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围剿”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一一得手后，又到南昌主持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
早在1932年4月，蒋介石就命心腹大将何应钦为赣粤闽湘边“剿匪”总司令，陈伯南为副司令。何应钦在南昌设立“剿匪”总司令部，并拟定了“围剿”的方针和部署，将“围剿”部队分为3路，中路军总指挥为陈诚，左路军总指挥为蔡廷锴，右路总指挥为余汉谋。1932年年底，蒋介石分别致电曹浩森、蒋光鼐、蔡廷锴、陈济棠，反复阐述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督促“围剿”部队早日完成“清剿”任务。
1933年1月1日，蒋介石命前敌总指挥陈诚率50万大军的主力中路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进剿”。蒋介石的战略构想是谋求迅速歼灭红军主力，以3路军分途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进犯，置主力于中路。
1月27日，蒋介石由南京往江西督饬“剿匪”战事。他在南昌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发表训话，分析战况并说明军事准备，叫嚷：“完成剿匪任务，才不愧做一个江西革命青年。”
1月31日，蒋介石在南昌举行“剿匪”军事会议，重新决定“剿匪”的作战计划。蒋又决定自兼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在南昌设立行营，统一指挥“剿匪”军事。
不料，司令部外一声报告，张学良派来的特使要面见蒋介石，言边关事急，日军于1月3日攻陷山海关后，开始向热河侵犯，民族危机加深，如热河再失，平津难保，如此如何向国人交待？
蒋介石沉吟半晌，无奈，遂电告张学良同意抗日。
50万“剿匪”大军闻山海关失陷的消息，驻足不前，侵略者杀进来了，中国军人为何不驰往北方前线，还在这里中国人杀中国人？有数万国民党军人对天鸣枪，表示愤怒。高级将领也要求立即回军北上打击倭寇，并联名上书蒋介石请求允许。冯玉祥也给蒋介石发来电报说：“譬如一家弟兄3个在家打架，外面有10个土匪打上门来了，并已打开了门进来了，这3个弟兄，还不住手，还要杀掉1个再来对付10个土匪，这样削弱自己的力量是什么道理？”
蒋介石把电报撕得粉碎，怒斥道：“我不是讲过多次了吗？日本的外来侵略不过是皮肤上渐惭溃烂的痛毒，匪共的捣乱才如同内脏里的毛病，是先治心腹大患还是先治皮肤病毒，你们难道没有脑子吗？”
蒋介石督促50万大军，浩浩荡荡向中央苏区推进。
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因处境恶化，于1933年1月17日决定迁到中央苏区，1933年二三月间，临时中央领导机关人员先后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在王明控制下的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立刻把党政军全部权力抓到手里，他们为了全面贯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手段，把抱有不同意见的干部都看作“机会主义者”，开展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左”祸来临之后，一大批优秀干部受到打击。首先受害的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
罗明曾在汀州傅连璋主持的福音医院疗养，巧遇毛泽东住院，两人谈论革命策略问题，罗明非常赞赏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罗明出院后的第二天，立即召开省委会议作了传达，谭震林、刘晓、张鼎丞、李明光、郭滴人、李坚真等委员一致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由罗明任省委特派员去上杭、永定、龙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罗明等在杭、永、岩前线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并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认为党在杭、永、岩等边缘地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
