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锋受毛泽东派遣去西安，他化装成鞋铺的讨帐先生，头戴一顶毡帽，身穿一件阴丹士林布长袍，腰系蓝色布带，背着褡裢，一头装着算盘，一头装着帐本，当走到长武县北乡杨公镇附近，被地方民团的两个便衣拦路搜查，把藏在长袍夹缝里的信搜出，他们看到信封上写的是杨虎城，立刻膛目结舌。
汪锋便呵斥道：“是谁派你们来随意搜查行人的！”
“长官息怒，我们是奉县长党伯弧之命！”两个便衣一边回答，一连点头哈腰。
党伯弧早年曾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受汪锋领导，后来参加了十七路军，深受杨虎城信任。从长武到西安300多里，敌人的关卡、密探很多。汪锋心想经验”的因素。从感觉出发，经过“心理的经验”产生“物，何不请党伯弧设法把自己护送到西安，遂令便衣带他去见党伯弧。
党伯弧挑选了一名亲信带领4个兵，乘汽车把汪锋护送到西安。
汪锋在西安住了一个多月，同杨虎城长谈3次。是时南汉宸从天津派王世英来西安，带着南汉宸的6项建议同杨虎城会面。汪锋、王世英同杨虎城达成了互不侵犯、互派代表、设立电台互通情报等协议。
不久，中国共产党从共产国际选派与杨虎城有家世渊源的王炳南回国，进驻西安专门做杨虎城的工作。王炳南的父亲王宝珊是陕西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之一，自靖国军起，一直是杨的高级参议北非希波（今阿尔及利亚的安纳巴）主教。他把哲学和神学，与杨私交甚厚。
毛泽东又派他的秘书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杨虎城委以他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的公开职务作为掩护。
张学良、杨虎城各自秘密地沟通了同红军和共产党的关系。但由于蒋介石在西安派有特务秘密监视张、杨，蒋派他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到西安任“西北剿总”参谋长，蒋又派他的最得意的开门大弟子、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黄埔系的“十三太保”之第一太保曾扩情任“西北剿总”政训处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特务直接向蒋介石密报情报，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也有蒋氏特务。张、杨两人虽然都分别同红军签订了协定，但彼此都隐瞒着，他们相互之间都还存有戒心，深怕张扬出去获个“通匪”罪名，尽管这样，彼此间已分明看出，张学良便派东北老乡高崇民到十七路军做联络工作。高在东北军中虽然没有担任什么职务，但张学良非常尊敬他，他来往张、杨两将军之间，杨虎城对他也很赏识。张、杨之间开始疏通关系。
一天，张学良对王以哲说：“我觉得杨虎城不会出卖朋友，干脆和他把话挑明，反正这一步迟早都得走。”
王以哲以赞成的口气回答说：“从某些迹象看，杨主任（杨兼任西安绥署主任）很可能和中共早就联系上了，这层窗户纸，以敝人之见早该挑破，多个伙伴也多条路嘛。”
“好，就这样决定，请杨虎城到洛川去谈吧，西安城内蒋介石的耳目太多。”张学良请高崇民同杨虎城一起去洛川。
张学良为了避开蒋介石安插在西安的特务机关的注意，特意在“西北剿总”会议上宣布，成立“洛川前方指挥所”，便于他以“督剿”为名去洛川活动。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洛川都谈了心里话，他们决定：同共产党携起手来，联合抗日，共赴国难；对于蒋介石，采用刚柔相济，软硬兼施，逼蒋抗日。
至此，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国红军已形成了三位一体，联合抗日。中共中央派遣红军参谋长叶剑英作为红军正式代表常驻西安，协助张学良和杨虎城整训部队，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同时还派遣彭雪枫、朱理治等40多名干部进入西安，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
周恩来先后给蒋介石、陈果夫和陈立夫写信，规劝他们改变“清党剿共”政策。他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说：“自先生揭橥反共以来，为正义与先生抗争者，倏已十年，先生亦以清党剿共劳瘁有加，然劳瘁之代价所付几何？日本大盗攫去我半壁河山，今日登堂入室，民族浩劫，高压于四万万人之身矣……共产党与红军则亟望先生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为民族罪人。”
