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汪在杭州晤面的消息传到广州，胡汉民愤慨之余乃于19日公开宣布与蒋、汪决裂，并决定依恃两广实力派与蒋、汪抗争到底。而李宗仁等则因蒋、汪回返中枢，特务委员会无疾而终，深知尚无力量左右大局，也不再在沪逗留，采取坚决拥胡立场，返回两广，继续西南割据，与蒋作长期对垒。
在孙科内阁垮台的同时，被迫辞去外交部长的陈友仁满腔悲愤地说：“余敢正告国人，蒋氏对日的消极政策，必导致日军的得寸进尺。”
不幸，陈友仁一语言中，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动武，演出了“一·二八”事变来。
上海打起来，南京下关的日舰也轰然开了炮，蒋介石和汪精卫赶紧迁都洛阳。
几天之后，国民政府的首都由南京移到洛阳。汪精卫为了实现他同蒋介石的协议，在洛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议成立军事委员会，提议由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此议一出，众人反对，一说蒋介石独裁，二说蒋介石不抗日，三说蒋介石是阴谋家。汪精卫却一定要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从而“主军”，他知道不办到这一点，他自己“主政”就一定主不成。结果，就在会上强迫通过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参谋长。
蒋介石很高兴，觉得汪精卫还算识趣，遂发表就职视事通电全国，说：“国难至此，遑计短出；许身革命，义不容辞，进退去留，一惟党国之命是从，始终生死，无敢或苟。”
这样，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几十天，就又重新上台，职位从“蒋主席”变成了“蒋委员长”，全国军权完全操于股掌之中。一切如他设计的一样：以退为进，收服了汪精卫，逼走了胡汉民，玩弄了孙科，自己掌握了更大的权势。
紧接着，又任命陈立夫为中央组织部长，陈公博为民众指导委员会主任，从而达到了“蒋汪联合主党”的协议，蒋、汪二人成为中央的主宰，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统治中心至此就基本确立了。
蒋介石重新上台之后，法西斯主义之火又重新点燃。蒋派人往意大利向墨索里尼求教，去德国向希特勒求教。蒋指使陈果夫、陈立夫组织“中央俱乐部”的中统特务组织，因“陈”的英文第一个字母为C，故二陈为CC，俗称“CC派”。
“CC派”除二陈外，其领导成员还有张厉生、张道藩、徐恩曾、叶秀峰、周佛海等。1932年3月，蒋介石又组织军统特务组织“复兴社”，自任社长，其核心人物主要是出身于黄浦陆军学校，如戴笠、贺衷寒、康泽、酆悌、桂永清、刘健君以及周佛海等人。
后来蒋介石为便于领导，将两个特务组织合并，他还请了德国将军塞克特、柏林警察总监白朗堡和德国特工人员到中国来当教练，特务组织专门从事法西斯主义宣传、摧毁共产党的组织、捕获和杀害共产党人、暗杀进步人士等罪恶活动。
蒋介石第二次上台后，打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号，对日本人侵占上海持妥协态度。
从江西“剿共”前线撤退后驻防上海的蔡廷锴、蒋光鼐第十九路军，是一支坚持抗日的爱国军队。“一·二八”事变的前几天，张静江把蔡廷锴找去说：
“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上海日军处处挑衅，如果不善于应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撤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
蔡廷锴答道：“上海是我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张先生也是中国人，应接纳我的意见，向蒋总司令报告。”
张静江听罢，面红耳赤，二人不欢而散。
1月27日夜，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朱培德给蔡廷锴连发3次急电，谓：“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计。”蒋介石又密令宪兵第6团于1月28日赶到上海，从北站下车，准备接替19路军闸北的防务。蔡廷错指令19路军闸北驻军拒绝交防。
日军从1月18日起，接连在上海寻衅，制造事端。日寇扬言：“打上海4个小时就可解决问题。”日本侵略者企图将上海作为进攻内地的军事基地。
1月28日，19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等爱国将领的指挥下，不顾国民政府的阻挠，坚决抗击日军的入侵，打响了闻名中外的淞沪抗战。
淞沪抗战的爆发，一扫“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沉闷空气，全国人民精神为之一振。英勇的19路军与上海各界人民一起，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打得骄狂不可一世、宣称4个小时即可占领整个上海的日军指挥官盐泽焦头烂额，连连溃败，羞愧难当而想自杀。2月7日，日本当局撤了他的职。
