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沈在桂林的战事正打得难分难舍，陆“老帅”被围在桂林城内，对南宁方面无暇顾及，李宗仁乃兵分3路：右路白崇禧指挥，左路胡宗铎指挥，中路俞作柏指挥。3路中以白崇禧右路为主攻方向，白崇禧率部乘胜一鼓而下，拿下柳州后，即掉兵转向上雷、庆远方向追击，与陆之骁将韩彩凤大战于上雷、大茂桥。李宗仁也亲率援兵援白，韩部全线崩溃，落荒而逃，窜入黔湘边境。右路大胜，中、左路也进展颇顺。左右江至南宁以北，尽为李、黄据。
陆荣廷见大势已去，无心再战，放弃桂林，退入湖南。于9月23日通电下野，赴苏州做寓公，结束了陆氏统治广西40余年的历史。广西由三强鼎足之势变为李、黄联军与沈鸿英两强对峙的局面。
沈鸿英窥伺到李、黄联军不可小觑的实力。知再不动手，其势更不可遏，乃在讨陆战事稍平后，立即在桂林打出广西建国军总司令的旗号，并以“出巡”为名，檄调大军分3路向李、黄部占据的浔、梧一带进发，实现其独占广西的美梦。
沈鸿英的动向，早在李、黄等意料之中，在讨陆战事接近尾声时，李宗仁已密将所部主力由南宁调赴浔、梧一带备战。
李宗仁急需粤军为助，乃于11月间正式就任广东革命政府任命的“广西绥靖督办”职，并在就职后，在梧州由李济深、陈铭枢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定桂、讨贼联军也编为广西陆军第一军、第二军，李兼第1军军长，黄为第2军军长，白为督办公署参谋长。李济深派出所部陈济棠旅归李、黄节制，参加讨沈。
1925年2月1日，李宗仁发出讨沈通电。白崇禧当日率精兵赶至武宣，先敌一步占据有利地形，将敌侦察前哨击溃。次日，敌大军蜂拥而至，白率兵退入武宣城中，固守待援。
李宗仁率援兵赶到，双方大军在武宣一线摆开阵势，展开了激烈争夺，李宗仁亲冒炮火，上阵督战，再振“铁牛”威风。经两昼夜鏖战，敌始有不支之势。李部李石愚部从贵县赶到。李宗仁乘机指挥部队猛攻，敌崩溃，纷向桂林、良丰方向逃窜，李部乘胜追击。派往贺县和平乐方向的粤军陈济棠部和桂军俞作柏部也在迎战沈军其他两路后，一一得手，及此3路会合，进击桂林。2月13日，桂林告克复。敌首沈鸿英哀叹：“我沈鸿英10余年来，带兵数万横行桂、湘、粤、赣，谁奈我何，初不料今日竟败于几个排长出身的小子之手。”
桂林克复后，李宗仁不稍懈怠，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率各部乘胜追击沈军残部，扫荡沈氏残余。沈鸿英知大局已定，在主力被歼的情况下，只好暂作藏匿，以后化装逃跑，避居香港当了寓公。
李、黄、白正收拾桂局时，不料，滇桂边界又开来了云南军阀唐继尧的浩荡大军。3月初，唐军由龙云、胡若愚率领的一路已逼近南宁。李、黄部因桂柳方面对沈战事尚未结束，粤方援军也未抵达，故先避其锋芒，弃守南宁。唐军不战而入邕，更加趾高气扬，以为广西指日可下，于是前锋越过昆仑关，直逼宾阳。而另一路由唐继虞率领的军队，却迟至5月才取道贵州进入桂境。两路滇军东、西距离很远，加上滇军的骄横，给李、黄运用各个击破策略提供了战机。
5月上旬，粤方派来了原滇军顾品珍部下范石生部约1万人开至贵县。李、黄、白、范4人聚首，拟定了作战计划，并通电讨唐。
李集结兵力，挫唐前锋，夺回昆仑关，回攻南宁，唐军突遭主力迎击，猝不及防，退守高田，又遭李部夹击，弃关而逃，缩回南宁，重新布置防御。李部围攻南宁，因城墙坚实，敌军抵抗顽强，城垣费时半月不破。
唐继虞部从另一路由黔边长驱直下，向柳州逼近。桂境内陆、沈残部乘滇军入侵，蠢蠢欲动，勾结滇军向李、黄部反攻，柳州告急。李宗仁将南宁围城任务交黄绍竑、范石生担任，自己退驻八塘，部署援柳事宜。
柳州方面的主将李石愚在前线指挥时阵亡。李宗仁闻讯分身不得，急电黄、白赴柳州坐镇指挥。
黄绍竑带病赶至柳州前线，先行率领从南宁方面调来的两纵队主力对滇军展开进攻，击败唐军前锋吴学显。又向围攻柳州的滇军进行突袭，解了柳州之围。白崇禧也率部从桂林赶到，向滇军展开全线反攻，滇军大溃，逃至沙浦，黄、白紧追不舍，两军在沙浦对垒，双主帅都亲自上阵督战，动用兵力数万以上，直打得昏天黑地，浮尸满江，最后滇军不支，开始向南宁方面退却，不料途中又遭截击，死伤无数，唐继虞也受重伤，不得不放弃与南宁滇军会合的希望，从西面狼狈窜回云南。
滇军沙浦败讯传到南宁，守城敌军无心作战，加上城中患疫，士兵死者上千，云龙、胡若愚率余者弃城而去，南宁城头变幻霸王旗。
至此，干戈扰攘近5年的广西战事终于平歇，李、黄、白成为广西一统天下的新主人。李宗仁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广西军务督办、第7军军长，黄绍竑为第七军党代表和广西省省长。至此，两广实现了统一。
北京政变后成立的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实际上是受奉系张作霖势力的控制，就连原来扶植它起来的国民军也遭到了排挤。
1925年11月，当郭松龄倒戈反奉时，国民军宋哲元部即乘机占领了热河，12月初，国民军又向直隶督办李景林提出假道天津出关援助郭松龄的要求。李景林在郭松龄发难时双方有过联合倒张的密约，后来李景林在日本人和张作霖的拉拢下，背弃了前约，他为阻止国民军进兵，宣布与山东军阀张宗昌组织直鲁联军，并通电讨伐冯玉祥。于是，冯、李两军在杨村等地展开激战，双方经过半个月的争夺，李景林部于12月24日败退山东。
国民军进驻天津，从而占有了直隶全境。这时国民军拥有40余万人马，据有京、津、直隶、河南、甘肃、陕西、察哈尔、绥远等地，控制有京奉、津浦、京汉等交通干线。在国民军控制的地区，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北方革命运动的高涨和国民军势力的扩大，日益引起帝国主义和奉、直系军阀的恐慌，它们便进一步勾结起来对付革命势力。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的代表向张作霖提出履行“二十一条”中关于满蒙地位的条款，作为出兵援助张的条件。张作霖卖国求援，接受了日方的条件。于是，日本悍然出兵直接援助了张作霖，导致郭松龄兵败被杀，使奉系军阀的统治重新得到巩固。随后，日、英又策动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联合，使他们在“讨赤”的名义下，于1926年1月初达成了“谅解”，一致对付革命势力。它们的矛头，首先指向倾向革命的国民军。