临时中央见到罗明的报告，十分不满，令杭、永、岩战区动员1000余人参加红军，组织一切力量同国民党军作斗争。罗明见敌人大举进攻和摧残前线地区的人民群众，民众恐慌不安，情绪悲观，他们愿意参加游击队，进行游击战争，保卫家乡，而不愿参加主力红军。罗明又根据这些情况写出了《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赣省委的报告》。
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立即作出决定，撤销罗明的职务，并在福建开展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罗明被撤职后，被软禁在瑞金，还召开了中央机关干部批判“罗明路线”大会。有少数无知的青年干部竟高呼“枪毙罗明”的口号。刘晓、谭震林、张鼎丞、郭滴人等人也受到冲击。反“罗明路线”斗争一直到主力红军长征时才缓和下来，福建省比较高级和比较老的干部都遭受打击。
接着在江西开展了反对“邓、毛、谢、古”的斗争。邓即邓小平，是中共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即毛泽覃，毛泽东的小弟，中共永丰、吉水、泰和中心县委书记；谢即谢唯俊，江西军区二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5师师长；古即古柏，总前委秘书长、中央临时政府粮食部长。这场斗争的矛头，主要是针对毛泽东的各项正确主张的。一大批同毛泽东在一起工作过、拥护毛泽东的观点的人，纷纷被扣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毛泽东的老战友、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被撤去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长、内务人民委员部长、最高法院院长的职务。毛泽东心里明白，博古等人所说的“反党、反革命分子”的头头，就是他毛泽东。
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率领下，于1933年1月2日从黎川出发，开始了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5日和6日，在黄狮渡首战告捷。8日和9日，又在浒湾同蒋军孙连仲、吴奇伟部展开激战。这两次战斗，共俘敌4000余人，缴枪4000余枝。
不料博古头脑突然发热，命周、朱夺取中心城市，一日数电指令红军进攻重兵防守的南丰和南城、抚州。
周恩来、朱德抗命。1月30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指出攻城五不利：“一是暴露意图，二是易受夹击，三是损伤大，四是不能筹款，五是耗费时日。”
2月1日，周恩来、朱德并未按照中央的指示一味“猛攻”南丰，而是采用“佯攻”战术，围点打援，在运动战中消灭敌军。南丰城东临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平原中，为抚河战线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军围攻南丰，敌人势必救援。2月7日，周、朱指挥红军佯攻南丰城，陈诚得报后，认为是消灭红军的好机会，立即命令中路军的3个纵队迅速向南丰、黎川方向开进，企图实行内外夹击，围歼红军于南丰城下、抚河西岸。
红军佯攻南丰一星期，周、朱得知蒋军果然来增援，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留少量军队继续围南丰城外，主力红军撤围南丰，以迅速、秘密、坚决的原则，折而西进，转移到广昌以南的东韶、南团、吴村地区之山地隐蔽集结，待机破敌。周、朱又以红11军伪装红军主力，由新丰街公开渡河到黎川附近活动，使蒋军误认为红军主力东移黎川，将敌之第二、第三纵队远远调离周、朱布置的战场，集中红军主力对付敌之第一纵队。敌增援南丰的主力是第一纵队的52师和59师。其行动路线是由乐安向南丰开进，准备由黄陂、东陂、新丰市截击红军。敌军由于受红军佯动的迷惑，加上高山大雾和群众封锁消息，始终没有觉察红军主力所在，放心大胆东进。