消息传出，举国振奋。戴季陶、陈果夫、陈布雷、陈立夫等立即向蒋介石献计，要蒋通电全国，表示抗日决心，以免国人反对。蒋便于1月30日发出《为“一·二八事变”告全国将士电》：“东北事变，肇始至今，中央为避免战祸，保全国脉起见，故不惜忍辱负重，保持和平，期以公理与正义，促倭寇之觉悟，不意我愈忍让，彼愈蛮横，沪案发生，对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攻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发忍，我19路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诸同中正愿与众将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特本血诚，先行电告，务各淬砺奋发，敌忾同仇，勿作虚浮之豪气，保持牺牲之精神，枕戈待命，以救危亡。”
2月初，蒋介石由洛阳返回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向蒋表示：“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
蒋介石回答说：“很好。”并指示何应钦调动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87、88两师合成为第五军，命张治中为军长率其参战。
第五军协同十九路军抵抗了日军六七万兵力和200架飞机的进犯，奋战了33天，日军死伤1万余人。日军三易主帅，并且不断增兵。而19路军和第五军总共兵力不过4万人。全国人民踊跃声援淞沪抗战，几天就捐了3万套棉衣，设立了几十个伤医院，仅款项就有700万元，社会各界还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救护队、运输队支援抗战。宋庆龄等亲到前线慰问官兵。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
蒋介石在2月23日电勉淞沪抗敌各将士说：“日军倾力进犯，狼奔豕突，连日江湾、庙行镇、闸北一带冲击激烈，开未有之激战，我军卒能拼死抵御，肉搏苦战，气吞河山，屹若金汤。我革命军之勇武，大无畏之精神，足以表现于世界，而震惊全球。各将士不屈不挠，精诚卫国，放革命之异彩，争民族之生存，胥于此积极奋斗中，达成其使命，愿与诸将士共勉共励，奋斗到底。”
蒋介石一时支持抗战，有种种原因：一是以免国人反对，二是冯玉祥、于右任、陈友仁等慷慨激昂，力主抗战。
然而，蒋介石不再调兵增援了，他要按“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方针，了结淞沪战事，尔后潜心“剿共”。蒋介石对总参谋部说：
“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如挖肉补疮，将招致沦亡大祸。”
全国各地许多部队长激于爱国热情，纷纷请缨，何应钦竟发电。警告说：“各军抗日请求，非得军政部之命而擅自开拔者，虽意出爱国，仍须受抗令处分。”又派心腹监视各军，不准妄动。
2月13日，何应钦致电蒋光鼐说：“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终难达目的，已派陈次长与日武官原田及第9师团参谋长田代少将接洽，先谈双方停止射击若干时间，为办理调停余地，然后进一步商谈如何撤退等问题。”
汪精卫以行政院长身份，代表国民政府宣布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同时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讲话：“过于畏葸，固为不可；徒作壮语，更为不可，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备。”
日军增至近20万人，19路军寡不敌众，急请军政部速派援兵，竟遭拒绝。淞沪守军孤立无援，日军发起强攻。3月1日，日军从浏河偷袭登陆，19路军被迫退出淞沪第一道防线，撤至嘉定、黄渡一线。
5月5日，中日双方在上海正式签定了协议，内容共5条，其中第2条规定上海至苏州一带，中国没有驻扎军队的权利，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第3条则规定日军可在上述地区驻若干军队。这个协定，承认了日军可以长期驻在吴淞、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及周围驻扎军队；另将长江沿岸福山到太仓、安亭及白鹤江起，直到苏州河北为止的广大地区，划给英、美等帝国主义共管。日军同意签订这一协议，其目的是想将军队调往东北去打义勇军。5月13日，日军第14、18师团即转开吉、黑增援。
上海停战后，蒋介石立即将19路军调往福建“剿共”。
蒋介石第4次“剿共”的整个部署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消灭鄂豫皖和湘鄂西两个革命根据地；然后全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企图以重点进攻，分区“围剿”的办法，达到各个击破红军的目的。为此，蒋介石调动了63万大军。
5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蒋介石亲自出马，担任鄂豫皖3省“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司令，曹浩森为参谋长。3省“剿匪”总司令部设在武汉，下设左、中、右3路军。