张作霖立即策动直系吴佩孚和张宗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对国民军实行三面夹击。张作霖以追击郭松龄残部为借口，进犯关内，占领了山海关。
吴佩孚在英国人的援助下，分3路出兵进攻河南岳维峻、邓宝珊的国民军二军。命靳云鹏由鲁西进攻豫东，寇英杰由鄂北进豫南，刘镇华、张治公由陕北东部进攻豫西，并勾结晋系军阀阎锡山出兵娘子关向北进犯。直军相继攻占了开封、郑州、洛阳、河南，国民二军被击溃。直鲁联军也开始了对直隶进犯，先后抢占了沧州、献县等地，并突破马厂，逼近天津，使国民军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
冯玉祥被迫于1926年1月通电下野，由张之江署理西北边防督办职务，统率部队。冯玉祥抱着满怀惆怅的心情，由平地泉取道外蒙，悄然赴俄。张之江为使国民军摆脱危困的境地，又采取了迎合段祺瑞镇压学生运动的做法。
3月12日下午，日本出动两艘军舰驶入大沽口。驻守炮台的国民军发现这一非常情况后，即以旗语令其停止前进，日舰置之不理，炮台守军遂发空炮警告，日舰竟以机枪射击。中国守军猝不及防，死伤10余名，国民军被迫予以回击，将日舰驱出大沽口。
大沽口事件发生后，日本向中国北京政府提出抗议，颠倒黑白，诬称国民军首先开炮，并纠集英、美、法意、荷、西、比等8国公使，联合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提出5条无理要求，限48小时内答复，并声称如得不到满意的保障，各国将采取必要之手段。日本还要求中国政府严惩大沽口守军军官，并索取5万元赔偿费。各国声言以“保护侨民”为名，共派遣20多艘军舰，云集在大沽口。日本声言还将派15艘军舰开往大沽口；各国海军司令官决定将采取自由行动，“有反抗行为，即行炮击”，侵略气焰极为嚣张。
帝国主义者明目张胆的武装干涉，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愤慨。3月14日，北京各界群众在故宫太和殿举行了大规模的国民反日侵略直隶大会，群呼打倒助奉日人，声气壮烈。大会向日本提出7条抗议。次日，天津总工会等70余团体召开国民反日紧急群众大会，要求严惩侵略者。上海总工会也向全国发出通电，沉痛陈言：“似此横暴，凌我国权，侮我人民，于斯已极！此而不争，国亡无日，切望全国同胞，共起反抗，以制凶顽，用雪国耻。”
16日，中共北京地委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李大钊、刘伯庄、陈乔年、陈为人、邓洁、陈毅等100多人出席会议，李大钊发表了演说，提出发动各界群众，行动起来，与政客、官僚、军阀政府斗争到底的战斗任务。
17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200多个团体在北京大学召开紧急会议，商定驱逐8国公使出京等5条决议。会议派出陈毅等代表赴国务院，王一飞等代表赴外交部请愿。陈毅等人赴国务院请愿时，竟有6人被卫兵用刺刀刺成重伤，10人为轻伤，造成流血事件。
两路代表返回后，一致认为段祺瑞政府毫无接纳人民意见的诚意，决定次日全力召开国民大会。
3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学等80余北京市大中学校学生和北京总工会、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等140余团体，2万多名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会场悬挂“驳复列强最后通牒”、“撤退外国兵舰”等标语和请愿受伤代表的血衣，血衣上书“段祺瑞铁蹄下之血”8个大字。徐谦、李大钊、顾孟余等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上通过了《反抗列强最后通牒国民大会致八国公使书》，以及8项决议案。
会后，由2000多名群众组成游行队伍，由共产党员王一飞担任游行总指挥，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都参加了游行。
段祺瑞军阀政府采用“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的做法，一面派代表到天安门国民大会上，对17日卫队行凶事件表示歉意，一面在执政府周围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卫队，附近街道胡同里埋伏了暗藏凶器的便衣侦探，准备对游行请愿群众下毒手。下午1时许，游行请愿队伍来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广场后，代表安体诚等5人人内，要求面见段祺瑞、贾德耀，遭到卫队拒绝。
代表们出来向众人报告交涉情况，群情激愤，要求去吉祥胡同段宅去。正当整队出发之际，执政府门楼内响起了信号枪，在卫队旅长指挥下，一时警笛狂鸣，大门外卫队同时举枪向群众队伍平射，一批批手无寸铁的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凶残的卫队官兵到处追击追杀，周围胡同伏兵四起，手持大刀、铁棍随意乱砍乱打。群众相互救援，拼力反抗，女子师范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身负重伤，仍然顽强地挺起身子，万恶的刽子手竟继续用大刀向她乱砍，终惨遭毒手。
在这场持续半小时之久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共死难47人，伤200多人。在惨案发生时，李大钊面对敌人的屠杀，不顾个人安危，掩护群众退却，曾一度被捕，幸其回答机警，得以脱险，陈乔年在斗争中英勇负伤。这一惨案，历史上称为“3·18”惨案。
当晚，李大钊召开党的北方区委、青年团北方区委联席会议，决定领导群众继续斗争。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150余个团体，也在北京大学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北京惨案善后委员会”，并由陈毅负责，领导各界群众进一步开展斗争。4月20日，段祺瑞终于通电下野。
