》一文，文末节录了《共产党宣言》第2章的10条纲领。然而护君主立宪政体，是一个民族自由主义者。主要著作有《耶，《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由于翻译难度大，一直没有人能够完成。
戴季陶是较早筹划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的人。他把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带回国内，曾想翻译它，但细细看后，便放下了。翻此书不但要有相当高的中文修养，而且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戴季陶打算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共产党宣言》，便着手物色合适的译者。
邵力子向戴季陶举荐一人，即杭州的陈望道。
陈望道是浙江义乌人，中学毕业后到上海进修英语，准备去欧美留学。但未能去欧美，却去了日本。他在日本主攻法律，兼学经济、物理、数学、哲学、文学。1919年5月回到杭州为“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孟子进一步加以发挥，认为王，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当语文教师。他常为《国民日报》副刊《觉悟》撰稿，成为邵力子的密友。
陈望道与浙江第一师范语文教师夏丐尊、刘大白、李次九倡导新文学、白话文，人称“四大金刚”。戴季陶给陈望道寄去了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还给他寄去了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作为翻译时对照之用。这本英文版是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弄来的。
陈望道带着这两本《共产党宣言》和《日汉辞典》、《英汉辞典》回到义乌县农村的家里，躲进柴屋，搭起铺板作书桌，又找来一盏油灯，日夜不停地翻译起来。
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译完《共产党宣言》寄给戴季陶。这时，他接到《星期评论》编辑部邀请他到上海担任编辑的信，便提着皮箱来到上海。
《共产党宣言》译文连同日文、英文版，已交给了李汉俊，由李汉俊和陈独秀校阅译文。陈望道住进了三益里《星期评论》编辑部，即李汉俊的家里。
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了《共产党宣言》，再经陈望道改定，准备发表，这时突然发生意外，《星期评论》被当局查禁而停刊。陈独秀邀请陈望道来渔阳里2号，编辑《新青年》。于是，陈望道便成了陈独秀的助手。
公开出版《共产党宣言》可能会有麻烦，陈独秀决定出版单行本。初版《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印了1000册，不胫而走，紧接着又印了1000册。
成立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必然产物。李大钊在用骡车护送陈独秀离京南下时，两人在途中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当时只是提出北京由李大钊负责，上海由陈独秀负责。从此，他们两人各自留心，物色人物，创建共产党。
李大钊在天津送走陈独秀之后，没有立即回北京，他在天津设法与苏俄友人取得联系。他和“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南开中学学监姜般若、南开中学学生胡维宪等一起到天津原帝俄租界，会见苏俄友人伯特曼，相互交谈了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伯特曼是苏联共产党派来了解中国情况的。由于敌人监视甚严，他们的会见被密探发觉。次日，天津《益世报》上登出“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急忙通知与会者注意防范，随后即搭车返回北京。
李大钊和伯特曼交谈的情况，很快传到了苏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
3月，俄共远东局维经斯基率代表团来华，列宁对代表团下达3项任务：
（1）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
（2）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
（3）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
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有库兹涅佐娃（维经斯基的妻子），马马耶夫和妻子马马耶娃以及翻译杨明斋。杨明斋是山东省平度县马戈庄人，他童年入私塾，16岁因家贫而失学务农，不久成了亲，19岁那岁，妻子病逝。村里有人去闯俄罗斯，他在苦闷之中，便随人去海参崴。海参崴原本是大清帝国的领土，1860年，沙俄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从此那里便成了俄国的领地，并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控制东方”。因为那里原是中国领土，居民中有1A3是华人。杨明斋在那里一边做工，一边学习俄语。以后又进西伯利亚做工，并参加俄国工人运动，加入布尔什维克。
十月革命后，杨明斋组织华工参加红军。不久，他被派往海参崴，公开身份是华侨联合会负责人，做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当时海参崴还在日本占领之下。1919年秋冬，海参崴被苏联红军占领。
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向俄共（布）中央报告，成立俄共（布）远东局，作为俄共（布）专门负责同远东各国革命者联系的机构。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在海参崴成立分局，要求海参崴分局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
杨明斋在中国长大，既会中文，又会俄语，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因而被选入代表团。