毛泽东先后分别写信给宋庆龄、宋子文、蔡元培、冯玉祥、傅作义、宋元哲、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等各方人士，说明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促进抗日战线工作，中共中央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命潘汉年为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
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暨红军主要将领彭德怀、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等致书蒋介石，晓以利害得失，促其走上合作抗日的道路，说：
“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
蒋介石在和平解决“两广事变”后，便踌躇满志，他说：
“红军不答应改编，我想还是送他们到外蒙去吧！”
蒋介石将其嫡系与精锐部队260个团，约计30万余人，调往平汉线汉口到郑州段和陇海线郑州到灵宝线上。如果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剿共”不力，既行入陕，围歼红军。
蒋介石置国内抗日舆论于不顾，以“危害民国”为名，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造成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宋庆龄针对蒋介石倒行逆施，和何香凝、胡愈之等领导和发起了名震中外的“救国入狱”运动。冯玉祥、于右任等也在南京发起征集10万人签名营救“七君子”运动。国际上名流学者，如时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以及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等，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释放“七君子”。蒋介石迫于国内外的舆论，不得不将“七君子”释放。
蒋介石厉行他的“匪未肃清绝对不言抗日”的罪恶主张，决心继续“剿共”内战。他认为调集30万大军和100架战斗轰炸机，并在必要时不惜使用毒气弹，就可以在两三个月内，将“匪共残余大部分歼灭在陕北地区，小部分可能渡过黄河，到达蒙古沙漠地区”。那时他将以重兵控制黄河，对“匪共残余”相机行事，或予围歼，或予收编，收编数额最多不能超过5000人。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偕宋美龄由南京飞抵西安，亲自“督剿共匪”。他准备向张、杨宣布他的“剿共”计划，强迫他们执行。如果他们不服从他的命令，他决定第一步将他们调离西北，免为“剿共”的肘腋之患，然后再找机会解决他们。蒋认为解决张、杨易如反掌。
蒋氏狡诈多端、诡计十足，他带着满身的杀气来西安，但初到西安却装着若无其事，要张学良、杨虎城和邵力子等陪同他攀登华山，遨游终南，表现出一副闲情逸致的样子。在游山赏景之中，蒋问张学良近来看什么书，张回答看看唯物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蒋正颜厉色说：
“我在十几年前，看了不少这类书，都是俄国人写的，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你看了会中毒的，以后不许你看这些书！要好好地读《大学》和《曾文正公全集》，把这些书读通了，将一生受用不尽。”
蒋介石又说：“汉卿，最近两三个月，告你状的可不少啊！”
“学良才疏学浅，担当重任，还望委员长多栽培和指导才是。”张学良有些惶恐地回道。
“汉卿，我对你是很了解的，你尽管放心，我把西北已经交付给你，就是相信你，谁说什么我都不听。谁有意见，都只能向你提出，我不管。”蒋介石大大落落地说。
蒋介石、宋美龄下榻在距西安30公里的华清池。华清池位于临潼县风景秀丽的骊山脚下，相传西周末期周幽王在那里修建骊宫，到唐玄宗天宝六年，又大兴土木，围绕4个泉眼修汤井为池，环山列宫殿，宫周筑罗城，改名“华清宫”，因宫在温泉之上，又名“华清池”。邵力子担任陕西省主席后，见华清池年久失修，日趋颓衰，便筹款修茸。蒋介石光临，辟为临时行宫，骊山上下，华清池内外，岗哨林立，戒备森严。
蒋介石夫妇的办公室和宿舍安排在荷花池上面的一排老式的五开间式房屋。站在庭院坪上可以观览临潼县城，远眺广袤的关中平原，俯瞰华清池，池中遍植荷花，出水芙蓉亭亭玉立，阵阵清香弥漫四野，令人心旷神怡。
蒋介石游山玩水之后，便在五间厅的会议室内召开军事会议。蒋身穿军装，胸前斜挎着武装带，脚登擦得锃亮的长筒马靴，一反连日来游山玩水时表现出的那种温文尔雅姿态，显得威风凛凛，透出几分杀气。
到会的除张学良、杨虎城、晏道刚之外，还有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部分军、师长。蒋介石走进会议室，威严地扫了站立着的将领们一眼，快步来到悬挂着他的巨幅照片的主席台边就位，并招呼大家坐下。他板着面孔说：