在上海的共产党领导机关此时正处于非常严峻时期。
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认为李立三的错误是“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三中全会之后，李立三已离开了领导岗位，但是，三中全会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来了一封信，指出“立三路线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并指责中共中央为调和主义。
更糟糕的是：这封信还未送往中国，从莫斯科归国的留俄学生便把消息传给了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人，这些留俄学生不执行中央要他们去苏区参加实际工作的命令，赖在上海不肯走，并把消息广泛传播开去，于是，到处议论纷纷，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王明和博古又联名写信给中央，说李立三的错误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云云，指责三中全会没有充分揭露其机会主义的实质。要求中央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瞿秋白等人还不知国际来信的事，以为这是王明等拒绝前往苏区而闹事，未予理睬。但王明很快写出《两条路线》的意见书，抄写3份，在几十人中传阅宣称：“现在领导同志瞿秋白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
一些曾受过李立三或三中全会批评的地方党组织成员，纷纷响应，也认为党出现了危机，已经临到八七会议前夜的情况，要求中央改组。其中有些是好同志，如具有丰富实际工作经验的中共上海沪中区委书记何孟雄，他是李大钊的学生，早期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一直反对李立三的“左”倾主张，曾尖锐地批评过“立三主义”的错误，但受到李立三的无理压制，说他是“取消派暗探”，对他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处分。三中全会不但没为他平反，反而错误地指责他是“右倾机会主义”，他的情绪十分激烈，也有不少人同情他，强烈要求改组中央。但也有一批人，长期对中央心存不满，如控制着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联党团的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十分活跃，到处制造纠纷。
王明、罗章龙等联名要求国际再次开像“八七会议”那样的紧急会议，他们把斗争的矛头集中到瞿秋白和周恩来头上，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风潮。
年轻、狂妄、野心勃勃的王明，在共产国际却有后台。王明原名陈绍禹，1904年4月生于安徽金寨县的一个集镇上，祖籍是安徽泾县云岭村。他在16岁那年考入六安城的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毕业后进武昌商科大学学习。1925年10月，王明在商科大学加入共产党，并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王明得到了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赏识和重用。1927年4月，米夫要王明随他来中国武汉，出席中共五大会议。由于米夫的信任，王明毕业后被留校工作，担任翻译和联共党史教员。
米夫在1928年被提升为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当年6月，他安排王明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工作，接着让王明担任中山大学支部局负责人。王明以米夫为后盾，开始排斥和打击异己，在党内搞宗派活动。连原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俞秀松，也被王明打成“江浙同乡会”反动组织的成员。后来中共中央代表团代表瞿秋白经过调查，并经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的审理，作出不存在“江浙同乡会”反动组织的结论。
1929年3月，王明回到上海，当时共产党内很需要理论干部。对于王明这个学过理论的青年，中央寄予很大希望。中央派他到苏区去工作，了解中国实际，学习革命经验。护送他去苏区的交通员已经派定，但王明害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环境，总想留在上海，在党的上层工作。党组织允许他留在上海，派他到沪西区作中央党报采访员兼送报。不久任命他担任沪东区委宣传干事。王明自称是宣传部长。10月，调任他为《红旗》报编辑。