5位代表团成员都带着《生活报》记者证，于4月间抵达北京，通过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两个俄籍教授，首先结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经过多次恳切的交谈，表示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李大钊向他们推荐陈独秀，请他们去上海找陈独秀，并给他们写了一封介绍信。
维经斯基和杨明斋等来到上海后，首先会见陈独秀，又由陈独秀的介绍会见了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张东荪、陈望道、邵力子等人。他们举行了多次座谈会，这些座谈会开始在陈独秀的家里，后来便在戴季陶的家里。通过座谈，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现状，商讨发起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决定先组织一个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负责人是陈独秀。
维经斯基和代表团成员先是住在大东旅社，为了便于联系，便迁往法租界霞飞路716号，又在英租界爱华德路挂出了俄国《生活报》记者站的牌子。
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首先吓跑了张东荪。张是研究系的首领之一，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学说可以作为“学术”进行研究，而要他参加共产党，便是介入了政治活动，那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研究系是“不过问政治”而专心从事学术研究的。
张东荪退出后，便有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参加。俞秀松和施存统都是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即陈望道的门生，他们和其他同学一起，在五四运动后创办了《浙江新潮》，主编是俞秀松。这个刊物刚出版两期便被警察查封。
俞秀松在《浙江新潮》被查禁后。于1919年底来到北京大学，见到陈独秀，经陈独秀介绍，参加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在北大哲学系旁听。1920年3月27日，他离京回沪，找到了老师沈玄庐，便留在《星期评论》社工作。这时施存统也来到上海。
在讨论起草党纲时，决走由戴季陶起草。戴很快动手写好纲领草案，交给陈独秀，由陈独秀拿给大家讨论。这时戴季陶宣布退出，他说：“孙先生在世一日，我不能加入别党。”
戴季陶是国民党的主要干部，孙中山需要戴季陶协助他工作，反对戴季陶参加组织共产党。戴季陶离去时声言：“我无论如何一定从旁赞助，现在暂时退出。”
戴季陶从新渔阳里6号搬走了，杨明斋租下了这所房子，搬了进来，这里便成了维经斯基召集各种座谈会的场所。
不久，座谈会又增加了一员，即从日本归来的李达。
李达，号鹤鸣，是湖南零陵县一户佃农的儿子，在1913年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去日本学理工科。他在留日学生中，是留学生救国团领袖人物之一，曾在1918年5月率100多人回国抵达北京，并与北京大学学生一起向政府示威请愿。
这次请愿没有取得多大效果。李达回到日本之后，便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读了《资本论》第一卷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他译出数十万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计有：《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他成了中国早期为数不多的对马克思理论有较深了解的人物。
李达回国后同陈独秀见过一次面，陈独秀便邀请他搬到他那里去，帮助他编辑《新青年》。
李汉俊着手起草党章。由于在起草党章草案时有些问题需要讨论决定，陈独秀便写信给李大钊和张申府，征求对党的名称的意见，并嘱咐张申府说：“这种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关于党的名称，李大钊复信给陈独秀说，共产国际的意思是“就叫共产党”。
6月间，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开始筹建，选举陈独秀为书记。7月19日，再次举行筹备会议，这次会议为未来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成员最初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俞秀松、施存统、李达、陈望道、陈公培、赵世炎、林伯渠、李季、袁振英、周佛海、沈雁冰（茅盾）、杨明斋等，稍后又有李启汉、刘伯垂等人参加。
但是有些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发起活动之后，不久便离开上海：周佛海、施存统先后去日本继续留学；陈公培和赵世炎先后到了法国求学，李季稍后又去了欧洲，刘伯垂到了武汉，林伯渠、袁振英、沈玄庐到了广州。这些人到各地后，大都成为各地党组织的发起人。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后，立即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1920年8月22日，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陈独秀、沈玄庐、施存统、袁振英、金家凤、叶天底等人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聚会。维经斯基作为苏共（布）远东局代表、杨明斋作为翻译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陈独秀指定21岁的俞秀松担任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
俞秀松、杨明斋、袁振英首先在外国语学社的先进青年中发展青年团员，他们吸收了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任作民、王一飞、许之祯、傅大庆、柯庆施、周兆秋、梁柏台、卜士奇、袁达时、彭述之、廖化平等人为团员。