但是，人民从前院驱出了虎，后院来了狼。吴佩孚、张作霖两位冤家来到北京相会，他们在联合反对国民军时重新和好，于是在北京又是合影留念，又是互换兰谱，结为兄弟，北京由直奉两系把持。但是，苏、闽、浙、赣、皖“五省联帅”孙传芳，忽又改变了对吴佩孚的态度，仍然执礼甚恭。他通电主张颜惠庆内阁复职，摄行总统职权。又有北京治安维持会领袖王士珍、赵尔巽赞同，张林霖不得不表同意。
5月12日，颜内阁宣布依法复职。13日任命顾维钧为财政总长，施肇基为外交总长，张国淦为司法总长，郑谦为内务总长，张景惠为陆军总长，杜锡圭为海军总长，杨文恺为农商总长，王宠惠为教育总长，张志谭为交通总长。这个内阁看起来是奉、吴、孙3方面的混合内阁，但是属于吴系的外交“名流”共占4席（颜、顾、施、王），实质上是以吴系为核心的亲西方内阁。
国民党右派分子林森、邹鲁受国民政府派遣去北京支援全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于1925年9月离开广东，先到上海进行阴谋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与谢持、戴季陶、叶楚伧、邵元冲等一伙右派会晤，共商到北京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并决定在分途去北京的途中，联络各地有派分子去参加北京会议。
他们到达北京后，即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名义召集会议，不料却遭到以李大钊、于树德为首的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抵制。10月25、26日，邹鲁、林森、谢持等纠集北京同志俱乐部和民治主义同志会的一小撮反动分子，手持铁棍，到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寻衅闹事，几个人把守大门，一伙人冲进房门，翻箱倒柜，连墙角厕所等处也进行搜查，一若强盗入室，结果挑起双方武斗，抢去执行部小印一方，簿册若干种。
在北京开会不成，又拟改在冯玉祥国民军驻地张家口举行，但遭到冯玉祥的拒绝。这伙右派走投无着，骑虎难下，遂决定仍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总理灵前召开会议。11月18日举行了预备会议，吴稚晖不赞成立即与共产党分裂，主张此事从缓进行，这个意见得到戴季陶、沈定一的承认。
关于暂缓反共的消息一传出，右派团伙立即大哗。因戴季陶、沈定一曾参与发起筹建共产党的活动，以冯自由、马素为首竟误认为预备会议是共产党会议，是戴季陶、沈定一在为共产党活动。于是，他们雇佣了一伙流氓，涌向西山香云旅社，将戴季陶、沈定一绑架，进行凌辱。戴季陶受此“奇冤”，羞愤不已，乃离京南下。
出席西山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邹鲁、林森、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沈定一、叶楚伧等8人，候补执行委员茅祖权、傅汝霖2人，监察委员张继、谢持2人，共12人，但实际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有24人，候补执行委员17人，中央监察委员5人，计46人，不足一半。这是一次非法的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
西山会议为期一个月，至1926年1月4日收场，通过了《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等案》、《顾问鲍罗廷解雇案》、《决定本党此后对于俄国之态度案》、《关于反对共产派被开除者应分别恢复党籍案》。
参加西山会议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10人，要开除共产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9人，即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伯渠、毛泽东、韩麟符、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等人，是荒唐之举，激起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内广大革命分子的强烈反对。
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对西山会议表示决不承认的态度，遂于1925年12月，在广州正式召开了第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指出西山会议是非法的，西山会议开除李大钊、谭平山等9人是无效的。
1926年1月1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大会召开前，周恩来、陈延年与鲍罗廷共向商议，计划在这次大会上，通过对西山会议派的批判，狠狠打击右派，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国民党党籍，以进一步巩固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同时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选举中，多选左派，争取共产党员占1A3，使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占优势。
但是，这个正确的计划却遭到了陈独秀的坚决反对。这时陈独秀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他曾义正词严地批驳右派，而内心世界相当复杂。他对右派攻击党团活动感到极其为难，认为这都是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所引起的难题。如果遵照国民党的意见，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这无异是熔化在国民党内，没有独立性了，但要国民党员默认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存在，也是做不到的事。这种困惑的心情迫使他在与国民党右派更为复杂严峻的斗争中作出选择，或者努力争夺对国民党的领导权，或者是主张退出国民党。