1930年1月，王明去上海英租界垃圾桥附近的彩印工会出席工联会召开的布置年关斗争的会议时被捕。20多人被押上囚车带到老闸捕房。当巡捕间王明姓名、住址时，他说了假姓名，但供出了住址是鸭绿路。鸭绿路有党的机关，这样就影响了机关的安全。
当天下午“340号”巡捕送糙米饭来，王明就和“340号”巡捕商议，请他给狱外的人送信，每送一封信给大洋14元酬劳费。巡捕表示同意，于是王明从一个被捕的工人那里找到一根短铅笔，又找到几张草纸，伏在墙角的地上写了信，折好后交给那个巡捕。王明的信是写给其挚友、原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现任中宣部秘书潘问友的。信中内容是他因什么事被捕，被关押在什么地方，请求营救。王明还托巡捕向潘问友询问高介三的住址。
李求实先接到王明的信，看后大吃一惊，说：“王明这家伙靠不住了，我们马上搬家。”
李求实急忙通知王明知道的所有机关，立即在一天内搬家。
潘问友给王明复信说：“你的事转华丰公司代为照料。”对于询问高介三的地址未作答复。潘问友不久被捕，当了叛徒。
王明等在老闸捕房关押一段时间后，被解送到提篮桥牢监内特犯间，英租界当局宣布将要把王明等人引渡到国民党政府上海警察局。王明因听曾在中国监狱坐过牢的人说，国民党用刑残酷，他惧怕引渡，再加上他发现一个同时被捕的人有叛变嫌疑，更增加了惧怕情绪。夜半，王明想出一个办法：要同时被捕而被巡捕搜去记录和签到簿的那位同志承担责任，以救大家。
次日上午，王明对那位同志说，：“这里分子很复杂，一被打，一定都供出来，那时大家都不得了。为保存干部计，为救大家计，你是一个案首，你可以承认一些，说你是来作什么的，那就可以减轻大家的案情，你看如何？”
但那人表示：“我坚决不向敌人低头。”
王明当场被他顶了回去，弄得不好意思。
几天后，开庭审讯，提审王明时，判官问：“叫什么名字？”
王明答：“王杰仁。”
“哪里人？”
“安徽人。”
“多大年纪？”
“19岁。”
“干什么的？”
“开米店的。”
“为什么到彩印工会去？”
王明哭着说：“老爷！俺不懂什么！俺去找俺表兄吴鲁卿先生。”
敌人不明王明的身份，经王明这么一说，便给蒙蔽了。王明又和一个安徽籍的看守攀谈，同他认“乡亲”。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一个德国籍代表花了几千元打通关节，警察局让王明“交保释放”。在办手续时，王明的那个乡亲看守，让他随便填写一个名字算作保人，于2月28日放他出狱。
王明出狱后去找高介三。高介三因王明曾托巡捕询问过他的地址，已严重威胁他的安全而搬了家。高介三搬走后敌人即搜抄了空宅。王明来到高介三家一看，不料已人去楼空。
王明因泄密而受到处分，不能做原来的工作了。他向政治局委员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请求，给他一个具体工作。李立三和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商量，分配他到全总宣传部，任《劳动》三日刊编缉。
王明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共写了近20篇文章，几乎和李立三的文章数目相等。王明在这些文章中积极鼓吹“立三路线”，他不仅是李立三的有力支持者，而且在李立三遭到非难时，成为李立三的辩护士，给反李立三盲动冒险的同志扣上“右倾”、“调和倾向”等大帽子。
1930年6月，王明被调到中宣部任秘书。7月初，王明得知共产国际不同意李立三发动全国暴动的计划，便与博古一起，以“随便聊聊”为名，邀集留苏联归国的王稼祥、何子述开了一个串连会，王明说：
“大家都是中山大学的老同学，交换交换回国以来的见闻和感想。”
谈论结束时，王明说：“今天的交谈很好，对李立三他们那套，凡是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漠然置之，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过几天，中央机关要召开一个政治讨论会，大家都可以也应该去谈谈意见，为了维护马列主义和国际路线，这是非常必要的。”
7月9日，李立三主持会议，要求进一步贯彻发动全国暴动的计划，但遭何孟雄反对。王明见时机已到，就朝博古使眼色，博便发了言，何子述、王稼祥亦发了言。王明接着慷慨激昂地发表了长篇演说，对李立三的报告提出了批评，指责李立三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云云。
李立三大怒，即以“右派”、“小组织者”罪名扣在王明的头上，向忠发宣布给王明撤销中宣部秘书以及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同时对博古等人也给予处分。
但是，王明已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有恃无恐。次日，他给中央写信，重申自己的意见，要求中央撤销对他和博古等人的处分。
周恩来、瞿秋白从苏联回国后，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三中全会作了肯定，王明也表示“拥护”。
但是，王明曾因反对李立三而受了处分，三中全会既没有撤销对他的处分，更没有把他当作反李立三的英雄，加以褒奖、提拔，心中不满。他对主持三中全会的瞿秋白一直是耿耿于怀。瞿秋白在莫斯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同情中山大学多数同学，反对王明的小宗派，引起王明的强烈不满，一直在寻机报复。因此，当王明得到共产国际写信指责中共中央时，又串通留学苏联归国的一些20多岁的年轻人，要求中央改组。