“我这次来西安之意，一言以蔽之：围剿共匪！南方之共匪经国军多次围歼，伤亡惨重，侥幸漏网的残匪长途跋涉，现已流窜到陕甘边境，我们要乘共匪立足未稳之良机，集中兵力进行围剿，以绝后患。东北军开到陕西剿匪，为时一年，战果甚微，赤患不仅没有根除，反有向河东、关中蔓延之势。我这次来陕，一方面想了解进展迟缓的原因，另方面是部署新的围歼，决定调集30万兵力，配备100架战斗机，力争在二三个月内，把共匪聚歼于陕甘边境。现在，你们先谈谈各自的意见。”
蒋介石话音刚落，张学良便站起来说：“我向委员长再次请求，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接受中共建议，共商抗日大计。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请求，也是东北军全体将士的愿望和要求，请委员长明察！”
蒋介石满脸怒气地问坐在左首的杨虎城：“虎城，你的意见呢？”
“是的，我也有同感。十七路军全体官兵抗日情绪十分高涨，而‘剿共’却士气低落颇值得忧虑。”杨虎城委婉地回答。
蒋介石大怒：“你们都中了共产党的魔术了！兵随将走，什么剿共士气低落，士兵还不是听你们的，当统帅的不动摇，当兵的会动摇吗？”
性格直爽的张学良红着脸争辩说：“打内战是指挥不灵了，要是打日本，东北军还是勇猛善战的，可以一呼百应，指哪打哪！”
“在未杀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决不准轻言抗日，‘攘外必先安内’是既定国策！你们绝不可被共匪盅惑，要坚定信心。明天我去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我相信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官兵深明大义，会服从党国的利益的！”
10月27日上午，蒋介石身着陆海空大元帅蓝呢军礼服，帽子前沿竖着五六寸长的白旄，腰悬三四尺长的指挥刀，手带白手套，由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陪同，在军乐队的伴奏下，走上主席台，对校级以上军官训话：
“革命军人要明礼义，知廉耻，要孝顺父母，为国尽忠，服从长官，这是革命军人的本份。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本末倒置，蓄奸养贼，便不是革命，这样的军官，党国是要严厉制裁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当前任务，第一是剿共，第二也是剿共，第三还是剿共。剿共是你们唯一的、光荣的任务！
……”
蒋介石言词滔滔，台下却议论纷纷，秩序大乱，一片哗然。蒋见势头不妙，讲话便草草收场，阴沉着脸，谁也不理睬，匆匆穿过人群，直奔汽车。张学良留他吃饭，蒋面带怒容地回答说：“不吃，不吃，现在就走。”
蒋走后，众人议论纷纷，这个说：“蒋简直是胡说八道！”那个讲：“作为领袖，国难当头，不讲抗战，只讲打内战，安的是什么心哟！”还有人说：“他的所做所为与卖国贼没有两样！”
蒋氏特务贴出“安内攘外”的标语，有人将其涂改为“按内让外”，以示讽刺。
王曲军官训练团是张、杨准备抗日，培训军事干部的场所。蒋在那里大放厥词，激起军官们极大愤慨，张学良为了息事宁人，对受训军官们说：
“蒋的讲话，主要是对我说的，不是对你们，希望你们安下心来，我们应当有最大的忍耐和克制，小不忍则乱大谋。”
10月29日，蒋介石以“避寿”为名，去洛阳西宫军校住了一个多月。他在那里加紧“剿共”部署，调兵遣将，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朱绍良、陈继承等人是各路军总指挥；他下令在西安、兰州扩建飞机场，容纳100架轰炸机，供战时使用。
张学良思忖：原以为凭自己与蒋多年深厚交谊，能够说服蒋停止“剿共”，共同抗日，结果竟如此冷酷，他深感失望、愤懑。还有什么办法去说服委员长呢？他想起10月31日是蒋介石50大寿的庆典，何不趁此良机，邀请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一起去洛阳向蒋介石进言。想到这里，遂吩咐秘书给太原发报，请阎锡山先到西安，然后同去洛阳给蒋委员长祝寿。
张学良曾在1936年4月29日去太原，向阎锡山介绍了他同周恩来在延安会面的情况，建议阎锡山以积极姿态与共产党联络，争取合作，阎表示同意。5月27日，张学良偕杨虎城再次赴太原，与阎具体商谈联共抗日计划。中共中央也托人向阎锡山表达联合抗日之意。阎锡山审时度势，下决心与共产党谈判，请中共派代表来太原会谈，中共中央便派彭雪枫、周小舟去山西，他们说明了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阎锡山表示：要救中国，除照共产党的办法，再没有第二个办法。