1925年初，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当选为新一届的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为宣传部主任，瞿秋白、蔡和森为宣传部委员、张国焘为工农部主任，并由这5人组成中央局。当选为中央委员的还有李大钊、项英、谭平山、李维汉。这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
共产党人认识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就立即付诸实践。于5月1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166个工会的281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有组织的工人54万余人。大会选出林伟民、刘少奇为全国总工会正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大会闭幕后不久，便掀起了全国大风暴的五卅运动。
5月7日，上海日本资本家联合组织的日本纺织同业会开会，以工会系共产主义指挥下为由，悍然决定不承认工会，扬言工会如组织工人罢工，就采取强硬态度关闭工厂。5月10日之后的几天内，日本资本家无故开除工人代表几十人，日本人还蛮不讲理，手持铁棍乱打工人。5月15日下午5时，内外棉七厂夜班工人五六百名工人照常上班，日本厂主不准工人进厂，工人群起质问日本厂主：我们并未参加罢工，岂有拒绝工作之理。
日本领班和包打听一见工人进厂，就举木棍铁棒对手无寸铁的工人行凶，好几个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站在队伍前面的青年工人顾正红看见已有好几个工人被打伤，他满腔怒火，高喊：“东洋人打人啦！”并带领众人冲入物料间，每人持一根“打梭棒”，作为反击的武器。
内外棉厂副总大班元木和七厂大班川村，带着手枪，率领一群流氓打手，杀气腾腾来到门口，对准顾正红开了一枪，他毫不畏怯，忍着疼痛，高呼：“工友们，团结起来，斗争到底！”
川村又接连向他的腹部、头部放了两枪，并以腰中的毒刀猛刺顾正红头部。顾正红终于卧倒在血泊之中，虽经工友们送医院抢救，但由于伤势过重，壮烈牺牲，年仅20岁。这次血案还有11人受重伤，几十人受轻伤。
陈独秀以总书记名义多次签发中共中央通告，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各社会团体发表宣言和通电，反对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同胞，募集捐款，支援罢工工人。5月24日，上海工人8000多人在闸北潭子湾工人俱乐部举行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但是，上海工人、学生因为募捐活动和参加公祭顾正红大会，被巡捕房捕去几十人。学生们闻此消息，义愤填膺，结队去会审公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遭到无理拒绝。
5月28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地委举行联席会议，陈独秀、恽代英、李立三、蔡和森等参加了会议，决定分头向各学校负责人谈话，向学生进行宣传，动员和组织学生于5月30日到租界进行反帝大宣传，声援工人，营救被捕学生。
30日，约有3000学生上街演讲，听众十分激愤。下午，身高虬髯的巡捕前来驱赶群众，学生与之冲突，马路上一时人声嘈杂，反帝呼声更趋高涨，捕房捕头慑于群众声势，疯狂地下令逮捕学生。学生和听众睹此惨状，个个义愤填膺。
老闸捕房前已是群众云集，水泄不通，口号雄壮，声震屋瓦，传单飘飞，满蔽天日，群众的激昂情绪达到沸点。捕头和副捕带领巡捕22人，排列在捕房门口，捕头下令巡捕向示威群众开枪，副捕头首先向人丛射击，发出一弹，于是全体巡捕连开两排枪，南京路上顿时血流遍地，死伤狼籍，酿成震惊中外的五卅血案，被杀害的革命群众13人，重伤数十人。
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陈独秀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决定宣布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建立反帝联合战线组织，领导上海人民掀起罢工、罢课、罢市三罢斗争。中央领导进行了分工，由陈独秀居中指挥。
戴季陶在五卅运动中看到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日益增强，忧心忡忡，觉得再也不能沉默，发表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一方面斥责国民党右派“腐败卑劣”，不干实事，到了用“反共产”的口号来掩护自己不能信仰三民主义、不能革命的罪恶；另一方面着重攻击共产党，在高谈“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的同时，诋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共产党。他说国民党的最高原则，只能是三民主义，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采用“寄生政策”，极力主张将共产党员从国民党里驱逐出去。
陈独秀立即在《向导周报》发表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批判了朋友戴季陶，说戴在对于共产派的态度，与右派谢持、马素等人无甚出入。陈独秀对戴季陶的批判是及时的，立论也是正确的，但没击中要害。对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上缺乏认识，批判不力，斗争不坚决。他把戴季陶排除共产党，夺取领导权的斗争，皮相地看作为政党的阶级属性问题，他们争论的论点似乎是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时间早晚问题。因此，陈独秀在批判戴季陶的同时，便准备退出国民党。