在孙科内阁垮台的同时，被迫辞去外交部长的陈友仁满腔悲愤地说：“余敢正告国人，蒋氏对日的消极政策，必导致日军的得寸进尺。”
不幸，陈友仁一语言中，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动武，演出了“一·二八”事变来。
上海打起来，南京下关的日舰也轰然开了炮，蒋介石和汪精卫赶紧迁都洛阳。
几天之后，国民政府的首都由南京移到洛阳。汪精卫为了实现他同蒋介石的协议，在洛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议成立军事委员会，提议由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此议一出，众人反对，一说蒋介石独裁，二说蒋介石不抗日，三说蒋介石是阴谋家。汪精卫却一定要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从而“主军”，他知道不办到这一点，他自己“主政”就一定主不成。结果，就在会上强迫通过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参谋长。
蒋介石很高兴，觉得汪精卫还算识趣，遂发表就职视事通电全国，说：“国难至此，遑计短出；许身革命，义不容辞，进退去留，一惟党国之命是从，始终生死，无敢或苟。”
这样，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几十天，就又重新上台，职位从“蒋主席”变成了“蒋委员长”，全国军权完全操于股掌之中。一切如他设计的一样：以退为进，收服了汪精卫，逼走了胡汉民，玩弄了孙科，自己掌握了更大的权势。
紧接着，又任命陈立夫为中央组织部长，陈公博为民众指导委员会主任，从而达到了“蒋汪联合主党”的协议，蒋、汪二人成为中央的主宰，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统治中心至此就基本确立了。
蒋介石重新上台之后，法西斯主义之火又重新点燃。蒋派人往意大利向墨索里尼求教，去德国向希特勒求教。蒋指使陈果夫、陈立夫组织“中央俱乐部”的中统特务组织，因“陈”的英文第一个字母为C，故二陈为CC，俗称“CC派”。
“CC派”除二陈外，其领导成员还有张厉生、张道藩、徐恩曾、叶秀峰、周佛海等。1932年3月，蒋介石又组织军统特务组织“复兴社”，自任社长，其核心人物主要是出身于黄浦陆军学校，如戴笠、贺衷寒、康泽、酆悌、桂永清、刘健君以及周佛海等人。
后来蒋介石为便于领导，将两个特务组织合并，他还请了德国将军塞克特、柏林警察总监白朗堡和德国特工人员到中国来当教练，特务组织专门从事法西斯主义宣传、摧毁共产党的组织、捕获和杀害共产党人、暗杀进步人士等罪恶活动。
蒋介石第二次上台后，打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号，对日本人侵占上海持妥协态度。
从江西“剿共”前线撤退后驻防上海的蔡廷锴、蒋光鼐第十九路军，是一支坚持抗日的爱国军队。“一·二八”事变的前几天，张静江把蔡廷锴找去说：
“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上海日军处处挑衅，如果不善于应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撤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
蔡廷锴答道：“上海是我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张先生也是中国人，应接纳我的意见，向蒋总司令报告。”
张静江听罢，面红耳赤，二人不欢而散。
1月27日夜，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朱培德给蔡廷锴连发3次急电，谓：“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计。”蒋介石又密令宪兵第6团于1月28日赶到上海，从北站下车，准备接替19路军闸北的防务。蔡廷错指令19路军闸北驻军拒绝交防。
日军从1月18日起，接连在上海寻衅，制造事端。日寇扬言：“打上海4个小时就可解决问题。”日本侵略者企图将上海作为进攻内地的军事基地。
1月28日，19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等爱国将领的指挥下，不顾国民政府的阻挠，坚决抗击日军的入侵，打响了闻名中外的淞沪抗战。
淞沪抗战的爆发，一扫“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沉闷空气，全国人民精神为之一振。英勇的19路军与上海各界人民一起，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打得骄狂不可一世、宣称4个小时即可占领整个上海的日军指挥官盐泽焦头烂额，连连溃败，羞愧难当而想自杀。2月7日，日本当局撤了他的职。