9月初，阎锡山派郭挺一去北平，邀请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薄一波去太原“共策保晋大业”，以此表示他同共产党和解的诚意。薄一波随即入晋，他首先向阎锡山提出停止迫害共产党人的要求，经过多次会谈，终于使王若飞等一批被囚禁的著名共产党人获释。薄一波等一批共产党员进入由“暑期健身团”改建的“军政训练班”任职：薄为政训处组织科长，宋劭文为宣传科长，刘岱峰为训练科长兼主任干事，杨献珍为研究室主任。薄一波、宋劭文等还担任了山西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委员。该同盟会在数月内发展会员100万。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由薄一波、杨献珍等组成“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委员会同阎锡山多次谈判，达成3项协议：（1）取消山西以反共为宗旨的反动组织；（2）取消对陕北苏区的封锁；（3）组织抗日的民众团体，发动民众开展抗日运动。
张学良给阎锡山发去邀请一同赴洛阳的电报，阎锡山欣然同意。张学良的专机第二天就把阎锡山接到西安。张学良、阎锡山、杨虎城彻夜长谈，约定利用去祝寿之机劝谏蒋介石。
张、阎同车赴洛阳，张学良因有阎锡山的同情和支持，情绪甚为兴奋，一路谈笑风生。
10月31日上午，洛阳西宫军校内张灯结彩，锣鼓齐鸣。祝寿典礼在军校广寒宫礼堂举行，礼堂内布置得五彩缤纷，富丽堂皇。蒋介石和宋美龄在鞭炮声中走上主席台。台下前几排坐着各地军政大员，后面是洛阳军分校学员。蒋介石夫妇在台上喜气洋洋地频频向台下招手，全场起立鼓掌，气氛颇为热烈。
祝寿典礼开始后，先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特派代表致祝辞，盛称蒋介石统一全国，消除赤患的“丰功伟绩”，以及对党国的伟大贡献。蒋介石正襟危坐，不时左顾右盼，沉稳中显露出得意的样子。
特派代表致辞后，各地军政大员相继登台为蒋氏歌功颂德，献媚一番，最后由蒋介石致答辞。
祝寿典礼完毕后，张学良、阎锡山走进蒋介石的小客厅。蒋介石朝两位呶呶嘴，示意他们坐下，他自己也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面朝阎锡山问道：
“百川，近来河防怎样，共匪还经常过河袭晋西吗？”
阎锡山赶快回说：“共军撤回黄河西岸以后，目前河防倒还平静。”
老谋深算的阎锡山瞟了张学良一眼，话锋一转，道：“今天，委员长五秩华诞，洛阳冠盖云集，颇有‘八方风雨会中州’之盛啊！”
蒋介石哈哈大笑：“全凭大家，全凭大家。……”
张学良便接过话题说：“现在国难当头，民生凋敝，老百姓愿捐资热忱支援抗日，拥戴您领导国军收复失地，把日寇赶出中国去。”
蒋介石正色道：“抗日，又是抗日！我给你说过多少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共产党就在你们身边，而日本远在千里之外，我们必须先消灭眼前的敌人，免除后顾之忧，然后再去解决远处的敌人。你怎么置党国利益于不顾，把剿共放到一边呢？共匪已成强弩之末，只要大家努力，短期内不难彻底消灭，永绝后患。”
“消灭共匪，谈何容易！我和共军作战一年了，不但没有消灭，反而被人家吃掉了3个师。”张学良不以为然地说。
“那是你三心二意，意志不坚！更应由此吸取教训。”蒋介石声色俱厉。
张学良争辩说：“广大官兵的家乡沦入敌手，不图收复，却叫我们到西北来剿共，你叫我们的意志怎么坚决起来？而共产党却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我们的官兵听了怎能不动心！8年来我跟随委员长，爱护之心始终如一，希望委员长能采纳忠言，千秋万世留下美名。否则，即使我本人愿效忠到底，部下也不肯听命。……”
“一派胡言，不要再说了！”蒋介石不愿再听下去，转过脸问阎锡山：“百川，你说大敌当前，哪个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阎锡山道：“这个问题嘛，依我看应该是日本鬼子。委员长，汉卿讲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实行全民族的抗日，是舆论所归，人心所向，我以为是很有道理的，这也是当今中国的唯一出路。”
蒋介石拍案而起：“我现在只要你们回答一句话，到底是我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应该服从我？”
阎锡山为缓和紧张气氛，连忙陪着笑说：“委员长是最高统帅，我们当然应该听委员长的。”
“既然如此，那我告诉你们，在杀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我决不谈抗日之事。你们若是非要坚持，那就等我死了之后，再去抗日好了！”蒋介石说罢拂袖而去。
次日，蒋介石在洛阳军校纪念周上，有所指地骂道：“共产党不要祖国，不要祖宗，主张停止剿共的人，也不要祖国，不要祖宗。共产党是大汉奸，是要亡中国的，这种敌人不打，还侈谈什么抗日？当面的敌人不打，偏要打远处的敌人，这种军队有什么用处？勾结日本者，是汉奸；勾结共产党者亦是汉奸，……”
张学良坐在前排，心情极为沮丧。蒋训话完毕，张学良回到住所，吩咐随行副官：“收拾东西，回西安！”
11月17日，蒋介石飞往太原，同阎锡山和绥远省主席、35军军长傅作义谈话，命令他们迅速结束绥东抗日战争，以免影响“剿共”决策。尔后蒋又派陈诚到绥远前线，监督和制止绥远军民的抗战活动，并指示傅作义迅速抽出手来，准备“剿共”。由于蒋介石的三令五申，绥远抗战就不了了之。