陆荣廷见大势已去，无心再战，放弃桂林，退入湖南。于9月23日通电下野，赴苏州做寓公，结束了陆氏统治广西40余年的历史。广西由三强鼎足之势变为李、黄联军与沈鸿英两强对峙的局面。
沈鸿英窥伺到李、黄联军不可小觑的实力。知再不动手，其势更不可遏，乃在讨陆战事稍平后，立即在桂林打出广西建国军总司令的旗号，并以“出巡”为名，檄调大军分3路向李、黄部占据的浔、梧一带进发，实现其独占广西的美梦。
沈鸿英的动向，早在李、黄等意料之中，在讨陆战事接近尾声时，李宗仁已密将所部主力由南宁调赴浔、梧一带备战。
李宗仁急需粤军为助，乃于11月间正式就任广东革命政府任命的“广西绥靖督办”职，并在就职后，在梧州由李济深、陈铭枢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定桂、讨贼联军也编为广西陆军第一军、第二军，李兼第1军军长，黄为第2军军长，白为督办公署参谋长。李济深派出所部陈济棠旅归李、黄节制，参加讨沈。
1925年2月1日，李宗仁发出讨沈通电。白崇禧当日率精兵赶至武宣，先敌一步占据有利地形，将敌侦察前哨击溃。次日，敌大军蜂拥而至，白率兵退入武宣城中，固守待援。
李宗仁率援兵赶到，双方大军在武宣一线摆开阵势，展开了激烈争夺，李宗仁亲冒炮火，上阵督战，再振“铁牛”威风。经两昼夜鏖战，敌始有不支之势。李部李石愚部从贵县赶到。李宗仁乘机指挥部队猛攻，敌崩溃，纷向桂林、良丰方向逃窜，李部乘胜追击。派往贺县和平乐方向的粤军陈济棠部和桂军俞作柏部也在迎战沈军其他两路后，一一得手，及此3路会合，进击桂林。2月13日，桂林告克复。敌首沈鸿英哀叹：“我沈鸿英10余年来，带兵数万横行桂、湘、粤、赣，谁奈我何，初不料今日竟败于几个排长出身的小子之手。”
桂林克复后，李宗仁不稍懈怠，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率各部乘胜追击沈军残部，扫荡沈氏残余。沈鸿英知大局已定，在主力被歼的情况下，只好暂作藏匿，以后化装逃跑，避居香港当了寓公。
李、黄、白正收拾桂局时，不料，滇桂边界又开来了云南军阀唐继尧的浩荡大军。3月初，唐军由龙云、胡若愚率领的一路已逼近南宁。李、黄部因桂柳方面对沈战事尚未结束，粤方援军也未抵达，故先避其锋芒，弃守南宁。唐军不战而入邕，更加趾高气扬，以为广西指日可下，于是前锋越过昆仑关，直逼宾阳。而另一路由唐继虞率领的军队，却迟至5月才取道贵州进入桂境。两路滇军东、西距离很远，加上滇军的骄横，给李、黄运用各个击破策略提供了战机。
5月上旬，粤方派来了原滇军顾品珍部下范石生部约1万人开至贵县。李、黄、白、范4人聚首，拟定了作战计划，并通电讨唐。
李集结兵力，挫唐前锋，夺回昆仑关，回攻南宁，唐军突遭主力迎击，猝不及防，退守高田，又遭李部夹击，弃关而逃，缩回南宁，重新布置防御。李部围攻南宁，因城墙坚实，敌军抵抗顽强，城垣费时半月不破。
唐继虞部从另一路由黔边长驱直下，向柳州逼近。桂境内陆、沈残部乘滇军入侵，蠢蠢欲动，勾结滇军向李、黄部反攻，柳州告急。李宗仁将南宁围城任务交黄绍竑、范石生担任，自己退驻八塘，部署援柳事宜。
柳州方面的主将李石愚在前线指挥时阵亡。李宗仁闻讯分身不得，急电黄、白赴柳州坐镇指挥。
黄绍竑带病赶至柳州前线，先行率领从南宁方面调来的两纵队主力对滇军展开进攻，击败唐军前锋吴学显。又向围攻柳州的滇军进行突袭，解了柳州之围。白崇禧也率部从桂林赶到，向滇军展开全线反攻，滇军大溃，逃至沙浦，黄、白紧追不舍，两军在沙浦对垒，双主帅都亲自上阵督战，动用兵力数万以上，直打得昏天黑地，浮尸满江，最后滇军不支，开始向南宁方面退却，不料途中又遭截击，死伤无数，唐继虞也受重伤，不得不放弃与南宁滇军会合的希望，从西面狼狈窜回云南。
滇军沙浦败讯传到南宁，守城敌军无心作战，加上城中患疫，士兵死者上千，云龙、胡若愚率余者弃城而去，南宁城头变幻霸王旗。
至此，干戈扰攘近5年的广西战事终于平歇，李、黄、白成为广西一统天下的新主人。李宗仁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广西军务督办、第7军军长，黄绍竑为第七军党代表和广西省省长。至此，两广实现了统一。
北京政变后成立的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实际上是受奉系张作霖势力的控制，就连原来扶植它起来的国民军也遭到了排挤。
1925年11月，当郭松龄倒戈反奉时，国民军宋哲元部即乘机占领了热河，12月初，国民军又向直隶督办李景林提出假道天津出关援助郭松龄的要求。李景林在郭松龄发难时双方有过联合倒张的密约，后来李景林在日本人和张作霖的拉拢下，背弃了前约，他为阻止国民军进兵，宣布与山东军阀张宗昌组织直鲁联军，并通电讨伐冯玉祥。于是，冯、李两军在杨村等地展开激战，双方经过半个月的争夺，李景林部于12月24日败退山东。
国民军进驻天津，从而占有了直隶全境。这时国民军拥有40余万人马，据有京、津、直隶、河南、甘肃、陕西、察哈尔、绥远等地，控制有京奉、津浦、京汉等交通干线。在国民军控制的地区，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北方革命运动的高涨和国民军势力的扩大，日益引起帝国主义和奉、直系军阀的恐慌，它们便进一步勾结起来对付革命势力。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的代表向张作霖提出履行“二十一条”中关于满蒙地位的条款，作为出兵援助张的条件。张作霖卖国求援，接受了日方的条件。于是，日本悍然出兵直接援助了张作霖，导致郭松龄兵败被杀，使奉系军阀的统治重新得到巩固。随后，日、英又策动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联合，使他们在“讨赤”的名义下，于1926年1月初达成了“谅解”，一致对付革命势力。它们的矛头，首先指向倾向革命的国民军。
张作霖立即策动直系吴佩孚和张宗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对国民军实行三面夹击。张作霖以追击郭松龄残部为借口，进犯关内，占领了山海关。