2月26日，周、朱命红军主力冒雨披荆斩棘，从集结地点星夜秘密北上，荫蔽于宜黄南部的黄陂一线山区。敌之第一纵队孤军深入，前进到黄陂地区，翼侧完全暴露于红军主力面前。次日上午9时，周恩来在望远镜中看到52师大队人马来到登仙桥大龙坪，师长李明骑马走在队伍中间，他当机立断，命令预先埋伏在敌军进路之固冈、登仙桥以东及河口、黄陂之间的摩罗山、章山区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出敌不其地发起猛烈进攻，将敌拦腰切成数段，52师大乱，数小时激战，几近全歼，师长李明身披雨衣浑身是泥，被活捉了。28日，又围攻59师，激战近19小时，歼灭59师4个团，师长陈时骥在部队溃散后，窜逃于荒山中。
陈时骥以为52师安然无事，特写一信向李明求援，云：“文献兄：弟无能，于本日午后一时失利，现部队已溃散，弟仅率士兵数十人在距蛟湖七八里许之山庄中，请迅速援助为盼！”
陈派人将信送来大龙坪，被红军战士缴获。因而陈时骥及其残部在当天夜间被红军截住消灭，陈时骥被活捉。
原来蒋介石把52师、59师合编为第五军，命罗卓英为军长，外加11师编成第一纵队，罗为纵队司令官。罗电约52、59两师于3月4日到达新丰市，举行军长同全体官兵见面式，谁知两师竟在2月下旬被红军消灭，罗卓英空做了一场军长和纵队司令官的美梦。
黄陂战役一打响，蒋军第二、三纵队急忙掉头西援，周恩来、朱德率领红军主力于3月1日撤回东韶、洛口、小布地区秘密集结，待机继续歼敌。
陈诚苦心经营的第52师、59师遭红军主力全歼，甚是恼怒。蒋介石专此致电陈诚安慰打气说：“除查明阵亡官兵姓名另案呈报追赠外，特先为我伤亡官兵颂发抚费5万元，以慰英灵，而奖特功。”
周恩来、朱德利用敌军在黄陂失利后并不甘心，急于反扑的心理，部署对敌军新的进攻，命红11军向广昌佯动。这使蒋军误认为红军主力已转往广昌，于是改变战略，将3路“分进合击”，改为“中间突破”，即以6个师分成前后两个梯队，用交叉掩护的办法，由宜黄徐徐向广昌推进。接着又从后梯队抽出1师加强前梯队。红军主力则以待机姿势，准备侧击敌之后梯队，并首先消灭其行动中的后卫部队，以便连续作战，各个击破敌人。
3月20日，敌军后梯队与前梯队相距已有100里，后梯队在山路上又是一字拉开，前面的第11师到达草台冈、徐庄时，后面的第9师还在东陂。第11师是陈诚的嫡系主力，战斗力很强，孤军行进在险峻的山路上，兵力无法展开，前后难以呼应。
周、朱已命红五军团、红12军以及宜黄两个独立团为右翼队，隐蔽于广昌北面之东陂、草台冈南侧地区；命红1、3军团、红21军及独立第5师为左翼队，隐蔽于东陂、草台冈西侧一带山地。
蒋军第11师、第9师进入红军伏击圈内，周恩来、朱德命红军采取迅雷手段，乘着大雾向敌发动进攻。
3月21日拂晓大雾弥天，红军突然杀出。红军战士奋勇向前，与敌人接触个个勇敢坚决，反复冲锋，白刃战肉搏10余次，敌人在崇山峻岭被迫应战，优势火力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战斗进行到下午1时，终于将敌第11师和59师残部基本歼灭，师长肖乾重伤逃脱。第二天，红军又在东陂歼敌第9师一部，其余敌人乘夜溃退黄陂，敌之前梯队亦仓皇退向南丰，向临川方向撤退。
至此，蒋介石的第4次对中央苏区“围剿”，历时50天，黄陂、东陂两次大战，丧师失械，3个精锐师被歼，1万余人被俘，被缴枪万余枝，最新式机关枪300余挺，大炮40门。许多新式自动武器和望远镜等尚未开箱，就被红军缴去。附近几个县派了很多民兵前来帮助打扫战场，搬战利品，1个星期才搬完。
蒋介石写信骂陈诚说：“如不击退赣匪，即不要回见总司令的面。”
陈诚得知11师被歼的消息时，震惊得几乎晕倒。他对收容的残部大骂：“你们为什么不死？打败仗有什么面目见人？”
52师、59师和11师被歼后，蒋介石痛心如割，恨不能立杀陈诚，他给陈诚写一手谕：“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陈诚见蒋手谕，打自己的耳光，在手谕背面写道：“诚虽不敏，独生为羞！”
罗卓英写信给在南昌住院的第11师师长肖乾说：“昨今两日抚视负伤回来之官兵，每忍泪不敢外流者，恐伤部下之心，堕部下之气耳！英在今日已成党国之罪人。”
重伤将毙的肖乾愤愤然说：“剿共受伤住院，头都不敢露，而25师师长关麟征抗日受伤住院，在北京协和医院，天天有人民团体代表去慰问。两下相形，谁愿干这卖命不讨好的事？”