消息传出，举国振奋。戴季陶、陈果夫、陈布雷、陈立夫等立即向蒋介石献计，要蒋通电全国，表示抗日决心，以免国人反对。蒋便于1月30日发出《为“一·二八事变”告全国将士电》：“东北事变，肇始至今，中央为避免战祸，保全国脉起见，故不惜忍辱负重，保持和平，期以公理与正义，促倭寇之觉悟，不意我愈忍让，彼愈蛮横，沪案发生，对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攻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发忍，我19路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诸同中正愿与众将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特本血诚，先行电告，务各淬砺奋发，敌忾同仇，勿作虚浮之豪气，保持牺牲之精神，枕戈待命，以救危亡。”
2月初，蒋介石由洛阳返回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向蒋表示：“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
蒋介石回答说：“很好。”并指示何应钦调动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87、88两师合成为第五军，命张治中为军长率其参战。
第五军协同十九路军抵抗了日军六七万兵力和200架飞机的进犯，奋战了33天，日军死伤1万余人。日军三易主帅，并且不断增兵。而19路军和第五军总共兵力不过4万人。全国人民踊跃声援淞沪抗战，几天就捐了3万套棉衣，设立了几十个伤医院，仅款项就有700万元，社会各界还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救护队、运输队支援抗战。宋庆龄等亲到前线慰问官兵。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
蒋介石在2月23日电勉淞沪抗敌各将士说：“日军倾力进犯，狼奔豕突，连日江湾、庙行镇、闸北一带冲击激烈，开未有之激战，我军卒能拼死抵御，肉搏苦战，气吞河山，屹若金汤。我革命军之勇武，大无畏之精神，足以表现于世界，而震惊全球。各将士不屈不挠，精诚卫国，放革命之异彩，争民族之生存，胥于此积极奋斗中，达成其使命，愿与诸将士共勉共励，奋斗到底。”
蒋介石一时支持抗战，有种种原因：一是以免国人反对，二是冯玉祥、于右任、陈友仁等慷慨激昂，力主抗战。
然而，蒋介石不再调兵增援了，他要按“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方针，了结淞沪战事，尔后潜心“剿共”。蒋介石对总参谋部说：
“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如挖肉补疮，将招致沦亡大祸。”
全国各地许多部队长激于爱国热情，纷纷请缨，何应钦竟发电。警告说：“各军抗日请求，非得军政部之命而擅自开拔者，虽意出爱国，仍须受抗令处分。”又派心腹监视各军，不准妄动。
2月13日，何应钦致电蒋光鼐说：“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终难达目的，已派陈次长与日武官原田及第9师团参谋长田代少将接洽，先谈双方停止射击若干时间，为办理调停余地，然后进一步商谈如何撤退等问题。”
汪精卫以行政院长身份，代表国民政府宣布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同时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讲话：“过于畏葸，固为不可；徒作壮语，更为不可，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备。”
日军增至近20万人，19路军寡不敌众，急请军政部速派援兵，竟遭拒绝。淞沪守军孤立无援，日军发起强攻。3月1日，日军从浏河偷袭登陆，19路军被迫退出淞沪第一道防线，撤至嘉定、黄渡一线。
5月5日，中日双方在上海正式签定了协议，内容共5条，其中第2条规定上海至苏州一带，中国没有驻扎军队的权利，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第3条则规定日军可在上述地区驻若干军队。这个协定，承认了日军可以长期驻在吴淞、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及周围驻扎军队；另将长江沿岸福山到太仓、安亭及白鹤江起，直到苏州河北为止的广大地区，划给英、美等帝国主义共管。日军同意签订这一协议，其目的是想将军队调往东北去打义勇军。5月13日，日军第14、18师团即转开吉、黑增援。
上海停战后，蒋介石立即将19路军调往福建“剿共”。
蒋介石第4次“剿共”的整个部署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消灭鄂豫皖和湘鄂西两个革命根据地；然后全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企图以重点进攻，分区“围剿”的办法，达到各个击破红军的目的。为此，蒋介石调动了63万大军。
5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蒋介石亲自出马，担任鄂豫皖3省“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司令，曹浩森为参谋长。3省“剿匪”总司令部设在武汉，下设左、中、右3路军。
在上海的共产党领导机关此时正处于非常严峻时期。