汪锋便呵斥道：“是谁派你们来随意搜查行人的！”
“长官息怒，我们是奉县长党伯弧之命！”两个便衣一边回答，一连点头哈腰。
党伯弧早年曾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受汪锋领导，后来参加了十七路军，深受杨虎城信任。从长武到西安300多里，敌人的关卡、密探很多。汪锋心想经验”的因素。从感觉出发，经过“心理的经验”产生“物，何不请党伯弧设法把自己护送到西安，遂令便衣带他去见党伯弧。
党伯弧挑选了一名亲信带领4个兵，乘汽车把汪锋护送到西安。
汪锋在西安住了一个多月，同杨虎城长谈3次。是时南汉宸从天津派王世英来西安，带着南汉宸的6项建议同杨虎城会面。汪锋、王世英同杨虎城达成了互不侵犯、互派代表、设立电台互通情报等协议。
不久，中国共产党从共产国际选派与杨虎城有家世渊源的王炳南回国，进驻西安专门做杨虎城的工作。王炳南的父亲王宝珊是陕西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之一，自靖国军起，一直是杨的高级参议北非希波（今阿尔及利亚的安纳巴）主教。他把哲学和神学，与杨私交甚厚。
毛泽东又派他的秘书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杨虎城委以他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的公开职务作为掩护。
张学良、杨虎城各自秘密地沟通了同红军和共产党的关系。但由于蒋介石在西安派有特务秘密监视张、杨，蒋派他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到西安任“西北剿总”参谋长，蒋又派他的最得意的开门大弟子、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黄埔系的“十三太保”之第一太保曾扩情任“西北剿总”政训处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特务直接向蒋介石密报情报，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也有蒋氏特务。张、杨两人虽然都分别同红军签订了协定，但彼此都隐瞒着，他们相互之间都还存有戒心，深怕张扬出去获个“通匪”罪名，尽管这样，彼此间已分明看出，张学良便派东北老乡高崇民到十七路军做联络工作。高在东北军中虽然没有担任什么职务，但张学良非常尊敬他，他来往张、杨两将军之间，杨虎城对他也很赏识。张、杨之间开始疏通关系。
一天，张学良对王以哲说：“我觉得杨虎城不会出卖朋友，干脆和他把话挑明，反正这一步迟早都得走。”
王以哲以赞成的口气回答说：“从某些迹象看，杨主任（杨兼任西安绥署主任）很可能和中共早就联系上了，这层窗户纸，以敝人之见早该挑破，多个伙伴也多条路嘛。”
“好，就这样决定，请杨虎城到洛川去谈吧，西安城内蒋介石的耳目太多。”张学良请高崇民同杨虎城一起去洛川。
张学良为了避开蒋介石安插在西安的特务机关的注意，特意在“西北剿总”会议上宣布，成立“洛川前方指挥所”，便于他以“督剿”为名去洛川活动。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洛川都谈了心里话，他们决定：同共产党携起手来，联合抗日，共赴国难；对于蒋介石，采用刚柔相济，软硬兼施，逼蒋抗日。
至此，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国红军已形成了三位一体，联合抗日。中共中央派遣红军参谋长叶剑英作为红军正式代表常驻西安，协助张学良和杨虎城整训部队，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同时还派遣彭雪枫、朱理治等40多名干部进入西安，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
周恩来先后给蒋介石、陈果夫和陈立夫写信，规劝他们改变“清党剿共”政策。他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说：“自先生揭橥反共以来，为正义与先生抗争者，倏已十年，先生亦以清党剿共劳瘁有加，然劳瘁之代价所付几何？日本大盗攫去我半壁河山，今日登堂入室，民族浩劫，高压于四万万人之身矣……共产党与红军则亟望先生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为民族罪人。”
毛泽东先后分别写信给宋庆龄、宋子文、蔡元培、冯玉祥、傅作义、宋元哲、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等各方人士，说明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促进抗日战线工作，中共中央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命潘汉年为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