陈诚怒视肖乾：“委员长让干，你就得干！”
肖乾无言。近视之，溘然已死。
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东北之后，于1932年3月9日成立了“满州国”傀儡政府，把他们豢养多年的宣统皇帝溥仪拉了出来，粉墨登场，扮演傀儡“执政”，后改为“皇帝”。由于溥仪的出场，清朝遗老遗少纷纷登场，如郑孝胥、罗振玉、胡嗣媛、陈曾寿、宝熙那厮都成了汉奸角色。日本又拉拢一大批奉系军阀的军政要员，拼凑傀儡政府。
日本将我东北地区分割为14省，利用一批汉奸为傀儡省长，日本人为次长，由次长发号施令。省下设厅、局、处、科长，也是启用一批中、小汉奸任职。投降日本关东军的奉系军阀部队达11万人。
奉系军阀“红人”邢士廉被日本人任命为伪军事部大臣。
邢曾在1925年5月30日血腥镇压上海人民反帝爱国运动，之后，备受张作霖信任，直步青云，先后任东北陆军第20师师长、兼任第二方面军副军团长，最后当上了张作霖的侍从武官。东北“易帜”时，任辽宁省政府委员、东北委员会委员、东北讲武堂教育长、边防司令官公署顾问，加官晋级，十分得宠。但国难当头，他一枪没放，首先叛国投敌，当了汉奸。他被日本人任命为伪政府军事部大臣，受宠若惊，并在日本人的授意下，将东北重新划分为11个军管区。军管区的司令官均由投降叛变之徒中遴选，大多数是东北军军官。后来又由日本直接培养出来的奴才充实各级机构。
1933年初，日寇为了完成建立“满洲国”的计划，开始向热河进犯。1月6日，日军进攻山海关，东北军何柱国部队予以还击，长城抗战就此爆发。
蒋介石对长城抗战采取一箭三雕之法，一是引诱两广部队参加“剿共”，二是派少量兵力北上参加抗战，三是迫张学良下野。
两广方面不满于蒋之误国，曾屡发通电，坚持主张对日抵抗，而蒋不仅置若罔闻，反而派黄绍竑南下，与粤、桂当局洽商“协助剿共问题”。蒋并亲笔致函李宗仁要其“不分地畛，鼎力协助”，允以资助巨款，声言：“剿匪期间不准轻言抗日。”蒋介石一意孤行地贯彻其“攘外必先安内”策。
蒋之横蛮行径深深地激怒了西南当局。2月2日，由西南政务委员会正式议决成立由闽、粤、桂3省联合组织的西南国防委员会，李宗仁、陈济棠、白崇禧、蔡廷锴、蒋光鼐等任委员，于6月正式办公。8月，胡汉民代表委员会发表公开讲话，提出“抗日重于剿共”之口号，指斥蒋之“攘外必先安内”论纯属“规避责任之遁辞”。
闽、粤、桂3省组织抗日先遣军，公推19路军军长蔡廷锴为联军前敌总指挥，各省抽调1独立师，交蔡统率北上。后来19路军谭启秀、张炎两部抵湘境之郴州，粤、桂部队也开至三水、军田和乐昌。蒋介石闻讯，严令出发军队退回，并申令：“南方党政军各同志，在匪未清之前，绝对不能言抗日。”
3省出征之部在请缨无路情况下，忍痛回师。
北方抗日前线，张学良悲愤异常，东北三省丢了，山海关也于1月3日失陷，日寇以锦州为基地，眼看要入侵热河。
蒋介石迫于全国舆论的压力，终于支持张学良抗日。
1月8日，张学良为山海关失陷举行记者招待会，说：“我们为争取民族的生存，只有拿我们的血肉、我们的生命来保卫和平，来保障中国，除此之外，再无别的选择！我们要用武力阻击日本！要让日本看到我们中国有能力阻击他们，打败他们！”
张学良电请蒋介石召集中央军及晋军增防热河。张又赶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讨论对日大计，表示有中央作后盾，他张学良决心遏制住日本的进攻。蒋介石说：
“很好，很好，我派力量支持你。”
日本全部兵力10万人，司令官是武藤信义大将，兵分3路进攻热河，一路由辽西向朝阳、凌源、平源；一路由开鲁向赤峰；一路向多伦一带，拟3路围攻承德，克承德后，再攻长城各口。
张学良把驻在长城以内的东北军调入热河布防。他以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代理委员长（委员长仍是蒋介石）的名义指挥华北各省军队，但华北军队，如阎锡山的旧部、冯玉祥的旧部与张宿怨未消，张难以指挥。东北军单独抗战无把握取胜，张唯一的办法是求援于蒋介石，但蒋介石仅调中央黄杰的第2师、关麟征的第25师、刘戡的83师北上，敷衍张学良。
2月中旬，蒋介石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竑、参谋部次长杨杰、军政部厅长王伦、参谋部厅长熊斌等一行人，浩浩荡荡专车北上。蒋对这些人各派用场。宋子文似乎是作财政上的支持，其实是要代表蒋介石同张学良私下说话，要张学良下野出国，同时走英美外交路线。何应钦似乎是作军事上的支援，其实是要取张学良而代之。罗文干则与北平各国外交团打交道，看看风色。黄绍竑表面上去当张学良的参谋长，实则为各方面政治上奔走，做些“安内”的工作。