吴佩孚在英国人的援助下，分3路出兵进攻河南岳维峻、邓宝珊的国民军二军。命靳云鹏由鲁西进攻豫东，寇英杰由鄂北进豫南，刘镇华、张治公由陕北东部进攻豫西，并勾结晋系军阀阎锡山出兵娘子关向北进犯。直军相继攻占了开封、郑州、洛阳、河南，国民二军被击溃。直鲁联军也开始了对直隶进犯，先后抢占了沧州、献县等地，并突破马厂，逼近天津，使国民军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
冯玉祥被迫于1926年1月通电下野，由张之江署理西北边防督办职务，统率部队。冯玉祥抱着满怀惆怅的心情，由平地泉取道外蒙，悄然赴俄。张之江为使国民军摆脱危困的境地，又采取了迎合段祺瑞镇压学生运动的做法。
3月12日下午，日本出动两艘军舰驶入大沽口。驻守炮台的国民军发现这一非常情况后，即以旗语令其停止前进，日舰置之不理，炮台守军遂发空炮警告，日舰竟以机枪射击。中国守军猝不及防，死伤10余名，国民军被迫予以回击，将日舰驱出大沽口。
大沽口事件发生后，日本向中国北京政府提出抗议，颠倒黑白，诬称国民军首先开炮，并纠集英、美、法意、荷、西、比等8国公使，联合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提出5条无理要求，限48小时内答复，并声称如得不到满意的保障，各国将采取必要之手段。日本还要求中国政府严惩大沽口守军军官，并索取5万元赔偿费。各国声言以“保护侨民”为名，共派遣20多艘军舰，云集在大沽口。日本声言还将派15艘军舰开往大沽口；各国海军司令官决定将采取自由行动，“有反抗行为，即行炮击”，侵略气焰极为嚣张。
帝国主义者明目张胆的武装干涉，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愤慨。3月14日，北京各界群众在故宫太和殿举行了大规模的国民反日侵略直隶大会，群呼打倒助奉日人，声气壮烈。大会向日本提出7条抗议。次日，天津总工会等70余团体召开国民反日紧急群众大会，要求严惩侵略者。上海总工会也向全国发出通电，沉痛陈言：“似此横暴，凌我国权，侮我人民，于斯已极！此而不争，国亡无日，切望全国同胞，共起反抗，以制凶顽，用雪国耻。”
16日，中共北京地委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李大钊、刘伯庄、陈乔年、陈为人、邓洁、陈毅等100多人出席会议，李大钊发表了演说，提出发动各界群众，行动起来，与政客、官僚、军阀政府斗争到底的战斗任务。
17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200多个团体在北京大学召开紧急会议，商定驱逐8国公使出京等5条决议。会议派出陈毅等代表赴国务院，王一飞等代表赴外交部请愿。陈毅等人赴国务院请愿时，竟有6人被卫兵用刺刀刺成重伤，10人为轻伤，造成流血事件。
两路代表返回后，一致认为段祺瑞政府毫无接纳人民意见的诚意，决定次日全力召开国民大会。
3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学等80余北京市大中学校学生和北京总工会、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等140余团体，2万多名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会场悬挂“驳复列强最后通牒”、“撤退外国兵舰”等标语和请愿受伤代表的血衣，血衣上书“段祺瑞铁蹄下之血”8个大字。徐谦、李大钊、顾孟余等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上通过了《反抗列强最后通牒国民大会致八国公使书》，以及8项决议案。
会后，由2000多名群众组成游行队伍，由共产党员王一飞担任游行总指挥，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都参加了游行。
段祺瑞军阀政府采用“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的做法，一面派代表到天安门国民大会上，对17日卫队行凶事件表示歉意，一面在执政府周围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卫队，附近街道胡同里埋伏了暗藏凶器的便衣侦探，准备对游行请愿群众下毒手。下午1时许，游行请愿队伍来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广场后，代表安体诚等5人人内，要求面见段祺瑞、贾德耀，遭到卫队拒绝。
代表们出来向众人报告交涉情况，群情激愤，要求去吉祥胡同段宅去。正当整队出发之际，执政府门楼内响起了信号枪，在卫队旅长指挥下，一时警笛狂鸣，大门外卫队同时举枪向群众队伍平射，一批批手无寸铁的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凶残的卫队官兵到处追击追杀，周围胡同伏兵四起，手持大刀、铁棍随意乱砍乱打。群众相互救援，拼力反抗，女子师范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身负重伤，仍然顽强地挺起身子，万恶的刽子手竟继续用大刀向她乱砍，终惨遭毒手。
在这场持续半小时之久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共死难47人，伤200多人。在惨案发生时，李大钊面对敌人的屠杀，不顾个人安危，掩护群众退却，曾一度被捕，幸其回答机警，得以脱险，陈乔年在斗争中英勇负伤。这一惨案，历史上称为“3·18”惨案。
当晚，李大钊召开党的北方区委、青年团北方区委联席会议，决定领导群众继续斗争。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150余个团体，也在北京大学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北京惨案善后委员会”，并由陈毅负责，领导各界群众进一步开展斗争。4月20日，段祺瑞终于通电下野。
但是，人民从前院驱出了虎，后院来了狼。吴佩孚、张作霖两位冤家来到北京相会，他们在联合反对国民军时重新和好，于是在北京又是合影留念，又是互换兰谱，结为兄弟，北京由直奉两系把持。但是，苏、闽、浙、赣、皖“五省联帅”孙传芳，忽又改变了对吴佩孚的态度，仍然执礼甚恭。他通电主张颜惠庆内阁复职，摄行总统职权。又有北京治安维持会领袖王士珍、赵尔巽赞同，张林霖不得不表同意。