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暨红军主要将领彭德怀、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等致书蒋介石，晓以利害得失，促其走上合作抗日的道路，说：
“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
蒋介石在和平解决“两广事变”后，便踌躇满志，他说：
“红军不答应改编，我想还是送他们到外蒙去吧！”
蒋介石将其嫡系与精锐部队260个团，约计30万余人，调往平汉线汉口到郑州段和陇海线郑州到灵宝线上。如果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剿共”不力，既行入陕，围歼红军。
蒋介石置国内抗日舆论于不顾，以“危害民国”为名，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造成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宋庆龄针对蒋介石倒行逆施，和何香凝、胡愈之等领导和发起了名震中外的“救国入狱”运动。冯玉祥、于右任等也在南京发起征集10万人签名营救“七君子”运动。国际上名流学者，如时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以及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等，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释放“七君子”。蒋介石迫于国内外的舆论，不得不将“七君子”释放。
蒋介石厉行他的“匪未肃清绝对不言抗日”的罪恶主张，决心继续“剿共”内战。他认为调集30万大军和100架战斗轰炸机，并在必要时不惜使用毒气弹，就可以在两三个月内，将“匪共残余大部分歼灭在陕北地区，小部分可能渡过黄河，到达蒙古沙漠地区”。那时他将以重兵控制黄河，对“匪共残余”相机行事，或予围歼，或予收编，收编数额最多不能超过5000人。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偕宋美龄由南京飞抵西安，亲自“督剿共匪”。他准备向张、杨宣布他的“剿共”计划，强迫他们执行。如果他们不服从他的命令，他决定第一步将他们调离西北，免为“剿共”的肘腋之患，然后再找机会解决他们。蒋认为解决张、杨易如反掌。
蒋氏狡诈多端、诡计十足，他带着满身的杀气来西安，但初到西安却装着若无其事，要张学良、杨虎城和邵力子等陪同他攀登华山，遨游终南，表现出一副闲情逸致的样子。在游山赏景之中，蒋问张学良近来看什么书，张回答看看唯物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蒋正颜厉色说：
“我在十几年前，看了不少这类书，都是俄国人写的，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你看了会中毒的，以后不许你看这些书！要好好地读《大学》和《曾文正公全集》，把这些书读通了，将一生受用不尽。”
蒋介石又说：“汉卿，最近两三个月，告你状的可不少啊！”
“学良才疏学浅，担当重任，还望委员长多栽培和指导才是。”张学良有些惶恐地回道。
“汉卿，我对你是很了解的，你尽管放心，我把西北已经交付给你，就是相信你，谁说什么我都不听。谁有意见，都只能向你提出，我不管。”蒋介石大大落落地说。
蒋介石、宋美龄下榻在距西安30公里的华清池。华清池位于临潼县风景秀丽的骊山脚下，相传西周末期周幽王在那里修建骊宫，到唐玄宗天宝六年，又大兴土木，围绕4个泉眼修汤井为池，环山列宫殿，宫周筑罗城，改名“华清宫”，因宫在温泉之上，又名“华清池”。邵力子担任陕西省主席后，见华清池年久失修，日趋颓衰，便筹款修茸。蒋介石光临，辟为临时行宫，骊山上下，华清池内外，岗哨林立，戒备森严。
蒋介石夫妇的办公室和宿舍安排在荷花池上面的一排老式的五开间式房屋。站在庭院坪上可以观览临潼县城，远眺广袤的关中平原，俯瞰华清池，池中遍植荷花，出水芙蓉亭亭玉立，阵阵清香弥漫四野，令人心旷神怡。
蒋介石游山玩水之后，便在五间厅的会议室内召开军事会议。蒋身穿军装，胸前斜挎着武装带，脚登擦得锃亮的长筒马靴，一反连日来游山玩水时表现出的那种温文尔雅姿态，显得威风凛凛，透出几分杀气。
到会的除张学良、杨虎城、晏道刚之外，还有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部分军、师长。蒋介石走进会议室，威严地扫了站立着的将领们一眼，快步来到悬挂着他的巨幅照片的主席台边就位，并招呼大家坐下。他板着面孔说：
“我这次来西安之意，一言以蔽之：围剿共匪！南方之共匪经国军多次围歼，伤亡惨重，侥幸漏网的残匪长途跋涉，现已流窜到陕甘边境，我们要乘共匪立足未稳之良机，集中兵力进行围剿，以绝后患。东北军开到陕西剿匪，为时一年，战果甚微，赤患不仅没有根除，反有向河东、关中蔓延之势。我这次来陕，一方面想了解进展迟缓的原因，另方面是部署新的围歼，决定调集30万兵力，配备100架战斗机，力争在二三个月内，把共匪聚歼于陕甘边境。现在，你们先谈谈各自的意见。”