早在1932年4月，蒋介石就命心腹大将何应钦为赣粤闽湘边“剿匪”总司令，陈伯南为副司令。何应钦在南昌设立“剿匪”总司令部，并拟定了“围剿”的方针和部署，将“围剿”部队分为3路，中路军总指挥为陈诚，左路军总指挥为蔡廷锴，右路总指挥为余汉谋。1932年年底，蒋介石分别致电曹浩森、蒋光鼐、蔡廷锴、陈济棠，反复阐述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督促“围剿”部队早日完成“清剿”任务。
1933年1月1日，蒋介石命前敌总指挥陈诚率50万大军的主力中路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进剿”。蒋介石的战略构想是谋求迅速歼灭红军主力，以3路军分途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进犯，置主力于中路。
1月27日，蒋介石由南京往江西督饬“剿匪”战事。他在南昌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发表训话，分析战况并说明军事准备，叫嚷：“完成剿匪任务，才不愧做一个江西革命青年。”
1月31日，蒋介石在南昌举行“剿匪”军事会议，重新决定“剿匪”的作战计划。蒋又决定自兼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在南昌设立行营，统一指挥“剿匪”军事。
不料，司令部外一声报告，张学良派来的特使要面见蒋介石，言边关事急，日军于1月3日攻陷山海关后，开始向热河侵犯，民族危机加深，如热河再失，平津难保，如此如何向国人交待？
蒋介石沉吟半晌，无奈，遂电告张学良同意抗日。
50万“剿匪”大军闻山海关失陷的消息，驻足不前，侵略者杀进来了，中国军人为何不驰往北方前线，还在这里中国人杀中国人？有数万国民党军人对天鸣枪，表示愤怒。高级将领也要求立即回军北上打击倭寇，并联名上书蒋介石请求允许。冯玉祥也给蒋介石发来电报说：“譬如一家弟兄3个在家打架，外面有10个土匪打上门来了，并已打开了门进来了，这3个弟兄，还不住手，还要杀掉1个再来对付10个土匪，这样削弱自己的力量是什么道理？”
蒋介石把电报撕得粉碎，怒斥道：“我不是讲过多次了吗？日本的外来侵略不过是皮肤上渐惭溃烂的痛毒，匪共的捣乱才如同内脏里的毛病，是先治心腹大患还是先治皮肤病毒，你们难道没有脑子吗？”
蒋介石督促50万大军，浩浩荡荡向中央苏区推进。
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因处境恶化，于1933年1月17日决定迁到中央苏区，1933年二三月间，临时中央领导机关人员先后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在王明控制下的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立刻把党政军全部权力抓到手里，他们为了全面贯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手段，把抱有不同意见的干部都看作“机会主义者”，开展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左”祸来临之后，一大批优秀干部受到打击。首先受害的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
罗明曾在汀州傅连璋主持的福音医院疗养，巧遇毛泽东住院，两人谈论革命策略问题，罗明非常赞赏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罗明出院后的第二天，立即召开省委会议作了传达，谭震林、刘晓、张鼎丞、李明光、郭滴人、李坚真等委员一致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由罗明任省委特派员去上杭、永定、龙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罗明等在杭、永、岩前线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并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认为党在杭、永、岩等边缘地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