5月12日，颜内阁宣布依法复职。13日任命顾维钧为财政总长，施肇基为外交总长，张国淦为司法总长，郑谦为内务总长，张景惠为陆军总长，杜锡圭为海军总长，杨文恺为农商总长，王宠惠为教育总长，张志谭为交通总长。这个内阁看起来是奉、吴、孙3方面的混合内阁，但是属于吴系的外交“名流”共占4席（颜、顾、施、王），实质上是以吴系为核心的亲西方内阁。
国民党右派分子林森、邹鲁受国民政府派遣去北京支援全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于1925年9月离开广东，先到上海进行阴谋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与谢持、戴季陶、叶楚伧、邵元冲等一伙右派会晤，共商到北京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并决定在分途去北京的途中，联络各地有派分子去参加北京会议。
他们到达北京后，即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名义召集会议，不料却遭到以李大钊、于树德为首的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抵制。10月25、26日，邹鲁、林森、谢持等纠集北京同志俱乐部和民治主义同志会的一小撮反动分子，手持铁棍，到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寻衅闹事，几个人把守大门，一伙人冲进房门，翻箱倒柜，连墙角厕所等处也进行搜查，一若强盗入室，结果挑起双方武斗，抢去执行部小印一方，簿册若干种。
在北京开会不成，又拟改在冯玉祥国民军驻地张家口举行，但遭到冯玉祥的拒绝。这伙右派走投无着，骑虎难下，遂决定仍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总理灵前召开会议。11月18日举行了预备会议，吴稚晖不赞成立即与共产党分裂，主张此事从缓进行，这个意见得到戴季陶、沈定一的承认。
关于暂缓反共的消息一传出，右派团伙立即大哗。因戴季陶、沈定一曾参与发起筹建共产党的活动，以冯自由、马素为首竟误认为预备会议是共产党会议，是戴季陶、沈定一在为共产党活动。于是，他们雇佣了一伙流氓，涌向西山香云旅社，将戴季陶、沈定一绑架，进行凌辱。戴季陶受此“奇冤”，羞愤不已，乃离京南下。
出席西山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邹鲁、林森、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沈定一、叶楚伧等8人，候补执行委员茅祖权、傅汝霖2人，监察委员张继、谢持2人，共12人，但实际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有24人，候补执行委员17人，中央监察委员5人，计46人，不足一半。这是一次非法的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
西山会议为期一个月，至1926年1月4日收场，通过了《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等案》、《顾问鲍罗廷解雇案》、《决定本党此后对于俄国之态度案》、《关于反对共产派被开除者应分别恢复党籍案》。
参加西山会议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10人，要开除共产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9人，即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伯渠、毛泽东、韩麟符、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等人，是荒唐之举，激起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内广大革命分子的强烈反对。
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对西山会议表示决不承认的态度，遂于1925年12月，在广州正式召开了第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指出西山会议是非法的，西山会议开除李大钊、谭平山等9人是无效的。
1926年1月1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大会召开前，周恩来、陈延年与鲍罗廷共向商议，计划在这次大会上，通过对西山会议派的批判，狠狠打击右派，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国民党党籍，以进一步巩固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同时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选举中，多选左派，争取共产党员占1A3，使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占优势。
但是，这个正确的计划却遭到了陈独秀的坚决反对。这时陈独秀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他曾义正词严地批驳右派，而内心世界相当复杂。他对右派攻击党团活动感到极其为难，认为这都是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所引起的难题。如果遵照国民党的意见，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这无异是熔化在国民党内，没有独立性了，但要国民党员默认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存在，也是做不到的事。这种困惑的心情迫使他在与国民党右派更为复杂严峻的斗争中作出选择，或者努力争夺对国民党的领导权，或者是主张退出国民党。