蒋介石话音刚落，张学良便站起来说：“我向委员长再次请求，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接受中共建议，共商抗日大计。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请求，也是东北军全体将士的愿望和要求，请委员长明察！”
蒋介石满脸怒气地问坐在左首的杨虎城：“虎城，你的意见呢？”
“是的，我也有同感。十七路军全体官兵抗日情绪十分高涨，而‘剿共’却士气低落颇值得忧虑。”杨虎城委婉地回答。
蒋介石大怒：“你们都中了共产党的魔术了！兵随将走，什么剿共士气低落，士兵还不是听你们的，当统帅的不动摇，当兵的会动摇吗？”
性格直爽的张学良红着脸争辩说：“打内战是指挥不灵了，要是打日本，东北军还是勇猛善战的，可以一呼百应，指哪打哪！”
“在未杀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决不准轻言抗日，‘攘外必先安内’是既定国策！你们绝不可被共匪盅惑，要坚定信心。明天我去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我相信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官兵深明大义，会服从党国的利益的！”
10月27日上午，蒋介石身着陆海空大元帅蓝呢军礼服，帽子前沿竖着五六寸长的白旄，腰悬三四尺长的指挥刀，手带白手套，由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陪同，在军乐队的伴奏下，走上主席台，对校级以上军官训话：
“革命军人要明礼义，知廉耻，要孝顺父母，为国尽忠，服从长官，这是革命军人的本份。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本末倒置，蓄奸养贼，便不是革命，这样的军官，党国是要严厉制裁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当前任务，第一是剿共，第二也是剿共，第三还是剿共。剿共是你们唯一的、光荣的任务！
……”
蒋介石言词滔滔，台下却议论纷纷，秩序大乱，一片哗然。蒋见势头不妙，讲话便草草收场，阴沉着脸，谁也不理睬，匆匆穿过人群，直奔汽车。张学良留他吃饭，蒋面带怒容地回答说：“不吃，不吃，现在就走。”
蒋走后，众人议论纷纷，这个说：“蒋简直是胡说八道！”那个讲：“作为领袖，国难当头，不讲抗战，只讲打内战，安的是什么心哟！”还有人说：“他的所做所为与卖国贼没有两样！”
蒋氏特务贴出“安内攘外”的标语，有人将其涂改为“按内让外”，以示讽刺。
王曲军官训练团是张、杨准备抗日，培训军事干部的场所。蒋在那里大放厥词，激起军官们极大愤慨，张学良为了息事宁人，对受训军官们说：
“蒋的讲话，主要是对我说的，不是对你们，希望你们安下心来，我们应当有最大的忍耐和克制，小不忍则乱大谋。”
10月29日，蒋介石以“避寿”为名，去洛阳西宫军校住了一个多月。他在那里加紧“剿共”部署，调兵遣将，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朱绍良、陈继承等人是各路军总指挥；他下令在西安、兰州扩建飞机场，容纳100架轰炸机，供战时使用。
张学良思忖：原以为凭自己与蒋多年深厚交谊，能够说服蒋停止“剿共”，共同抗日，结果竟如此冷酷，他深感失望、愤懑。还有什么办法去说服委员长呢？他想起10月31日是蒋介石50大寿的庆典，何不趁此良机，邀请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一起去洛阳向蒋介石进言。想到这里，遂吩咐秘书给太原发报，请阎锡山先到西安，然后同去洛阳给蒋委员长祝寿。
张学良曾在1936年4月29日去太原，向阎锡山介绍了他同周恩来在延安会面的情况，建议阎锡山以积极姿态与共产党联络，争取合作，阎表示同意。5月27日，张学良偕杨虎城再次赴太原，与阎具体商谈联共抗日计划。中共中央也托人向阎锡山表达联合抗日之意。阎锡山审时度势，下决心与共产党谈判，请中共派代表来太原会谈，中共中央便派彭雪枫、周小舟去山西，他们说明了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阎锡山表示：要救中国，除照共产党的办法，再没有第二个办法。
9月初，阎锡山派郭挺一去北平，邀请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薄一波去太原“共策保晋大业”，以此表示他同共产党和解的诚意。薄一波随即入晋，他首先向阎锡山提出停止迫害共产党人的要求，经过多次会谈，终于使王若飞等一批被囚禁的著名共产党人获释。薄一波等一批共产党员进入由“暑期健身团”改建的“军政训练班”任职：薄为政训处组织科长，宋劭文为宣传科长，刘岱峰为训练科长兼主任干事，杨献珍为研究室主任。薄一波、宋劭文等还担任了山西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委员。该同盟会在数月内发展会员100万。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由薄一波、杨献珍等组成“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委员会同阎锡山多次谈判，达成3项协议：（1）取消山西以反共为宗旨的反动组织；（2）取消对陕北苏区的封锁；（3）组织抗日的民众团体，发动民众开展抗日运动。