临时中央见到罗明的报告，十分不满，令杭、永、岩战区动员1000余人参加红军，组织一切力量同国民党军作斗争。罗明见敌人大举进攻和摧残前线地区的人民群众，民众恐慌不安，情绪悲观，他们愿意参加游击队，进行游击战争，保卫家乡，而不愿参加主力红军。罗明又根据这些情况写出了《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赣省委的报告》。
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立即作出决定，撤销罗明的职务，并在福建开展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罗明被撤职后，被软禁在瑞金，还召开了中央机关干部批判“罗明路线”大会。有少数无知的青年干部竟高呼“枪毙罗明”的口号。刘晓、谭震林、张鼎丞、郭滴人等人也受到冲击。反“罗明路线”斗争一直到主力红军长征时才缓和下来，福建省比较高级和比较老的干部都遭受打击。
接着在江西开展了反对“邓、毛、谢、古”的斗争。邓即邓小平，是中共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即毛泽覃，毛泽东的小弟，中共永丰、吉水、泰和中心县委书记；谢即谢唯俊，江西军区二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5师师长；古即古柏，总前委秘书长、中央临时政府粮食部长。这场斗争的矛头，主要是针对毛泽东的各项正确主张的。一大批同毛泽东在一起工作过、拥护毛泽东的观点的人，纷纷被扣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毛泽东的老战友、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被撤去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长、内务人民委员部长、最高法院院长的职务。毛泽东心里明白，博古等人所说的“反党、反革命分子”的头头，就是他毛泽东。
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率领下，于1933年1月2日从黎川出发，开始了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5日和6日，在黄狮渡首战告捷。8日和9日，又在浒湾同蒋军孙连仲、吴奇伟部展开激战。这两次战斗，共俘敌4000余人，缴枪4000余枝。
不料博古头脑突然发热，命周、朱夺取中心城市，一日数电指令红军进攻重兵防守的南丰和南城、抚州。
周恩来、朱德抗命。1月30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指出攻城五不利：“一是暴露意图，二是易受夹击，三是损伤大，四是不能筹款，五是耗费时日。”
2月1日，周恩来、朱德并未按照中央的指示一味“猛攻”南丰，而是采用“佯攻”战术，围点打援，在运动战中消灭敌军。南丰城东临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平原中，为抚河战线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军围攻南丰，敌人势必救援。2月7日，周、朱指挥红军佯攻南丰城，陈诚得报后，认为是消灭红军的好机会，立即命令中路军的3个纵队迅速向南丰、黎川方向开进，企图实行内外夹击，围歼红军于南丰城下、抚河西岸。
红军佯攻南丰一星期，周、朱得知蒋军果然来增援，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留少量军队继续围南丰城外，主力红军撤围南丰，以迅速、秘密、坚决的原则，折而西进，转移到广昌以南的东韶、南团、吴村地区之山地隐蔽集结，待机破敌。周、朱又以红11军伪装红军主力，由新丰街公开渡河到黎川附近活动，使蒋军误认为红军主力东移黎川，将敌之第二、第三纵队远远调离周、朱布置的战场，集中红军主力对付敌之第一纵队。敌增援南丰的主力是第一纵队的52师和59师。其行动路线是由乐安向南丰开进，准备由黄陂、东陂、新丰市截击红军。敌军由于受红军佯动的迷惑，加上高山大雾和群众封锁消息，始终没有觉察红军主力所在，放心大胆东进。