1925年初，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当选为新一届的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为宣传部主任，瞿秋白、蔡和森为宣传部委员、张国焘为工农部主任，并由这5人组成中央局。当选为中央委员的还有李大钊、项英、谭平山、李维汉。这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
共产党人认识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就立即付诸实践。于5月1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166个工会的281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有组织的工人54万余人。大会选出林伟民、刘少奇为全国总工会正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大会闭幕后不久，便掀起了全国大风暴的五卅运动。
5月7日，上海日本资本家联合组织的日本纺织同业会开会，以工会系共产主义指挥下为由，悍然决定不承认工会，扬言工会如组织工人罢工，就采取强硬态度关闭工厂。5月10日之后的几天内，日本资本家无故开除工人代表几十人，日本人还蛮不讲理，手持铁棍乱打工人。5月15日下午5时，内外棉七厂夜班工人五六百名工人照常上班，日本厂主不准工人进厂，工人群起质问日本厂主：我们并未参加罢工，岂有拒绝工作之理。
日本领班和包打听一见工人进厂，就举木棍铁棒对手无寸铁的工人行凶，好几个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站在队伍前面的青年工人顾正红看见已有好几个工人被打伤，他满腔怒火，高喊：“东洋人打人啦！”并带领众人冲入物料间，每人持一根“打梭棒”，作为反击的武器。
内外棉厂副总大班元木和七厂大班川村，带着手枪，率领一群流氓打手，杀气腾腾来到门口，对准顾正红开了一枪，他毫不畏怯，忍着疼痛，高呼：“工友们，团结起来，斗争到底！”
川村又接连向他的腹部、头部放了两枪，并以腰中的毒刀猛刺顾正红头部。顾正红终于卧倒在血泊之中，虽经工友们送医院抢救，但由于伤势过重，壮烈牺牲，年仅20岁。这次血案还有11人受重伤，几十人受轻伤。
陈独秀以总书记名义多次签发中共中央通告，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各社会团体发表宣言和通电，反对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同胞，募集捐款，支援罢工工人。5月24日，上海工人8000多人在闸北潭子湾工人俱乐部举行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但是，上海工人、学生因为募捐活动和参加公祭顾正红大会，被巡捕房捕去几十人。学生们闻此消息，义愤填膺，结队去会审公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遭到无理拒绝。
5月28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地委举行联席会议，陈独秀、恽代英、李立三、蔡和森等参加了会议，决定分头向各学校负责人谈话，向学生进行宣传，动员和组织学生于5月30日到租界进行反帝大宣传，声援工人，营救被捕学生。
30日，约有3000学生上街演讲，听众十分激愤。下午，身高虬髯的巡捕前来驱赶群众，学生与之冲突，马路上一时人声嘈杂，反帝呼声更趋高涨，捕房捕头慑于群众声势，疯狂地下令逮捕学生。学生和听众睹此惨状，个个义愤填膺。
老闸捕房前已是群众云集，水泄不通，口号雄壮，声震屋瓦，传单飘飞，满蔽天日，群众的激昂情绪达到沸点。捕头和副捕带领巡捕22人，排列在捕房门口，捕头下令巡捕向示威群众开枪，副捕头首先向人丛射击，发出一弹，于是全体巡捕连开两排枪，南京路上顿时血流遍地，死伤狼籍，酿成震惊中外的五卅血案，被杀害的革命群众13人，重伤数十人。
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陈独秀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决定宣布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建立反帝联合战线组织，领导上海人民掀起罢工、罢课、罢市三罢斗争。中央领导进行了分工，由陈独秀居中指挥。
戴季陶在五卅运动中看到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日益增强，忧心忡忡，觉得再也不能沉默，发表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一方面斥责国民党右派“腐败卑劣”，不干实事，到了用“反共产”的口号来掩护自己不能信仰三民主义、不能革命的罪恶；另一方面着重攻击共产党，在高谈“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的同时，诋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共产党。他说国民党的最高原则，只能是三民主义，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采用“寄生政策”，极力主张将共产党员从国民党里驱逐出去。
陈独秀立即在《向导周报》发表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批判了朋友戴季陶，说戴在对于共产派的态度，与右派谢持、马素等人无甚出入。陈独秀对戴季陶的批判是及时的，立论也是正确的，但没击中要害。对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上缺乏认识，批判不力，斗争不坚决。他把戴季陶排除共产党，夺取领导权的斗争，皮相地看作为政党的阶级属性问题，他们争论的论点似乎是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时间早晚问题。因此，陈独秀在批判戴季陶的同时，便准备退出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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