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织开展了各种活动，积极指导全国各地建立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
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上海党组织决定把《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9月1日，《新青年》便以崭新的面目，公开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李大钊发表了《俄罗斯革命之过去及现在》，李汉俊、杨明斋、袁振英、陈望道、李达、沈雁冰等人都发表了有关俄国革命理论和实际情况的译文，如列宁小传及其若干著作的介绍，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等。新青年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批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的著作。如李汉俊译的马尔西：《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季译的柯卡普：
《社会主义史》，恽代英译的考茨基：《阶级斗争》等。
11月7日，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创办了党内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主编是李达。陈独秀为《共产党》创刊号写了《短言》，作为发刊词。《共产党》月刊发行量达5000份，通过各种渠道撒向全国，为筹建中国共产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20年暑假，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举办了外国语学社，目的是培养干部。社址设在渔阳里6号，社长杨明斋，秘书俞秀松；俄文教员是杨明斋、库兹涅佐娃，以及王元龄，王是张作霖驻莫斯科公使李家鳌的外甥女，思想十分进步；日文教员是李达，法文教员是李汉俊，英文教员是袁振英。有时陈独秀也去讲课。
学员大都是各地革命团体选送来的，也有些青年因受新思潮影响，自己离开学校和家庭来到上海投奔陈独秀或《觉悟》副刊邵力子，被送进外国语学社学习的。
学员少时二三十人，多时达五六十人。这些学员毕业之后，一部分人被送往苏联学习。不少人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干部，如刘少奇、任弼时、彭述之、任作民、柯庆施、罗亦农、肖劲光等。
陈独秀在发起成立共产党上海小组前后，着手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
8月15日，陈独秀和李汉俊发起创办《劳动界》（周刊），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袁振英等。
10月10日，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与工商友谊会联合创办《伙友》（周刊），主编是陈独秀。
陈独秀在南方上海，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十分红火；而李大钊在北方的北京第一个热烈响应，这便是“南陈北李”携手建党。
最初，北京的共产党员只有李大钊和张申府两人。
7月中旬，张国焘受全国学生联合会委托去南洋募捐，路过上海，找到陈独秀。陈独秀要他将上海的建党意见转告李大钊，即“上海小组将负责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希望李大钊从速在北京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陈独秀说，上海所拟议的要点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
9月间，张申府因迎接罗素而来到上海，住在陈独秀的家中。他们对建党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把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收到党内来，由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张申府从上海回到北京后，立即把陈独秀的意见告诉李大钊。李大钊决定立即发展党员。这时，女学生刘清扬同张国焘去南洋募捐刚回北京，李大钊和张申府把她找到北大图书馆主任室谈话，准备吸收她入党。但刘清扬说，她要出国留学，不想立即参加。于是便吸收了张国焘入党。这样，便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即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
10月，张申府离开北京，前往法国里昂大学教书，北京党组织由3人变成了2人。李大钊便做黄凌霜的工作，黄是北大学生、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但是标榜自己信仰共产主义，赞成社会革命。于是黄凌霜、陈德荣、袁明熊、张伯根、华林、王竟林等6人加入了北京小组。
紧接着，罗章龙和刘仁静加入了北京小组，扩大为10人小组。罗章龙和刘仁静都是北大学生，罗章龙来自湖南，刘仁静来自湖北，他们又是李大钊领导的北大马克思研究会的成员。
6名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等人不久便发生分歧，11月间退出北京小组，他们主编的《劳动者》周刊由罗章龙等人接办。
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党组织之后，又有一批先进分子加入北京党组织，他们是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朱务善、李骏、张太雷、李梅羹、宋介。除缪伯英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张太雷是天津北洋大学学生、宋介是北京中国大学学生外，其他人都是北大学生。
11月底，北京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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