2月26日，周、朱命红军主力冒雨披荆斩棘，从集结地点星夜秘密北上，荫蔽于宜黄南部的黄陂一线山区。敌之第一纵队孤军深入，前进到黄陂地区，翼侧完全暴露于红军主力面前。次日上午9时，周恩来在望远镜中看到52师大队人马来到登仙桥大龙坪，师长李明骑马走在队伍中间，他当机立断，命令预先埋伏在敌军进路之固冈、登仙桥以东及河口、黄陂之间的摩罗山、章山区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出敌不其地发起猛烈进攻，将敌拦腰切成数段，52师大乱，数小时激战，几近全歼，师长李明身披雨衣浑身是泥，被活捉了。28日，又围攻59师，激战近19小时，歼灭59师4个团，师长陈时骥在部队溃散后，窜逃于荒山中。
陈时骥以为52师安然无事，特写一信向李明求援，云：“文献兄：弟无能，于本日午后一时失利，现部队已溃散，弟仅率士兵数十人在距蛟湖七八里许之山庄中，请迅速援助为盼！”
陈派人将信送来大龙坪，被红军战士缴获。因而陈时骥及其残部在当天夜间被红军截住消灭，陈时骥被活捉。
原来蒋介石把52师、59师合编为第五军，命罗卓英为军长，外加11师编成第一纵队，罗为纵队司令官。罗电约52、59两师于3月4日到达新丰市，举行军长同全体官兵见面式，谁知两师竟在2月下旬被红军消灭，罗卓英空做了一场军长和纵队司令官的美梦。
黄陂战役一打响，蒋军第二、三纵队急忙掉头西援，周恩来、朱德率领红军主力于3月1日撤回东韶、洛口、小布地区秘密集结，待机继续歼敌。
陈诚苦心经营的第52师、59师遭红军主力全歼，甚是恼怒。蒋介石专此致电陈诚安慰打气说：“除查明阵亡官兵姓名另案呈报追赠外，特先为我伤亡官兵颂发抚费5万元，以慰英灵，而奖特功。”
周恩来、朱德利用敌军在黄陂失利后并不甘心，急于反扑的心理，部署对敌军新的进攻，命红11军向广昌佯动。这使蒋军误认为红军主力已转往广昌，于是改变战略，将3路“分进合击”，改为“中间突破”，即以6个师分成前后两个梯队，用交叉掩护的办法，由宜黄徐徐向广昌推进。接着又从后梯队抽出1师加强前梯队。红军主力则以待机姿势，准备侧击敌之后梯队，并首先消灭其行动中的后卫部队，以便连续作战，各个击破敌人。
3月20日，敌军后梯队与前梯队相距已有100里，后梯队在山路上又是一字拉开，前面的第11师到达草台冈、徐庄时，后面的第9师还在东陂。第11师是陈诚的嫡系主力，战斗力很强，孤军行进在险峻的山路上，兵力无法展开，前后难以呼应。
周、朱已命红五军团、红12军以及宜黄两个独立团为右翼队，隐蔽于广昌北面之东陂、草台冈南侧地区；命红1、3军团、红21军及独立第5师为左翼队，隐蔽于东陂、草台冈西侧一带山地。
蒋军第11师、第9师进入红军伏击圈内，周恩来、朱德命红军采取迅雷手段，乘着大雾向敌发动进攻。
3月21日拂晓大雾弥天，红军突然杀出。红军战士奋勇向前，与敌人接触个个勇敢坚决，反复冲锋，白刃战肉搏10余次，敌人在崇山峻岭被迫应战，优势火力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战斗进行到下午1时，终于将敌第11师和59师残部基本歼灭，师长肖乾重伤逃脱。第二天，红军又在东陂歼敌第9师一部，其余敌人乘夜溃退黄陂，敌之前梯队亦仓皇退向南丰，向临川方向撤退。
至此，蒋介石的第4次对中央苏区“围剿”，历时50天，黄陂、东陂两次大战，丧师失械，3个精锐师被歼，1万余人被俘，被缴枪万余枝，最新式机关枪300余挺，大炮40门。许多新式自动武器和望远镜等尚未开箱，就被红军缴去。附近几个县派了很多民兵前来帮助打扫战场，搬战利品，1个星期才搬完。
蒋介石写信骂陈诚说：“如不击退赣匪，即不要回见总司令的面。”
陈诚得知11师被歼的消息时，震惊得几乎晕倒。他对收容的残部大骂：“你们为什么不死？打败仗有什么面目见人？”
52师、59师和11师被歼后，蒋介石痛心如割，恨不能立杀陈诚，他给陈诚写一手谕：“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陈诚见蒋手谕，打自己的耳光，在手谕背面写道：“诚虽不敏，独生为羞！”
罗卓英写信给在南昌住院的第11师师长肖乾说：“昨今两日抚视负伤回来之官兵，每忍泪不敢外流者，恐伤部下之心，堕部下之气耳！英在今日已成党国之罪人。”
重伤将毙的肖乾愤愤然说：“剿共受伤住院，头都不敢露，而25师师长关麟征抗日受伤住院，在北京协和医院，天天有人民团体代表去慰问。两下相形，谁愿干这卖命不讨好的事？”
陈诚怒视肖乾：“委员长让干，你就得干！”
肖乾无言。近视之，溘然已死。
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东北之后，于1932年3月9日成立了“满州国”傀儡政府，把他们豢养多年的宣统皇帝溥仪拉了出来，粉墨登场，扮演傀儡“执政”，后改为“皇帝”。由于溥仪的出场，清朝遗老遗少纷纷登场，如郑孝胥、罗振玉、胡嗣媛、陈曾寿、宝熙那厮都成了汉奸角色。日本又拉拢一大批奉系军阀的军政要员，拼凑傀儡政府。