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认为李立三的错误是“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三中全会之后，李立三已离开了领导岗位，但是，三中全会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来了一封信，指出“立三路线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并指责中共中央为调和主义。
更糟糕的是：这封信还未送往中国，从莫斯科归国的留俄学生便把消息传给了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人，这些留俄学生不执行中央要他们去苏区参加实际工作的命令，赖在上海不肯走，并把消息广泛传播开去，于是，到处议论纷纷，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王明和博古又联名写信给中央，说李立三的错误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云云，指责三中全会没有充分揭露其机会主义的实质。要求中央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瞿秋白等人还不知国际来信的事，以为这是王明等拒绝前往苏区而闹事，未予理睬。但王明很快写出《两条路线》的意见书，抄写3份，在几十人中传阅宣称：“现在领导同志瞿秋白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
一些曾受过李立三或三中全会批评的地方党组织成员，纷纷响应，也认为党出现了危机，已经临到八七会议前夜的情况，要求中央改组。其中有些是好同志，如具有丰富实际工作经验的中共上海沪中区委书记何孟雄，他是李大钊的学生，早期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一直反对李立三的“左”倾主张，曾尖锐地批评过“立三主义”的错误，但受到李立三的无理压制，说他是“取消派暗探”，对他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处分。三中全会不但没为他平反，反而错误地指责他是“右倾机会主义”，他的情绪十分激烈，也有不少人同情他，强烈要求改组中央。但也有一批人，长期对中央心存不满，如控制着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联党团的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十分活跃，到处制造纠纷。
王明、罗章龙等联名要求国际再次开像“八七会议”那样的紧急会议，他们把斗争的矛头集中到瞿秋白和周恩来头上，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风潮。
年轻、狂妄、野心勃勃的王明，在共产国际却有后台。王明原名陈绍禹，1904年4月生于安徽金寨县的一个集镇上，祖籍是安徽泾县云岭村。他在16岁那年考入六安城的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毕业后进武昌商科大学学习。1925年10月，王明在商科大学加入共产党，并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王明得到了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赏识和重用。1927年4月，米夫要王明随他来中国武汉，出席中共五大会议。由于米夫的信任，王明毕业后被留校工作，担任翻译和联共党史教员。
米夫在1928年被提升为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当年6月，他安排王明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工作，接着让王明担任中山大学支部局负责人。王明以米夫为后盾，开始排斥和打击异己，在党内搞宗派活动。连原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俞秀松，也被王明打成“江浙同乡会”反动组织的成员。后来中共中央代表团代表瞿秋白经过调查，并经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的审理，作出不存在“江浙同乡会”反动组织的结论。
1929年3月，王明回到上海，当时共产党内很需要理论干部。对于王明这个学过理论的青年，中央寄予很大希望。中央派他到苏区去工作，了解中国实际，学习革命经验。护送他去苏区的交通员已经派定，但王明害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环境，总想留在上海，在党的上层工作。党组织允许他留在上海，派他到沪西区作中央党报采访员兼送报。不久任命他担任沪东区委宣传干事。王明自称是宣传部长。10月，调任他为《红旗》报编辑。
1930年1月，王明去上海英租界垃圾桥附近的彩印工会出席工联会召开的布置年关斗争的会议时被捕。20多人被押上囚车带到老闸捕房。当巡捕间王明姓名、住址时，他说了假姓名，但供出了住址是鸭绿路。鸭绿路有党的机关，这样就影响了机关的安全。