张学良给阎锡山发去邀请一同赴洛阳的电报，阎锡山欣然同意。张学良的专机第二天就把阎锡山接到西安。张学良、阎锡山、杨虎城彻夜长谈，约定利用去祝寿之机劝谏蒋介石。
张、阎同车赴洛阳，张学良因有阎锡山的同情和支持，情绪甚为兴奋，一路谈笑风生。
10月31日上午，洛阳西宫军校内张灯结彩，锣鼓齐鸣。祝寿典礼在军校广寒宫礼堂举行，礼堂内布置得五彩缤纷，富丽堂皇。蒋介石和宋美龄在鞭炮声中走上主席台。台下前几排坐着各地军政大员，后面是洛阳军分校学员。蒋介石夫妇在台上喜气洋洋地频频向台下招手，全场起立鼓掌，气氛颇为热烈。
祝寿典礼开始后，先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特派代表致祝辞，盛称蒋介石统一全国，消除赤患的“丰功伟绩”，以及对党国的伟大贡献。蒋介石正襟危坐，不时左顾右盼，沉稳中显露出得意的样子。
特派代表致辞后，各地军政大员相继登台为蒋氏歌功颂德，献媚一番，最后由蒋介石致答辞。
祝寿典礼完毕后，张学良、阎锡山走进蒋介石的小客厅。蒋介石朝两位呶呶嘴，示意他们坐下，他自己也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面朝阎锡山问道：
“百川，近来河防怎样，共匪还经常过河袭晋西吗？”
阎锡山赶快回说：“共军撤回黄河西岸以后，目前河防倒还平静。”
老谋深算的阎锡山瞟了张学良一眼，话锋一转，道：“今天，委员长五秩华诞，洛阳冠盖云集，颇有‘八方风雨会中州’之盛啊！”
蒋介石哈哈大笑：“全凭大家，全凭大家。……”
张学良便接过话题说：“现在国难当头，民生凋敝，老百姓愿捐资热忱支援抗日，拥戴您领导国军收复失地，把日寇赶出中国去。”
蒋介石正色道：“抗日，又是抗日！我给你说过多少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共产党就在你们身边，而日本远在千里之外，我们必须先消灭眼前的敌人，免除后顾之忧，然后再去解决远处的敌人。你怎么置党国利益于不顾，把剿共放到一边呢？共匪已成强弩之末，只要大家努力，短期内不难彻底消灭，永绝后患。”
“消灭共匪，谈何容易！我和共军作战一年了，不但没有消灭，反而被人家吃掉了3个师。”张学良不以为然地说。
“那是你三心二意，意志不坚！更应由此吸取教训。”蒋介石声色俱厉。
张学良争辩说：“广大官兵的家乡沦入敌手，不图收复，却叫我们到西北来剿共，你叫我们的意志怎么坚决起来？而共产党却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我们的官兵听了怎能不动心！8年来我跟随委员长，爱护之心始终如一，希望委员长能采纳忠言，千秋万世留下美名。否则，即使我本人愿效忠到底，部下也不肯听命。……”
“一派胡言，不要再说了！”蒋介石不愿再听下去，转过脸问阎锡山：“百川，你说大敌当前，哪个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阎锡山道：“这个问题嘛，依我看应该是日本鬼子。委员长，汉卿讲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实行全民族的抗日，是舆论所归，人心所向，我以为是很有道理的，这也是当今中国的唯一出路。”
蒋介石拍案而起：“我现在只要你们回答一句话，到底是我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应该服从我？”
阎锡山为缓和紧张气氛，连忙陪着笑说：“委员长是最高统帅，我们当然应该听委员长的。”
“既然如此，那我告诉你们，在杀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我决不谈抗日之事。你们若是非要坚持，那就等我死了之后，再去抗日好了！”蒋介石说罢拂袖而去。
次日，蒋介石在洛阳军校纪念周上，有所指地骂道：“共产党不要祖国，不要祖宗，主张停止剿共的人，也不要祖国，不要祖宗。共产党是大汉奸，是要亡中国的，这种敌人不打，还侈谈什么抗日？当面的敌人不打，偏要打远处的敌人，这种军队有什么用处？勾结日本者，是汉奸；勾结共产党者亦是汉奸，……”
张学良坐在前排，心情极为沮丧。蒋训话完毕，张学良回到住所，吩咐随行副官：“收拾东西，回西安！”
11月17日，蒋介石飞往太原，同阎锡山和绥远省主席、35军军长傅作义谈话，命令他们迅速结束绥东抗日战争，以免影响“剿共”决策。尔后蒋又派陈诚到绥远前线，监督和制止绥远军民的抗战活动，并指示傅作义迅速抽出手来，准备“剿共”。由于蒋介石的三令五申，绥远抗战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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