日本将我东北地区分割为14省，利用一批汉奸为傀儡省长，日本人为次长，由次长发号施令。省下设厅、局、处、科长，也是启用一批中、小汉奸任职。投降日本关东军的奉系军阀部队达11万人。
奉系军阀“红人”邢士廉被日本人任命为伪军事部大臣。
邢曾在1925年5月30日血腥镇压上海人民反帝爱国运动，之后，备受张作霖信任，直步青云，先后任东北陆军第20师师长、兼任第二方面军副军团长，最后当上了张作霖的侍从武官。东北“易帜”时，任辽宁省政府委员、东北委员会委员、东北讲武堂教育长、边防司令官公署顾问，加官晋级，十分得宠。但国难当头，他一枪没放，首先叛国投敌，当了汉奸。他被日本人任命为伪政府军事部大臣，受宠若惊，并在日本人的授意下，将东北重新划分为11个军管区。军管区的司令官均由投降叛变之徒中遴选，大多数是东北军军官。后来又由日本直接培养出来的奴才充实各级机构。
1933年初，日寇为了完成建立“满洲国”的计划，开始向热河进犯。1月6日，日军进攻山海关，东北军何柱国部队予以还击，长城抗战就此爆发。
蒋介石对长城抗战采取一箭三雕之法，一是引诱两广部队参加“剿共”，二是派少量兵力北上参加抗战，三是迫张学良下野。
两广方面不满于蒋之误国，曾屡发通电，坚持主张对日抵抗，而蒋不仅置若罔闻，反而派黄绍竑南下，与粤、桂当局洽商“协助剿共问题”。蒋并亲笔致函李宗仁要其“不分地畛，鼎力协助”，允以资助巨款，声言：“剿匪期间不准轻言抗日。”蒋介石一意孤行地贯彻其“攘外必先安内”策。
蒋之横蛮行径深深地激怒了西南当局。2月2日，由西南政务委员会正式议决成立由闽、粤、桂3省联合组织的西南国防委员会，李宗仁、陈济棠、白崇禧、蔡廷锴、蒋光鼐等任委员，于6月正式办公。8月，胡汉民代表委员会发表公开讲话，提出“抗日重于剿共”之口号，指斥蒋之“攘外必先安内”论纯属“规避责任之遁辞”。
闽、粤、桂3省组织抗日先遣军，公推19路军军长蔡廷锴为联军前敌总指挥，各省抽调1独立师，交蔡统率北上。后来19路军谭启秀、张炎两部抵湘境之郴州，粤、桂部队也开至三水、军田和乐昌。蒋介石闻讯，严令出发军队退回，并申令：“南方党政军各同志，在匪未清之前，绝对不能言抗日。”
3省出征之部在请缨无路情况下，忍痛回师。
北方抗日前线，张学良悲愤异常，东北三省丢了，山海关也于1月3日失陷，日寇以锦州为基地，眼看要入侵热河。
蒋介石迫于全国舆论的压力，终于支持张学良抗日。
1月8日，张学良为山海关失陷举行记者招待会，说：“我们为争取民族的生存，只有拿我们的血肉、我们的生命来保卫和平，来保障中国，除此之外，再无别的选择！我们要用武力阻击日本！要让日本看到我们中国有能力阻击他们，打败他们！”
张学良电请蒋介石召集中央军及晋军增防热河。张又赶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讨论对日大计，表示有中央作后盾，他张学良决心遏制住日本的进攻。蒋介石说：
“很好，很好，我派力量支持你。”
日本全部兵力10万人，司令官是武藤信义大将，兵分3路进攻热河，一路由辽西向朝阳、凌源、平源；一路由开鲁向赤峰；一路向多伦一带，拟3路围攻承德，克承德后，再攻长城各口。
张学良把驻在长城以内的东北军调入热河布防。他以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代理委员长（委员长仍是蒋介石）的名义指挥华北各省军队，但华北军队，如阎锡山的旧部、冯玉祥的旧部与张宿怨未消，张难以指挥。东北军单独抗战无把握取胜，张唯一的办法是求援于蒋介石，但蒋介石仅调中央黄杰的第2师、关麟征的第25师、刘戡的83师北上，敷衍张学良。
2月中旬，蒋介石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竑、参谋部次长杨杰、军政部厅长王伦、参谋部厅长熊斌等一行人，浩浩荡荡专车北上。蒋对这些人各派用场。宋子文似乎是作财政上的支持，其实是要代表蒋介石同张学良私下说话，要张学良下野出国，同时走英美外交路线。何应钦似乎是作军事上的支援，其实是要取张学良而代之。罗文干则与北平各国外交团打交道，看看风色。黄绍竑表面上去当张学良的参谋长，实则为各方面政治上奔走，做些“安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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