当天下午“340号”巡捕送糙米饭来，王明就和“340号”巡捕商议，请他给狱外的人送信，每送一封信给大洋14元酬劳费。巡捕表示同意，于是王明从一个被捕的工人那里找到一根短铅笔，又找到几张草纸，伏在墙角的地上写了信，折好后交给那个巡捕。王明的信是写给其挚友、原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现任中宣部秘书潘问友的。信中内容是他因什么事被捕，被关押在什么地方，请求营救。王明还托巡捕向潘问友询问高介三的住址。
李求实先接到王明的信，看后大吃一惊，说：“王明这家伙靠不住了，我们马上搬家。”
李求实急忙通知王明知道的所有机关，立即在一天内搬家。
潘问友给王明复信说：“你的事转华丰公司代为照料。”对于询问高介三的地址未作答复。潘问友不久被捕，当了叛徒。
王明等在老闸捕房关押一段时间后，被解送到提篮桥牢监内特犯间，英租界当局宣布将要把王明等人引渡到国民党政府上海警察局。王明因听曾在中国监狱坐过牢的人说，国民党用刑残酷，他惧怕引渡，再加上他发现一个同时被捕的人有叛变嫌疑，更增加了惧怕情绪。夜半，王明想出一个办法：要同时被捕而被巡捕搜去记录和签到簿的那位同志承担责任，以救大家。
次日上午，王明对那位同志说，：“这里分子很复杂，一被打，一定都供出来，那时大家都不得了。为保存干部计，为救大家计，你是一个案首，你可以承认一些，说你是来作什么的，那就可以减轻大家的案情，你看如何？”
但那人表示：“我坚决不向敌人低头。”
王明当场被他顶了回去，弄得不好意思。
几天后，开庭审讯，提审王明时，判官问：“叫什么名字？”
王明答：“王杰仁。”
“哪里人？”
“安徽人。”
“多大年纪？”
“19岁。”
“干什么的？”
“开米店的。”
“为什么到彩印工会去？”
王明哭着说：“老爷！俺不懂什么！俺去找俺表兄吴鲁卿先生。”
敌人不明王明的身份，经王明这么一说，便给蒙蔽了。王明又和一个安徽籍的看守攀谈，同他认“乡亲”。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一个德国籍代表花了几千元打通关节，警察局让王明“交保释放”。在办手续时，王明的那个乡亲看守，让他随便填写一个名字算作保人，于2月28日放他出狱。
王明出狱后去找高介三。高介三因王明曾托巡捕询问过他的地址，已严重威胁他的安全而搬了家。高介三搬走后敌人即搜抄了空宅。王明来到高介三家一看，不料已人去楼空。
王明因泄密而受到处分，不能做原来的工作了。他向政治局委员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请求，给他一个具体工作。李立三和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商量，分配他到全总宣传部，任《劳动》三日刊编缉。
王明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共写了近20篇文章，几乎和李立三的文章数目相等。王明在这些文章中积极鼓吹“立三路线”，他不仅是李立三的有力支持者，而且在李立三遭到非难时，成为李立三的辩护士，给反李立三盲动冒险的同志扣上“右倾”、“调和倾向”等大帽子。
1930年6月，王明被调到中宣部任秘书。7月初，王明得知共产国际不同意李立三发动全国暴动的计划，便与博古一起，以“随便聊聊”为名，邀集留苏联归国的王稼祥、何子述开了一个串连会，王明说：
“大家都是中山大学的老同学，交换交换回国以来的见闻和感想。”
谈论结束时，王明说：“今天的交谈很好，对李立三他们那套，凡是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漠然置之，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过几天，中央机关要召开一个政治讨论会，大家都可以也应该去谈谈意见，为了维护马列主义和国际路线，这是非常必要的。”
7月9日，李立三主持会议，要求进一步贯彻发动全国暴动的计划，但遭何孟雄反对。王明见时机已到，就朝博古使眼色，博便发了言，何子述、王稼祥亦发了言。王明接着慷慨激昂地发表了长篇演说，对李立三的报告提出了批评，指责李立三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云云。
李立三大怒，即以“右派”、“小组织者”罪名扣在王明的头上，向忠发宣布给王明撤销中宣部秘书以及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同时对博古等人也给予处分。
但是，王明已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有恃无恐。次日，他给中央写信，重申自己的意见，要求中央撤销对他和博古等人的处分。
周恩来、瞿秋白从苏联回国后，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三中全会作了肯定，王明也表示“拥护”。
但是，王明曾因反对李立三而受了处分，三中全会既没有撤销对他的处分，更没有把他当作反李立三的英雄，加以褒奖、提拔，心中不满。他对主持三中全会的瞿秋白一直是耿耿于怀。瞿秋白在莫斯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同情中山大学多数同学，反对王明的小宗派，引起王明的强烈不满，一直在寻机报复。因此，当王明得到共产国际写信指责中共中央时，又串通留学苏联归国的一些20多岁的年轻人，要求中央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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